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本期結論

從上古到戰國，是我國從部落進於封建，從封建進於統一的時代。上古期中，最當注意的，是異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開拓。民族是以文化為特征的。住居中國的民族，大的也有許多，然都先後同化於我。社會的組織，也是隨時代而有變遷的。大抵人當生活艱難的時候，總是合力去對付自然的。到生活略為寬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剝削他人了。這都是人類在進化的途中，發生出來的病態。中國古代的哲人，對於社會的病態，都是很注意，想要設法糾正他的。這一點，也是我國文化的光輝。

上古史的性質

從上古到戰國，是我國從部落進於封建，從封建進於統一的時代。自此以前，我國還分立為許多國；自此以後，就合為一大國了。這是講中國史的人天然的一個段落。

中國曆史演進三階段

中國曆史可劃分三大時期。羲、農、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來，遐哉尚矣，雖書闕有間，傳說要非盡虛誣，此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史公作《記》，始於黃帝，惇史留詒，蓋自茲始。斯時部落林立，異族錯居，以累代之盡力經營，而林立者始漸合並，錯居者始漸同化，至於嬴秦，遂胥宇內而為郡縣，此自分裂入統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餘年，就大體言之，疆域實無甚變更，政治亦無甚根本變動，四方異族程度皆較我為低，雖亦有時憑恃武力，薦居上國，至於聲明文物，終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從我。一再傳後，其族且與我同化，泯然無跡焉。文化足以裨益者，唯一印度，亦僅及神教哲學而止耳，此為閉關獨立之世，三也。自歐人東來，而局麵乃一變，其文化既與我大異，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異族之比，我國受其影響，遂至凡事皆起變化，此為現在所處之時期，就此時期之事而講述之，此則所謂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為二期：一自歐人東來，至清末各國競劃勢力範圍止，此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一自戊戌變政起，訖於現在，此則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反應之時代也。（《中國近代史講義》，寫於1930年代，見《中國近代史八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頁）

上古史的年代

上古史年代，雖然大部分都不確實。然依普通記算：夏朝大約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已經有二千年了。（此項計算之法，見於《漢書· 律曆誌》，係根據古書中所載的幹支及日食等天象，用曆法推算的，雖不能密合，卻不致如傳說等的年代，相差很遠）再上推至黃帝元年甲子，則在民國紀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了。（如依齊召南《曆代帝王年表》黃帝元年甲寅，則當在民國紀元前四千六百十八年）秦朝統一天下，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那麽，我國開化的時代，就該在民國紀元前五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了。

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開拓

上古期中，最當注意的，是異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開拓。中國現在，所以能做世界上有數的大國；而人口的眾多，且為世界各國之冠；實在是這個時代，建立下來的根基。而這兩者，實在還是一件事。

周秦之間的文化擴張

文化是從一個中心點，逐漸向各方麵發展的。西周以前所傳的，隻有後世認為共主之國一個國家的曆史，其餘各方麵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書闕有間，不能因我們之無所見而斷言其無有，然果有文化十分發達的地方，其事實也決不會全然失傳的，於此，就可見得當時的文明，還是限於一個小區域之內了。東周以後則不然，斯時所傳者，以各強國和文化較發達的地方的事跡為多，所謂天子之國，轉若在無足重輕之列。原來古代所謂中原之地，不過自泰岱以西，華嶽以東，太行以南，淮、漢以北，為今河南、山東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開發，怕還是西周興起以來數百年間之事。到春秋時代，情形就大不然了。當時號稱大國的，有晉、楚、齊、秦，其興起較晚的，則有吳、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東的東北境，陝西的中部，甘肅的東部，及江蘇、浙江、安徽之境。在向來所稱為中原之地的魯、衛、宋、鄭、陳、蔡、曹、許等，反夷為二三等國了。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文化擴張。其原因何在呢？居於邊地之國，因為和異族接近，以競爭磨礪而強，而其疆域亦易於拓展，該是其中最主要的。（《呂著中國通史》下冊，第372頁）

文化的進步

民族是以文化為特征的。住居中國的民族，照第六章所述，大的也有許多，然都先後同化於我，就可見得我族文化的獨優了。什麽叫文化呢？依廣義的解釋，除天然現象之外，一切都該包括於文化之中。合以前各章所述的社會組織，政治製度，學術思想，以及衣、食、住、行等的進化而觀之，就可見得我族文化的大略了。

社會組織的變遷

社會的組織，也是隨時代而有變遷的。大抵人當生活艱難的時候，總是合力去對付自然的。到生活略為寬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剝削他人了。人的剝削人，有兩種法子：一種是靠武力，一種是靠財力。靠武力，就釀成各民族各部落間的鬥爭，戰勝的役使戰敗的人，而成立封建製度。靠財力，則人和人，當交易之時，總想損人利己，本是大家互相剝削的行為了。這都是人類在進化的途中，發生出來的病態。中國古代的哲人，對於社會的病態，都是很注意，想要設法糾正他的。隻這一點，也是我國文化的光輝。

治天下與安天下

先秦諸子之思想，有與後世異者。後世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分，先秦之世，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合。蓋在後世，疆域廣大，人民眾多，一切問題，皆極複雜。國家設治之機關，既已疏闊；人民愚智之程度，又甚不齊。所謂治天下者，則與天下安而已。欲懸一至善之鵠，而悉力以赴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可為無憾，雖極宏毅之政治家，不敢作是想也。先秦諸子則不然。去小國寡民之世未遠，即大國地兼數圻，亦不過今一兩省，而其菁華之地，猶不及此。夫國小民寡，則情形易於周知，而定改革之方較易。風氣淳樸，則民皆聽從其上，國是既定，舉而措之不難。但患無臨朝願治之主，相助為理之臣。苟其有之，而目的終不得達，且因此轉滋他弊，如後世王安石之所遭者，古人不患此也。職是故，先秦諸子之言治，大抵欲舉社會而徹底改造之，使如吾意之所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等思想，乃古人所無有也。（《先秦學術概論》，第9—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