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 家國情懷 顧維鈞 民國第一外交家

顧維鈞／1888—1985／　字少川，江蘇省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中國外交家，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代表作有《顧維鈞回憶錄》《外人在華之地位》《門戶開放政策》等。

1919年，30歲的外交官顧維鈞抵達巴黎，作為中國代表團中的5位代表之一出席巴黎和會。作為戰勝國，中國此次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製人，率先在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

這對於中國代表團，猶如一個晴天霹靂。更不幸的是，大會請中國代表團於當天下午做出陳述的通知，中午時分才送達。經過一番周折，大會做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中國代表團的其他4位成員，由於種種原因，或者拒絕出席，或者拒絕發言。於是，屬於後輩的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將代表中國出席第二天的辯論會。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5國如期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山東問題。一開始，日本代表牧野便咄咄逼人，說戰敗西德國退出山東後，日本應當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顧維鈞聽了，毅然站起身，隻見他身材略矮，肢體勻稱，臉還未曾被時光老人刻畫上皺紋，衣著十分得體。他麵對其他四國代表，鎮定地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繼續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麽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每一位在場的代表，都能感受到顧維鈞的自信和儒雅，而他的目光神態中，沒有一點兒自卑和怯懦。他緊接著痛陳山東問題的由來以及中國的態度，並從國際法的角度雄辯論證了山東當歸還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他的雄辯麵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

這場精彩的發言成為和會當天的頭條新聞。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說。發言剛一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國務卿藍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外務大臣貝爾福，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隨後，顧維鈞在和會上展開穿梭外交，希望能爭取到對於中國最有利的結果。然而，到了4月份，原本十分有利的形勢陡生變化。因分贓不均，意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借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意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消息傳回國內，瞬間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麵對如此現實，中國代表團心灰意冷，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在和會的最後一段時間裏，年輕的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做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在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的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隻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匯報給陸征祥，對方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

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此後，顧維鈞在回憶錄中說：“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曆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曆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麵。而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附約》，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

溫源寧曾說：“他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中國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會時，顧博士已經由於是中國權益既有尊嚴又有才幹的捍衛者而聞名於世。”根據後來外交史學者的研究：“此時獨立支撐代表團的顧維鈞，對拒簽和約的最終實現起了決定性作用。”

最有才華的學生

1888年1月29日，顧維鈞出生在上海嘉定一個富裕的家庭。嘉定人傑地靈，“古賢近秀，代不乏人”，據記載，僅明清時嘉定就出了3個狀元、134個進士、979個舉人。顧維鈞從小聰穎過人，4歲時入私塾讀書。身處動**的時代，他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有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著黃包車，急著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顧維鈞很憤怒，於是上前斥責這個英國人：“Are you a 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他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並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1904年，16歲的他剪辮易服，遠渡重洋，赴美國留學，進入紐約州庫克學院學習英語。第二年，他便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攻政治和文學，4年間獲文學學士和政治學碩士兩個學位，繼而獲法學博士學位。導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代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為其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曾評價說，顧維鈞是“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有才華的學生”。

留美期間，有一天，時任奉天總督唐紹儀作為清朝政府的特使訪問美國，在大使館裏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24歲的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當袁世凱執政、他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時，他立刻舉薦了顧維鈞。那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學位的答辯，他的論文還隻寫了一個序言，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信件就寄到了紐約。在導師約翰穆爾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

光芒四射的星星

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其後不久，年僅27歲的他又被任命為駐美公使。那時的他，還有著與梅蘭芳、汪精衛並稱為中國“三大美男子”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1920年，經曆了巴黎和會的顧維鈞，在外交界的聲譽與日俱增。北洋政府垮台以後，他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他逃到國外，後來通過多方周旋，得到宋子文夫婦的歡心。不久，他回到國內，從擔任部長到擔任大使，又一次成為政界的紅人。

20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 “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麵能夠超過他。”

1934年，溫源寧曾寫過一篇有關顧維鈞的印象記，起首便是：“無論從什麽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作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稱得上輝煌，要加以逐一列舉，人們將不得不從驚訝開始而以讚美告終……”（出自《現代文化名人印象記》）

1944年秋天，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舉行的聯合國籌建會議。隨後，他又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首屆聯合國大會。1945年6月26日，在《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上，中國代表團因國家名稱在發起國中按字母順序列於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擔任首席代表的顧維鈞，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民國第一外交家

1956年4月，顧維鈞從聯合國退休後不久，又參加競選一個新的職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他早年學習國際法，對此頗有興趣，精力和履曆都足以勝任。經過一番競選，獲得任命，於是走馬上任到了荷蘭，一幹又是10年，1964年當選為副院長。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這一年，他已經是80歲高齡，此後定居紐約曼哈頓。

從1912年到1967年的55年間，顧維鈞擔任過無數的外交職務：駐美大使、駐法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外交總長、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17年心血完成了長達13卷共計600萬字的巨著《顧維鈞回憶錄》，此書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的重要資料。

晚年的他身居海外多年，卻一直沒有加入美國國籍。每天的晚餐，他必吃中餐，尤其想吃家鄉的塌棵菜和羅漢菜。隻要有上海來客，他都要問去過嘉定否。女兒顧菊珍將父親的這一份故土深情看在眼裏，每次回大陸時她都要代替父親回到嘉定故園去看看家鄉的親人，然後再把家鄉的變化告訴父親。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於紐約寓所無疾而終，享年97歲。被稱作“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他的一生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