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 學術界的“老頑童”

金克木／1912—2000／　字止默，筆名辛竹，安徽壽縣人，著名文學家、翻譯家，與季羨林、張中行、鄧廣銘一起被稱為“未名四老”。代表作有《梵語文學史》《金克木散文選集》《天竺舊事》《印度文化論集》等。

1935年，北京大學外文係法文閱讀課，法籍教授邵可侶每次布置作業，總有一份完成得很好、非常正確和詳盡的作業答卷交上來，但從來沒有寫過名字。開始他並沒有太多關注，認為可能是外文係其他組來旁聽的學生做的；以後經常看到這樣一份堪稱完美的作業，他就想知道這個學生到底是誰。

有一天，邵可侶想出一個辦法，他不再在下課時順手把看過的作業轉交給前排的學生傳發，而是下課前自己親手發到每一個學生手中。發到最後，隻剩下那份沒有寫名字的作業時，終於從教室後排座位上走過來一個年輕人。邵可侶打量著這位學生，隻見他瘦瘦的，怯怯的，一副十分抱歉的樣子。邵可侶問他是外文係哪個組的學生，年輕人回答說既不是外文係的，也不是北大的，而是校外的旁聽生。邵可侶聽完很愕然，深受感動，立即把自己的住址寫給他，約其下午到寓所詳談。

當天下午，金克木如約而至。經過詳談，邵可侶知道他是一個自學青年，沒有工作，隻是寫詩向各報刊投稿，拿點微薄的稿費維持生活。為了自學法國文學，他才來北大旁聽法文課。邵可侶深為他的苦學所感動，拿出幾十元錢給他作為生活補助，叮囑他安心繼續聽課，同時請他每周來一兩次，幫忙處理一些文字工作。

後來，當邵可侶得知金克木不得不再次搬家時，立刻建議他到自己的四合院裏去住，不收房租，不管吃飯。金克木由此有機會參與到邵可侶的交際活動中，用法語跟他們交流，法文不知不覺地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位僅有小學文憑的自學青年，日後更是走向了大學的講台，成為學術界的大家與典範。

打開知識寶庫的大門

金克木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晚清秀才，當過縣官，59歲有了金克木，非常高興。生母是家中的一個丫鬟，地位不高。金克木3歲時，父親去世，他既沒有夥伴，也沒有玩具，“這個家庭的景象是安靜、和平、寂寞、單調的，連小孩子也沒有生氣，一片死氣沉沉”。童年的好奇心被長久地封閉著，直到大嫂開始教他學第一個字—人。

在大嫂的熱心教導下，金克木開始記誦《三字經》。後來接受過新式教育的三哥，繼續指引他學習中國第一套新式教科書—戊戌變法後商務印書館編的《新學製國語教科書》，“書中文體當然是文言，還很深，進度也快，可是每課不長，還有插圖。裏麵有破除迷信的課文，也有故事”。這促使他對書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凡是到手的書都看，“想通過書本進入一個又一個世界”。

在安徽壽縣第一小學畢業後，金克木隻讀了一年中學，便因家道徹底敗落而不得不輟學。為了支撐家庭，16歲的金克木托人介紹，開始在家鄉教小學，養活自己和母親。然而，他內心一直渴望可以繼續求學，1930年，18歲的金克木終於離開家鄉，經上海到達北平。臨別時，三哥對他說：“一定要想法子上大學，不要念中學了，家裏供不了那麽多年。”

要上大學，必須要有中學文憑，金克木卻隻拿過小學文憑。懷揣著僅夠吃飯、住宿的錢，他無力通過插班的方式考取高中畢業證，上大學的夢想被擊碎了。有一天，彷徨的他遊逛到宣武門內頭發胡同，突然發現了一大寶藏：市立圖書館。他眼睛發亮，雖然還有些遲疑，但巨大的**最終使他跨了進去。從門房領到一個牌子，接著進門，不看文憑，也不收費。

這個圖書館，使讀書青年金克木有了歸屬感，他覺得那兒就是他的新家，是他的大學。此後，他幾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裏麵看書，大開眼界，“補上了許多常識，結識了許多在家鄉小學中聞名而不能見麵的大學者、大文人的名著”。後來，金克木曾深情地說：“如果沒有這所圖書館，我真不知道怎麽能度過那飛雪漫天的冬季和風沙卷地的春天，怎麽能打開那真正是無窮寶藏的知識寶庫的大門。”

探尋迷宮裏的珍寶

發現圖書館這一寶藏後，金克木就利用一切機會博覽群書，勤奮自學，翻閱了諸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引論》等外國書籍。這些被翻譯成文言的譯本，讀起來簡直不知所雲，金克木琢磨：“外國人原來一定不是這樣講話的，外國書不看原文是不行的，變成中文怎麽這麽奇怪，不像是有頭腦的人在說話。”這個念頭，也就成了他學習各種語言的開端。

隻跟三哥學過一點兒英文的金克木，當時還不知道可以去大學裏旁聽，偶爾看見有一家人家的大門上貼了一張紅紙條：“私人教授英文。”進去一問，知道老師是一位30多歲的人，在家裏教幾個學生，課本由學生自己選，學費是一個月4元。金克木馬上報了名，並到西單商場書攤上買來英文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開始學習英語。

學習英語的初期，金克木好像進入一個巨大的迷宮，好奇心和**推動著他往前走。金克木希望老師給推薦一本英文教科書，老師推薦的是《阿狄生文報捃華》。老師對他說：“富蘭克林學英文就是念的阿狄生。”這就更讓他覺得自己進入了一個富饒的迷宮，裏麵有無數的珍寶要他來開發。無意中，他還調動起老師的**，教學漸漸變成了討論，討論又發展為談論。

就這樣，金克木在1個月的時間內，探到了老師在大學4年中所教的英文要點和心得。此後，金克木又以同樣的“探寶”**，學好了法語、世界語、梵語等多種語言，成為名副其實的語言學大師。

尋求文化的憑借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華北吃緊，北平難以再待下去了。金克木雖無中學和大學文憑，但有多門出色的外語本領，又擅長寫作，此時，由於國立湖南大學缺法文教師，精通法文的金克木終於走上了大學講台。前任老師留下的課本是用英文講法文的外語書，以這樣的課本來教中國學生，難度似乎很大，但金克木教得很精彩。

他認為，學習首先要明確目的，之後是找到達到目的的有效快捷途徑，而重要的方法，便是“尋求文化的憑借”。他將知識和能力視作有層次的積累的係統，無論是語言還是文化都隻能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或改變。學外語是接觸第二種語言和文化，有意無意都得結合第一種，因而了解外國文化便會事半功倍。

在這段時間裏，他還與施蟄存、戴望舒、徐遲等詩人交往，創作詩歌。24歲那年，他出版了詩集《蝙蝠集》，在新詩界卓然成為一家。同時，好奇心強烈的他一邊閱讀漢譯佛藏，一邊跟隨印度著名學者喬賞彌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此後，他曾隨迦葉波法師學習《奧義書》，又曾協助戈克雷教授校勘《集論》梵本。從此，金克木走上梵學研究之路，赴印度留學，逐漸在學術界初露頭角。

1946年，金克木從印度回國，吳宓教授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梵文，沒想到學校安排他到哲學係教印度哲學。吳宓很擔心，但金克木很自信。他認為，自己在印度度過幾年，多少了解一點兒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的情況，又花過功夫翻閱漢譯佛典，“所以自認為有把握”。果然，他再次證明了自己的實力，1948年後任北京大學東語係教授。

學術界的“老頑童”

金克木隻是小學畢業生，但在文化界，絕對是一位知識淵博、中外融通的大師級人物，與季羨林、張中行、鄧廣銘並稱為“未名四老”。對於自己的低學曆，他向來不忌諱，常在別人麵前自稱自己“不是專家，也許可稱雜家，是擺地攤子的，零賣一點兒雜貨。我什麽都想學，什麽也沒學好，談不上專”。

他確實是以“雜”家著稱：精通梵語、巴利語、印地語、烏爾都語、世界語、英語、法語、德語等多種外國語言文字；他曾僅靠一部詞典，一本愷撒的《高盧戰紀》，就學會了非常複雜的拉丁文；他除了在梵語文學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學、美學、比較文學、翻譯等方麵也頗有建樹，為中國學術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張汝倫評價道：“比起曆史上的雜家，金克木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學問之雜，前無古人是可以肯定的，後無來者也可以基本斷言，除非人類最終能擺脫講究‘專業’的時代。”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平原說：“像金先生那樣博學的長者，並非絕無僅有；但像他那樣保持童心、無所顧忌、探索不已的，可就難以尋覓了。以‘老頑童’的心態與姿態，挑戰各種有形、無形的權威—包括難以逾越的學科邊界，實在是妙不可言。”

1949年以後，金克木和季羨林一道，培養出中國年輕一代的梵語學者，他寫作的專著《梵語文學史》成為學習印度文學的必讀課本。他早年即同數學大家華羅庚很談得來，還曾就具體的數學問題請教過丁石孫，並能從丁石孫的解釋中判斷出他所擅長的數學研究領域。金克木曾很有興趣地鑽研過費爾馬大定理等數學問題，在臨終前不久寫的一篇文章中就涉及高等數學的問題。

晚年，金克木雖出行不便，但他對新思想、新事物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很高，對社會和時代的變革無不具有了解，在《讀書》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討論各種學術文化問題，影響很大。臨終前，他注意到正在進行的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指出：“人類在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大的麻煩，如不慎重從事，在改造自身的過程中也可能會出現更大的麻煩，但是我已經看不到了。”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他的臨終遺言是：“我是哭著來，笑著走。”這位學術界有名的“老頑童”，終生用“探秘”的方式不懈探尋，致力於解答世界上的任何學問。他“笑著”離去，應該是不僅滿意於身後這個世界已獲得的“舊知”，而且也是滿懷著同樣的好奇心，去擁抱前方那個世界充滿**的“新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