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 最後一次演講

聞一多／1899—1946／　字友三、友山，原名聞家驊，又名多、亦多、一多。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新月派代表詩人。代表作有《紅燭》《死水》等，作品主要收錄在《聞一多全集》中。

1946年7月15日，昆明街頭，烏雲壓城，政治空氣格外緊張。此時，反內戰的聲浪已經席卷全國，而4天前李公樸被暗殺，更是引來全國抗議的滔天巨浪。這天上午，聞一多不顧親友的勸阻，毅然參加昆明學聯在雲大致公堂的李公樸追悼會。

同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昆明民主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在李公樸被殺後，聞一多已經知道自己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曾接到善意的“少出門”的提醒。甚至有國民黨特務在其家門口**裸地恐嚇：“聞一多，你的多字是兩個夕字，你命在旦夕了！”聞一多沒有退縮，而是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勇氣，拍案而起。

追悼會現場壓抑而緊張，安全起見，這次會上隻安排李公樸的夫人張曼筠講話。待李夫人的話剛一講完，聞一多一步躍上講台，忍受著連日饑餓帶來的折磨，做了題為《最後一次演講》的報告。他厲聲質問：“今天，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麽要殺死李先生？殺死了人，又不敢承認，還要汙蔑人，說什麽‘桃色案件’，說什麽‘共產黨殺共產黨’，無恥啊！無恥啊！這是當局的無恥，恰是李先生的光榮！”洪亮的聲音，激昂的神情，聞一多像一頭憤怒的獅子，一如留給人們的印象，“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眸子，破爛的長袍，帶著一根白藤手杖，出現在每一個集會中，每一次遊行中”。

聞一多的演講，點燃了民眾的萬丈怒火。此時台下的群眾振臂高呼，口號震天動地：“嚴懲凶手，還我公樸，爭取民主自由，反動獨裁、狗特務快滾出來！”接下來，聞一多又大聲說道：“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精彩的演講被一次又一次雷鳴般的掌聲打斷，同時，大家開始為他的生命安全擔憂。

此時，死神的腳步已然漸漸走近……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聞一多自幼聰明伶俐，5歲的時候開始念書。父母對其寄托了光宗耀祖的厚望，所以送其入學時徑直用了“聞多”兩字。由於好學，聞一多並不像一般孩子那樣好熱鬧，門外有人玩龍燈，或有結婚的花轎經過，聞一多就像沒聽見一樣，照樣專心讀書。家人有時管他叫“書呆子”，大家常說：“這個家驊呀，簡直給書著迷了嗬！”

1912年，聞一多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入校時，這位身著新棉襖，外罩黑色長袍，又套件皮背心的少年格外引人注目，雖然是土裏土氣的鄉下孩子，聞一多入學考試和新生分級考試成績顯著而令師生不得不刮目相看。同學們用諧音的英文詞Widow（寡婦）給他起了綽號，後來潘光旦建議他改名為一多，符合聞一多取消姓氏的主張，他立刻笑領了。

1916年，聞一多便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係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1919年五四運動時，異常振奮的聞一多，連夜用大紅紙抄錄嶽飛的《滿江紅》，貼到飯廳前的布告欄裏，鼓舞大家“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熱血青年應該馬上奮起。他被選進了清華學校學生代表團，並代表學校出席了全國學聯會議。

1922年7月16日，聞一多乘坐海輪，離開上海，緩緩駛向太平洋，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活。在美國，聞一多愛上了繪畫和詩歌，他開始與著名的畫家和詩人交往，逐步步入藝術的殿堂。愛國思鄉，**難抑，聞一多的詩情猶如火山噴發一樣迸發出來。到了第二年的9月，他便出版了第一本個人詩集《紅燭》，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

聞一多的詩，是他的藝術主張的實踐，開創了格律體的新詩流派。他的大多數詩作，猶如一張張重彩的油畫，他不僅喜用濃重的筆觸描繪形象，渲染氣氛，尤擅於在大膽的想象、新奇的比喻中變幻種種不同的情調色彩，再配上和諧的音節、整飭的詩句這些優美的藝術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詩成為一幅完整的藝術品。

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

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係主任。當時的青島是一個受殖民影響相當嚴重的海濱名城，日本人在此氣焰囂張，為非作歹。曾有青島大學學生在海灘上無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浪人反把學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麵向日本人諂笑，一麵打電話指責校方放縱學生。聞一多聞而大怒，一麵大聲疾呼：“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一麵找校長評理。在聞一多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警方不得不釋放學生。

1932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鬥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派係紛爭，風潮迭起，聞一多受到不少攻擊與誹謗，被迫辭職。他離開青島，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文係教授。當時的中文係主任為朱自清，兩位詩人兼學者開始論學共事，並且成為摯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後，聞一多開始了南遷的漂泊生活。在長沙短暫停留後，聞一多隨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進行南行，開始了長達3300餘裏的偉大遷徙。他戴著一頂普通的禮帽，穿著夾大衣，和學生們走在一起，一路上唱著《鬆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情緒慷慨激昂，曆時68天，最終來到昆明。

老朋友楊振聲曾半開玩笑地說：“一多加入旅行團，應該帶一具棺材走！”到達昆明後，聞一多驕傲地對楊振聲說：“假使這次我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然而，他沒有料到，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會是他生命的終點。

當尾巴有什麽不好？

1943年3月，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此書的發表，是失去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個前奏。在這本書中，蔣介石公開宣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製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聞一多看完了以後說：“《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麵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地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第二年秋天，在羅隆基和潘大逵（一說吳晗）的介紹下，聞一多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據學生尚土的回憶，聞一多加入民盟之後，便立馬找在聯大負責國民黨黨團的姚從吾，劈頭便說：“從吾，我已加入民盟，我們談談。”姚從吾問民盟的經費是不是延安那邊提供的，於是二人激辯3小時，弄得不歡而散。

聞一多的思想開始左傾，言辭激烈，不僅反對政府，連自己接受教育的清華也反對，“憎恨母校”，這引起聯大常委梅貽琦的不安和震怒。1946年4月，清華研究生進行考試，馮友蘭遇到聞一多，針對報紙上風傳的聞一多是共產黨的尾巴，馮友蘭問聞一多：“有人說，你們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尾巴，為什麽要當尾巴？”聞一多從容而幹脆地答道：“我們就是共產黨的尾巴，共產黨做得對。有頭就有尾，當尾巴有什麽不好？”

最後一次演講

在悼念李公樸的大會上發表完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後，聞一多下午又去參加了府甬道14號《民主周刊》的記者招待會，此時，他的行蹤早被特務盯上了。下午約6時左右，兒子聞立鶴接父親回西侖坡宿舍。當兩人行至半途，周圍死一般地寂靜。距離家隻有十多步時，忽然槍聲大作，跟蹤的數名特務手持美國進口的無聲手槍，從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朝聞一多和聞立鶴開槍。

聞一多應聲倒下，聞立鶴下意識地急忙撲上去，伏在爸爸身上，想用自己的身體遮住爸爸，可是槍彈連珠似的飛來。聞立鶴大喊：“凶手殺人了，救命！”然而周圍沒有人趕出來救他們，隻有幾個彪形大漢一排地站在二三十尺遠的地方，正在繼續向他們射擊。兩分鍾後，他們揚長而去。

聞立鶴掙紮著坐起來，胸口上3個槍眼湧出大股的血水，右腿被打斷，左腿也中了一彈，血水濕透了衣服。再看爸爸，聞一多“正憤怒地倒在血泊裏”，渾身“統是槍眼”，血像泉水一樣噴出來，麵色已經變黑了，手杖、鞋子和眼鏡散落一地。自始至終，聞一多“哼都不哼一聲”。

聞一多被暗殺後，舉世震驚。吳晗在上海被這當頭一棒的消息擊蒙了，“昏沉了大半天，才哭出聲來”。周炳琳在重慶獲悉聞一多被暗殺之噩耗，極為憤怒。他當即致函梅貽琦校長，要求追查此事，同時連同馮友蘭等33名西南聯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要求政府從速懲凶。

7月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聞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不顧危險執意出席，一開頭便激動地說：“聞一多先生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激起全國人民的同情。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他稱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

一年以後，吳晗寫道：“現在，你的聲音，你的文字，是我們的鼓手，是我們的旗幟了。……電光在閃耀，雷聲在轟隆，新曆史的一頁在用血書寫了。”如今，這段血染的曆史隨風消逝，李、聞慘案也已經成為曆史深處的舊聞了。隻是那場拍案而起的演講，連同著刺耳不絕的槍聲，不時從曆史幽暗處傳來，穿破時空，響在今人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