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兩晉南北朝之文化與社會

兩晉南北朝，以學術思想論，倒也很有特色的。漢儒都喜歡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響，有喜歡講哲學的風氣，又和佛教的哲學相接近。五世紀初年，大乘經典，漸漸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因為和異族接觸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變遷。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既占優勢，生活自然要寬裕些，養成一種優遊暇豫，不肯做事情的習慣。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晉初的周處，還很有武烈之風。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愾心，必有功效可見。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於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玄學和佛學

兩晉南北朝，以政治論，雖然衰敗；以學術思想論，倒也很有特色的。漢時儒學盛行，儒學都喜歡注古，就不免有“泥古”之弊，因此激起思想上的反響。三國中葉（魏廢帝正始年間，正始，自二四〇到二四九），北方就有喜歡講哲學的風氣，他們在儒家的書中，注重《易經》；在道家的書中，則取《老子》《莊子》，很熱心地互相講論。他們這種講論，謂之“清談”，所講論的學問，謂之“玄學”，很有許多高妙的見解。因此又和佛教的哲學相接近。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的哲學，比小乘更為高妙。初期盛行的，都是小乘，到五世紀初年，大乘經典，才漸漸流行，士大夫相信他的也不少。

清談者未必不事事

晉代為玄學時代，其風起於正始時。玄學之興起，實為漢世儒家泥古之反動。故其重要之觀念，為重“道”而遺“跡”。道者今所謂原理，跡則事實也。談玄者謂之清談，世皆訾其誤國。然清談者未必不事事，不事事者亦不必皆能清談。謂不事事誤國可，謂因清談而不事事者誤國可，清談而勤於事，固不能謂其誤國也。正始諸賢，皆有誌當世之士，則其明證。其後或為司馬氏所戕賊，或則隱晦以求自全，此乃軍閥之罪惡，豈可釋之而罪學者邪？玄學之蔽，乃在承新莽改革失敗之後，不複敢言社會革命，而徒欲移易人心，遂至陷入唯心論。觀鮑敬言之無君論，徒能斥現行政治之惡，而絕無辦法可知。次則其人雖有學問，而不勝其物質之欲，不能自振，且冒於財利。此已為學者之失，而非其學之咎矣。（《中國通史晉朝部分綱要》，寫於1952年，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31—632頁）

中外文化的和合

因為和異族接觸的多了，本族的文化，就因之而起變遷。這時候，論建築則有寺、塔；論圖畫則有佛畫；論雕刻則有佛像（現在河南洛陽伊闕，山西大同武州山的佛像，都是後魏時所刻），都是從印度來的。而音樂從西域輸入的亦不少。衣服的式樣，本有南北兩派，南派是寬博的，北派是窄小的。（可參看林惠祥《文化人類學》第三篇第六章九十九頁，商務印書館本）中國的衣服，本近南派，到這時代，衣裳和深衣漸漸的沒有人著了，徑用從前襯在裏麵的袍衫做外服，而便服則多著裙襦；靴也漸漸的通行。再進一步，就要以袴褶為外服了。（參看本書第四章。古人穿在外麵的短衣，襯在裏麵的反有長衣。單夾的叫衫，裝綿的叫袍。靴是北族之物，中國所沒有的。褶是一種較短的外服。袴褶服既不著裙，亦不著袍衫，徑以袴為外服，隋唐時，天子親征，中外戒嚴就著他，其源也是起於南北朝）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就坐在**，也是跪坐的。這時代則漸用“胡床”，垂腳而坐。這些，都可以說是受北族的影響。

道教的成立

因為佛教輸入，而道教也隨之而形成。道教的根源，是古代的方士和神巫，已見第十三章。玄學盛行以後，他襲取老、莊的哲理；佛教盛行以後，他又摹仿他，造作經典，裝塑神像；宗教的條件，漸漸完具。五世紀初年，嵩山道士寇謙之，自稱遇見老子，叫他改正張陵的偽法，後來又說老子的玄孫李譜文，命他統治嵩山周圍百萬方裏的土地。北魏太武帝相信他，把他迎進京城，築壇傳教。從此以後，道教就算作一種大宗教，和儒、釋並稱了。

儒釋道三教並立

中國向以儒、釋、道三教並稱。三教並立之原理：（一）孔教專行於政治社會方麵，放棄靈魂界之地盤，以讓釋、道；（二）釋、道皆專於靈魂界，而放棄政治社會方麵，故不與俗界生衝突；（三）此為中國之宗教與歐洲大異之處，故中國無教爭之禍。至釋、道二教，在教旨上，實無根本之區別，所以能並立者，則因舊日迷信之對象，不易鏟除。佛教雖並不排斥中國之舊信仰，且企圖將中國之舊信仰編入彼教之中。然究為來自國外之宗教，不能悉數網羅。道教則在教理上遠非佛教之敵。故二者亦不得不並立。此為政治所承認者，其流行於民間者，仍時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為緣，而為其鼓動之工具。異族入據之時，則又含有民族主義，如元、清時白蓮教及太平天國是也。（《本國史複習大略》，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51頁）

文學與美術

這一期的文學，就是所謂駢文。雖然不切實用，卻也很為美麗。中國的字，因其構造的繁複，亦成為美術之一。隸書源起，本是為求應用的，後來也變成美術品，當時的人別稱為八分書。其專供應用的，則成為現在的正書。（八分書筆畫之末，有向上之勢，謂之“挑法”。隸書的筆畫，都是禿的，現在的正書，乃對於行、草之名，實在就是隸書。所以從前人善寫正書的，曆史上往往說他善隸書。現在多以八分書為隸書，正書另是一種，實在錯了。本章文字的變遷，可參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四、第五章）然正書和求快捷的行草，亦都成為美術。這時期中，最工於書法的，為晉朝的王羲之，後人推為“古今之冠”。（見《晉書》本傳）

門閥的興起

文化的發達如此，為什麽政治上會弄得這樣糟呢？這個不能不歸咎於社會的不好。從秦朝以後，古代的封建製度，在政治上雖已消滅，貴族在法律上，雖已失其地位；然其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不容易一時消滅的。漢朝用人，不論門第，所以他們在政治上不占勢力。三國時，魏因其尚書陳群的建請，采行九品中正的製度，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令其品評當地的人物分為九等，而尚書憑以選用，中正的評論，隻講門第，不論好壞，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說話。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加以五胡亂華，中原人物，流離遷徙，他們到了一處新地方，還要標明舊時的郡望，以表示尊貴（如王氏標明為琅邪的王，崔氏標明為博陵的崔之類，因為別地方的王姓、崔姓，門第未必都是好的。本問題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七節）；流俗也就尊重著他。他們在政治上既占優勢，生活自然要寬裕些，養成一種優遊暇豫，不肯做事情的習慣，反自以為高尚。讀書人不必說了，就做官的也是如此，所以後來的人，稱此為“清談誤國”。然而當時，這一班人，倒是處於重要的地位的，這就當時的政治，所以腐敗的一個大原因。

門閥政治之危害

魏晉以降，門閥製度漸次形成，影響及於選舉，高位多為貴族所蟠據，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餘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晉初的周處，即係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愾心，必有功效可見。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於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