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國演義》的思想性與人民性

羅貫中《三國演義》和陳壽《三國誌》立場、觀點和方法絕然不同。陳氏《三國誌》以曹魏為正統，列《魏書》在前，《蜀書》《吳書》在後。《三國演義》以劉備為正統，蜀漢繼承後漢。原因是陳壽為西晉文人，雖撰私史，後來作為官書。西晉司馬氏的帝位，從曹魏來。不承認曹魏正統，即不承認西晉的合法統治政權。到東晉時代，漢族的統治政權偏安在南方了。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即以蜀漢繼承後漢，不承認曹魏的偽朝。據說習鑿齒為桓溫的別駕，桓溫有篡竊帝位的思想，習鑿齒痛抑曹操、曹丕，為了糾正這個思想。此事亦不盡然。把曹魏作為正統，自是西晉統治階級的思想。當時的曆史事實是後漢末年，天下分裂，鼎足而三，誰也不曾統一。為什麽一定要挑選一個王朝作為正統呢？正統論，產生於統一的要求，分清敵我，以為鬥爭的目標。正統思想反映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不單純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假定中國分裂，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是合法的政府，那麽就沒有要求統一的鬥爭。所以曆史家有正與閏、正統與竊偽的分別。秦漢是統一的，兩晉也是統一的，他們都是正統。三國是分裂的，因而引起帝魏帝蜀的爭論。《三國誌》於《魏書》稱帝，《蜀書》稱先主、後主，《吳書》徑稱孫權等姓名。南北朝是分裂的，南宋和金是分裂的，漢族的曆史家隻承認南朝和南宋為正統王朝，而以北朝和金為竊據。

統治階級的曆史家向來以曹魏作為正統，其原因是從曹魏以後，統治政權的轉移都用禪讓的方式，漢—魏—晉—（東晉）—宋—齊—梁—陳。隋滅陳後得到正統。隋禪讓給唐（李唐雖然利用隋末農民大起義得天下，但取得合法帝位還用禪讓方式。李淵受隋恭帝禪讓）。在北朝，東魏—齊，西魏—周，周—隋，也都是禪代。北宋趙匡胤受軍人擁戴自立為帝，但也用從周帝禪代的儀式。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史臣，一直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能不以曹魏為正統（到司馬光時已有爭論，不過他仍以魏年號紀年）。因為，魏受漢禪是後來一係列禪代的祖本，不承認它，即不承認本朝的合法地位。

正史家如此，人民的演說史書者卻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問題。這一係列的禪代方式是醜惡的、殘酷的、沒有正義的，所以要批駁。說三分的人就開始擁劉反曹了。為了忠奸之辨，為了愛憎，為了真偽，為了是非。以劉備為正統是比較民主的，反統治的。北宋說話人已經是這樣說了，毫無顧忌。雖然趙匡胤得天下也用禪代方式。這裏證明認為《三國演義》宣傳正統思想是統治階級思想的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是批判了曆代開國皇帝的醜惡行為的。《三國演義》著重描寫曹操專權，挾天子以令諸侯，名為漢相，實為漢賊。逼宮殺伏皇後（第六十六回）（見《後漢書·伏皇後紀》）、曹丕廢帝（第八十回）、司馬昭殺曹髦（第一百十四回）、司馬炎廢曹奐（第一百十九回），種種事端的描寫，使讀者有分明的同情和憎惡。這兩代篡奪禪代的黑幕，殘酷的史實，《三國誌》作者陳壽都把它們隱蔽起來了。《三國演義》的材料從《後漢書》《魏略》《漢晉春秋》來。不一定是羅貫中參考了這些書，乃是曆代相傳說《三國誌》者都憤憤不平，把真相揭露。

民間三國故事在南宋和元蒙統治時期，把劉備作為正統，擁劉反曹，更有深刻的意義，反映了漢族人民的民族意識，忠於漢室，尊漢的思想。南宋偏安在江南，中原為異族割據。這時朱熹的《通鑒綱目》也以劉備為正統，以蜀漢紀年繼承後漢了。陸遊《得建業倅鄭覺民書，言虜亂，自淮以北，民苦征調，皆望王師之至》一詩雲：“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把金虜、張邦昌、劉豫等比之曹魏，把宋高宗比之劉備。漢成為漢族的漢，因此，劉、關、張、諸葛亮的鬥爭取得了民族意義。嶽飛常常寫諸葛亮的《出師表》，以抒他的忠義抗戰的決心。元末農民大起義，反抗蒙古貴族的統治，忠漢的思想更其重要。

《三國演義》有其人民性、積極鬥爭的一麵。文天祥在公元1277年從梅州出兵江西時，吉贛兩州農民響應者有十幾萬人。張世傑支持南宋流亡政府於1279年遁守崖山時，民兵追隨的有三十萬人（參見王丹岑《中國革命史話》）。元末農民起義領袖劉福通推韓山童為明王（利用宗教），並宣稱韓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其後立韓林兒為小明王，即以宋為國號。這是利用正統思想，以忠於大宋舊主為號召。《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在明代有合刊的本子，稱為《漢宋奇書》。一漢一宋，都是反元蒙的。這兩部書在元末明初出現，而在明代大為流行有其曆史背景。是對元蒙統治的鬥爭，而和朱明統治利益不衝突的（指政治上，非經濟上）。因為朱元璋出身農民，是農民起義軍的領袖，同時也曾擁戴過小明王韓林兒，用大宋龍鳳年號，起義成功後重新建立了漢族統一政權。他就成為劉備、宋江的合身，且又鬥爭勝利的人物。

因此，《三國演義》的正統思想，在《三國演義》產生的曆史時期是有人民性的，並非反動的。

這是《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之一。

有人認為《水滸傳》反映農民起義，描寫人民向統治階級的鬥爭，《三國演義》不然，所歌頌的是劉、關、張和諸葛亮，也是統治階級的人物，劉備等曾鎮壓過黃巾起義而立功，不是反人民的人物嗎？

這裏我們要辨別全書的主題思想和其枝節部分。《三國演義》以蜀魏吳三國鬥爭為主題，黃巾起義一段，隻在開始部分。抽象地寫，對讀者愛憎影響有限。在正史上看劉備參加鎮壓黃巾起義與否，還成疑問。曹操曾經參加過。主要鎮壓黃巾起義的是皇甫嵩和朱儁。

《三國演義》不是曆史課本而是文藝，是人民口傳的英雄故事。無可否認的是在封建時代的某一時期，文藝作品中歌頌過帝王將相，不過這些帝王將相是人民所塑造的形象，賦予了人民的優秀品質的。

《三國演義》中寫劉備出身是“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席為業”（其父劉弘，曾舉孝廉，亦嚐作吏，早喪。劉備雖為中山靖王之後，但住在樓桑村，接近農民）。張飛，頗有莊田，賣酒屠豬。關羽出現時推一輛車子，是流浪漢（殺一勢豪，逃難江湖者）。諸葛亮隱居臥龍崗。這幾位英雄都可以說是平民出身，和袁紹、曹操等出於貴族官僚者大不同。劉、關、張和諸葛亮的出身與《水滸傳》中宋江、晁蓋、吳用、盧俊義等距離不遠。

勤王鋤奸是《三國演義》前部分的主題思想，其中心部分是三國鬥爭，龍爭虎鬥，爭天下的思想。所謂有誌圖王者的書。劉備、曹操、孫權三人都是有大誌爭霸業的人物，同《水滸傳》有類似之處。假如沒有《三國演義》刻畫諸葛亮這個典型人物，便不會有《水滸傳》中的吳用（加亮先生）。《三國演義》決不為殘暴的統治階級服務。在封建時代，農民起義成功，也不過是改朝換代。《三國演義》所寫的故事是三國時期，其實三國人物具有典型性格，已脫離三國時期的真實曆史人物。《三國演義》所寫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也有概括性，這部書能教給人民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知識，因此，這部書成為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所喜愛的書（魯迅先生《小說舊聞鈔》引黃摩西《小說小話》雲，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為玉帳唯一之秘本）。清代帶有民族革命色彩的洪門會中，新會員入會必須敬三炷半香，其中第二炷就是敬桃園結義劉、關、張。足見《三國演義》對農民起義、人民團結影響之大（至今海外僑胞做買賣的崇拜劉、關、張。西南兄弟民族崇拜諸葛亮）。

《三國演義》倡導爭王霸之業、獨立建國、爭取統一的思想。劉備、曹操、孫權都有大誌。劉備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為天子，當乘此車蓋。”這裏寫他從小就有做皇帝的思想了。在《三國演義》第七十三回“玄德進位漢中王”，孔明引法正等入見時說：“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玄德大驚曰：“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為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眾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隻推卻，眾心解矣。”後來孔明請玄德暫為漢中王，玄德還要待天子明詔，孔明認為可以從權。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張飛的聲音，很像《水滸傳》裏的李逵，反映農民起義擁戴農民領袖的思想。

《三國演義》第八十回寫“曹丕廢帝篡炎劉，漢王正位續大統”。這回是史家筆法。諸葛亮托病不出，計與群臣擁劉備稱帝。諸葛亮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這情景令人想到趙匡胤黃袍加身的一段曆史。這是政治史的形象概括。《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與四十四回，寫東吳降戰未決，魯肅力排眾議，周瑜接見文臣，文臣一致主張降；接見武將，武將一致主張戰，令人想到南宋的局麵。尤其是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描寫，更顯出小說家傳神寫照之筆。《三國演義》寫曹魏方麵，虛偽、欺詐、殘酷。寫東吳也有貶辭，無能、屈服、貪小便宜。如第八十二回“孫權降魏受九錫”，即大有貶義。

這種爭王圖霸的中國曆史現實，是各個時代所共同的。演史家的小說從《東周列國誌》到《隋唐演義》等都寫的是這樣一個內容。不過《三國演義》寫得特別好，所暴露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情況，有現實意義，並不局限於三國故事，有典型的概括性。

《三國演義》倡導鬥爭到底，反對投降主義。赤壁之戰、諸葛亮六出祁山、薑維伐魏，都加以煊赫描寫和歌頌。反之，如張昭等的投降政策、孫權的降魏受九錫、劉禪孫皓失德亡國，使讀者憎恨和惋惜。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尤為後代忠心耿耿為國家、為人民圖生存的典範。

《三國演義》所歌頌的是義氣，並不突出宣傳忠。如上麵所說，劉、孫、曹都是圖王霸之業的，事實上漢末的政治已經很腐敗，然後有農民起義，統治力量已經動搖。所以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孫以討曹忠漢的名義，那都是有名無實的。為了增加劉備的正麵人物的描寫，把奉衣帶詔的情節特別加以宣揚。這是次要的。進步的方麵，也是人民性的方麵，是歌頌他的義。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以後名為君臣，實同手足，完全平等的（正史上，劉備在，羽常側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後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梁山泊英雄們的誓言：“生不同生，死為同死。”朱武對史進說：“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三國演義》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第六十三回“張翼德義釋嚴顏”，英雄愛惜英雄，臨陣打仗，還講義氣。至於“關雲長義釋曹操”（第五十回），劉備為報關、張之仇，興兵伐吳，雖都為了義氣，但在政治上是失算的。《三國演義》這樣寫值得讀者同情。呂思勉說，從史實上看，曹操從華容道遁走，守將未必是關羽。而劉備之伐吳，也未必單為報關、張之仇，其企圖有先吞吳以廣地盤之意。《三國誌·魏書·曹操紀》裴鬆之注引《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蜀書·關羽傳》無在華容道放走曹操事。因此，曹操何以能遁走，諸葛亮何以不守華容道，特為關羽報恩仗義一節，此乃小說家的巧關目。

《三國演義》歌頌仁愛。劉備的仁愛與曹操、曹丕等的殘暴相對比。第四十一回寫“劉玄德攜民渡江”，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裏，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玄德泣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充分表現了他的人本主義的思想。

《三國演義》揭示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規律。袁紹、袁術、呂布均失人。劉、孫、曹三方麵都擁有足夠的人才，所以能鼎足三分。劉備三顧茅廬求賢若渴，愛趙雲甚於愛其子。君臣際遇，將相得人，是以能興。

《三國演義》教育人民分清敵我。曹魏是敵國，蜀漢是我邦，東吳必須聯合，以伐曹魏。諸葛亮隆中決策如此。不幸關羽輕視東吳，貪功冒進，造成大錯。劉備報仇伐吳，以致大敗。

《三國演義》並不歌頌愚忠愚孝的人，讚賞識時務者以為俊傑。第三十七回寫徐庶至孝，聞曹操囚禁其母，將欲加害，母手書喚其北去。庶遂辭備奔操。豈知母書是偽造的。見到母親，庶母罵曰：“辱子飄**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後來庶母自縊而死。庶遂終身不為曹操出一計謀。此節雖小小短文，卻有極大教育意義。政治立場第一，為投明主，家庭孝道可以犧牲。這樣才是聰明的人，有為的人，而且是全忠全孝的人，才對得起祖宗。徐母是這樣解釋忠孝的。

至於劉備方麵，當徐庶要求北歸時，眾人認為不可放走。如果庶不去，操必殺其母，徐庶母死，那必定為了報仇，力攻曹操。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此書以仁義教人。仁義是為了人民，是人民的道德，也是人民所要求於統治階級的。

棄暗投明，《三國演義》中著重提出。文人武將不一其主，不以為非，看他所投靠者是誰。如第三十回，袁紹手下謀臣有田豐、沮授、許攸等，紹皆不用其謀。田、沮被囚，許攸投曹操。此謂棄暗投明，在許攸實不得已，讀者不以為非（袁曹相比，曹明袁暗）。張鬆、法正原為劉璋部下，投劉備。黃權、王累則為劉璋盡忠。《三國演義》對黃權、王累亦為表揚。於法正不以為非，於張鬆略有微詞。因此“忠”在《三國演義》中不是一個固定的道德標準。

《三國演義》是人才主義，歌頌智與勇。智勇雙全，最為高貴。有勇無謀如呂布，智勇雙全如關羽，機智的集中表現是諸葛亮的典型人格，周瑜有智謀而氣量狹小。

《三國演義》盡量寫曹操的奸詐。以曹操奸詐的極端表現，比照劉備的仁厚。但是，兵不厭詐，行軍殺敵，盡量出奇謀製勝。諸葛亮、周瑜屢屢用詐計、伏兵、反間計等。這和曹操的奸詐又區別開來。

《三國演義》歌頌的英雄人物都賦予了中國人民的優秀品質。劉、關、張和諸葛亮論出身地位是屬於人民階層的。袁紹、袁術、劉表等是貴族，曹操出身於官僚家庭。和這些人不同，劉、關、張和諸葛亮不是統治階級，而是人民所熱愛的人物。他們和《水滸傳》中宋江、吳用、盧俊義、魯智深等有類似之處。作者都賦予他們優秀的品質。《三國演義》寫劉備在東吳結婚的一段，甘露寺相親等，是傳奇式的故事，極富人情味，是人民所創造，人民所喜歡聽的故事。

《三國演義》的故事和人物不單是因為羅貫中的這部書而普及於中國人民大眾的，主要靠連續不斷的民間說書和三國戲。由於羅貫中的天才創作和豐富的民間文藝遺產相結合，產生這部文藝傑作。它的人民性，絕不在《水滸傳》之下，以往論文學史者低估了這部書。

列寧說：“藝術是屬於人民的，重要的還不是把藝術給予那千千萬萬的國民當中為數隻有幾萬、甚至幾千的國民。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應當使自己最深的根深入到廣大勞動群眾當中去。它應當為這些群眾所理解並為他們所喜愛。它應當把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意願結合起來，鼓舞他們。它應當喚醒群眾中的藝術家，使他們得到發展。”古典小說中，在廣大的勞動群眾當中紮根的，《三國演義》毫無疑問是數一數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