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 一、羅貫中與《三國誌通俗演義》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約1330—1400），抄本賈仲明《續錄鬼簿》雲：“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複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一說羅氏是錢塘人，或謂羅氏曾參加張士誠起義。《續錄鬼簿》載羅貫中劇目有《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三平章死哭蜚（飛）虎子》《忠正（臣）孝子連環諫》三種。

至正甲辰是1364年，離元朝亡國不過四年。此後六十年為1424年，即永樂二十二年（永樂末年）。知賈仲明卒於永樂以後。賈與羅為忘年交，必羅比賈年長得多。羅當卒在1400年以前，即洪武年間也。又明王圻《稗史匯編》雲：“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誌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可見羅貫中誌氣不凡。王圻提到《水滸傳》，沒有提及《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也是一部詳細分析政治矛盾戰爭策略的書，與有誌圖王的旨趣相合。羅貫中所作的《趙太祖龍虎風雲會》（見《元明雜劇》），比較平庸，主題思想是君臣際遇，和《三國演義》的題材也有相同之處。

羅貫中所編通俗小說極多，除《三國演義》外，還有《水滸傳》，相傳是施、羅兩公的作品。還有《隋唐演義》《平妖傳》《粉妝樓》等，甚至有他編過《十七史通俗演義》之說。這是因為後來編通俗演義的人、或者是書坊中人，要托名於他，以便流傳的緣故。

《三國誌通俗演義》有明刊本，前列弘治甲寅（1494）年庸愚子序，稱“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誌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裏巷歌謠之義也”。這裏說明了明代文人對於通俗史書的看法。此本據版本家考訂實為嘉靖（1522）刊本，不過有此弘治甲寅（1494）的序（商務影印本據此本）。

《三國演義》是把三國時代的戰爭作為題材的曆史小說。我們可以把《三國演義》稱為曆史小說；它是中國古典的民族形式的曆史小說，和世界文學裏的所謂曆史小說有性質上的差別。歐洲的長篇小說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個別作家的文藝作品，內中有把某一個曆史時期作為背景，用大部分虛構的人物故事來充實描寫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的，叫作曆史小說。我國的曆史小說產生在封建時代。有通俗說書業者，約略根據史書，對人民大眾講說曆史上的戰爭故事和英雄人物，講說某一個朝代的興亡始末；原來是口頭的文藝創作，從他們的累代相傳的講說底本稱為“話本”的東西，通過文藝作家的加工編寫，產生了大批演義小說。《東周列國誌》《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都屬於這一類。向來被稱為演義小說的，按照它們的內容，可以叫作曆史小說。它們是民族形式的曆史小說，像歐洲中世紀的英雄傳說、編年紀、年代紀那類介乎曆史與小說之間的東西，同樣淵源於人民口頭創作，同樣是封建時代的文藝作品。《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是一位偉大的通俗文藝作家。三國故事流傳到了他的時代已經有五百年的曆史。他繼承了豐富的民間文學遺產，比照正史，除陳壽《三國誌》外，兼采裴鬆之注、《後漢書》等，取其有趣的故事、可寫入小說者，取其有利於他的擁劉反曹的立場的材料，編寫成這部曆史和文藝融合得恰到好處的天才傑作，在演義小說中是一部典範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詩人杜牧有一首絕句《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赤壁之戰是曆史上有名的一仗，這首短短的絕句也是唐詩中間有名的。“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個鮮明的形象，把當時東吳的危機和周郎僥幸成功的這個曆史事實著重表現出來。同是晚唐詩人的李商隱在《驕兒詩》裏描摹他小孩的淘氣情況，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兩句詩，可見在晚唐時代三國故事已經普遍流行了。《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的“京瓦伎藝”中間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熱鬧的人民市場，活躍著各色各樣的大眾化的娛樂雜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樣人。“常賣”是京都的俗語，指在街頭叫賣小商品的，大概講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經是這樣一個行當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會是怎樣博雅的人物吧？據記載，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臨安（今杭州），演說史書的名家有孫寬、李孝祥、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張小娘子、宋小娘子等。這裏貢士、解元等稱呼不是真的科舉上的身份，乃是社會上對於一般讀書人的美稱。演史家要按照史書編造故事，其中盡有些有相當學問的讀書人，不過這班讀書人必定是窮得可以的，在科舉上斷了念頭，不想往統治階級裏爬了，他們轉向為人民大眾服務，坐在茶館裏說古書了。這樣他們把掌握在封建統治階級手裏的曆史知識搬運給人民，同時結合人民的道德標準批評了曆史人物，結合人民大眾的藝術創造能力把曆史事件越發故事化了。在說書界中還有和演史家並立的“小說”家，講說傳奇、鬼怪和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短篇小說。這派的說書藝人捏合故事的本領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據史書，帶點書卷氣的。這派的有名藝人中，有故衣毛三、棗兒徐榮等。從他們的稱號可以推想他們的階級出身，大概是賣過舊衣服、開過棗兒鋪的。總之無論讀書人也好，做小買賣出身的也好，他們現在同屬於一個階層，就是在市場裏說書講故事的伎藝人。講說的是他們，編造話本的也是他們。他們屬於小市民階層，處在社會下層，是被壓迫者，是老百姓。他們的口頭文藝創作，主要反映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不過在都城裏活躍的說書業者，原是從各個城市裏集中來的，說書業普遍於全國，普遍於城市，也深入到農村。說書的是走江湖賣伎藝的，他們接近廣泛的人民大眾，所以他們的文藝創作是合乎人民大眾的口味、反映人民大眾的願望的。封建時代有兩種文化，一種是封建統治者的文化，一種是人民大眾所創造的文化。說書藝人的口頭創作集中表現了人民大眾的文藝創作才能，從這裏成長出民族形式的小說，替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等文藝天才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宋代說三分的話本可惜沒有能夠流傳下來。我們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國故事的話本是元刊本《三國誌平話》。書分三卷，上麵是連環圖畫式的插圖，下麵是話本的本文。我們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創造的三國故事，是生動靈活的，可是但具輪廓，缺乏細致的描寫。三國故事經過多少人的講說，若幹代的創造，麵貌未必相同，這不過是某一時期的某一種本子罷了。那些話本本來是簡陋的，留出供說書者鋪張增飾的餘地。從師傅傳徒弟，徒弟再傳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創造，不可能完全記錄下來。《三國誌平話》可以見到元代說話家所說三國故事的麵目。有的說得很野，如司馬仲相斷獄的一個楔子和劉關張到太行山落草，漢獻帝誅十常侍，以首級招安他們，等等。這是人民口頭流傳野史的麵貌。在元代戲曲文學裏，湧現出好些三國故事的劇本，這些劇本幫助增加了三國故事的情節和三國人物的性格刻畫。羅貫中總結了這筆豐富的文藝遺產，重新創造，重新考訂史實，在不違背曆史事實的原則下進行文藝創造的工作。三國故事到了他的手裏，才成為完整的傑出文藝讀物，比之元刊本《三國誌平話》大不相同了。

宋人筆記說：“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曆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講史”一稱“演史”，各人標榜一部正史，有講《漢書》的，有講《三國誌》的，盡管講得很野。“演義”，就是根據正史演說大意，鋪敘發揮的意思。講史家的話本，叫作“平話”或者“演義”（在當時，它們不叫作“小說”，“小說”指短篇故事）。《三國演義》的正名應該是《三國誌通俗演義》，或者《三國誌演義》。說《三國演義》是簡稱。嘉靖刊本三國演義題書名作《三國誌通俗演義》，裏麵標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陳壽的《三國誌》就是二十四史裏的正史，其實《三國演義》和陳壽《三國誌》根本是兩部書，性質完全不同。所以這樣標題的原因，一是說明這部小說的史料依據，一是還要抬出正史來希望見重於知識階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羅貫中確實在史書裏用過一番功夫，做了史書材料和人民口頭創作雙方融合統一的重編工作。他把向來話本中間離開曆史事實太遠的部分刪去了，並且根據史實的輪廓添加文藝性的描繪。因此《三國演義》獲得了“雅俗共賞”的優點。《三國演義》是講史家話本小說的優秀代表作品，本來是演史家的書，不應稱為小說。不過元末明初，演史與小說兩家的分界已經混泯。我們今天稱它為曆史小說，一半是曆史，一半是小說。不離乎史實，又有文藝創造，“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三國演義》的雅俗共賞在乎此。

章學誠《丙辰劄記》說《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其實，與其說七實三虛，不如說三實七虛。人物是曆史上所有的，人物性格與故事大部分是小說家的創造。三實七虛，在不違背曆史事實的原則下大量吸取元代平話家的文藝創造。比較《三國誌平話》來看，羅貫中刪去了司馬仲相斷獄的有因果報應思想的一段入話，刪去了劉關張太行山落草的一段不合史實的故事（純出於民間傳說）。他把“平話”中隻有簡單情節的故事，用細致的描寫做了加工。例如三顧茅廬一段，“平話”隻有三顧茅廬與孔明下山兩段共不過一千字，到羅本擴充到五六千字，原甚簡陋粗糙，今則成為藝術傑構，引人入勝。“平話”中張飛很活躍，而《三國演義》保存之，突出地寫了孔明與關羽。羅貫中自己為一知識分子，處在元末亂世，有權謀策略而不曾施展，也是有抱負而不遇明主的人，所以對於諸葛亮的才能與際遇，尤其向往。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幾乎成為最重要的主角，是一般知識分子的理想人物。羅氏喜歡讀史，寫通俗演義，對於讀《春秋》、明大義的關羽這類智勇雙全的人物也加以突出地塑造。總之，《三國演義》三實七虛，文藝的部分多於曆史；是文藝，不是曆史，是通俗小說而非曆史教本，小說書與曆史書應該區別開來。尤其在今天，必須分開，否則會糾纏到孰為進步的問題。

羅貫中《三國誌通俗演義》分二十四卷，每卷十節。到了清初毛宗崗（序始），把羅本《三國演義》加上評讚，改為一百二十回。原來羅本每節用七言一句標目，毛本每回用七言或八言兩句對偶詩作為回目。毛本對羅本稍有細節的修改、語義上的潤飾，大體均一仍原文。我們通行本所見的《三國演義》是毛宗崗本（一名《第一才子書》，並且假托了金聖歎的一篇序文）。毛本基本上與羅本沒有多少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