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難中，活下去，等春來
《演化》這本書，是我喜歡的書。卡爾·奇默是我很喜歡的生物科普作家。
我本來是個理科生，不謙虛地說，我理科其實學得不差，高考理綜隻扣了六分。但大學時我卻轉去學了曆史，因為我從小更喜歡看那些有曆史感的東西，我喜歡讀曆史，喜歡曆史給我帶來的那種千帆過盡、滄海桑田的感覺。但轉了專業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可能還是選錯了行當。那一年是2009年，我看了丁仲禮院士與柴靜的那場著名對談。兩個人當時談的是氣候變暖和碳排放的問題。柴靜當時問了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做些什麽拯救地球呢？
丁院士糾正說：“這不是人類拯救地球的問題，這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問題，地球不需要人類拯救。地球氣溫比現在高十幾攝氏度的時候有的是，地球就是這麽演化過來的，滅絕的隻是物種，該問的是人類如何拯救自己，而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
時隔十幾年再看，柴靜和丁仲禮的這段對話，猶如蝴蝶扇動翅膀，給後來的輿論場帶來了一場他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颶風”——比如工業黨的興起，比如反西方思潮的興盛。但我關注的並不是這些，我當時感到特別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丁仲禮院士說的那個事情，是真實的嗎？地球的氣溫，確實曾經變動如此劇烈嗎？當時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於是我開始找相關的書籍來看，經常去學校的理科圖書館（當我是理科生時，我經常去泡文科圖書館，可成了文科生後，卻總是待在理科圖書館。我的大學過得就是這麽奇葩）。學習之後我發現，丁院士好像還是把地球的“脾氣”說得太溫柔了。
這根本就不是氣溫變化十幾攝氏度、二氧化碳多點少點的事情。隨便舉幾個生物史上的例子，說明一下地球變化之大。在距今24億年前，由於能進行光合作用的藍細菌的出現與繁殖，大氣中的主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和甲烷）被大量消耗，地球出現了一次急劇降溫，凍成了一個“雪球”，進入了所謂的休倫冰河時期。這是地質史上第一個持續最久也是殺死生物最多的冰期。相比之下，人類祖先和猛獁一起趕上的那場冰期真是小巫見大巫，因為這場冰期持續了整整3億年！在這3億年中，地球遠遠看去，就像木衛二(1)一樣，是個似乎了無生機的冰球。如果不是之後機緣巧合之下，一輪劇烈的火山噴發與地殼運動重啟了生命的進程，那麽整個地球的生命演化史，可能就這樣被永久封凍了。在距今2.5億年前，位於西伯利亞地區的超級火山噴發了。這場火山噴發持續了整整20萬年，噴發的岩漿麵積達700萬平方公裏，給地球帶來了100多萬億噸的碳排放，整個地球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持續的火山噴發殺死了當時地球上99%的生物，90%的物種直接滅絕了。地球曆史上一共經曆過五次生物大滅絕，分別是：奧陶紀末生物大滅絕，泥盆紀末生物大滅絕，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三疊紀生物大滅絕，白堊紀末生物大滅絕。然而，和二疊紀末生物大滅絕相比，其他四次生物大滅絕都顯得那麽微不足道……
還有持續百萬年的暴雨——卡尼期洪積事件。還有持續10萬年的“高燒”——古新世-始新世極熱事件……
如果說人類曆史的變化是“滄海桑田”，那麽地球曆史的變化，應該就是無數次的滄海桑田。冰封與烈火，極寒與酷熱，地球都經曆過。變動之劇烈，篩選之殘酷，是任何未接觸過這門學科的人無法想象的。
而生命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堅強。它居然在這樣劇烈的變動中存活了下來，發展了下去。所以，大學畢業後這麽多年，每當我心情不好、看不透時局、對未來滿懷擔憂與焦慮的時候，就會去找一本古生物演化方麵的書籍來看。它們對於我來說，就像是加強版的《逍遙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自然從來沒有向生命許諾過什麽恒定，曆史也從來沒有向個體許諾過什麽太平。世界永在，它並不需要我們拯救，但我們需要自救，就像古生物們掙紮求存，並生生不息一樣。
即便沒有敏感的神經，我們也會發現，無論是自然環境的“大氣候”，還是人類社會的“小氣候”，很多巨變都在堅定而並不緩慢地一步步發生著。
我們看到了舊有世界秩序的危機與坍塌；我們看到了人類在疫情和科技紅利行將耗盡時的混亂、迷茫與認知分裂。
我們還見證了無數在舊時代風頭無兩的人物、企業或生存模式的驟然終結。我們變得無比懷念那個剛剛過去的人類文明的黃金時代。哪怕一首歌，也能勾起我們對它的回想；哪怕一幅畫，也能串起我們對它的追憶；哪怕一個童話，也讓我們倍感珍惜。而在更多我們看不到甚至無法言說的地方，無數生靈在走向衰亡、凋謝，無數言說已經陷入了沉默。
雖同在一個時代，但我們也許根本看不懂，彼此正在做什麽，而這一切的根源，是一種困惑和焦慮。因為剛剛過去的那個時代，是我們的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曆史上都難得而罕見的太平歲月。我們習慣了那種太平的生活，並把安逸當成了常態。但現在，這個偶然結束了。人類必須重新出發，在亂紀元裏掙紮求生。
“小西，我想不明白，這個世界怎麽了？文明與理性的終結要到來了嗎？”曾有朋友這樣悲觀地問我。
我想，文明是不會有終局的。每一個嚴冬過去後，遍地的春草都會重新萌發；每一場災變停息後，所有生態位都會重新被新物種填滿。
兩千多年前，西塞羅死了，他的雙手被政敵安東尼砍下，釘在門板上警示反對者。但他的著作和思想依然留了下來，等到人文精神重新複興，自會有人借著他的名號繼續思考，繼續前行。
是的，就像地球其實不需要拯救，文明與理性也不需要拯救。即便這一代人徹底迷失了，許久過後也會有人重新出發，奮勇前行。
可是，我們每個人的確需要自救。在變局中，我們需要活下去。活下去，活到災疫終結，活到變動止息，活到萬物複生。
而這需要一種智慧。這種智慧我們與其從人類曆史中獲得，不如從自然史中獲得。因為自然演化中遭遇的那些變動，其實更猛烈，更頻繁。那麽，它是什麽？
首先，是“不出頭”，不把自己搞得太顯赫、太大。在生物演化史上，我們看到那些曾經煊赫一時的頂級獵食者，無論是古生代的巨型羽翅鱟、鄧氏魚，還是中生代的霸王龍，在時代平緩發展的太平歲月裏當然風光無兩，可是一旦變局來臨，它們總是死得最幹淨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存在，其實最經不起變動，一點點環境的變化，往往就會造成它們腳下整個金字塔的崩塌。而在人類社會中，道理也是一樣，那些最煊赫一時的人物往往最經不起波折，變局來臨時他們的崩塌隻在一瞬間。
所以，收斂鋒芒，不要出頭，在變局已經來臨時尤該如此。
其次，是保留變化，不走極端，不過於特化，把自己的演化潛能用盡。在生物進化史上，我們看到過無數將生命的進化潛能發揮到極致的物種，它們跑得飛快，長得很高，潛遊萬裏，翱翔天際。但這種生存方式太極端了。一旦巨變來臨，自己所在的生態位被暫時關閉，這些走進進化死胡同的生物就沒轍了，高度特化的器官沒辦法適應環境的變化。
所以，它們都滅絕了，最終能活下來的，反而是那些堅守基本生態位，“保留變化”的“基本型”物種。所以，在巨變之中，不要將自己搞得過於“特化”，不要過於專注某種生存方式，或隻醉心於一種主張。保持饑餓，保留變化。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善良，要講道德，要與其他善良的人們守望相助。我曾經跟一些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的朋友有過一些爭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當今中國的一個變種，就是把道德和善良視為一種累贅或過度文明培養出來的矯情。但人類曆史和自然史恰恰都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人類史告訴我們，道德是一種人類在嚐試構建自己的社會形態時，所摸索出的最深刻的理性判斷。而自然史則告訴我們，善良是我們的祖先得以存續至今並站上萬物靈長之位的最關鍵的本能。
我們的祖先，他們對於他們的子孫後代是善良的，所以才會悉心地哺乳、撫育、嗬護他們的幼崽，所以才能在災變來臨時，增加自己後代的存活概率。他們對自己的同胞也是善良的，所以才能在危險來臨時，不顧自己的風險發出預警，在同伴落難時伸出援手。甚至為了更好地做到這一點，我們進化出了鏡像神經元。它的產生，讓我們有了語言、藝術與音樂，更讓我們理解了什麽是同情，什麽是公義。
是的，人類總是喜歡反思和苛責自己的殘忍，但事實上，整個生命史上，沒有任何物種像人類整體所呈現的那般重視同類、在乎社群以及能夠為維護道德與正義獻身。這種行為，如果不能被解釋為孟子所說的“天良”或基督教所說的“上帝的啟示”，那麽我們就隻能認為：善良恰恰是進化中最犀利的武器，我們的先祖正是通過應用它、強化它，挺過了一個又一個嚴冬與巨變，一直到今天。所以，在劇變之中，讓我們保持渺小、保留變化、保衛良善。這是麵對巨變時自然史與人類史共同教給我們的生存秘訣。這些，再加上一點好運，也許就能幫我們渡盡劫難，看到希望。兩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經》中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對比一下，你會發現老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慈就是善良；儉就是保留變化；不敢為天下先，就是不出頭，不做那個樹大招風的巨無霸。而“寶”其實通“保”，也就是保留、活下去的意思。於是，老子又說：“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因為“慈”、因為善良，所以我們勇敢，為所愛的人、為值得的事業不畏懼，心懷坦然。因為“儉”、因為保留變化，所以我們“能廣”，我們的思想與心態是開放的，能在最大的範圍內尋覓生計，在最廣博的思想裏獲得啟迪。因為“不敢為天下先”，因為不站上頂峰，所以我們不容易坍塌，當災變來臨、變革的凜冬將至，山巒會崩潰，巨獸將倒下，可我們會蝸居在山洞裏，依偎著微弱的理性與良善的火光，與知心好友們講講往事、訴訴新知，靜靜地等待災疫過去。
所以，請等待。等待一元複始，萬象更新。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
對於這個艱難而變動的時代，可能很多人並不懷念它。可是我仍想將這話送給大家。
它是老子的話，也是我走過這段歲月，真實的體會。
我不斷地寫文章，寫著寫著，我也三十多歲了，我越發感覺，活著，就像讀一本很難啃的書，雖然過程可能痛苦，可是我們總還是獲得了一點什麽。
我們不斷地在流失的歲月裏成長，獲得新的感悟與啟迪，這就足夠了。
活下去，等春來。
(1)木衛二：在1610年被伽利略發現，是木星的第六顆已知衛星，木星的第四大衛星，在伽利略發現的衛星中離木星第二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