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兩漢之政治概況

漢初，承全國大亂之後，專務休養生息。到開國後約七十年的時候，國內頗為富庶。漢武帝是個雄材大略的人，他對外國用兵，替中國開拓了不少疆土。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開疆拓土，又要營宮室，求神仙，還要出去巡遊。財政不足，就用了許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盜起，國內幾致大亂。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當時中國之國力，如得嚴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雖十倍於漢武可也。（漢武）雖能摧匈奴，通西域，縣朝鮮，平兩越，開西南夷，實當時中國國力與四夷相去懸絕，有以致之。

漢初的政治

漢高祖即帝位後，把功臣中功勞大的，都封做王，小的封做侯，然異姓封王的，不久都滅亡，都大封子弟和同姓為王。高祖死後，兒子惠帝懦弱，高祖的皇後呂氏專權。惠帝死後，呂後就臨朝稱製，又封諸呂為王。呂後死後，大臣共討諸呂，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漢初，承全國大亂之後，專務休養生息。文帝在位，尤其恭敬節儉。他的兒子景帝，也能謹守他的政策。所以當武帝初年，就是漢朝開國後約七十年的時候，國內頗為富庶。

漢時民生仍窘迫

《史記·平準書》說武帝初年的情形道：“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這真可謂國富民安了。然而又說：“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兼並是該行之於窮困之時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並來呢？可見其所謂富者，不過總計全國的富量，有所增加，而並不是均攤在眾人頭上。所以這時候的富人，固然遠較天下初平時為富，窮人則還是一樣；而貧富相形之間，其懸殊或者反較大亂初平時為甚。（《中國社會變遷史》，見《呂思勉遺文集》下冊，第244—245頁）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複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冊，第127頁）

漢初的大封同姓，原是為防製異姓的，但是到後來，同姓諸王，倒成為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了。景帝時，吳楚七國，到底起兵造反，給漢朝打平，於是把諸侯治理百姓和補用官吏的權柄一齊剝奪。這時，列國規模，與他郡縣相差不遠。武帝時從主父偃的弱藩之策，又命諸侯將自己的地方，分封子弟，於是諸侯都變作小國。諸侯隻得衣食租稅，不許就國。漢初的封建，就名存實亡，而郡縣製度就逐漸推到全國了。

秦漢時之新局勢

秦漢時之新局勢：一、內戰乍息，民生獲蘇。尤其交通上之限製廢除，得以完成廣大之分工，國富總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二、統一則國力強盛，便於對外；然中國在此時，開始與騎寇相遇。三、封建製度告終。秦盡廢封建，經楚漢之爭、漢初之翦滅異姓、吳楚七國之亂，而封建之實，遂**然無存焉。此時之政情：一、民主政治之廢墜。此由（一）民意無表現之方法，如古之大詢於眾庶等。（二）民意之表現為習慣，習慣愈不適於時勢，則拘束之力愈弱。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聖。最後，遂謂其權係受之於神，而非受之於民，兩漢、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節與西方頗相似）二、地方自治之廢墜。古之國，等於後世之縣。國君等於縣令，縣令實不能躬親辦事，而地方公務悉廢矣。三、放任政治之形成。貴族既倒，處於治者之地位者，為官僚階級，同時亦即成為榨取階級。而此時於官僚階級，非鏟除之時也，於是取監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領，理宜加以監督。但監督者少，被監督者太多，勢不能給，則唯有將所辦之事，減至最小限度，使其無所藉以虐民。中國之良吏，每勸人民早完國課，少打官司，免得與吏役接觸，此正與政府之取放任主義同。顧亭林譏後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時之政治上，隻重監督官僚階級，不使虐民，興利治國，固在其次也。自漢以來，中國之政治向如此。（《中國文化史》，見《呂思勉文史四講》，第137、138、139頁）

武帝的文治武功

漢武帝是個雄材大略的人，他對外國用兵，替中國開拓了不少疆土，其事都見下章。他在內治上，也有幾件著名的事情。第一，他置五經博士，是國家設立太學之始。（當時僅就固有的官吏中，揀其有學問的，替他招致弟子；既未營建校舍，亦未設立教官。博士本非學校教師，但後來設立太學後，教師未曾別立名目，即以博士為名）第二，他命郡國選舉孝廉，是科舉製度的先聲。（此時未有考試之法，但唐以後的科舉製度，是從此製變化而成的，參看本書第十八章）第三，他又聽董仲舒的話，重用治儒家之學的人。於是春秋、戰國時各學派之中，儒家之學，就歸於一尊了。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開疆拓土，又要營宮室，求神仙，還要出去巡遊。財政不足，就用了許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盜起，國內幾致大亂。幸而晚年悔過，能夠與民休息。昭宣兩代，政治也都算清明，才算危而複安。

評漢武帝

漢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當時中國之國力，如得嚴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雖十倍於漢武可也。漢武嚴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將而任椒房之親；又任嚴酷之吏，以深文隨其後；雖能摧匈奴，通西域，縣朝鮮，平兩越，開西南夷，實當時中國國力，與四夷相去懸絕，有以致之。計其所失亡，中國轉遠過於夷狄，蓋國力之浪費者多矣。（《古史家傳記文選》中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119頁）

前漢的滅亡

漢朝離宗法社會近，很看重宗室和外戚。元帝以後，政權入於外戚王氏之手，王氏中又出了一個大人物，漢遂為其所篡。這個人就是王莽。王莽以公元九年篡漢，改國號為新，他是鑒於漢時社會貧富的不均，要想實行社會政策的，他的魄力，可以算是很偉大。惜乎行之不得其法，弄得舉國騷然，新莽亦終至滅亡。

兩漢間社會文化一大變

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複聞。漢、魏之間，玄學起，繼以佛學，乃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複思改革社會矣。東漢以後，誌士仁人，欲輔翼其世，躋世運於隆平，畀斯民以樂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謂不深，策劃不可謂不密，終於不能行，行之亦無其效者，實由於此。故以社會演進之道言之，自東漢至今二千年，可謂誤入歧途，亦可謂停滯不進也。（《秦漢史》上冊，第197頁）

後漢的興起

後漢光武皇帝，是前漢的宗室，他以新莽之末起兵，和湖北地方的群盜連合，當時軍中先有漢朝的宗室劉玄，號為更始將軍，大家立他做皇帝。大破莽兵於昆陽（今河南葉縣），漢兵分路入關，關中群盜亦起，王莽為亂兵所殺。更始移都長安，為群盜所製，政治紊亂。關東流寇赤眉入關，更始遂敗亡。光武先別為一軍，出定河北。後來把赤眉打破；割據或擾亂一方的人，亦都打平。建都在洛陽，所以史家亦稱為東漢。

後漢國力遠不如前漢

後漢自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二二〇年為魏所篡止，共計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廢立，東方起兵討卓，實際分裂之時為止，則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運祚略與前漢相等，然其國力的充實，則遠不如前漢了。這是因為後漢移都洛陽，對於西、北兩麵的控製，不如前漢之便；又承大亂之後，海內凋敝已極，休養未幾，而羌亂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漢之盛之故。兩漢四百年，同稱中國的盛世，實際上，後漢已漸露中衰之機了。（《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415頁）

後漢的亂亡

光武、明、章三帝算是後漢的治世。和帝以後君主每多幼稚，母後臨朝，外戚專權。皇帝長大了，因滿朝都是他的黨羽，隻得和宦官謀誅滅他，結果宦官又因之專權。在這兩種惡勢力互相消長之下，國政日趨不振。到桓、靈二帝的時代而達於極點。靈帝死後，子少帝年幼，太後的哥哥何進當國，要想誅滅宦官，而太後不肯。何進乃召外兵進京，以脅迫太後，宦官大懼，把何進殺掉。何進的官屬，遂舉兵大殺宦官。正在紛亂之際，涼州將董卓帶兵入京，政權遂盡入其手。董卓把少帝廢掉，立其弟獻帝。行為又極暴虐。東方州郡，起兵攻擊他。董卓乃脅迫獻帝，遷都長安。東方的兵，都紛紛自占地盤，不能追擊。旋漢朝的宰相王允，和董卓的部將呂布合謀，把董卓殺掉。而卓將李傕、郭汜，又起兵為卓報仇，攻陷長安。獻帝為其所製，久之，乃得逃到洛陽。因地方殘破已甚，召曹操的兵入衛。從此大權歸於曹操，漢帝隻剩得一個空名了。

漢朝政治製度的劣點

漢朝的政治製度，有兩個劣點，是引起三國以後的分裂和戰亂的：

（一）秦漢時代，外官本分郡縣兩級，郡就直接隸轄中央。一郡的地方隻有後世一府這麽大（邊郡也有很大的，然地廣人稀，文化經濟都落後，依舊沒有實力），其勢不足以反抗中央，所以柳宗元說：“漢朝有叛國而無叛郡。”（見其所著《封建論》）後漢靈帝時，黃巾賊張角造反，雖然旋即打定，然而餘黨擾亂的很多，乃將向來專司監察的州刺史，改為州牧，變成了地方行政官吏，一州地方，有現在一兩省大；又值紀綱廢弛之際，州牧遂多據地自專；郡太守和有兵權的人，亦都紛紛割據，遂成為分裂之局。（漢武帝置十三州部，每州置一刺史以督察郡國，司隸校尉為中央官吏，督察京畿，不在十三州部之列。後漢並朔方於並州，改交趾為交州，合司隸校尉部仍為十三州，漢末又改刺史為州牧，威權愈重）

秦漢官製特色

秦漢官製的特色：（一）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個副貳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獨立的職權，都是分治天下眾務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後來，紛紛任用什麽尚書、中書、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職權，也奪歸六部；於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權愈張無限。（二）是外官階級少而威權重，和後世大不相同。這個有好處，亦有壞處。（三）則這時候去古還近，地方自治的意思，還有存留。《漢書·高帝紀》：“二年二月癸未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見得這時候，對於三老等官視之甚重，和後世名存實亡的，大不相同。（《白話本國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第71頁）

（二）秦漢承戰國之後，其兵製尚有征兵製度的意味。百姓到二十三歲，都隸名兵籍，歸各郡的都尉。講肄課試，到五十六歲，才得免除，漢初用兵，還都由郡國調發的。武帝以後，因用兵多了，免得騷擾平民，乃多派“罪人”（亦有並不是罪人的，如賈人、贅壻都是，不過取其不是普通農民而已。贅壻大抵是沒有田產的人。本章末節所論，可參看拙撰《白話本國史》第二編第八章第一、第四兩節）出兵打仗謂之“謫發”。雖然於人民有益，卻是人民因此和當兵漸漸的生疏了。後漢光武因圖減省起見，把都尉裁掉，民兵亦因之而廢，此時被中國征服的異族多入居塞內，漸漸用他當兵（如當武帝時，外族內附而用以為騎者， 就置有越騎校尉等。宣帝時調羌騎衛金城。這都是借外族內附而用以當兵的例子），遂至異族強而本族弱，造成五胡亂華之禍。

秦漢間兵製一大變

秦漢之世，為中國兵製之一大變。古代兵農合一之說雖誣，然至戰國，業已成為舉國皆兵之局。一統之後，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彌遠。夫地大人眾，則不必舉國皆兵，而後足以禦侮；征戍遠則民勞，不得不加以體恤；於是罪人、奴隸與異族之降者雜用。蓋自秦已啟其端，至漢武之世而大盛。更經新室之亂，光武崛起，急欲與民休息，而民兵之製遂廢。國之強弱，誠不盡係乎兵；兵之強弱，亦不盡係乎製度；然使民兵之製猶存，終必略加以訓練，不致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則典午以降，異族之憑陵，武夫之跋扈，其原雖不一端，要不得謂與民兵之廢無關係也。（《秦漢史》下冊，第6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