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 文化基座 馮友蘭 闡舊邦以輔新命

馮友蘭／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縣祁儀鎮人，著名哲學家，教育家，被譽為“現代新儒家”，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曆任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哲學係主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代表作有《新理學》《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等。

1934年11月28日，中午12時，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給馮友蘭打來電話，“囑稍候，勿外出”，然後就匆匆掛斷了。馮友蘭感到有點納悶，旋即有人來到辦公室，他正在疑惑不安中，被帶到北平公安局。

北平警察總監盯著眼前的這位清華大學教授，但見他留著一頭濃黑的長發，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馬褂，頗有道家氣象。隨即，警察將手銬給他戴上，從北平押送至蔣介石保定行營。當晚，馮友蘭被迫交代旅歐經過。

原來馮友蘭被錯當作共產主義分子了，而這種誤解，源自他剛剛結束的蘇聯之行。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多方人士對他積極營救，清華大學“共拍去六份電報，並開會討論此事”。

第二天上午，保定行營辦事人員出示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電報：“如無重大嫌疑，著即釋放。”一陣道歉後，他被釋放出來。後來在“貞元六書”中的一書中，他講到此事：“有事則長，無事則短。我在獄中雖然隻有一二日，出來以後卻有度日如年之感！”

安分守己者

1934年，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麽樣子。”

通過耳聞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回國後，他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做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見聞；另一次是以“秦漢曆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曆史唯物主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

於是，他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並予以逮捕、審訊。對於這次事件，1934年12月18日，魯迅在致楊霽雲的信中憤然說道：“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海闊天空我自飛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較為係統的哲學訓練。當時的北京大學，正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使馮友蘭眼界大開，並且深受影響。

1919年，馮友蘭赴美考察，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在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

馮友蘭認為人生境界有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西南聯大教書時，他在去授課的路上，遇到金嶽霖。金嶽霖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他回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上課去了。

馮友蘭晚年心境平和中正，自覺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也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四邊形期的混亂狀態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釋古派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上、下卷分別於1931年、1934年寫成，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完整的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

該書上卷剛剛出版，清華大學就將其列為“清華大學叢書”。進入這套叢書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審查者是當時學術界的泰鬥級人物陳寅恪和金嶽霖。陳寅恪在審查報告中寫道：“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

此書出版前，國內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書隻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一部，學術界紛紛關注和讚賞兩者的不同之處。馮友蘭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疑古派”相區別。然而，胡適並不認同他，曾言：“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馮友蘭字號）右者。”

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教室，經常擠得水泄不通，不但有許多他的學生，還有不少他的慕名者來旁聽。他上課旁征博引，揮灑自如，語言風趣，字字珠璣。可是他卻有口吃毛病，他的學生任繼愈回憶他說：“有點口吃，有時結一下，不是像人家很流暢；心平氣和，聲音很低，很平緩地講下去。”有的學生還開玩笑說，馮教授往往一句話已經在黑板上寫完，他的話還沒有講完。

貞元六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麵展開，馮友蘭暫避長沙，寫下這樣一首詩：“二賢祠裏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遊南嶽耳，江山半壁太淒涼。”

始終有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困厄隻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複興之時！”

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1939）、《新事論》（1940 年）、《新世訓》（1940 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係，馮先生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複興的堅定信念。

在《新原人》自序中，他曾明確地表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

1946年5月，西南聯大的使命結束，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撰寫了碑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後由聞一多篆刻，羅庸書丹，故其被稱為“三絕碑”。碑文氣勢磅礴，旨正意遠，文采橫溢，被公認為可與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比肩，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稱其為“二十世紀的一篇雄文”。

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

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馮友蘭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以及後來的曆次反右運動中，他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備受折磨。

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讚，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

得此“特赦”，馮友蘭才得以出了牛棚，勉強恢複自由。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他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直到尼克鬆訪華時，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他才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馮友蘭晚年寫自傳《三鬆堂自序》，對自己一生治學和做人、成績和汙點做了反省。說到懺悔，他自陳過去三十年中，“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季羨林稱其“晚節善終，大節不虧”。

闡舊邦以輔新命

馮友蘭晚年開始重新構建自己的哲學體係，此時他已目近失明，耳近失聰，自稱“呆若木雞”，然而記憶依然清晰。需要引用什麽資料，他憑記憶讓助手去某處查某一部分，然後由助手念給他聽，由他決定取舍，往往資料的出處竟然無大出入。

他決意要寫出自己的《中國哲學史新編》，裏麵有著信仰的支撐：“不依傍別人，隻寫我自己。”每天堅持從9點鍾開始工作，到後來由於行動不便，感覺太過費時，便堅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廁所。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中說：“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揚起來。”他曾撰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寫了掛在書房東牆，人謂“東銘”，與張載的《西銘》並列。

1990年7月，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最後一冊殺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歲生日到來之前幾日，他默默地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生前自撰塋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一聯現在就用甲骨文刻在馮友蘭的墓碑背麵，是對其一生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