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 真情、真實、真切

季羨林／1911—2009／　字希逋，又字齊奘，山東省清平（今臨清）人，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是北京大學終身教授。代表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糖史》和《牛棚雜憶》等。

1936年春，德國大學城哥廷根，到處洋溢著濃厚的學術氣息。行走其間，25歲的季羨林卻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中。初到德國留學的他，麵對學習科目的選擇始終懸而未決，前路一片迷茫。但他鄙薄魯迅曾諷刺過的那些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博士學位，回國卻大談康德和黑格爾的博士，下定決心不走捷徑，不寫有關中國的論文。

有一天，他走到大學的教務處去看教授開課的布告，偶然間看到瓦爾德施米特教授（Prof. Waldschmidt）要開梵文課，一下子勾引起他舊有的興趣。早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讀書期間，他便旁聽了陳寅恪開講的佛經翻譯文學課，由此燃起對梵文和巴利文的興趣，可惜當時陳寅恪表示教不了梵文。如今在異國他鄉看到梵文課的布告，季羨林喜出望外，當即下定決心研究梵文，“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

就這樣，季羨林成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唯一的聽課者。他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同時選擇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作為副修，並加學南斯拉夫文。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季羨林學習異常勤奮，“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梵文作為一種在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語法最複雜的古代語言，其“形態變化之豐富，同漢語截然相反”，季羨林曾抱怨“梵文真是鬼造的！”，但始終沒有放棄。

1940年12月和1941年2月，季羨林分別在論文答辯和梵文、斯拉夫文、英文口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然而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他隻得留滯哥城。10月，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和梵語，他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到了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饑餓地獄中”掙紮，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隻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縈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裏，幻出母親的麵影”。

永久的悔

1911年8月，季羨林出生在山東省清平縣（現臨清市）的康莊鎮官莊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家境異常艱苦。祖父母早亡，留下了父親等兄弟3個，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季羨林出生後，家境仍然異常艱苦。據他本人回憶，一年到頭吃白麵的次數有限，平常隻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裏煮水，醃鹹菜；什麽香油，根本見不到。

有一年夏天，吃完了飯以後，季羨林又偷了一塊白麵餅子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要打。他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逃到房後，往水坑裏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他，他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他曾說：“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4歲起，季羨林開始隨馬景恭識字，6歲時被叔父接到濟南。從此，他遠離家鄉，曾有幾次從夢裏哭著醒來，而離開母親則成為他一生“永久的悔”。叔父雖未受過正規教育，卻思想開明，先是讓季羨林在私塾裏學習，後來送他進入一師附小。此外，叔父還出錢讓他課餘去學英語，學古文，一直要到晚上10點才能回家。1919年，適逢五四運動起來了，當時的校長是維新人物，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其中有一篇名為《阿拉伯的駱駝》的課文，季羨林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愛不釋手。

1929年，18歲的季羨林進入山東省立濟南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產生興趣。國文老師董秋芳是魯迅的朋友，還是著名翻譯家，對他影響很大，“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過耄耋之年，仍舊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也是在這一年，季羨林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隻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彭德華結為夫妻。

宛如一場春夢

1930年，季羨林同時考中了北大和清華，最終他選擇了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係。4年後，他以全優的成績畢業，但趕上叔父失業，全家經濟狀況極度困窘。在母校省立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後，他又考取交換研究生前往德國留學。原本隻有兩年計劃的他，因為戰爭突起，在哥廷根一待竟是10年。

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後來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其中，他曾師從德國西克教授（Prof. Emil Sieg）學習吐火羅文。第一次上課時，西克教授便鄭重宣布，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由此，季羨林也便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精通此種語言的人之一。

1945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他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著手創建東方語言文學係，同時發表了一係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1980年，離開哥廷根35年後，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他寫就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並將德國留學經曆寫入著作《留德十年》。

真情、真實、真切

季羨林曾說：“真情、真實、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則。”在北大校園裏，他經常穿一身洗得發白的卡其布中山裝，圓口布鞋，出門時提著一個20世紀50年代生產的人造革舊書包。他像一個工友，說話樸實，總是麵帶笑容；他像一個老農，聲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誰都可以推門而入，同他談話，如沐春風，絕不會感到緊張局促。

1986年，他寫了《為胡適說幾句話》一文，震驚文壇。當時在大陸，胡適還是個“反麵教員”，人人談“胡”色變，無人敢涉足這一“禁區”。有朋友勸他不要寫這樣的文章，他則認為，由於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對胡適的評價問題就不僅僅是對一個人的評價問題，而是一件涉及許多重大學術問題的大事。因而，他說自己有必要站出來說話，把真相告訴大家，還胡適以真麵目。文章發表後，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歡迎，由此開啟了重新評價百年學術史的先河。

後來，80多歲的季羨林曾到台灣訪問，大會上會議主席李亦園院士講話，說胡適晚年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長時，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飲茶聊天，李曾親耳聽胡適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季羨林乍聽之下，百感交集，他專程拜謁胡適墓地，鞠躬之後，悲從心來，思潮洶湧，眼淚自然流下。後來，他寫了一篇長文《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表達自己的愧疚：當年寫文章時，“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

我隻講勤奮

在大陸，季羨林被許多人尊重，並被一些人奉為“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近年季羨林走俏”。對此，他鄭重寫道：“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學界（術）泰鬥’和‘國寶’的桂冠摘下來！”他曾說自己的“人生三維度”，便是讀書、治學和寫作，唯一認同的也隻是“北大教授”和“東方學者”的身份。

他曾說：“我非常平凡，沒什麽了不起的，如果我有優點的話，我隻講勤奮。”季羨林的勤奮程度，少人可及。每天淩晨4點，北大朗潤園13號公寓的燈準時點亮，季羨林開始了一天的讀書學習，幾十年如一日，從無間斷。他曾說，如果一天不寫東西，到了晚上，就會感覺“像犯了罪一樣”。

為了專心研究，獨自過了16年，他才把家屬接來。即使“文革”期間做看門人時，他仍然暗自懷揣小紙片，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艱巨的兩部書—長達80萬字的《糖史》和長達數十萬字的吐火羅文A方言（焉耆文）的《彌勒會見記劇本》的譯釋，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當時為了寫《糖史》，在長達兩年的時間中，80多歲的他每天都要跑一趟圖書館，風雨無阻。

2003年冬天，92歲的季羨林住進了北京301醫院，從入院第一天起，將病房當作了書房。“隻要有一口氣，就得幹活兒”，他依然堅持每天6點起床讀書，筆耕不輟。但凡輸液，他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寫東西。由於眼睛必須保護，不能再看電視，他便訂閱了13份報紙和若幹大學的校報，由秘書李玉潔或護士念給他聽。直到2006年底，一部《病榻雜記》就這樣漸漸出來了。

去世前的幾天，他還在每天聽讀報，每天思考問題，寫下治學心得。2009年7月11日上午9時，季羨林在醫院辭世，享年98歲。他生前遺願是將骨灰分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還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為他生前曾跟好友約好要安葬在一起，“談一談生前不能談的問題”；而另外一部分，則由其兒子季承及家人一同帶回老家，與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羨林的部分骨灰在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官莊村安葬。至此，他終於實現了生前遺願—回到“母親身邊”。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貧賤不移，寵辱不驚。這位在戰禍不絕的年代背井離鄉的遊子，體味了顛沛流離的跌宕人生，而他用一生勤奮點亮的那盞明燈，成為很多人塵世間一處靜謐恬淡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