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水滸傳》的典型性格描寫和結構特點

《三國演義》所歌頌的是曆史上的英雄，帝王將相型的人物。《水滸傳》描寫了現實社會生活，歌頌的是下層社會有勇氣反抗上層統治階級惡勢力的人物，所謂江湖上的英雄，綠林好漢。

《水滸傳》是典型的。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不隻是北宋末年，乃是宋元社會所共同的。

《水滸傳》的高度現實主義尚存在於善於描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各有各的性格麵貌。

如林衝、楊誌、魯達三個軍官，性格不同，如茅盾的分析(1)，善於從階級意識去描寫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滸傳》人物描寫的一大特點。這三個人都是軍官，起初都沒有想到要落草，大概都是想往上爬建立一番事業的。三個人階級出身不同，楊誌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蔭子的念頭是不斷的。第一次為了花石綱失事而丟官，複職不成，落魄賣刀，無意中殺了潑皮，因此充軍。不料因禍得福，又在梁中書門下做了軍官（隻要有官做，梁中書也是他的好上司）。終於又因為失陷了生辰綱，隻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按：楊誌先打梁山經過，王倫勸其落草，不肯答應。此時他還熱衷於複職。又，押送生辰綱時，一味鞭打下人，不團結群眾，顯出他自高自大性格）。林衝出自槍棒教師的家庭，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他有正義感，但苟安於現狀，遭到壓迫陷害，隻是逆來順受。所以在野豬林中，魯達要殺兩個解差，反被林衝勸止。到了滄州以後，安心做囚犯了，直到高衙內又派人來害他性命，這才殺人報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按：林衝知道人家欺侮他的妻，心中不憤，及至見了高衙內，手就軟了，“不怕官，隻怕管”。對上司無可奈何。不料高俅設下白虎堂的圈套陷害他。林衝有家產，有妻子，多所顧慮。但到滄州後，火燒草料場，方知敵人步步逼緊，無可脫逃）。魯達，一無顧慮，敢作敢為，也就不曾吃過虧。無親無故，一條光棍，也沒有產業。光景是貧農或手藝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軍官。我們對於楊誌，雖可憐其遭遇，卻鄙薄其為人。對於林衝，既寄予滿腔的同情，卻又深惜其認識不夠。對於魯達，除了讚歎，別無可言。《水滸傳》描寫人物於相同之中，有不同。從三個人物的思想意識上說明三人出於不同的階層。描寫三個人的性格，處處都扣緊了他們的階級成分。魯達與李逵在粗率、單純、沒有心機方麵是相同的，但是李逵比之魯達顯得更有較多的農民性格的特征。魯達比李逵用心較細些，這是做軍官生活的經驗的體現。因此，可以說善於從階級意識去描寫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滸傳》人物描寫的一個特點。

《水滸傳》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水滸傳》的人物形象又有著作為個人特征的鮮明個性。人物個性和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在生活的真實的洪流中完全統一了起來。徐士年說：“在這樣一個封建統治昏天黑地的時代裏，人民的反抗也如火如荼。這是一個階級矛盾極其尖銳，人民痛苦水深火熱的環境。《水滸傳》通過活生生的形象，深刻地表現了這個環境。”(2)

武鬆是住在城裏的下層市民，從他的哥哥武大在縣城裏賣炊餅可推知。下層市民實質上是失去了土地並且住在城裏的農民。他們是被剝削、被壓迫者，地位低微的。武鬆是下層市民裏有積極反抗性的一個典型，他有自己的主張和辦法。例如知道武大被毒死的事件後到縣衙門裏去告狀。告狀不準，他說：“既然相公不準所告，且卻又理會。”就是說，由他自己想辦法去報仇。接下來就演出了殺嫂殺西門慶的一幕。武鬆說過：“我從來隻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得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他為哥哥報仇，殺了西門慶；為施恩報仇，打了蔣門神；隨後又殺了張都監一家。武鬆的幾次複仇，直接原因是為他自己，但是在實際效果上也是為了廣大被壓迫人民。

武鬆的複仇行為是由他的性格所必然要產生的結果。在武鬆的性格裏，最突出的是他的堅決、潑辣、把穩和不受羈絆。正是這些特征，構成他複仇行為的基礎。《水滸傳》中沒有一個人的作風，有武鬆那樣的潑辣、堅決；而這種作風，正是當時下層市民中有反抗性的人物所可能有的性格。

按：武鬆打虎以後，把一千貫賞賜散與眾獵戶，足見其仁德。他說“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幸，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是其謙虛有禮。知縣要他做個都頭，他跪謝：“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對於統治階級認識不清，低頭伏小。張都監設計陷害他，要他做個親隨，他說：“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伏侍恩相。”這都是武鬆的口吻，與魯達迥不相同。此後他又為張都監捉賊。他不疑人家陷害他（《水滸傳》此段，與高俅陷害林衝到白虎堂，計謀相似，同一圈套）。可見他心直不疑。直到認清敵人後，他的報仇，十分堅決、潑辣。

《水滸傳》的人物性格通過行為來表現，而且人物性格通過故事情節的發展而發展。如林衝的步步被逼上梁山，由忍辱到堅決反抗；宋江的漸漸拋棄忍受做囚犯，到題反詩上梁山等。施耐庵、羅貫中時代，人物性格描寫的藝術已到驚人成熟的地步。如宋元話本中短篇小說，以情節娓娓動人，未必性格突出，而平話亦甚粗糙。他們一半也得力於說書的藝術大推進中，一半由於他們生活經驗及觀察。《水滸傳》人物是有生活氣息的，是與他們的環境血肉相連的，是站起來的、立體的。

再從史實來看《水滸傳》人物生活的環境。李振鐸在有關《水滸傳》的報告中說，宋朝壓迫和剝削農民的製度，分役戶為三等。所有賦稅皆出於中、下等戶，因為上等戶都有免役。農民往往不堪負擔而逃亡，不然就傾家**產以還債。他們變為流動農民而起義。還有一種人是衙吏或裏正，他們替官府催征賦稅，役戶既然逃跑，官府往往迫使他們賠累，重則喪失性命，輕則傾家**產，流配遠方。所以這等人受壓迫也最深。他們成為起義軍的有力分子。（按：李君所說，大致不錯。）

《宋史·食貨誌》卷一百七十七：“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製，以衙前主官物，以裏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裏正，第二等戶為戶長。”“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裏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役之重者，自裏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而死。”

《水滸傳》中朱仝、雷橫是弓手壯丁的都頭，主逐捕盜賊者。晁蓋，祖上是本縣本鄉富戶，就是農民中的一等戶，可以做保正（即裏正）（李君報告中所謂上等戶免役者，乃指官僚地主之戶）。富戶可以仗義疏財，實際上是他愛護農民，不甚催逼役法賦稅，常常自己賠出的意思，故得到農民愛戴。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好漢，小說中之誇言也。所以宋江說：“晁蓋這廝，奸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第十八回）意指他督責役戶賦稅不力。

小說說東溪村逼近梁山泊，梁山泊多盜，亦是說該地附近多逃亡戶。晁蓋做裏正，其勢無法責督賦稅，必致自己賠累，非傾家**產、自己逃亡不可。不劫生辰綱，也不免要上梁山。像吳用那樣的窮讀書人，亦為賦稅所逼。

宋江是押司。書上說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他也出於農家。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似乎是中農或富農。宋江為吏，也常有性命危險的。第二十二回寫道：“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窨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凡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紮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卻做家私在屋裏，宋時有這般算的。”

這是宋代社會的真實。

可知裏正和押司等職，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的工具。如果袒護百姓，那麽自身不保；如果要討好剝削者，則和人民為敵，難得中立。宋江、晁蓋之被逼上梁山，有其必然性。劫生辰綱和放走晁蓋、殺閻婆惜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此所以《水滸傳》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水滸傳》在人物描寫上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使我們現實主義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即是簡本中已經如此。簡本與繁本的區別，不同於《三國誌平話》與《三國演義》的區別。不過對話、描寫繁本更加細致而已）。

《水滸傳》的藝術性除人物描寫外，還在於有一個大結構。有人認為《水滸傳》是幾個人物的中篇或短篇湊成的。此不盡然。源頭是從公案、樸刀、杆棒小說來，到《水滸傳》中已有宏偉的結構。如誤走妖魔的楔子，引出一部大書。宋江為全書主腦，不從第一回即出，而以高俅、王進、史進開始，從魯智深到林衝，林衝到楊誌，楊誌到生辰綱，到第四十回白龍廟英雄小聚義為一小結；第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英雄排座次為一大段落。前半部至此已完成了。此後則為後部，而以神聚蓼兒窪為歸宿。每個重要人物皆以特寫，往往敘到他上梁山後頓住，接述別人。而宋江是貫穿全書的。這些人起初是個別的故事，個別的鬥爭，聚合以後，從小鬥爭到大鬥爭。如對於地主武裝祝家莊的大鬥爭，以及對童貫、高俅官軍的大鬥爭。是有組織、有機的結構，也是不可分割離析的。他們各有關聯，並不孤立。施、羅就流傳故事有選擇、有創造。例如元曲中許多劇未收入在內，如黑旋風戲的各個情節，《黃花峪》以及“殺**婦”之類元曲中甚多，而《水滸傳》的“兩潘”和盧俊義一段，反是作者的創造，元曲中無有的。因此，把《水滸傳》看成集體創作，隻有演變而無作者創造，否定《水滸傳》作者，是一種錯誤的結論。

反抗至高無上的勢力，要求解放；

追求慈愛、平等的“正法”，掃**凶暴吃人的妖怪。

(1) 見茅盾《談的人物和結構》（《文藝報》1950年4月10日），以下分析參照和引用茅盾的文章。

(2) 徐士年：《談的現實主義》（《長江文藝》1954年2月號）。下麵對武鬆性格的分析，參照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