錢穆 一生為故國招魂

錢穆／ 1895—1990 ／　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曆史學家，國學大師，曆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齊魯大學、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 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 年，移居台灣，在台灣中國文化書院（今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任職，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

20世紀30年代，北大校園，下午臨近一點，本是學生們倦怠困乏的時刻，而此時的梯形禮堂卻是熱鬧非凡。這是一間比普通教室大三倍的禮堂，300多人滿滿當當地擠在裏麵，“坐立皆滿，盛況空前”。這樣的盛況，每周都會出現兩次，每次持續兩個小時，中間不間斷。前來聽講的學生中不乏其他院校慕名而來的。而如此吸引大家的，竟是一門聽上去很容易讓人感覺枯燥的曆史課：中國通史課。

踏著上課的鍾聲，風度瀟灑的錢穆推門而入，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隻見他穿一襲灰布長衫，攜著幾本書徑直走向講台，一副金屬細邊眼鏡後麵，兩眼炯炯有神，十分自信。錢穆走到講桌旁，將書打開，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著頭，對那滿堂的學生一眼也不看，自顧自地用一隻手翻書。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鍾以上，這時全堂的學生都坐定了，聚精會神地等著他。

錢穆不翻書了，抬起頭來，滔滔不絕地開始講下去，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複申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每講到得意處，他像和人爭論問題一樣，高聲辯論，麵紅耳赤，在講台上龍行虎步，走來走去……

自學名家

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父親去世的第二年，兄弟二人不負父望，雙雙考入常州府中學堂。

後來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停辦，1911年，學習成績優異的錢穆輟學在家，時年16歲。因為家境困難，不久他便到三兼小學任教，開始了長達10年的鄉教生涯。自知上大學無望，他便立誌自學，從此發奮苦讀，“夏暑為防蚊叮，效父納雙足入甕夜讀”。一次讀到《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也如此要求自己。同時，他仿照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的經驗，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書，中間讀閑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

錢穆通過10年鄉教苦讀，探索出獨特的治學方法和治學門徑。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學。他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不同於西方學問的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的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最後融而合一。

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錢穆對他的觀點十分懷疑，用縝密的考據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1930年，錢穆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轟動一時，一掃劉歆編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各大學的課程原來都采用康有為的學說，這年新學年開學紛紛停用，開始采用錢穆的觀點。

正是在這一年，錢穆在顧頡剛的大力推薦下，應聘到燕京大學任教，從此人生發生重大轉折。1931年，錢穆正式應聘北京大學，成為北大教授。錢穆剛到北大，又接到清華聘書，燕京大學和師範大學也堅請他兼課。盛情難卻，錢穆隻好在4個大學之間奔波。在北京4所著名大學執教，他卻是一個連高中都沒有畢業的自學者，一時名動北京。此時的錢穆隻有36歲。

北胡南錢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

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麵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大課堂的神誌。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幾如登辯論場”，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係、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讚錢說，彼此爭論不斷。有一次，讚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後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裏，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相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麵，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

溫情與敬意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時時躲避不斷空襲的混亂中，開始準備撰寫《國史大綱》。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70公裏的宜良縣岩泉寺裏，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並於1940年出版。他強調，“國民當知國史”，由此方能建起信仰。因而，他倡導對“本國以往曆史”，須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如此才不會產生“偏激的虛無主義”。

1949年，錢穆到達香港後，即創辦新亞書院，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他秉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經世救國的抱負，曾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

新亞之名，即為錢穆提倡“新亞洲”的誌願，以此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之後，崇基、新亞、聯合3家書院合並時，錢穆堅持國家民族立場，向英國政府極力爭取，提議在香港這個特殊地區，使用中文作為新大學的名稱，這便是現今的香港中文大學。

一生為故國招魂

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錢穆10歲時，中學的一位體育教師曾告訴他，《三國演義》之類的書籍“可勿再讀”，因為“此書一開首即雲：‘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曆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

此番話給年幼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從此“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的問題“圍困”了錢穆的一生。他最終回歸到了中華民族文化中，並給予了高度評價：“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錢穆一生著述54部，共計1700多萬字。晚年目盲，依賴夫人胡美琦查閱舊籍，引述成文。稿成後，再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最後一部著作《晚年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

錢穆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3個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

1967年10月，72歲的錢穆偕夫人遷居台北。在蔣介石的高度禮遇下，他們住進了外雙溪東吳大學旁一棟雅致的別墅式兩層樓房，該樓由胡美琦親自設計，錢穆取名“素書樓”。

1986年錢穆生辰那天，91周歲的他在素書樓裏為弟子們上了“最後一課”，並留下最後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此時的他，猶如50多年前，在北大的階梯禮堂裏，麵對著300多青年學生**洋溢地講授中國通史課一樣，依然是神定氣足，雙目炯炯。那眼睛裏的光芒，好像把在場的所有人的心都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