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周之建國及其政教

周公平定東方之後，製禮作樂，歸政於成王。周朝文明的進步，大約就在這時候。西周是封建製度的全盛時代。古代的部落漸相往來，就有互相攻擊的事。戰敗的國，對於戰勝的國，就要表示服從，盡朝貢等禮節。這是封建政體的第一步。再進一步，就要把他的舊君廢掉，改封自己的同姓、親戚、功臣等。封建時代，有貴族、平民的等級。從大夫以上，都是貴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選舉。教化，則在封建時代，大概是守舊的。一切舉動，都要謹守相沿的軌範。禮是生活的軌範。生活變了，軌範就不得不變。然而當時的所謂禮，卻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為敷衍，而心實不然的，這個就是所謂“文勝”。古書上多說“周尚文”，又說“周末文勝”，我們看這兩句話，就知道封建時代的風俗要不能保持了。

周朝的建國

夏、商以前，史事可考的較少，周朝就不然了。這一則因為年代較近，所傳的書籍較多；二則因為周朝的文化，更為進步之故。周朝從後稷、棄受封以來，似乎頗受外族的壓迫，但他始終能夠保持農業社會的文明。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以後，就強大起來了。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但還“以服事殷”。到武王，才合諸侯於孟津（黃河的渡口，在今河南孟津縣），把紂滅掉。這時候，周朝對東方權力，還不甚充足。所以仍把紂的地方，封其子武庚；而武王派三個兄弟去監視他（管叔、蔡叔、霍叔，分處紂的畿內，合稱“三監”）。武王死後，子成王年幼，武王兄弟周公旦攝政，武庚和三監都造反。淮夷、徐戎，亦都響應（淮夷，在淮水流域。徐國，在今安徽泗縣）。周公東征，把武庚和三監滅掉。又使他的兒子魯公伯禽（周公封於魯，沒有就國，叫兒子伯禽去的），打破淮夷、徐戎。經營洛邑為東都。周朝的王業，到此就大定了。

“國”之古義

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49頁）

西周的興亡

周公平定東方之後，製禮作樂，歸政於成王。周朝文明的進步，大約就在這時候。成王和他的兒子康王兩代，算是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兒子昭王，南征不返，這一次，似乎是伐楚而敗的。（這一次實在伐楚而敗，以致淹死在漢水裏的；這時候的楚國，在今河南丹、淅二水的會口。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王室就開始衰微了。昭王子穆王，喜歡遊玩。（現在有一部書，喚作《穆天子傳》，是記周穆王西遊的事情的。據這一部書，當時穆王的遊蹤，要到亞洲的中部和西部，這是決不可信的。這部書是南北朝時代出現的，一定是漢朝既通西域以後的偽品。穆王西遊的事，見於《史記·秦本紀》《趙世家》，都沒有說出所遊的地方來，以理度之，一定不能甚遠；不過在今陝、甘境上罷了）徐偃王乘機作亂。這一次，卻靠楚國幫忙打定。五傳至厲王，因暴虐，為國人所驅逐。卿士周公、召公當國行政，謂之共和。（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後人，世為周朝的卿士）厲王死在外邊，才立其子宣王。宣王號稱中興。然其子幽王，又因寵愛褒姒之故，把申後和太子都廢掉（申國，在今河南南陽縣），申侯就和犬戎伐周，把幽王在驪山下殺死（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太子宜臼即位，東遷洛邑，是為周平王。從此以後，史家就改稱他為東周了。西周共十二主，二百六十多年。

論共和

古代政體之奇異者，莫如共和。《史記·周本紀》雲：“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是周之無君者，十有四年也。案：國本非君所獨治，特後世君權重，人臣之位，皆守之於君，無君，則臣莫能自安其位。又視君位嚴，君之職，莫敢輕於攝代，故不可一日無君。若古代，則君臣共治其國之義尚明，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奪。君權既小，則一國之政，必待人君措置者較少。人臣攝代其君，亦視為當然，而其顧慮，不如後世之甚，則無君自屬無妨。《左》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立君，實權皆在二相，亦猶周召之共和行政也。然究猶立一公孫剽。若魯昭公之出奔，則魯亦並不立君也。然則此等事，古代必尚不乏，特書闕有間，不盡傳於後耳。韋昭釋共和曰：“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可見無君而不亂，實由百官之克舉其職也。（《中國社會史》，第327—328頁）

平王東遷之失策

因不能還都而蒙受極大的損失的，曆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東周。東周平王元年，為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盡滅六國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時間不可謂不長。西周之世，西畿應為聲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戰國時，論秦者尚稱其雜戎狄之俗，在秦孝公變法自強以前，因此為東方諸侯所排擯，不得與於會盟之列，可見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壞的殘酷。當西畿未失之時，周朝合東西兩畿之地，猶足以當春秋時之齊、晉、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時，大體上，能夠維持其為共主的資格。到西畿既失之後，形勢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論東周之東遷，恒以為莫大之失策，誠非無所見而雲然。（《還都征故》，原刊《啟示》1946年第1卷第1期。）

周朝的封建製度

西周是封建製度的全盛時代。古代的部落，彼此的關係，是很少的。後來漸相往來，就有互相攻擊的事。戰敗的國，對於戰勝的國，就要表示服從，盡朝貢等禮節。這是封建政體的第一步。再進一步，就要把他的舊君廢掉，改封自己的同姓、親戚、功臣等了。西周時所封的國，這三種人很多。可見當時的王室，權力頗為強大。當時不但國外，就天子、諸侯、國內的卿、大夫，也是各有封地的。國和家，雖有大小尊卑之異，性質並無不同。內諸侯雖說不世襲，事實上也有世襲的。

先部族，後封建

分立之世，謂之封建，統一之時，號稱郡縣，為治史者習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該括郡縣以前之世，於義實有未安。何則？封者裂土之謂，建者樹立之義，必能替彼舊酋，改樹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舊，然後封建二字，可謂名稱其實，否即難免名實不符之誚矣。故封建以前，實當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後於義為允也。蓋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處，彼此之間，皆不能無關係。有關係，則必就其才德者而聽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獨多，財力獨裕，兵力獨強，他部族或當空無之時，資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際，聽其指揮；又或為其所懾；於是諸部族相率聽命於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舊，居於諸部族之上而監督之，抑或替其舊酋而為之代。又或開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舊分處之。此等新建之部族，與其所自出之部族，其關係自仍不絕。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漸入於封建之世矣。（《先秦史》，第374、375頁）

周朝的官製

周朝的內官，據漢時講經學的今文家說［今文、古文是漢朝人講經學的兩個大派別。今文家先出，因為他們的經書，都是用當時通行的文字寫的，所以稱為今文；古文家晚出，他們自己說，曾得到古本的書籍，都是用古字寫的，所以謂之古文今文家。對於經的解釋，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又有種書，是古文家有，而今文家不相信的（如《周禮》和《左傳》便是）。有種書，是今文家有，而古文家不相信的（如《春秋公羊傳》便是）。其問題很為麻煩，我們現在不講經學，對於他們兩派的說法，無所偏主，隻用史學上的眼光，分別去取，或者並存其說罷了。可參看本書第二十章］：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職：為司馬、司徒、司空。據古文家說：則三公、三孤，都是坐而論道的。政事均六卿所管。前者是漢朝相製所本。後者是隋以後六部之製所本。地方製度，也有兩種：一種是今文家說，和井田製度相合；一種則和軍製相應。大概古代的人民有兩種：一種是要當兵的；一種雖亦會當兵，卻不用作正式的軍隊；所以有這兩種區別。（這是源於古代的人民，有征服和被征服兩階級，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八章第五節、第九章第一節，可以參看）

周朝的學校選舉製度

封建時代，有貴族、平民的等級。從大夫以上，都是貴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選舉。（這是清朝時候俞正燮先生的說法，可參看《白話本國史》第一編第八章第四節）選舉的法子，據《周禮》說：從卿大夫以下的官，都有考查人民“德”“行”“藝”的責任。每三年，舉行“大比”一次，調查戶口和馬牛車輦等數目。就在這時候，舉出賢者、能者來。這就是所謂“鄉舉裏選”。據《王製》《孟子》說：則古代城鄉，都有學校。在城裏的，三代都名為學；在鄉間的，則或喚作校，或喚作序，或喚作庠。各鄉舉出好人來，把他升送到司徒，司徒把他送到學裏。在學優秀的，管理學校的大樂正，再把他進之於王。歸司馬量才任用。在學的時候，鄉間舉上來的人，和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是同學的，隻論年歲長幼，不分身份尊卑。

周代的“鄉舉裏選”

（周代）地方的組織，有兩種說法：一種見於《周禮》，又一種見於《尚書大傳》。這兩種製度，似乎都是有的。在當兵的區域裏，就用前一種製度。不用他做正式軍隊的區域裏，就用後一種製度。管理公務的人，照《周禮》說：有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從鄉大夫以下，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才能、技藝。每三年，要舉行一次“大比”。比就是查軋的意思。是所以清查人口、馬牛、車輦等的數目的。賢能的人，也於此時舉出，把其名氏送之於王。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長、閭胥之類。《周禮》說：這叫作“使民興賢，入使治之；使民興能，出使長之”。就是所謂“鄉舉裏選”。（《初中標準教本　本國史》第一冊，第55—56頁）

周朝的賦稅

賦稅兩字，在現代意義相同。在古代，則稅是指現在的田賦，賦是出兵車和馬牛等軍用品，及當兵的人。周朝的稅法名為“徹”，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按其收獲量，取其十分之一，就是田賦之征。此外尚有力役之征，如令人民築城，修道路是。還有布縷之征，即令人民納絹布若幹。據《禮記·王製》說：人民服力役，每年該以三日為限。商業是隻收他的地租錢而不收稅。關亦隻是盤查而不收稅。所謂“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這句話見在《禮記·王製》和《孟子·公孫醜上篇》。廛是居住的區域，就是後世所謂宅地）

上古無商稅關稅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稅，二曰賦，三曰役。而此三者，實仍是一事。蓋邃古職業少，人皆務農，按其田之所獲而取之，是為租。馬牛車輦等供軍用者，自亦為其所出，是為賦。有事則共赴焉，是曰役。至於山林藪澤等，其初本屬公有，自無所謂賦稅。關之設，所以譏察非常，不為收稅。商則行於部族與部族間，不為牟利之舉。當部族分立之時，物產既少，製造之技亦尚未精。則或必需之品，偶爾缺乏，不得不求之於外。又或其物為本部族所無，不得不求之於外。此時奢侈之風未開，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於民生利病，關係甚巨。有能挾之而來者，方且慶幸之不暇，安有征稅之理？《金史·世紀》：“生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胄來易者，景祖傾貲厚賈，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澤征商之稅，無一非後起之法也。（《先秦史》，第422—423頁）

周朝的兵製

軍隊的編製，以五人為單位。今文家說：師就是軍；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見《公羊傳·隱公五年》何休注）。古文家說：五師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見《周禮·夏官 》）。大約今文家所說，是較古的製度；古文家所說，是較晚的製度。當時的軍隊，是用車兵和徒兵組成的，還沒有用馬隊。（中國交通和軍事上，都是到戰國時代，才漸用騎的；以前多是用車，這是因為這時候，漢族專居平地，山地都為夷狄所據，尚未開拓之故，可參看顧炎武《日知錄》“騎”“驛”兩條）

車戰、騎戰之興替

車戰之廢，與騎戰之興，實非一事。蓋騎便馳騁，利原野，吾國內地，古多溝洫阻固，騎戰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騎亦無所用之也。《左氏》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敗狄於大原，亦不過毀車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以禦敵。《周官》有輿司馬、行司馬。孫詒讓《正義》，謂即《詩·唐風》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說是也。《大司馬職》雲：“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蘇秦、張儀言七國之兵，雖皆有騎，然其數初不多。世皆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取中山，其實乃欲臨胡貉。攻中山凡五軍，趙希將胡、代之兵為其一（《史記·趙世家》），初不言為騎兵。蓋中山亦小國，不利馳驟也。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乃有選騎萬三千匹（《史記》本傳），逾於儀、秦所言秦、楚舉國之數矣，以所臨者為騎寇也。故車戰在春秋時稍替，騎戰至戰國時始興。（《先秦史》，第420頁）

周朝的刑法

古代的五刑，據說是始於三苗的（三苗國君薑姓，為蚩尤之後）。周穆王時候，還是用這五刑。又製定一種贖罪之法，見於《書經》的《呂刑》篇。但實際出於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傳》昭公六年，鄭國鑄刑書，晉國的大夫叔向寫信給鄭國的宰相子產，反對他。信中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可見夏朝時候，就有成文法了。鑄刑書，就是公布刑法，叔向還加以反對，可見春秋時代，公布刑法的還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時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禮、法

邃古之時，人與人之利害，不甚相違，眾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眾所共由言之，則曰俗。就一人之踐履言之，則曰禮。古有禮而已矣，無法也。迨群治演進，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違眾者。自其人言之，則曰違禮。違禮者，眾不能不加以裁製，然其裁製也，亦不過誹議指摘而已。利害之相違日甚，悍然犯禮者非複誹議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製之以力。於是有所謂法。法強人以必行之力強於禮，然其所強者，不能如禮之廣。於其所必不容己者則強之，可出可入者則聽之，此法之所以異於禮也。（《先秦史》，第422—423頁）

周朝的教化

以上所說，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於教化，則在封建時代，大概是守舊的。一切舉動，都要謹守相沿的軌範。這個就是所謂禮。雖說“禮不下庶人”（見《禮記·曲禮上篇》），不過行起禮來，不能像貴族的完備，如其違反相沿的習慣，還是要受製裁的，所以說“出於禮者入於刑”。禮是生活的軌範。生活變了，軌範就不得不變。然而當時的所謂禮，卻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為敷衍，而心實不然的，這個就是所謂“文勝”。古書上多說“周尚文”，又說“周末文勝”，我們看這兩句話，就知道封建時代的風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謂周末文勝；文勝者，過於形式之美，而情實不足相副之謂也。吾國自周以後，未能改文勝之習。凡事但求表麵，而不講實在；如建築不曰以資居處，而曰以壯觀瞻；練兵不曰以求克敵，而曰以壯軍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實非如此，而恬不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際之間，亦複如此），皆是此弊，崇尚文辭，特其一端耳。（《文史通義評》，寫於1920至1930年代，見《史學四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