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橫 富民族大義的學者

連橫／1878—1936／　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生於台灣台南，祖籍福建漳州龍溪縣，日本侵占台灣時期台灣著名的曆史學家、詩人。代表作有《台灣通史》《台灣語典》《台灣詩乘》和《大陸詩草》等。

1920年，《台灣通史》上、中冊在台北相繼出版，次年，下冊也隨之付梓。此書一出，全島風行，不僅結束了“台灣三百年無史”的曆史，也使日本侵略者大驚。日本侵占台灣之後，為了了解和治理台灣，早就想編寫一部台灣曆史，並在總督府下設置了專門機構，但因為作之不易，積久不能成事。連橫之書一出，日本人立即為其才學傾倒。

雖然他們甚不滿於連橫的立場，但此書也正應他們需要，於是兩代總督為之題詞“溫故知新”與“名山絕業”。民政長官下村宏序中雖不得不承認，“氣象雄渾，筆力遒勁，論斷古今，吾幾不能測其才之所至”，但又無法忍受作者磅礴的民族正氣，恨恨地稱“餘頗為雅堂氏惜之”。督府當局自覺才力難匹，再也沒有出版類似著作。

過去中國的地方誌，都是以中央統治者的立場編寫的，而連橫是以台灣為中心來修史的第一人。他修撰台灣曆史的願望，發端於他13歲那年。當時，其父連永昌有感於山雨欲來，似懷著未雨綢繆之思想，買了一部《台灣府誌》送給他，並鄭重地說：“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這是一部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方誌，連橫讀後“頗病其疏”，萌發了最初的糾正之念。

乙未割台後，連橫看到日本侵略者為了泯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竭力棄毀台灣的曆史文獻，有意偽造虛假的曆史愚弄當地民眾，感於“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的古訓，立下編寫一部貫通台灣千年曆程的信史的宏誌。但正如連橫所言，“修史固難，修台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除了個人修史難以具備的客觀條件外，侵略者的虎視眈眈更是每一個寄身於此的人不能不小心提防的。從1906年開始，他花了整整12年的時間網羅舊籍，博采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直至1918年，終於寫成60萬字的《台灣通史》，得以告慰先人，名聲大噪。

《台灣通史》為文言紀傳體史書，略仿司馬遷《史記》之法，凡36卷，為紀4、誌24、列傳60，共88篇，都60萬餘言，完整地記載了台灣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290年可以確鑿稽考的曆史。他將曆史敘述的重心放在民間活動的題材，而且記載了很多盜匪式人物的故事。其中，表則附於諸誌之末，圖則見於各卷之首，也是作者的創舉。

由於日本政府的阻撓，《台灣通史》當時未獲在大陸發行。連橫的知音章太炎讀後歎為“必傳之作”。直到抗戰將要勝利的1945年春，此書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在大陸重印出版。20世紀80年代，大陸中華書局又出版了這部著作。

浪吟詩社

1878年2月，連橫出生在台灣台南的一個富商之家。他是著名抗金英雄連南夫的第24世孫，清初其先祖從故鄉福建龍溪移居台灣。他自幼在家塾發蒙，受喜愛曆史的父親連永昌影響很大。12歲那年，父親因家裏人多擴造了祖居，又買下左鄰一位官宦的別業—宜秋山館，作為他們兄弟的讀書之地。連橫曾這樣回憶幼時的讀書環境：“地大可五畝，花木幽邃，饒有泉石之勝。餘少時讀書其中，四時鹹宜，於秋為最。宜賞月，宜聽雨，宜掬泉，宜伴竹，宜彈琴，宜讀書，宜詠詩，無往而不宜也……”

連橫在這樣幽雅的家園中無憂無慮地成長，但到18歲時，家難、國難接踵而來。1895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將台灣割讓日本。父親因故鄉淪亡悲憤不已，於同年8月14日辭別人世。台南陷落不久，日本政府相中城北環境，要在此地建造法院、宿舍，征購了連家祖屋。於是，連氏家族被迫別離了已經聚居二百多年的故宅，流散四方，連橫一家也遷到了城西。

1897年，連橫已長大成人，不能忍受侵略者的橫暴，孑然一身來到大陸，進上海聖約翰大學求學。但不久，母親令他回台完婚，他不忍拂逆寡母的意願，隻好返家迎娶。夫人沈璈，出身於一位寄籍台南的大陸富商家庭，知書識禮，溫順賢惠。夫妻情感甚篤，連橫沉浸在婚後的幸福中，一時不再做遠遊之想。

然而，美滿的家庭生活不能撫平連橫心中的痛楚。新婚不久，連橫便開始習詩，手錄《杜少陵全集》，深得杜詩三昧，遂成為蜚聲全台的詩壇名家。不久，他與10位詩友結成日本侵占時期台灣的第一個詩社—浪吟詩社。隨後，詩社如雨後春筍似的在全島各地出現，最多時數量超過100個。島上一時詩風大盛，曆40年而不熄，這種現象在台灣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當時中國各省區也是唯一的。

福建日日新

1898年，連橫被台南的一家報社—《台澎日報》（後改為《台南新報》）聘為漢文部主筆，他的報人生涯由此開始。他利用這一條件，不斷地在報紙上發表一些精粹的小文章，介紹台灣各地的山川、古跡、物產、風俗等，喚起人們的鄉土之戀。同時，他收集了許多民主國和台南抗日政府的文告，這些在戰火中幸存的斷簡殘楮，成為他日後寫作《台灣通史》時參考的珍貴史料。

1902年，連橫再次來到大陸。但一到廈門，看到晚清官場的腐敗萎靡景象，他又十分失望，深感清朝政府不足有為，不久又返回台灣。經過此行，他服膺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綱領，將光複台灣的希望寄托在祖國的複興上，開始參與推翻清朝的鬥爭。

1905年，國內政情出現新的發展，連橫在彼岸覺察到了這種變化，便攜眷移居廈門。他在那裏辦了一份名為《福建日日新報》的報紙，以激烈的言論宣傳革命排滿思想。南洋的同盟會人士得知這一消息，派了一位閩籍會員前往，準備將它改為同盟會機關報。而清朝官府卻感到猶同芒刺在背，必欲撲滅而後安。

有一天，連橫正在理發，清吏聞風而來。幸好他得到內線及時通報，急遽走避，其時他頭麵須發尚未剪理完畢。清朝政府幾度搜捕不獲，最後竟串通駐廈日本領事館，強行將報館封閉。正在這時，連橫忽接嶽丈沈鴻傑在台去世的訃告，於是不得已又回台灣。次年，連橫與詩友創立南社。1908年舉家遷徙台中，隨即加盟台灣報界的另一中心—《台灣新聞報》。

劍氣簫心一例消

1911年秋，憤懣的連橫大病一場，幾至不起。此時，辛亥革命發生了，他的精神為之一振，心中充滿了希望。次年，34歲的連橫第4次前往大陸，行前以家事囑托沈夫人，做了義無反顧的準備。他取道日本到上海，每日與聚集在那裏的悲歌慷慨之士、翰墨詞林之客往來，抵掌而談天下事，縱筆為文，意氣軒昂。

他登臨雨花台，拜謁明孝陵，瞻仰秋風亭，祭奠烈士墓，以詩憑吊有功於民族革命的洪秀全、朱元璋、秋瑾以及辛亥之役中死難將士：“萬歲呼，甘馳驅，武昌一戰誅東胡，共和之國此權輿。”然而民國初年的現實，畢竟不能契合連橫的憧憬。當聽到武昌首義誌士張振武等人被袁世凱、黎元洪誣殺，他頓時受到打擊，不顧時忌，為詩直斥此二人的行徑：“君不見彭越醢、韓信俎，古來冤獄無時無！”

1913年春，連橫為參加華僑選舉國會議員來到北京。不久，他開始周遊全國各地，先出居庸關，入張家口，穿大境門，至陰山之麓而返。然後，他又沿京漢路南下，過邯鄲，臨廣武，登大別山禹王宮，升武昌黃鶴樓，順流而下，遊覽沿江各地。入秋後，更渡黃海，曆遼沈，觀覺羅氏之故墟，尋舊俄之戰跡，最後來到吉林，曾先後任事於《新吉林報》和《邊聲》兩家報紙。

此次出關，連橫本是為了實現他多年來一直縈繞夢中的“棄儒酬壯誌，今日有經童”的理想，但關外的風氣同樣不能使他振作，他很快就感到“劍氣簫心一例消”。那時，二次革命已經失敗，民國之初帶來的光明前景已逐漸暗淡。次年春天，他上書北京清史館，自請修撰華僑誌。不久接到館長趙爾巽的聘書，他再次來到北京。朝夕與一群遜清遺老相對，連橫的心情並不愉快，但借機閱讀了清室有關台灣的全部檔案，這給他後來編寫《台灣通史》帶來莫大幫助。不久，他便以“老母在堂，少婦在室，馳書促歸”為由辭去館職，於1914年冬回到台灣。

富民族大義的學者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根台灣，心懷大陸”的連橫努力發揚中華文化，著有《台灣語典》和《大陸詩草》等，並整理了《台灣通史》一書，聲名遠播，被譽為“台灣文化第一人”。他也成為台灣史學上最受爭議的人物，台大曆史係吳密察教授曾說：“如果用所謂史實的錯誤去挑他的話，書中的每一頁都有錯。他不隻是有錯，還造假，如《告荷蘭首將書》就是他假借鄭成功的名義寫的。但問題是，《台灣通史》是一套要發揚種性的、試圖幫台灣形成論述的書，因而不能把它當考證書來看，而要當作思想書來看。”

1918年，在完成《台灣通史》以後，連橫於次年移居台北，受雇於華南銀行的發起人林熊征，幫忙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返的文牘。連橫曾積極參加由蔣渭水、林獻堂等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為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做出了貢獻。1924年至1925年，針對日本在台灣的同化教育，連橫創辦《台灣詩薈》雜誌，提倡中國詩文，鼓舞中華民族精神。1928年，連橫又開辦了雅堂書局，專賣中國書籍與文化用品，以抵製日本書籍。但他也曾因發表“鴉片有益論”，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其一生的憾事。

1936年春，連橫罹患肝癌，6月28日在上海病逝，享年58歲。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故土淪陷之恥，不忘恢複故土之誌，囑咐兒子連震東：“今寇焰逼人，中日終必有一戰。克複台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不到兩個月，連震東誕子，因名之為“戰”。當年，連橫抱著“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的民族責任感，“若涉深淵，彌自儆惕”，最終讓台灣在漫漫的時間長河裏，從此有清晰的記憶，而今天台灣的曆史，日後又將如何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