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兩漢之社會概況
漢代是一個封建勢力崩潰未盡，商業資本愈益抬頭的時代。漢朝救濟政策：一是法律上重農抑商，二是減輕田租。但是法律上的抑製，並不能減削他們經濟上的勢力。當時學者的議論，法家注重節製資本，儒家注重於平均地權。王莽的變法，綜合儒、法兩家的議論，規模可謂很闊大，計劃也可以說很周詳。然而行之不得其法，於是天下大亂。從此以後，就再沒有敢說根本改革的人了。漢朝的風氣，接近於封建時代，戰國以來的任俠心理，仍然在民眾間憧憬著。所以中流社會中人，慷慨激發的很多。如張騫、班超等人物，在後世是很少的。東漢儒生尊尚氣節，光武、明、章諸帝，表章節義，敦厲名實，其影響委實不小。
漢代社會情形
漢代是一個封建勢力崩潰未盡，商業資本愈益抬頭的時代。當時的富豪，可分兩種：其一是大地主，包括（一）田連阡陌，（二）和擅山澤之利的人；其二是實業家，包括（一）大工，（二）和大商（當時的工業家，大概自營販賣，所以混稱為商人；但照理論分析起來，實在包括工業家在內，如煮鹽和製造鐵器便是）。貧民則“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董仲舒的話，見《漢書 ·食貨誌》），很為可憐。
漢之刻剝其民為史所不詳者多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河北正定縣），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悅）。何之言，實文過免罪之辭。聞安民可與行義，勞民易與為非矣，未聞天下匈匈，可因之以興勞役。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豈有先為過度之事，而冀後世之無所加者乎？論史者多稱何能鎮撫關中，實則其為繭絲殊甚。彭城之敗，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是時楚、漢戰爭方始，則其後此所發，皆本無役籍者可知也。是歲，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食貨誌》言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即此時事也。廢重作輕，而又放民私鑄，物之騰踴宜矣。顧歸咎於民之逐利，可乎？然則漢之刻剝其民，而為史所不詳者多矣。（《秦漢史》上冊，第55頁）
漢朝救濟政策
漢朝救濟政策：（一）是法律上重農抑商。如不許賈人衣絲、乘車，和市井的子孫不得學習為吏之類。（二）是減輕田租。漢初十五而稅一；文帝曾將田租全行豁免；景帝以後，複收半額，計三十而稅一，可謂輕極了。這兩種辦法，是受晁錯貴農重粟之論的影響很大的。但是法律上的抑製，並不能減削他們經濟上的勢力，而當時私家收租，要十取其五；公家的田稅無論如何減輕，也總無補於事了。
漢時錢價貴，人民負擔仍重
漢朝的賦稅，可分為三種：一是田租，就是古時的稅，是取得很輕的。漢初十五而稅一。文帝時，因行晁錯入粟拜爵之令，到處都有積蓄，於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額的一半。於是變為三十而稅一了。後漢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稅，後來仍回複到老樣子。一是算賦，亦稱口賦，又稱口錢。這是古時的賦。人民從十五歲到五十六歲，每人每年，出錢一百二十個，以治庫兵車馬。從七歲到十四歲，每人出錢二十個，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個錢，以補車騎馬。這一筆稅，在現在看起來似乎很輕，然而漢代錢價貴，人民的負擔實在很重。（《複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上冊，第103頁）
當時學者的議論
學者的議論，分為兩派：（一）法家，是注重節製資本的。武帝時，桑弘羊曾行其策，把鹽、鐵和酒，都收歸官營；又想出“均輸”“平準”兩法，官自販賣物品。然官營事業，都極腐敗，徒然破壞富豪，貧民仍未見其實惠，而且反受其害。（當時官辦事業，腐敗的情形，可參看《鹽鐵論 ·水旱篇》）（二）儒家，注重於平均地權，激烈的要恢複井田製度，緩和的，也想替有田的人立一個最大的期限，謂之“限民名田”。二者都成為空論，沒有能實行。
漢世言社會改革之主張
社會始於公產，自公產之製破壞後，人心便覺其不安。先秦諸子無不欲舉社會徹底加以改組者，而其改組社會，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業革命以前，欲改革社會之通蔽也。漢世學術，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張者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漢、新室之世重要之議論及製度如下：
先秦諸子之主張至新莽而徹底實行，實行之而失敗，自此無複敢言徹底改革者，視社會之病態，為無可如何之缺陷矣。（《本國史複習大略》 ，寫於1944年，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44—645頁）
王莽的變法
到王莽出來，才綜合儒、法兩家的議論。（一）把天下的田，改名王田，不許賣買。一人有田超出百畝的，責令分給九族、鄉黨。（二）重要的實業，收歸官營。（三）揀幾處大都市，立司市之官，令其求得各物的平價；有用而滯銷的東西，照本錢買進，到物價昂貴時，則照平價賣出。（四）經營各種事業的人，都要按其所得收稅，由當時新設的泉府，將來借給貧民。王莽的變法，規模可謂很闊大，計劃也可以說很周詳。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不但不能建設起一種新秩序來，反把舊秩序破壞了。於是天下大亂，王莽亦隨之滅亡。從此以後，就再沒有敢說根本改革的人了。
王莽之敗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的共同失敗
王莽的變法，成功的希望是不會有的，其理由已述於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這隻是枝節。即使手段很高強，亦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根本上鑄定要失敗的事，決不是靠手段補救得來的。但是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並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隻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後，人遂群認根本改革為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於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呂著中國通史》上冊，第95—96頁）
漢朝的士氣和武風
漢朝的風氣，是接近於封建時代的，而戰國以來的任俠心理，仍然在民眾間憧憬著。所以中流社會中人，慷慨激發的很多。如張騫、班超等人物，在後世是很少的。不過兩漢比較起來，東漢似較西漢為厚，一般儒生尊尚氣節，雖導源於王莽的僭漢，而光武、明、章諸帝，表章節義，敦厲名實，其影響委實不小。後漢桓、靈二帝時，宦官專權，親黨遍布州郡。諸名士列官內外的，或直言指斥，或盡法懲治，宦官乃誣為黨人，加以禁錮，後來又加以逮治。諸名士很多慷慨就戮的，其有逃亡的，所至之處無不“破家相容”，這就是黨錮之禍。這種風氣，在社會上竟釀成一種清議的特殊勢力，而以後魏晉的清談之風，則又是這種勢力的反響。
士大夫階級之變遷
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之特質：（一）自視與平民不同。（二）勇於戰鬥。（三）不好利。觀西漢之世，賈誼、董仲舒之議論最可見之。其時文臣如公孫弘、蓋寬饒；武臣如張騫、傅介之、常惠、陳湯、李廣、李陵、班超等，均尚屬此風氣中人。但社會之組織既已變遷，風氣終必隨環境而改變，遂至奢侈嗜利頹廢。晉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時論，無中等階級為國之楨幹，是其弊；以永久論，特殊階級消泯，是其利。（《本國史複習大略》，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648—6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