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機會還未來臨的時候 不言棄，找到屬於自己的機會
知識星球平台上的一位焦慮的年輕讀者來信（限於篇幅，信件略有縮減）：
小西：
你好！
經朋友推薦，關注了你的微信公眾號，你的很多文章都寫得很棒。
我這幾年有種越來越強的焦慮感，很希望聽聽你的看法。
我是2016年從一所985大學研究生畢業的，畢業後就考進了某國企工作，工作和收入在旁人看來都還可以。但是工作這幾年，危機感卻讓我越來越焦慮。因為我上班後沒多久，公司就提拔了一批早我們數年入職的同事。
領導開會的時候說，公司要任用年輕人，鼓勵我們好好幹，但我們同期的朋友們聚在一起，卻都感覺工作沒啥奔頭了——頂頭上司就是比自己年長不了幾歲的“大哥”。而國企裏的選拔製度你也知道，領導崗位就那麽幾個，人家做了你就不能做。而我們的企業發展已經進入停滯期，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這批人能被提拔的機會是很渺茫的。
…………
我也有一些同學畢業後去了一些私企大公司工作，聽他們說，這幾年公司裏的新人想向上調級也變得越來越難了。原因和我們這邊差不多——崗位都被比我們大一些的70後、80後占滿了。雖然很多大公司吆喝著“三十五歲退休”，可是實際留任的中層依然供大於求。感覺在大公司出頭也沒什麽希望。
當然，我也曾動過拉幾個兄弟一起自主創業的念頭，可是一番市場考察下來，發現那是一個更大的坑，如今各個創業風口上都站滿了人，新跳進去的人是九死一生。
所以想來想去，感覺自己走哪條路都不會有出頭的機會了，再加上未來幾年經濟預期似乎不太好，我才不到三十歲，難道人生就這麽一碗水看到底了？以後的人生大約隻有風險，難有驚喜？很鬱悶。
感覺小西兄你對曆史方麵知之甚詳，曆史上有沒有類似的人有類似的焦慮？期待你寫一篇文章為我們講講。相信有我這種焦慮的同齡人可能不在少數。
以下是我的回答：
這位同學：
你好！
首先感謝你這篇洋溢著凡爾賽氣息的來信。
你是名校研究生畢業，畢業就進國企，在一線城市打拚，每天想的不是這個月房租怎麽辦、飯碗怎麽保住，而是再幹多久才能在公司裏出頭，這對我們這一代大多數人來說，已經是過於奢侈的幸福的煩惱了。
所以，我的第一個建議是：作為已是金字塔尖兒上的人，你不用過於焦慮，先回頭瞅一眼你自己那座已經建好的凡爾賽宮，平複一下心情，告訴自己：我已經很不錯了。這年頭，吃不愁喝不愁，你還愁啥？
心平氣和之後，我們再來分析具體問題。你說的焦慮確實是我們這一代人當中存在的，因為人類很多時候就是這一代比上一代難。當代中國年輕人遭遇的困局，與20世紀末日本“平成青年”們的困局有那麽點相似之處。簡單說，就是想飛的豬太多，但風口已經被堵了。
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前，一直處於高速的資本擴張當中，資本擴張的一個副作用就是，所有企業都在拚命地嚐試新領域。某個大企業注資一個新項目，今天剛成立一個組，明天就變成一個課，後天可能就是一個分社，然後就在納斯達克敲鍾上市了。趕上那一撥機遇期的青年們，提升速度當然就是很快的，一旦得到賞識任用，今天組長、明天課長、後天社長，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鳳凰。所以，你看那年頭的日本年輕人，總給人一種暴發戶的感覺，在東京銀座街頭，你不揮舞一打福澤諭吉（萬元日鈔），是根本打不到車的。
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後，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其實很多解讀很片麵，當時日本炒股炒房失敗，從富翁變成“負翁”的人的確有，但還是少數。更關鍵的問題是，隨著資本的收縮，供年輕人急速上升的風口也不再有了。各大企業都在收縮而不是新增平台，享受過巔峰時代、還在壯年中的前輩們能保住地位就不錯了，自然沒有那麽多新崗位留給後輩。
所以，你觀察一下日本平成這一代青年，能感受到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強烈的、感覺自己沒有出頭之日的倦怠感；二是對被他們稱為“大叔”的那一批昭和末期會社人的隱隱的“羨慕嫉妒恨”：憑什麽當年的好時候都被你們趕上了？現如今你們還把著正社員、高職位的位置不走？當然，昭和大叔們也很鬱悶：增長停頓了，你們升不上去，這是我們的鍋嗎？催我們讓位，給你們這幫小崽子讓路，那我那一大家子老小誰來養？所以，指望前輩提攜、忍讓你，給你讓路是不現實的，憑啥啊？人家又不是你長輩。於是，雙方都拚命地較勁、加班、內卷，搞得全社會的氣氛都非常緊張、壓抑而使人看不到希望。這就是所謂的“日本精神”從高昂走向中衰的實質——代際之間人生難度在加劇而不是減輕，這讓後輩們感到懼怕。
所以，你提的這個問題，實則是我們這代人該怎麽走出類似的困局。但很不幸，我其實也無法做出很完美的解答，因為我自己也是局中之人，我也有與你類似的煩惱。
我講講自己的故事吧。其實我曾比你還焦慮。我是80末，但這其實無所謂，因為相比於80初和90末，我們這些80末、90初確實才是同一代人，因為我們趕上了同一場變革。
我在某一篇文中曾經提到過，中國絕對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是從2012年開始出現大幅放緩的，而那一年剛好是我畢業的年份。今天想來，其實那時我就已經隱約聽到了內卷的號角。我畢業的時候也想過走學術的道路，但我讀的專業是曆史，繼續讀研的話，未來唯一的出路是去高校當老師，可是當時我那些師兄師姐們為了爭一個教職打得頭破血流的故事已經傳得盡人皆知了。我預估了一下，覺得自己讀書的速度顯然趕不上內卷嚴重的圈子裏學曆貶值的速度。於是，我就毅然決然選擇了逃避，趕緊滾出象牙塔，去混社會。但到了社會上，我依然逃不開內卷。我當時為自己選擇的工作是去一家還不錯的報社當記者，不謙虛地說，我當時幹得還算不錯，我是整個報社曆史上第一個入職頭一周就把評論文章登到二版上的人。入職第二年我就開了個人專欄，第三年我就拿了省一級的新聞獎。這些在我們報社的曆史上都是頭一遭的事情，但我依然寫不出頭，幹了六七年依然是一個苦哈哈在一線靠碼字算分結工錢的“文字碼農”。原因何在呢？不是因為我沒才華、不努力，也不是因為領導沒給我機會，而是當時報紙行業所麵臨的大形勢，就是整體在走下坡路。報紙都沒人看了，你在報紙上再費心竭力地寫得花團錦簇，又有什麽用呢？記得那會兒我看張宏傑寫吳三桂，說吳三桂的前半生“都一直在一座冰山上攀爬”，等他爬到頂了，大明這座冰山也基本化完了。我讀這段時，總覺得自己當時就是吳三桂附體，在一個夕陽產業裏，所有的努力都是沒用的。後來，有一次同事小聚，有一個長我六七歲的前輩拍著我的肩膀說了句心裏話：“小西啊，你要是趕上我們這一批入職時的好時機，像現在這麽寫，一定就成了。但現在，你還是得找別的出路。”之後那幾年，我一直在想這位前輩的話，我想他說的確實是肺腑之言——人這一輩子，能不能活得有“節奏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若能比現在的年齡長個四五歲，在21世紀頭十年報紙的黃金期入行，可能我會更早地積累到一定的筆力、名望與家底，等到四五年以後，微信等的風口來臨時，我就能憑著這些資本，迅速地轉換、切入微信，在微信公眾號的黃金期吸一波紅利。
再等到這兩年微信公眾號勢頭衰減，視頻媒體興起時，我可能就能騰出手來再去開辟視頻領域了。可是，這個如意算盤終究打不成。現實是：在2013年“微信公眾號元年”的時候我才剛入職，無論是筆力、知識積累還是財力儲備都非常欠缺。當時我跟人合租在一個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間當中，隔壁的兩口子還經常晚上打架，吵得我根本無法休息，更別說在自己的私人環境中閱讀、寫微信公眾號了。直到2020年，我自己終於買了房，可以坐在電腦桌前安靜地看看書、做做思考、寫寫文章的時候，我才開始了微信公眾號的運營。而這時，微信的風口又早已過去，這個賽道已經殺成了一片紅海，我可能要付出比前輩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才能獲得與他們差不多的影響力——甚至，大多數時候可能還達不到。
也許再過幾年，等到我終於可以做出讓自己滿意的視頻時，眼下紅火的視頻風口也會消散。相比於很多已經揚名立萬的大V，是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嗎？也許並不是。這其實更多是個人生機遇問題。很多時候，你的事業就是講節奏的，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與才能無關。我常常覺得，命運這東西如果真的有，它對我們這一代人就是不如上一代人優渥，它在我們即將入世的時候激烈地劇變，機會不像以前那麽多了，競爭越來越激烈，又沒有給我們留出足夠進化的時間來適應。所以，大量的80末、90初的人選擇躺平，我覺得是有理由的——我們這一代人，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是“活到坎兒上”的一代。人生的難度，相比上一代人，直線升高了。那怎麽辦？你讓我講曆史故事，我就試著講一個吧。
在文藝複興藝術史中，有一件著名的公案，那就是同為文藝複興後三傑的達·芬奇與米開朗琪羅的齟齬。說達·芬奇、米開朗琪羅“齟齬”其實都有點不準確，準確地說，就是米開朗琪羅對達·芬奇單方麵羨慕、嫉妒、恨。
達·芬奇出生在1452年，米開朗琪羅出生在1475年，兩個人差了二十三歲，但你看米開朗琪羅在與達·芬奇的交往中，一點都沒有對這位前輩的敬重之意。據說有一次，達·芬奇正在跟一些朋友聊但丁，正巧看到米開朗琪羅來了，就非常寬和地對眾人說：“我對但丁不熟悉，米開朗琪羅很熟，來，你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吧。”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對後輩提攜和示好的舉動，可是你知道米開朗琪羅是怎麽接話的嗎？
米開朗琪羅陰陽怪氣地回了一句：“喲，我對但丁可沒您熟。在您這樣用泥塑都可以征服世人的人麵前，我這種連青銅像都不被承認的人應該感到羞愧！”說完就揚長而去，把尷尬的達·芬奇撂下了。
米開朗琪羅這句話背後有個故事，就是當時的米蘭公爵曾經邀請達·芬奇為他雕塑一個青銅騎馬像，達·芬奇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做好了塑像的泥塑，可是臨到要鑄造的時候，公爵為了打仗鑄炮，拿不出青銅來了。於是，這座號稱“世界第八奇跡”的塑像，僅僅以泥塑的形式保存了七年，就被毀掉了。達·芬奇的心血也白費了。
明白了這段背景，你就會覺得米開朗琪羅簡直就是個渾蛋，人家前輩好意捧你，你卻專往人家肺管子上戳刀。兩人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米開朗琪羅在其中都表現了對達·芬奇沒由來的嫉妒和恨意。但兩人究竟有什麽仇什麽怨呢？其實無他，無非還是“時代風口”的問題。前文說了，達·芬奇年長米開朗琪羅二十三歲，而兩人都曾長時間在佛羅倫薩生活，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當米開朗琪羅剛剛出道的時候，達·芬奇已經功成名就了。而一個社會的關注度總是有限的，給了達·芬奇，就不能再給米開朗琪羅。
米開朗琪羅在年輕的時候，據說不止一次遭受過被他稱為“羞辱”的事情。比如，他費了半天洋勁兒給人畫了一幅壁畫，買主誇讚，說你這畫畫得真好啊，有點達·芬奇那個意思了……
這是什麽概念呢？我估計我要是寫一篇文章，有讀者留言誇，說小西你這文章寫得真棒，有點那個誰誰誰的意思了，那我肯定也怒，你什麽意思？你這分明是不尊重我的勞動成果！而米開朗琪羅這人脾氣恰好又比較暴，三兩次這麽被說之後，他就較上了勁兒——你達·芬奇不是繪畫牛嗎？好！算你狠，我爭不過你。老子搞雕塑，雕塑總會比你強。
《哀悼基督》是米開朗琪羅的雕塑成名作。後來，米開朗琪羅就把重點放在了雕塑藝術上，而且也許是有意與達·芬奇做出區分，他雕塑的風格非常鮮明。達·芬奇描繪的人體往往嚴謹、含蓄，米開朗琪羅就刻意做得張揚、奔放，讓肌肉如虯蛇般在人物身軀上盤踞，把人物的力與美誇張到極致。應當說，他是成功的，成功到即便五百多年以後，他中晚期的雕塑、繪畫作品，很多人依然能一眼就分辨出，哦，這就是米開朗琪羅的作品——因為風格實在太明顯了，沒有一點錯認的空間。
米開朗琪羅創作了《創造亞當》《大衛》，就這樣把他的這種倔強融入了他的藝術中，讓他的作品極具標識性。可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沒有完全走出達·芬奇的陰影。
理由還是一個時代的風口、民眾的關注度，以及讚助者們的腰包，總是有限的。有一個成熟的前輩在前，後輩能分到的機會就注定少很多。比如，達·芬奇在做他的米蘭公爵騎馬像時，全意大利都在談論這尊注定將十分偉大的青銅像，把決意要在雕塑上幹出名堂的米開朗琪羅的風頭完全蓋過了。萬般無奈的米開朗琪羅，隻能以不去碰青銅雕塑這個分類，小小地“傲嬌”一下。可達·芬奇吸引了半天的注意力，最後卻又什麽都沒留下來，那米開朗琪羅能怎麽辦呢？他當然要把積蓄已久的嫉妒、不甘與嘲諷，找一個機會宣泄出來：甭管達·芬奇有意無意，你就是擋了我這個後進的路了。
說白了，米開朗琪羅對達·芬奇的憤怨，其實朝向的是時代本身——我明明這麽有才，又這麽勤奮，憑什麽不讓我出頭？因為米開朗琪羅的這個心結不是達·芬奇能解的，所以兩個人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甚至後來還產生了一段著名的“對決”。1504年，佛羅倫薩的市政大廳竣工，執政者不知是不是有意要“搞個大新聞”，特意邀請了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這對“王不見王(1)”的大師共同為市政大廳繪製壁畫。這就屬於存心挑事了，但兩個人還真都答應了下來。達·芬奇畫了一幅《昂加裏之戰》，直接描繪戰爭場景，畫麵上戰馬奔騰、騎士怒吼，一幅戰爭的殘酷景象，堪稱16世紀的《格萊尼卡》。
而米開朗琪羅則畫了一幅《卡西納之戰》，描繪了士兵們在聽到戰爭警報時那一瞬間的動作，把力量即將爆發之前的那種力與美描繪了出來。這兩幅作品，誰的更好呢？
答案是沒有結果。事實上，這兩幅畫最終都隻完成了草圖，達·芬奇後來因為一些事情，放棄了作畫，米開朗琪羅一看自己的對手沒了，也對這個工作怠慢了下來。最終，這場大師之間的世紀對決並沒有分出勝負。但令人意外的是，這場比試卻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贏家。在兩人的畫作草圖展出時，有一個年輕人靜靜地圍觀、臨摹著兩人的畫作，他名叫拉斐爾，後來與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並列文藝複興後三傑，也是最後一個“搶”到這張名垂青史的車票的人。
拉斐爾比米開朗琪羅還小八歲，米開朗琪羅所遇到的那種對自己“來晚了”的惋惜和懷才不遇的焦慮，他應該都有。
但拉斐爾與米開朗琪羅不同，他把自己的姿態放得特別低，特別善於學習。年輕時，他拜在畫家佩魯吉諾的門下，在他的工作室裏作畫，始終一心一意地給自己的“導師”打工，並力求把自己老師所有的門道都學到手。
拉斐爾的早期作品《聖母的婚禮》，被認為是他學習佩魯吉諾的出師之作。
直到快二十歲的時候，佩魯吉諾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親口對拉斐爾說：“你的水平已經超過我了，我不想讓這小地方拖住你，你可以獨立工作了，你應該到大師雲集的佛羅倫薩去，到那裏進行更多的學習。”於是，拉斐爾就這樣拿到了老師的引薦，前往佛羅倫薩，在那裏，麵對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這兩位光芒璀璨的前輩，神童拉斐爾一點都沒有“被搶了風頭”的焦慮感。相反，對於兩人的每一幅畫作，隻要有機會，他都一定要去借鑒、去學習。取長補短，然後自己化用過來。比如，在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的那場“世紀對決”當中，拉斐爾就當了最後的那個受益者——兩人都沒有完成他們的作品，唯獨拉斐爾畫完了。那就是他後來的《米爾維安橋之戰》。不難看出，拉斐爾的這幅畫，同時借鑒了《昂加裏之戰》與《卡西納之戰》兩者的長處——前者的駿馬與後者的人體，前者的激烈與後者的蓄勢待發，再加上拉斐爾獨有的風格，這些被重新融合，渾然一體，成就了這幅名畫。是的，達·芬奇與米開朗琪羅那場“世紀對決”的最終勝利者，是拉斐爾。作為後進者，拉斐爾應該看到了自己所從事的行當的難度在增加，但他這種海納百川的學習能力和虛懷若穀、不急不躁的心態實在是太牛了。他仿佛是學會了“吸星大法”的令狐衝，前輩們再有什麽神功，也無法阻擋他揚名江湖。“當令丹田，常如空箱，恒似深穀，空箱可貯物，深穀可容水。若有內息，散之於任脈諸穴。”於是到了二十五歲那年，拉斐爾接到了羅馬送來的詔書：“教皇想盡快在梵蒂岡見到拉斐爾，以便他在羅馬與意大利最優秀的藝術家一起，為美化羅馬而工作。”不久，梵蒂岡的畫家們被告知：除了拉斐爾和米開朗琪羅之外，其餘的畫家全被辭退了。因為教皇認為，羅馬隻要有這兩位大師就足夠了。至此，拉斐爾站到了與前輩同樣的位置上，搶到了時代留給藝術家們的那張寶貴的車票。拉斐爾依然沒有放棄學習，他請求教皇向他開放尚未完工的聖彼得教堂，以便前去觀摩米開朗琪羅在其中繪製的《最後的審判》。其實拉斐爾想得很明白，既然自己已經是後來者，那麽前路上有多少吸引目光的前輩，都已經成了既定事實，給自己施加再多的焦慮，給對方投去再多的怨毒與嫉妒，都無濟於事。
畫好自己的畫，走好自己的風格，把握好自己的節奏，然後等待時間給予一個評價，這才是一個後進者唯一能做的，也最值得做的。《西斯廷聖母》便是拉斐爾留給文藝複興時代的至高傑作。
結尾，讓我們再來看一看拉斐爾的另一幅名畫吧，它叫《雅典學堂》。在這幅腦洞大開的穿越畫作當中，拉斐爾一共畫上了二十多位古希臘哲人。但你注意到了嗎？在這璀璨群星當中，拉斐爾偷偷為自己留了一個位置，請看畫作的右下角，在瑣羅亞斯德與托勒密的身旁，有一個青年偷偷地扭過臉來，注視著你。
那就是拉斐爾自己。這是畫家的調皮之處，也是他的高傲之處、他的自信之處——即便大堂中已經站滿了人，我也堅信，畫布上會有我的立身之所，我會成為那唯一從那畫布中扭過臉來調皮地看著你的人。為此，我勤奮地學著，堅定地畫著，默默地等待著。
拉斐爾出生在1483年，我想，這個15世紀的80後的故事，能給我們一點啟發。必須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想出頭，注定會比上一代人難上許多。你必須比你的前輩優秀很多，才能做到與他們相似的成績——因為人家有風口，而你就是沒有。所以，請調整好心態，別焦躁，別憤怒，更別嫉妒，因為你焦躁、憤怒、嫉妒了也沒用。同時，別忘了學習。
學習，這是這個下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難的時代裏，你唯一可能用以出頭的辦法。總之，記住那個心法吧：“當令丹田，常如空箱，恒似深穀，空箱可貯物，深穀可容水。”信唄，不然能咋辦呢？令狐衝當年在牢底學吸星大法的時候，也沒想著自己真能憑此脫困……
(1)王不見王：意思近似於一山不容二虎，形容在同一領域很強的人一般不見麵，見麵就必然會有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