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滸傳》是反映農民起義的小說

《水滸傳》是以描寫北宋末年的一次農民起義為主題的長篇小說。盡管《水滸傳》裏所寫的宋江和北宋末年的宋江出入很大，不過作者所描寫的北宋末年的社會生活是真實的。《水滸傳》直接描寫當時的現實政治，直接描寫當時的社會生活，直接描寫當時的階級鬥爭。《水滸傳》以火一般的憤怒之情揭露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怎樣欺壓良民、迫害人民的暗無天日的罪行。

《三國演義》是作家根據演史家的話本對證正史及野史材料編寫的。虛實相生，真人真事還是比較多的；而《水滸傳》則是根據人民口頭所傳的宋江等水滸英雄的故事，正史的材料很少，更允許小說家的自由創造。

在正史上有“淮南盜宋江，轉掠十郡”“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敢攖其鋒”的史實。宋江所代表的武裝力量，是農民反抗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力量，並不是其他的力量。是因為北宋末年有李彥、楊戩、朱勔等攘農民的田地作為公田，把湖**的蒲魚之利收歸統治階級所有，無限製地搜刮民財，以致民不聊生，起而為“盜”為“寇”。封建時代的基本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盡管宋江和梁山泊英雄的一部分不是農民階級出身的，這些英雄人物和起義的農民群眾是不能割裂開來看的。這些英雄人物隻要是和農民群眾在一起舉行起義，隻要他們的鬥爭是屬於農民階級的革命鬥爭，那麽，寫這些英雄人物的這種鬥爭，也就是寫農民群眾的鬥爭。在元曲裏提到“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在《水滸傳》裏也說到各個山頭，除梁山泊外，綠林好漢所聚會的地方有少華山（第二回）、桃花山（第五回）、二龍山（第十七回）、清風山（第三十三回）、對影山（第三十五回）、飲馬川（第四十四回）、登雲山（第四十九回）、白虎山（第五十七回）、芒碭山（第五十九回）等。聚義地點的基本群眾是沒有土地的農民。《水滸傳》著重描寫了幾個英雄人物，為官司所逼，上山落草。他們加入了農民隊伍，為了農民利益而鬥爭。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消除階級的不平，主要是為了農民的利益的。所以《水滸傳》真實地反映農民起義的情況。把宋江故事作為材料，人民口頭創作和文藝家的加工製造的這一部大書，帶有典型性和概括性。不是個別的一次農民起義，乃是曆史上農民起義的概括描寫。

《水滸傳》第十五回，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尿屎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幹科差。”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這裏說出了統治政權的苛捐雜稅，壓迫人民，使人民不得不反抗，因而上山落草，入湖聚義。三阮是漁民，屬於農民階級，代表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第十六回，白勝挑著酒桶唱：“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這首民歌道出了勞動人民與剝削階級的苦樂懸殊，深刻地指出階級矛盾和階級不平。第四十九回描寫了地主階級分子毛太公訛詐獵戶解珍、解寶的情景。《水滸傳》寫梁山英雄三打祝家莊，祝家莊代表大地主的武裝勢力。

水滸英雄屬於農民階級出身的有李俊（梢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漁戶），石秀（賣柴的），解珍、解寶（獵戶），燕青（奴仆），王英（車腳夫），童威、童猛（販私鹽），陶宗旺（田戶），鄒淵、鄒潤（閑漢），白勝（閑漢）；手工藝者有雷橫（鐵匠），淩振（炮手），金大堅（刻碑匠），孟康（打船匠），侯健（裁縫），鄭天壽（銀匠），湯隆（鐵匠）；小商人有燕順（販羊馬），呂方（販生藥），郭盛（販水銀），曹正（屠戶、酒家），朱富（酒家），孫新（酒家），顧大嫂（酒家）；其他如安道全（太醫），皇甫端（獸醫），公孫勝（雲遊道士）；其他軍官、衙吏、押獄、劊子手等。總之，出於社會下層者占十之八九。隻有盧俊義、柴進等極少數人屬於富貴的階級。

在曆代農民起義群眾中允許有非農民成分的人參加在內，這也是事實。這些人的共同之處是有武藝、有義氣，緊密地團結。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除了有武藝以外，還需要有智謀，有魄力。《水滸傳》的領袖人物是為人公正的晁天王晁蓋，江湖上知名的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智多星吳用，入雲龍公孫勝，玉麒麟盧俊義等。第三十九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西江月》雲：“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又有詩雲：“他時若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隱然以農民起義領袖自居。這些人中，不乏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分子參加，農民起義不會成功。

《水滸傳》描寫了市民階層人物和農民階層人物的大團結。被壓迫者的大團結，展開了對統治者的武裝鬥爭。具體地描寫了“官逼民反”，英雄好漢逼上梁山，以及“盜亦有道”“劫富濟貧”，專殺濫官汙吏，掃除地方上的惡霸，保護善良的人們。乃至於自己組織一個社會，樹立起“替天行道”的旗幟，反對奸臣，反對朝廷，乃至於“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第三十九回）。在政府統治區進行了好多次遊擊戰爭，不止一次地打退了官兵，最後還粉碎了童貫率領的十萬人和高俅率領的十三萬人的圍剿大軍（第七十六回至第八十回）。

《水滸傳》的主要部分，它的精華是在前邊的七十一回，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為止。《水滸傳》的理想社會，是烏托邦的平等社會。梁山泊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初級性的農民政權。梁山泊的紀律嚴明，在自己統治範圍內，已經開始“保境安民”。例如揚子江邊一個老人（王定六的父親）說：“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隻是替天行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隻是救貧濟老，那裏似我這裏草賊。若得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吃這夥濫汙官吏蒿惱。”聽了王定六父親的話，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為主，不害良民，隻怪濫官汙吏。”一席對話，道出了梁山農民政權的真實情況（第六十五回）。

《水滸傳》概括地寫出了在封建社會裏——在特定的宋元社會這一個曆史階段，當時市民階層已經有力量，同時又是被壓迫者——農民起義的真實情況，也為後來的被壓迫階層指點了出路，樹立農民起義的良好組織的典範。也是積極的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手法融合的結晶。

至於小說裏直接寫農村生活和農村麵貌的地方，確乎很少。精彩的部分是寫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如何被逼到梁山聚義的過程。作者自己以及宋元說話人的出身是市民階層，所以對於市民生活最熟悉。

宋元白話話本小說，是平民文學，屬於人民的文藝。它們的根深入群眾當中，為群眾所理解，並為他們所喜愛，但是內中最富於人民性的是《水滸傳》，它代表了人民的愛和憎。演史一派的《五代史》《三國演義》等故事也能引人入勝，但是先代故事，不夠接觸現實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小說一派說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樸刀、杆棒，接觸人民的現實生活，但篇幅短，力量不足，而且捏合故事，以消遣為主，以情節離奇、曲折，娓娓動聽為主，屬浪漫傳奇性質。《水滸傳》合演史、小說兩家之長，都是人的故事，不是鬼的故事；不談愛情，隻談英雄。所寫都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漢故事。他們有組織地反抗朝廷，專殺官兵，保護老百姓。他們是鋤奸扶善、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一班好漢。他們身上寄托著人民的理想。《水滸傳》暴露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有強烈的反抗性。

聶紺弩在《論〈水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逐漸提高的》（《人民文學》1954年5月）一文中說：“差不多兩千年前，《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如火如荼地描寫過陳涉、吳廣等揭木斬竿的起義，把下層的朱家、郭家等遊俠之士捧上了曆史舞台，以無限同情塑造了一個起義失敗的英雄巨像——項羽，給以後人民作家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但司馬遷以後，這樣的英雄們常常被埋沒，被抹殺，被歪曲或者被寫得奄奄無生氣了。《水滸傳》直接上承司馬遷的人民性的傳統，又打破了史書真人真事的局限性，把從北宋末年起兩百多年間在民間傳說著的各種起義的人物和故事，匯集成為一部大書，一個整體。它不隻是北宋末年一次農民起義的反映，也不隻是北宋末年以後兩百多年的起義人物和故事的匯集，而是曆史上的人民，現代人民祖先反抗壓迫者的戰鬥史，是司馬遷以後差不多兩千年間無數農民起義的縮影，是那些起義的唯一的、高級意義的忠實和正確的反映。”

聶紺弩說明了《水滸傳》這部小說的基本性質，說明了文藝作品的概括性，也說明了像《水滸傳》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是承繼著司馬遷那樣一位大史家的優良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的。可以補充說明的是，文藝作品的概括性和特殊性是辯證的統一的。《水滸傳》是通過北宋末年的一次農民起義，通過宋江故事，梁山泊英雄聚義的這一個人民口頭相傳的故事來表現在封建時代的屢次農民起義的真實性的，有其特殊性和概括性。宋江起義和陳涉起義有共同之點，也有特殊不同之點。水滸人物活動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裏。《水滸傳》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通過水滸故事的人物形象，我們認識了宋代的社會，也認識了封建社會的本質。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是反映社會發展道路和規律的。

司馬遷的《史記》固然是偉大的著作，但是他的主要部分是寫了帝王將相統治階級的生活。《水滸傳》不然，主要是寫了下層社會的生活，下層階級的人們的思想感情。讀《水滸傳》比讀《陳涉世家》《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覺得內容更其充實，描寫更其詳細，更能激動、鼓舞人民的感情。《水滸傳》的語言是宋元社會的人民語言，從中看到了從宋代以來說話人的偉大成就，也看到了施耐庵、羅貫中那樣的天才文藝作家的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