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兩漢之學術與宗教
春秋戰國之世，諸子百家之學，本是立於平等地位的，漢初還是如此。從武帝以後，儒家在學校、選舉兩方麵，都占了優勢，別一家就不能和他競爭了。漢時儒家之學，就是所謂經學。經學有今古文之分。從大體上說，則漢人去古近，對於古代的事情，知道得總要多些；所以漢人的經說，無論今古文，都為後人所寶貴。史學在漢朝，亦頗發達。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所謂正史，都是沿用這一種體例的。文學的發達，韻文較散文為早。散文至西漢而達於極點。東漢以後，漸漸的開出駢文的風氣了。秦漢之世，懂得“祠灶”，講究神仙的，都稱為方士。當時的社會，迷信的空氣很濃厚，遂成為後來道教的根源。後漢時，佛教在社會上，漸漸的流行了。但隻是宗教上的迷信，還不大講到他的哲理。
漢代的崇儒
春秋戰國之世，諸子百家之學，本是立於平等地位的，漢初還是如此。從武帝以後，儒家在學校、選舉兩方麵，都占了優勢（見本書第十一章），別一家就不能和他競爭了。這也有個原由：學術的趨向，是要適應環境的。戰國時，列國競爭劇烈，整飭政治，訓練人民，最為緊要，所以法家之學見用。漢初需要休養生息，所以從高、惠時蕭何、曹參做宰相，以至文、景時代，都謹守著道家清靜無為的政策。到武帝時，海內業已富庶了；武帝又是好大喜功的人；要講改正製度，興起教化，那自然儒家之學，就會應運抬頭了。
中國學術之分期
吾國學術，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諸子百家之學，一也。兩漢之儒學，二也。魏晉以後之玄學，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學，四也。宋明之理學，五也。清代之漢學，六也。現今所謂新學，七也。七者之中，兩漢、魏晉，不過承襲古人；佛學受諸印度；理學家雖辟佛，實於佛學入之甚深；清代漢學，考證之法甚精，而於主義無所創辟；最近新說，則又受諸歐美者也。曆代學術，純為我所自創者，實止先秦之學耳。（《先秦學術概論》，第1頁）
文字的變遷
漢時儒家之學，就是所謂經學。經學有今古文之分。講到這個問題，又要先曉得文字的變遷。中國的文字，從發明以後，一直到春秋戰國時代，遞有演變，今已不盡可考，但所用的總是圓筆，這種字，後世稱為篆書（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見《法書考》）。秦時，行政上使用文字較多，向來的寫手不夠用，乃叫徒隸幫著寫，徒隸是不會寫字的，畫在上麵就算，於是圓筆變為方筆，這種字人家稱為隸書，雖然寫得不好，因其簡便，反而通行了。以上所說是筆畫形狀的改變，字體的構造，隨時代而不同，自然也是有的。一時不覺得，積久之後，就大相懸殊了。
秦漢時文字變遷最烈
秦漢之世，為我國文字變遷最烈之時。綜其事：則字形變遷之多，一也。字數一麵增加，一麵洮汰，二也。文字之學，成於是時，三也。行文漸以古為準，浸成文言分離之局，四也。書法漸成藝事，五也。蓋文字之用，遠較先秦時為宏，故其變遷之烈如此。自經此大變後，其勢遂漸趨於安定矣。（《秦漢史》下冊，第734頁）
漢代的經學
古人的讀書，多數是用口輾轉傳授的，不必都有本子，但是傳之久了，總有人把他寫出來，所用的，自然是當時通行的文字。漢初講經的人，雖然亦有派別，大體無甚出入。到前漢末年，劉歆（劉歆，字子駿，前二三年被王莽所殺）等人，才說魯共王曾破壞孔子的舊宅，得到許多古書。此外，自然還有從別一方麵來的，都藏在漢朝的秘府裏。他們以此為據，說前此傳經的人，經文有缺誤之處，久而久之，相信這一派說法的人，對於經文的解釋，也就和前此的人，有不同的地方了。人家因稱這一派為“古文”，而稱前一派為“今文”。漢時，國家所立的五經博士，都是今文之學。（前漢末年，曾立過幾家古文，後漢時複廢）但在後漢時代，私家教授，古文之學，頗為盛行。古文家雖說比今文家多得了些古書，然都無傳於後。文字異同之處，隻多無關緊要。重要的，倒是經說的異同，今古文的短長，我們不講經學，無須去評論他。從大體上說，則漢人去古近，對於古代的事情，知道得總要多些；所以漢人的經說，無論今古文，都為後人所寶貴。
漢代的史學
史學在漢朝，亦頗發達。前代的曆史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漢武帝時，司馬遷才把他采集起來，做成功一部《史記》。後漢時班固又用其體例，專述前漢一朝的事情，謂之《漢書》，後世所謂正史，都是沿用這一種體例的。
《史記》體例多沿襲而非新創
《史記》為正史中第一部，後來的史書，都係沿襲他的體例。蓋當太史公時，前代所留詒的史材，除述製度的典禮以外，其述人事的，可分為（一）《春秋》，（二）《係世》，（三）《語》，三者。《史記》的年表、世表，係據《春秋》《係世》製成；本紀、世家，有兼據《春秋》及《係世》的，亦有更益之以《語》的；而列傳則大致係根據於《語》。知此，則知後世之正史，以人為綱，以致將事實寸寸割裂，要看一件大事，必須兼閱本紀及許多篇傳，殊覺不便，其咎實不在於史公。因為史公所據的材料，是各有來源，本不相幹的。照古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例子，異來源的材料，本不以之互相訂補，並不使之錯居一簡。譬如《齊世家》和《管晏列傳》，《魯世家》和《孔子世家》，便是各有來源，不能攙雜的。《史記》的多複重、矛盾，即由於此。而《史記》的列傳，所以忽詳忽略，或分或合，莫名其妙的，亦由於此。譬如管仲、樂毅，是何等大人物？然而《管晏列傳》中，所詳敘的，隻有管仲和鮑叔的關係，述其相桓公霸諸侯的事反甚略。樂毅亦然，於其外交及軍事，並沒有詳敘，而隻備載其和燕惠王往返的書函。老子為什麽要和韓非同傳？《孟子荀卿列傳》中，為什麽要兼載這許多人？而又語焉不詳？後世史學家、文學家想出許多說法來，總不能使人滿意。如其不用私知穿鑿，而但就古書義例求之，則可以一語斬盡葛藤，曰：其所據的材料，本來如是而已。普通列傳，傳者以人為主，則史公亦以人為主而傳之。類傳的傳者，以事為主，則史公亦以事為主而傳之。這種體例，如其說是好的，史公不應盡冒其功；如其說是壞的，史公不能盡屍其咎，正和後來的史家，襲用《史記》的體例，隻負模仿的責任，不負創作的責任一樣。（《古史家傳記文選》上冊，導言第11—12頁）
漢代的文學
文學的發達，韻文較散文為早，春秋戰國是散文發達的時代，至西漢而達於極點。東漢以後，句調求其整齊，字麵求其美麗，漸漸的開出駢文的風氣了。詩在古代，都是可以合樂的，五經中的《詩經》，就是如此。《詩經》大體是四言，漢時變為五言，漸漸的不能合樂了。漢武帝曾采集各地方的民歌，立了一個機關，謂之“樂府”，叫精於音律的人，替他定了譜，會做文章的人，按譜填詞，詩中就又開出樂府一體。
韻文、散文與駢文
文學的發達，韻文是先於散文的。韻文之先於散文，乃因其時文字寡少，亦且文具缺乏，書寫艱難，所以把要記的話，作成簡短的句子，更加之以協韻，以便諷誦而廣流傳。然雖如此，這種精簡的句子，到底不與口語相合，不與口語相合，即不能達意而無遺憾，所以到文字增多，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個音，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話，而文具亦較完備，書寫覺得便利時，我們便照著口中的言語寫下來了。這便是散文時代。到西漢末年，所謂駢文者，漸漸興起。駢文的特征，是語句的整齊。（一）無甚長甚短之句；（二）句多對偶，相對偶之句，長短相等。此其出之於口，即為音調的嘽緩。嘽緩的音調，和散文變化繁多、忽緩忽急的音調，究竟哪一種美呢？這是隨著各人的好尚，和時代的風氣而有不同的。在西漢末年，則群以嘽緩為美，此為駢文興起的主要原因。同時，駢文還有兩個較次要的條件：即對於詞匯加以選擇，務求其可以引起美感；喜引用故事，並不正式敘述，而隻以一兩語包括之，此即所謂用典。其目的，在於使人從簡單的語句中，得到豐富的想象，所以駢文在原則上忌用生事，因為既不敘述，而用生事，則為人所不能解，不但無從想象，抑且轉生扞格矣。然則用字亦當以熟為貴，而漢人辭賦，每多喜用生字者，則以其字在當時實並不生，雖罕見，然與語言相合，正如今人用形聲之法的造新字，亦為人人所能解也。（《論大學國文係散文教學之法》，寫於1951年，見《呂思勉遺文集》上冊，第489—491頁）
道教的起源
中國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對象很多，用理論把他分起類來，則為天神、地祇、人鬼、物魅四種（名見《周禮·春官 》）。列國分立時代，交通不甚發達，所以其勢力都隻限於一地方。秦漢之世，此等懂得“祠灶”的，以及燕、齊之間，講究神仙的，都稱為方士。（講祠灶的，抑或稱為巫）當時的社會，迷信的空氣很濃厚。所以像秦皇、漢武等雄主，也很相信他。後漢末年，有張角創太平道，借著符水治病，聚集徒黨造反。又有張陵，自稱在四川山中學道，創五鬥米道。（學道的人，都出五鬥米，所以謂之五鬥米道。本篇文字變遷和古文經發現的始末，可參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三章）張角、張魯等，雖然不久滅亡，然而此等迷信的流傳，迄不能絕，遂成為後來道教的根源。
佛教的輸入
佛教的輸入，舊說以為在公元六七年，是漢明帝派人到西域去請來的，其實不然（佛教輸入問題，可參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佛教之初輸入》），因為明帝的哥哥楚王英，已經相信佛教了。佛（釋迦）在世的時代，大略和孔子相差不遠（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當周靈王二十一年；釋迦生於公元前五五七年，當周靈王十五年。又孔子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釋迦沒於公元前四七八年，當周敬王四十二年。故二人完全同時）。佛沒後，其教北行至大月氏，南行至錫蘭。中國同西域和南洋交通後，這兩條路上，都有輸入的可能。到底是什麽年代，從什麽地方輸入的？則現在還難確答。後漢時，佛教在社會上，漸漸地流行了。但隻是宗教上的迷信，還不大講到他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