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1893—1988／　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民、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等。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裏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係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裏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

不肯落俗套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小學，學的是ABCD；隻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

14歲時，梁漱溟入順天中學堂，與張申府、湯用彤同學，他的作文成績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點是總喜歡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一位王姓國文學生對此很反感，批語為：“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而後來的一位範先生卻偏偏賞識，以“語不驚人死不休”褒之。

梁漱溟聲稱自己最大的愛好便是思考問題，他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閑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裏似乎什麽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

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刹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他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麽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隻有誌業，沒有職業

1912年，梁漱溟19歲時，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成了一個革命者；隨後又當了《民國報》的編輯及外勤記者，專跑國會，研究西方政治體製在中國的應用。但是，同一段時間，他卻因人生問題之困擾兩度欲自殺，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學，一度想出家當和尚。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漱溟曾經杜門研佛三年。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座席。在北大的7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兩年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1918年，誌在“殉清”的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前，最後問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他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父親欣慰地點頭：“能好就好啊！”此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繼續探尋人心與人生的真諦，因為“佛學隻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

讓梁培寬記憶猶新的是，父親曾這樣表述自己：“隻有誌業，沒有職業。”就是說隻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隻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中國最後一位儒家

1917年，梁漱溟報考北大，沒有考上。蔡元培讀到梁漱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一文後，認為他功底很好，前途無量。當得知其沒有被錄取時，他深為惋惜，說：“梁漱溟想當學生沒有資格，那就請他到北大來當老師吧！”起初，梁漱溟不敢應承，蔡元培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麽你知道有誰能教印度哲學的呢？”梁漱溟說不知道，最終接受聘請。

他出任北大講師後，不僅很快勝任了教學工作，還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轟動了中外哲學界。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即“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

1924年，31歲的梁漱溟辭去北京大學教學職務，遠赴廣東，開始尋找“中國問題”的答案，探尋中國的出路並付諸實踐。他後又離開廣州，“帶了一幫人從南到北”，開始了一場以鄉村建設運動為主題的考察之旅。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我是一個要拚命幹的人！”不過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心願。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曾與梁漱溟有過十餘次長談，他稱梁為“中國最後一位儒家”。馬歇爾、司徒雷登見梁漱溟形（光頭）與神（為民眾奔走），稱他為“中國的甘地”。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構思宏大的社會改造試驗，嚐試將西方現代化的優點與中國文化的優點融合起來，為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

行雲流水，不足掛齒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麽。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幸躲過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家被抄時，他隻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經是夏末秋初，天氣開始變涼，衣物被抄走，他隻能把洗臉毛巾係在腰間，以免著涼。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鬥，他也曾“坐飛機”，回來後一身汗水。

後來，他在和艾愷教授談到這一段時，隻是淡淡地說：“當時心裏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94歲時，有人問梁漱溟對近幾十年中所受苦難的感受，他的回答是：“行雲流水，不足掛齒。”

這個世界會好嗎？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我隻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麽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麽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時長達6個月的分小組批判，然後是2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1976年，“四人幫”垮台，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與父親梁濟一樣，曾經積極投身反清革命，後來卻對新政局失望的梁漱溟，也曾經兩次試圖自殺，幸而都被友人及時發現挽救了回來。1980年，美國學者艾愷教授找到梁漱溟，跟他連續十餘次訪談，最後整理出來的，書名為《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恰恰是當年父親最後問他的那句話，他一生都不曾停止思索。

1988年6月23日，95歲高齡的梁先生坦然告別人世，留給人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學家張岱年由此感喟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人民日報》刊發悼念文章，稱他為“一代宗師誨人不倦，一生磊落寧折不彎”。馮友蘭撰寫挽聯：“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麵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寥寥數語，勾勒出梁漱溟直言、躬行的不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