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 精通西學第一人

嚴複／1854—1921／　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末極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譯有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即《論法的精神》）和赫胥黎的《天演論》等。

1877年5月，作為福州船政學堂最優秀的畢業生，23歲的嚴複被選中來到英國倫敦，同年9月進入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駕駛專業。身處異國，東西方體製的差異撲麵而來，年輕的嚴複感覺一切都很新鮮。生活方式、社會風俗的不同，使得他時時做著東西方的比較，思考著西洋為何事事勝出。據當時清朝官員巡視考察的記載，嚴複除了學習專業的應知學問以外，“更能探本溯源”，博覽英國各種社會科學的著作。

因著留學的機緣，他與當時清王朝的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相識。每隔一段時間，這位60多歲的公使就會和留學生約談，然後在日記中記錄下談話的場景和其對留學生的印象。他對嚴複的印象極好，認定其知識和見解遠勝於同代人，遂將其引為知己。他們常常徹夜長談，成為忘年交，而嚴複視郭嵩燾為一生的老師。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嚴複逐漸進入到大思想家斯賓塞、達爾文、穆勒和孟德斯鳩的世界。他的思考不再簡單地停留在器物層麵，而是看到了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價值觀的天壤之別。他開始不斷地拷問自己：“人應該如何生活？中國的百姓應該如何生活？”

兩年後，25歲的嚴複以優異的成績離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應母校福州船政學院的召喚，提前回國任教。他先是擔任福州船政學堂的教習，後調北洋水師學堂當總教習和校長。沒有人知道，在經曆了多年苦苦探尋後，這個穿著長袍馬褂的優等生，不會做官卻放眼世界尋找智慧，成為百年中國走向現代的社會思想建設的傑出者。

門戶支已難

1854年1月，嚴複出生在福州南台蒼霞洲，少年時代相當長的時間生活在福建侯官陽岐村。陽岐村坐落在烏龍江的北麵，風景秀美，人傑地靈，嚴複晚年曾經專門寫詩《懷陽岐》描述家鄉的風景：“不反陽岐廿載強，李坨依舊掛斜陽。鼇頭山好浮佳氣，碕角風微簇野航。”父親嚴振先是當地有名的中醫，有著“嚴半仙”的雅號。

1861年，7歲的嚴複被父親送回陽岐村隨博學的五叔嚴厚甫讀書，開始接觸《大學》《中庸》一類的儒家經典。4年後，用心良苦的父親將其接回蒼霞洲，聘請當地頗有名望的黃昌彝為師。1866年，嚴複剛12歲，就遵照當時的習俗和父母之命，與一王姓女子舉行了結婚典禮。也就在這一年，為救治染了霍亂的病人，父親也染上霍亂死了，從此家道貧寒，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當時，嚴複無力再去讀書，更不用想走科舉升官的老路。他舉家搬回到陽岐村後，因嚴氏祖居已人滿為患，隻能住在牆外麵新搭蓋的3間木屋裏—這裏原來是堆放雜物的地方，簡陋而破舊。這時，全家隻能靠母親和妻子為別人繡花、縫紉所得的微薄收入度日。他後來曾回憶這段生活：“富貴生死間，飽閱親知態。門戶支已難，往往遭無賴。”

正是在這艱難的轉折之時，嚴複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福建巡撫沈葆楨創辦的福州船政求是堂藝局。這條路充滿風險，而且不是那個時代的“正道”。但在這裏不但可以夥食免費，而且每月可以拿到4兩銀子補貼家用。這是他當年唯一可以選擇的出路。在堂藝局裏，嚴複得到了沈葆楨的賞識，刻苦學習外語和數理化科學，開始接觸西方文明。正是這些被人看不起的“末技”，奠定了日後這位思想啟蒙家的基礎。

永遠不要滿足

1871年，17歲的嚴複完成了5年的學習，以“最優等”的成績從船政學堂畢業。隨後，在學堂安排的實習中，嚴複登上了由普魯士製造的練習船，遊曆黃海及日本各地。3年後，在英籍船長德勒賽中校的帶領下，巡洋艦駛抵日本軍港長崎、橫濱，當地萬人空巷，爭睹大清國海軍的風采。

後來，德勒賽任滿回國前，鄭重地對嚴複說：“你在海軍的學習，千萬不要以為畢業就是結束，知識永遠沒有盡頭，以後永遠都要抱有學習的心態，永遠不要滿足，要以此自勉。”據嚴璩在《侯官嚴先生年譜》中記載，這些話對嚴複影響很大，他終生銘記。

嚴複任總辦的北洋水師學堂，被時人推崇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作為一所新式海軍學校，北洋水師學堂20年間為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如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洋大學教務提調王劭廉、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

然而，嚴複對當時的官場是很不滿的，頗有懷才不遇的苦悶。後來，四弟嚴觀瀾告訴他，無論如何，李鴻章這個門路總是要走動走動的，因為李鴻章既權勢大，又是直接上司。於是嚴複偶然也去試試，沒想到果然有用。對此，嚴複給四弟的信中曾不無幽默地說：“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

“四論”驚天下

1894年7月25日，甲午海戰爆發。交戰雙方的主要將領，多為嚴複留英的同學以及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在這場持續了9個月的戰鬥中，清軍死亡三萬多人，北洋水師全軍覆滅，中國戰敗。在1886年劉步蟾等人率領“定遠”“鎮遠”訪問日本時，日本舉國震驚，以為“如果交戰，日本必敗”，但8年之後，慘敗的卻是中國。1895年，嚴複墮入彌久的痛苦中，常常半夜“起而大哭”。

正是在這一兩年，康有為、梁啟超發起了公車上書，孫中山成立了興中會，喊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此時，向來述而不作的嚴複，目睹著國難深重，終於開始用文章來呐喊了。春節剛過，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論世變之亟》：“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緊接著， 他又陸續發表了《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大聲疾呼變法圖強刻不容緩，如不順應時代潮流，不效法西方富強之術，不維新變法，中國就擺脫不了“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的厄運。

嚴複“四論”驚天下，他的呐喊，猶如晴天霹靂，震驚朝野而喚醒世人。一時間，原本無甚功名的嚴複，儼然成為維新變法運動的精神導師，舉國敬重。梁啟超曾說：“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當時，來華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遍訪維新人士，“眉目之間有英爽之氣”的嚴複留給他的印象最深，內藤稱其為“此地方第一流人物”。

專心譯書，不問他事

正是在這個時期，嚴複讀到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1893年出版的演講集《進化論與倫理學》，頓覺與其崇拜的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可相通之處。於是，他立即動手翻譯這本著作，並添加進自己撰寫的30餘條按語，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

該書一經出版，風靡全國，出版4年就有7個版本，十多年後便已發行至30多個版本。當年18歲的魯迅在南京讀書，用了3個月的津貼終於購得《天演論》，“一口氣讀下去”，走上了“竊火者”之路。很多的讀書人，用“競存”“天擇”做自己兒女的名字，胡適的名字“適之”，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

麵對當時康有為提出的“全變”“驟變”，嚴複則謹慎地估計，“其時未至，其俗未成”，中國欲達富強，至少須60年。他傾向從思想文化入手，以“開民智”為最急。戊戌變法曆時103天，以失敗告終，嚴複痛心疾首：“仆雖心知其危，……意欲鋒氣者稍為持重，不幸風會已成。”此後，嚴複“專心譯書，不問他事”，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陸續翻譯了8部重要的西方著作，作為他繼續“開民智”的途徑。其間，他用了6年的時間翻譯了《群學肄言》，即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

嚴複無疑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學貫中西、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翻譯家，也是我國首創完整翻譯標準的先驅者。其中，“邏輯”“數學”“烏托邦”等詞，便是“嚴譯”帶給世人的。他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沿傳至今。蔡元培曾說，嚴複“在那時選書的標準，同譯書的方法，至今還覺得很可佩服的”。

精通西學第一人

在曆史轉折的關頭，嚴複為中國文化引入新內涵，開出新生命，為現代中國的建設構築了融合古今東西的學術理論基礎。康有為稱讚嚴複是“精通西學第一人”，胡適稱讚嚴複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後，嚴複曾擔任京師大學堂校長，不讚成搞暴力革命，主張教育救國。他雖不同意袁世凱搞帝製複辟，但也沒有勇氣與之斷絕關係。當袁世凱指使楊度把他列入“籌安會”發起人之後，他也沒有公開聲明這樣做違背他的意誌。因而，袁世凱垮台之後，對他的指責之聲自然不絕於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對於終生信奉漸進式改革的嚴複，是一個極大的打擊。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西方世界再一次表現出了弱肉強食的野蠻，對嚴複又是一次打擊。在去世前的兩三年，嚴複一方麵與自己頑固的哮喘病做艱難的搏鬥，甚至食用鴉片；另一方麵也對自己的一生做反複的思考。他在給熊純如的信中形容自己“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

1921年10月，嚴複病逝於福州城內的郎官巷故居，享年67歲。生前的遺囑有一條：“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墓碑上是他生前自擬的“清侯官嚴幾道”，墓前懸書“惟適之安”4個大字。這位一生行走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的思想啟蒙者，洞燭真知的歸途，竟無可避免地被潮流淹沒，唯留下一個痛苦彌漫卻仍不為世人真正懂得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