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唐虞夏商之政教

黃帝還以遊牧為業，到唐堯時候，就已經改事農耕了。堯、舜的禪讓，禹的治水，都是給後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響的。禹之子啟，即天子位，而唐虞時代的“官天下”（禪讓製度），就一變為“家天下”（世襲製度）。夏、商兩代，可考見的事情，還不很多。論其大略，則古書多說“夏尚忠，商尚質”。可見其時的風俗，很為樸實；而生活程度，也還不高。夏代約四百年，為商所滅；商代約六百多年，為周所滅。商代君主多兄終弟及，和周朝傳子之法不同。

唐虞時代的情形

立國是要有兩種力量的：一種是文化，一種是武力。古代炎、黃二族，論文化，似乎炎族較優；論武力，似乎黃族較強。兩族合並之後，中華民族，就可以發揚其光輝了。炎、黃二族，大約本來是很接近的，所以同化很為容易。黃帝還以遊牧為業，到唐堯時候，就已經改事農耕了。何以見得呢？因為《書經》第一篇《堯典》，是記載堯時候的事情的。其中載堯命羲、和四子，分駐四方，推步日、月、星辰，製成曆法，以教導農民。可見其時對農業，已經很重視了。所以這時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觀。

堯舜的禪讓

堯、舜的禪讓，禹的治水，都是給後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響的。據《書經》上說：堯在位七十年，因年老，倦於政事，要想傳位給當時管理四方諸侯的官，喚做四嶽的，四嶽不敢承允。這時候，虞舜尚在民間，因其有德行，眾人共舉他。堯乃舉舜，試之以政事。後來就使他攝政，傳以天子之位。堯死後，舜讓避堯的兒子。諸侯都歸向舜，舜才即天子位。後來用同樣的手續，傳位於夏禹，禹即位之後，也是預定將王位傳給益的。而禹之子啟賢，天下都歸心他，啟遂即天子位，而唐虞時代的“官天下”—禪讓製度，就一變為“家天下”—世襲製度。

堯舜禪讓之說

堯舜禪讓之說，予昔極疑之，嚐因《史通》作《廣疑古》之篇。由今思之，昔時所疑，蓋無甚得當者。唯果謂堯、舜、禹之禪繼，皆雍容揖讓，一出於公天下之心，則又不然。《韓子》所引史記之文，即其明證。古代史事，其詳本不可得聞。諸子百家，各以意說。儒家稱美之，以明天下為公之義；法家詆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則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說，以為上世聖人絕跡後世，其說固非；今必一反之視為新莽、司馬宣王之倫，亦為未當。史事愈近愈相類，與其以秦漢後事擬堯舜，自不如以先秦時事擬堯舜也。自周以前，能讓國者，有伯夷、叔齊、吳泰伯、魯隱公、宋宣公、曹公子喜時、吳季劄、邾婁叔術、楚公子啟之倫。既非若儒家之所雲，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據此窺測矣。然儒家所說，雖非史事之真，而禪繼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書》說之傳者，今唯《大傳》，而亦闕佚已甚。歐陽、夏侯三家，胥無可考。自當以《孟子》為最完。今觀其說，則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議，然後設難以明之。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覲訟獄之歸，啟之繼世亦然也。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故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禪讓說平議》，原刊《古史辨》七，開明書店1941年版，第268、269—270頁）

禹的治水

當堯的時候，天下有洪水之患。舜攝政，舉禹，叫他去治水。禹乃先巡行各處，看定了地勢，然後用疏浚之法，導小水使入大水，大水使入海。當時獨流入海的，是江、淮、河、濟四條水，謂之“四瀆”，為諸水之宗。

治水的三階段

朱子說：禹的治水，隻有《書經·皋陶謨》即今本《益稷》中，“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幾句話最可信。川是自然的河流，畎澮則人力所開的水道，海乃湮晦之義，距離較遠，而其地的情形，為我們所不知之處，則謂之海，所以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是多數的意思。“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隻是把人力所成的溝渠引到大河裏，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罷了。治水最早的法子，該是堤防，這原是最易見到的，然久之就覺得其不妥，不順著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而要與之相爭，這總是不行的，於是就從堤防進步到疏浚。古書上說鯀治水的失敗，禹治水的成功，就是代表這一個觀念的，未必是當時的事實。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人力實不能勝，奈何？於是有（明）潘季馴束水攻沙之法。束水攻沙者，河行到平地，流勢寬緩，將未顯出堆積作用來時，我們則窄其道而束之，使其再顯出衝刷作用和搬運作用，於是從上流挾帶而來的泥沙都被搬走，不至堆積下來了，不和自然力爭鬥，亦不見他退縮，而即利用他的力量，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確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治水的三階段，恰代表了人類對付自然的三種態度。（《治水的三階段》，原刊上海《正言報·學林副刊》 1945年第 2期）

唐虞的政教

當禹治水的時候，益、稷兩人，都是他的輔佐。益把山澤之地，放火焚燒，禽獸都逃匿了。棄乃教民稼穡，契做司徒的官，又繼之以教化。契封於商，便是商朝的祖宗；棄封於邰，便是周朝的祖宗。（商，今陝西商縣。邰，今陝西武功縣）

夏商的興亡

夏啟即王位之後，傳子太康。因**佚，為有窮國君羿所篡。後來羿又為其臣寒浞所殺。並滅夏朝的王相。相的兒子少康，才滅浞，號稱中興。堯、舜、禹三代，本來都是建都在太原的。少康複國之後，則似乎建都在河南，所以到夏桀時，其都城卻在陽城了（今河南登封縣）。夏代共傳十七主，約四百年，而為商所滅。商湯滅夏後，建都在河南的偃師。其地稱為殷，所以又稱殷朝。後來屢次遷都，亦都在黃河兩岸，共傳三十一世，約六百四十多年，至紂，為周武王所滅。

桀、紂惡政多附會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國言暴君，必數桀紂，猶之言聖君，必數堯、舜、湯、武也。今案各書引桀、紂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會。”案謂言桀、紂之惡者多附會，是也。然謂附會之由，由於興者極言前王之惡，則誤以後世事度古人。古本無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實，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臘荷馬之《史詩》，宋、元以來之平話耳。或侈陳而過其實，或臆說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會之辭，雖或失實，亦必有由，不能全無根據也。就桀、紂言之，則紂之世近，而事之傳者較詳，桀之世遠，而事之傳者較略，故以紂之惡附諸桀者必多，以桀之惡附諸紂者必少。（《先秦史》，第127—128頁）

夏商的政教

夏、商兩代，可考見的事情，還不很多。論其大略，則古書多說“夏尚忠，商尚質”。可見其時的風俗，很為樸實；而生活程度，也還不高。又孔子說：“禹盡力於溝洫。”可見其時，對於農田水利，頗為講究。然而夏朝的稅法喚作“貢”，是取幾年收獲的平均數，以定每年應納的稅額，豐年不能多，凶年不能少。這個卻遠不如商朝的“助”法了。助法是把田分為公、私。隻借人民的氣力，助耕公田，而不再稅其私田的，這個就是所謂井田之製。從前論稅法的人，都說他最好。又商湯死後，他的孫子太甲在位，因其不守成法，宰相伊尹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太甲悔過，才把他迎接回來。而據孔子說：則商代新君即位，三年之內，是不管事的，百官都聽命於宰相。可見商代相權頗重；又商代的君主，多是兄終弟及的，亦和周朝傳子之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