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 苦難中開出的花朵
民國的女人中，蕭紅是最令人唏噓的一位。
她生在地主之家，卻沒享受到富家小姐本該享有的半點嗬護與寵愛。
她明明擁有詠絮之才，卻偏偏半生飄零愁苦潦倒，飽嚐饑饉貧困之虞。
她奉愛情為至上，終其一生都在苦苦尋覓知己，可愛情卻終究是鏡花水月一場空。
蕭紅一生都在與命運抗爭，可命運於她，卻是《呼蘭河傳》裏，呼蘭河城東二道街上的那個大泥坑，人畜鳥獸冷不丁陷入其中，越掙紮，淪陷越快。以至於她短短31年的人生，竟沒有享受過多少真正的歡愉。
她是民國女人們用飽滿的生命與傳奇故事共同織就的光鮮旗袍上，一不小心被撕出的口子，或是被掉落煙灰燙出的洞孔，那麽觸目，那麽淒愴，惹得很多人憐惜不已，也讓不少人咬牙切齒。
可是，即便如此，也請你不要歎息，不要厭棄，權且讓我們一起回到那個時代，沿著蕭紅的生命軌跡，揀拾起她的人生碎片，重新拚起一個全新的她——一個值得被憐惜、可以被原諒、應當被善待的蕭紅。
大花園裏的童年
蕭紅的一生，大概唯有童年是真正地快樂過的。當然，就連這份快樂，也是建立在她不諳世事的基礎之上，因為，打從降生的那一刻起，偌大的家庭裏，真正因為這個小生命的到來而開心的，隻有祖父張維禎。
那是1911年，農曆五月初六，端午節的第二天，蕭紅降生了。從得知是女兒的那一刻起，父母便再也開心不起來了。父親張廷舉是個冷酷的官吏，多年混跡於官場，很是變通逢迎，但對家人卻嚴苛到幾乎不近情理的地步。母親薑玉蘭也是出生於士紳之家，“重男輕女”的老舊思想已經根深蒂固了。一心想生兒子的他們心裏自然滿是失望。
唯有張維禎，這個六十多歲、淡泊自甘的老人，對於蕭紅的出生，是打心底裏升騰起的、結結實實的歡喜。自從十九世紀末，他扶老攜幼舉家從阿城遷到呼蘭縣定居下來，幾十年裏，他經曆的，隻有老人去世時的悲痛，隻有女兒出嫁時的憂傷，卻從未再迎接過新生命的誕生。
張維禎又正正是旁人口中“百無一用”的書生，空有滿腹詩書，且隻有滿腹詩書，卻無用武之地。他完全不懂得經營持家，更不懂得圓滑世故，一直是大家眼中的一個“閑人”，妻子範氏精明能幹，把一家上下打理得妥妥當當井井有條。想來，兒子與兒媳對於母親的敬重自然是遠遠多過父親的。蕭紅是祖父莫大的心靈慰藉。
祖父也同樣給了蕭紅十二分的愛。他陪伴著蕭紅玩耍，任由小小人兒對自己百般纏鬧卻從不惱怒；他對蕭紅有無限的疼惜，仿佛是想將蕭紅從父母那裏得不到的愛，統統補償給她；他教她讀詩，給她講詩背後的故事，他給了蕭紅最初的文學啟蒙。因了這份愛的充盈與實在，年幼的蕭紅才可以對於祖母的漠視、父親的冷酷與母親的疏離不以為意。
蕭紅與祖父快樂時光的大半，是在他們家的園子裏度過的。平日裏，祖父在田間地頭有一搭沒一搭地忙活，蕭紅有樣學樣；她的注意力常常被園子裏的蜜蜂、蝴蝶、蜻蜓吸引了，丟下祖父去追趕一圈，玩累了又回來纏著祖父；園子裏的玫瑰花開了，她剪下花朵，一朵一朵別在祖父的帽子上，不明就裏的祖父戴著帽子走進屋，她笑得在炕上打滾。我一邊想象著蕭紅與祖父在園子裏的快樂光景，腦子裏一邊不自覺地想起柳永筆下的這樣一句詞：嬉嬉釣叟蓮娃。逢著下雨沒法去園子了，或者是秋天裏園子衰敗了，冬天裏園子休眠了，小小人兒便被困在無盡惆悵裏。可即便是惆悵，那也是有盼頭的，因為她知道，她還是可以入園子的，她的等待是有結果的，是可期盼的。
不在園子裏的時光，祖父便教蕭紅讀詩。爺爺一句一句字正腔圓地教，孫女不得其解但仍然搖頭晃腦地學；教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不忘讓孫女重溫一下“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蕭紅本來就聰穎靈動，血脈裏帶著些天賦的文學才華，再經過祖父有意無意的**，她小小年紀，已經漸漸開始有點“小文青”的樣子了。
孩子終有一天會長大，老人每天都在變得更老，時光畢竟無法定格，所有的美好都要成為記憶。許是蕭紅早慧，許是命運特意提點過她，許是人在快樂的時候記憶力本身就變得格外好，蕭紅記得特別特別多與祖父相處的細節，她把它們一一寫進自己的自傳體小說《呼蘭河傳》裏，成為整部小說裏為數不多落筆輕盈、心情明快的描寫：“我家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裏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
祖父的花園裏承載的，是蕭紅的整個童年。
私奔往事
民國有四大才女：呂碧城、蕭紅、張愛玲、石評梅。如果非要給她們的才氣來個高下之分，恐怕結果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若要問誰的命運最悲苦，答案無疑是蕭紅了。
蕭紅一生，除了童年時祖父帶給過的精神上的安穩家園之外，其餘半生，她都是生活在風雨飄搖之中。
1920年，九歲的蕭紅被送到呼蘭縣乙種農業學校女生部讀書；1924年順利升入縣立第一初高兩級小學。別看蕭紅在祖父的身邊，淘氣得像個男孩子，可她在學業上是極為用功的，再加上本來就聰慧，成績自然很好，作文尤其好。
1926年，蕭紅小學畢業。她躊躇滿誌地等待升入中學的時候，家人卻不再支持她上學了，別看蕭紅小小年紀，在同齡孩子的一切都由父母一手操辦的時候，蕭紅已與自己出生的這個封建大家庭開始了公然抗爭，也從此開始了與命運的抗爭。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蕭紅在抗爭中勝出了。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不管今後她多麽勇敢，她做了多少努力，她抗爭的最終結果，受傷害的人終究隻有她自己而已。
1927年秋天，蕭紅終於得償所願，進入哈爾濱東省特別區立第一女子中學。從這所學校的前身——“從德女中”的名字，我們不難看出這裏的辦學宗旨：培育謹遵“三從四德”的賢良淑女。
但學校刻板的教學，並未縛住蕭紅勇敢果決的天性，恰恰相反，正是在這所學校裏，她第一次讀到魯迅，讀到郭沫若，讀到鬱達夫，她的文學視野乃至人生格局得到了極大的拓寬；蕭紅的老師裏，亦不乏擁有進步思想的青年，如王蔭芬、楚圖南等，前者教授國文，將白話文帶進了課堂，後者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帶給蕭紅。在這些老師的影響下，蕭紅對文學的熱愛之情被喚醒了，愛國熱情被點燃了，她還參加過抗日愛國的學生遊行。正當蕭紅在中學裏盡情地沐浴在進步思想與先進思潮中時，父親將她許配給了呼蘭縣駐軍邦統汪廷蘭的次子汪恩甲。
1930年夏天，即將中學畢業的蕭紅，又與家庭展開了第二次的反抗。
彼時的蕭紅，性格裏叛逆的成分已然完全顯現出來。如果說第一次為了念中學而與家庭對抗算是牛刀小試，那麽，這一次蕭紅的做法，簡直可以用“驚世駭俗”來形容：她提出與汪家退婚，被拒絕後，她隨著即將前往北平求學的陸哲舜“私奔”了。
其實，在被許配給汪恩甲之初，蕭紅是默認了這份親事的。汪恩甲儀表堂堂，也受過較好的教育，他本人對蕭紅也是一往情深；蕭紅當時的生活圈子也就那麽大，平日裏接觸到的男生本就十分有限，汪恩甲本身的資質也的確不錯。二人訂婚後，像其他的情侶一樣約會，寫情書，都是再自然不過的。蕭紅還親手為汪恩甲織過毛衣呢。
許是相處久了，汪恩甲身上紈絝的那一麵漸漸顯露出來了，他還有抽大煙的毛病，蕭紅對他漸漸地生了嫌隙。而這時候，陸哲舜的出現，加速了蕭紅對汪恩甲感情的幻滅過程。那時候陸哲舜已有家室，自然更加懂得怎麽樣討女人歡心。他對蕭紅展開了猛烈的追求，並且力勸蕭紅跟著自己去北平。蕭紅答應了，她假裝答應了與汪恩甲結婚，並以前去采購嫁妝為由，從家裏帶了一筆錢出來，隨陸哲舜去了北平。
那邊廂，在北平，蕭陸二人在學校附近找了間小平房租住下來，正式進入同居生活。
這邊廂，在呼蘭縣城，二人的大逆之舉已引起軒然大波。父親張廷舉一方麵因教女無方而被降職，一方麵因女兒竟然做出如此傷風敗俗之舉而深覺家門被辱沒，憤懣之心無以言表；汪家與張家本就有婚約在先，而且據說連訂婚宴都正式辦過了，這種時候，準兒媳婦逃婚、私奔，也讓汪家丟盡了臉麵；陸哲舜的家庭，在呼蘭縣也頗有些名望，二人的舉動，也同樣令陸家人驚怒不已。剩下的那些市民，則把這段故事當作閑話一般，翻來覆去地咀嚼透了。
那時候，陸哲舜在北平的一應吃穿用度，都是家裏供養的。蕭紅身上那筆采購嫁妝的錢也所剩無幾了。陸張兩家對二人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他們仍然一意孤行，兩家人將中斷對他們的所有經濟支援。如果他們願意回去，家人會為他們提供路費。陸哲舜與蕭紅無奈之下，於1931年1月返回了呼蘭縣。
初戀汪恩甲
有人說蕭紅的悲劇命運，是從汪恩甲拋下懷孕的蕭紅逃離旅館從此不知所蹤開始的，我以為不然。陸哲舜才是那個真正將蕭紅的命運帶上悲劇軌道的人。當然，前提是蕭紅叛逆的個性使然。如果沒有她的一意跟隨，想必任誰也無法帶走她。
陸哲舜和蕭紅回到呼蘭縣後，陸哲舜自此退出了蕭紅的生命，而蕭紅與“初戀”汪恩甲的情感糾葛，還在繼續上演。
蕭紅的準婆家汪家，那時候大概也已經起了解除婚約的心思。汪恩甲卻不計前嫌，與蕭紅重歸於好了。張廷舉滿以為經曆過這次，女兒應當已經被馴服了。
蕭紅自己也是這麽想的。或許經曆了這件事之後蕭紅才看到了汪恩甲的真心，總之，她回到了汪恩甲身邊，她的心也才稍稍地定下來，開始與汪恩甲談婚論嫁。
汪恩甲有一個哥哥，叫汪恩厚，當年訂下這門親事，還是這個當哥哥的從中牽的線，此時，大抵他開始覺得，正是因為自己一時不察，才將弟弟推到不幸的漩渦之中，同時也讓汪家門楣蒙羞，於是，汪恩厚一力主張解除兩家的婚約。
蕭紅十分惱怒，她甚至一反常態，為了維係與汪恩甲的婚約，一紙訴狀將汪恩厚告上法庭。蕭紅深知汪恩甲對自己的感情，她以為汪恩甲一定會站在自己這邊，不想，汪恩甲最終選擇了維護一心為自己著想的哥哥、維護家族的聲譽，當庭承認解除婚約並非哥哥逼迫，而是他自己的選擇。
對於汪恩甲的臨陣倒戈，蕭紅是怨的。但也一定會有人像我一樣，因此事而對汪恩甲生出一些好感來：一個男人，在麵臨艱難抉擇時，到底該怎麽選？
是選擇自己深愛著的女人，置家人於不顧；還是選擇自己的家人，放棄自己的愛情？
選前者，更多是為了自己。他有多想和蕭紅在一起，隻有他自己清楚。
選後者，則意味著犧牲一己的幸福。他愛蕭紅遠遠多過蕭紅愛他，所以，放棄蕭紅，需要承受最大痛苦的人，也還是他自己。
蕭紅敗訴了，張汪兩家的婚約也正式解除了。
先是自己逃婚，跟著有婦之夫私奔；接著又為了保住婚約，將未婚夫的哥哥告上法庭，這樣兩件事情下來，蕭紅早已成為呼蘭縣的最大笑柄。
蕭紅的父親更是急怒攻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她送到阿城福昌號村的舊宅裏軟禁了起來。
在老家阿城，失去人身自由、離群索居的那段日子，蕭紅過得極其困頓苦悶。那時候的蕭紅，還沒有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自然無法憑借寫作寄托憤懣之情，並聊以打發時光。更沒有誌同道合的人與她談論文學與理想。
想必，蕭紅對於狠心將她看管起來的父親的恨，又添了一筆吧。半年之後，1931年秋天，蕭紅說服了一位看管她的親戚，並在這位親戚的協助下，逃離了阿城，回到了哈爾濱。至此，蕭紅與父親、與那個家庭徹底決裂了。
蕭紅再度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有家不能回，有親友不能投靠，白天往往在街上遊**，晚上隨便找個地方湊合睡一宿了事。走投無路之下，蕭紅能想到的人，唯有汪恩甲。
呼蘭縣的老家，再沒有人關心蕭紅的去向與死活，除了汪恩甲。盡管這個男人承受了未婚妻堅決要與自己退婚的傷心，經曆了深愛著的女人與別的男人私奔同居鬧得世人皆知的屈辱，最終兩人對簿公堂一拍兩散，他仍然選擇了原諒，並與蕭紅住進了一家叫“東興順”的旅館，正式開始了同居的生活。
經曆了起落波折的蕭紅與汪恩甲，在這家旅館裏，與世隔絕一般度過了寒冷的冬天，迎來了1932年的春天。這期間，他們忘了鄉人們戳脊梁骨的指指點點，遠離了親朋好友嫌棄的眼神，過了一段神仙眷侶般的生活。然而，一味逃避現實的結果，是他們必須麵對旅館六百多大洋的負債，二人登時傻了眼。
不知是早已想好了逃離的借口，還是回到家後情非得已，汪恩甲說自己回家拿錢，從此一去不回。彼時，蕭紅已有孕在身，她甚至挺著肚子去汪家找他。非但沒找到汪恩甲，還受到了汪家人的百般淩辱。
至此，這對有婚約在身，原本應該，也能夠結婚、生子、白頭偕老的戀人，以這樣一種不體麵的方式分開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蕭紅對抗父親的導火索是與汪恩甲的婚約，對抗的終局是她與汪恩甲最終分開。在漫長的拉鋸裏，所有人都偏離了初衷，所有人到最後都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汪恩甲對蕭紅的愛已被消磨殆盡；蕭紅的父親最終也沒能讓女兒嫁到汪家；而蕭紅，最後竟落得反過來被汪恩甲拋棄的結局。
汪恩甲的最後逃走，究竟是由於對這段關係終於徹底厭倦了，還是出於自己本身性格的懦弱與不負責任，已無從知曉。人們的評論，也大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帶著自己的偏見，表達著自己的價值觀。汪恩甲本人，沒有留下隻言片語，連他這個人也從此消失無蹤。後世的人們因了蕭紅的關係，多方打聽與探究，他的去向仍然是個謎。
也許，隻有蕭紅自己知道，汪恩甲與她幾個月的相守，是仍然存著愛呢，還是一個愛而不得的男人的虛榮心與報複心使然。畢竟，她目送汪恩甲離開旅館之前，他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朝夕相處、耳鬢廝磨。
隻是，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大概才真正懂得了汪恩甲，那個後來不知所蹤的男人，曾經為了她承受了什麽，為了愛她失去過什麽。否則，她也不會在臨終時，突然想起托付別人尋找她與汪恩甲的孩子。
可是，如果時間能夠倒流，回到當年，蕭紅還是個中學女生，汪恩甲也還是個一心愛慕著她的富家子弟，蕭紅會依從了父親的安排，順順利利地嫁給他嗎？
“小小紅軍”的愛戀
蕭軍，是蕭紅挺著大肚子被旅館扣作人質時的又一根救命稻草。蕭軍也的確不負蕭紅所望，將她救出了旅館，卻也將她拖進了另一段感情的漩渦之中。
困居旅館的那些日子，蕭紅唯一用來打發時光的事情，便是找來舊報紙讀。但旅店的老板不會放任她欠著一大筆債務就這麽閑居下去，甚至揚言道，再不想辦法把欠賬結了，就將蕭紅賣到妓院去。
蕭紅著了急，從報紙上找來了《國際協報》副刊編輯部的投稿信箱，給報社寫了一封求救信，信的內容，無非是良家婦女有孕在身，因為欠下債務，即將被賣為娼雲雲。信是《國際協報》副刊編輯部編輯裴馨園收的，那時候的報人，大都懷揣著一顆濟世救國、愛民如子的佛心，收到這封信，立馬派人前去蕭紅被困的旅館。他們先是找到旅店老板，亮出報館記者的身份，表示他們會對這件事情關注到底。這樣一來，起碼他們除了控製蕭紅的人身自由而外，不敢對她有什麽別的舉動。但報館對於蕭紅欠下的六百塊錢也著實沒有辦法，蕭紅就隻能繼續待在旅館。
但好歹她的處境是改善了。接下來，報社的編輯記者們都常去探望蕭紅，有時候送點吃的，有時候應蕭紅的要求送點書過去。
尤以蕭軍去的次數最多。起初，他是帶著一種報人的責任感去看蕭紅的。他對她的處境充滿了無限的同情與憐惜。看著眼前這個剛剛二十出頭的女孩子，本該是花一樣的年紀，在她的眼睛裏，卻已然看不到任何光亮與神采。
為了讓她重燃對生活的希望，蕭軍幾乎每天都去旅館，陪著她，聽她講她的家庭，她的經曆。慢慢地，蕭紅的話匣子打開了，除了過去的悲慘遭遇而外，他們還聊起了他們共同的愛好：文學與寫作。
再後來，蕭軍看蕭紅的眼神裏，除了同情與憐惜而外，多了一層別樣的內容。蕭紅聰明，她懂得，那多出來的東西叫作愛。
蕭紅接下了那份愛，帶著對於愛情複蘇的渴望，帶著與過去徹底訣別的心，投入了蕭軍的懷抱。
這份愛情，是從蕭紅苦難生活裏開出的花朵。
大概是連上天也感動了，那年8月，哈爾濱下了一場幾十年未見的大雨，鬆花江全線決堤，整個城市被洪水淹沒。蕭軍劃著小船，來到旅館窗下。那一刻，蕭紅推開窗戶，看到小船裏站著的、手執著船槳、仰頭望著自己的蕭軍，心裏無比篤定：他就是自己的蓋世英雄。
也是那一年，蕭紅在醫院裏，誕下了她與汪恩甲的孩子。對於蕭紅來說，這個嬰兒是一段孽緣的結果，是她被拋棄在旅館屈辱時光的見證，是聯係起她與過去那個狼狽不堪的自己的紐帶。對於這個孩子，她心裏有些別的情愫，或是憎，或是恨，或是悔，掩埋了一個母親對於孩子那出於本能的、卻也微弱的母愛。
當時她和蕭軍的經濟狀況，也無力負擔起撫養一個新生兒的開銷。產後6天了，她躺在病**，任由饑餓中的孩子啼哭。孩子的哭聲一天比一天微弱，蕭紅始終拒絕喂奶。直到第7天，孩子被護士抱走。此後，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人知道，那個孩子後來活下來了嗎？最後被送到了哪裏？亂世顛沛流離，那個孩子最終擁有的是怎麽樣的命運？
出院後的蕭紅，與蕭軍開始了貧窮卻幸福的生活。那生活不是私奔，不是同居，而是實實在在的婚姻生活。蕭紅像一個普普通通的妻子一樣，照顧蕭軍的飲食起居；蕭軍像大多數丈夫一樣，外出工作掙錢養家。
1932年底，《國際協報》發起了一期有獎征文。沒錯，正是蕭紅被困旅館時寫信求救的那家報紙。在蕭軍的鼓勵下，蕭紅提筆開始創作《王阿嫂的死》，並參加了這次征文。1933年，《王阿嫂的死》作為獲獎作品順利發表，蕭紅，開始在文壇上冒出了一個尖尖小角，同時，她也不再是那個困頓在旅館，需要人搭救了無助女人了，而是一個才女了。蕭紅因此得到了一份記者的工作，她與蕭軍的家裏，從此多了一份收入來源。
這是蕭紅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學造詣與成為一個作家的夢想，中間的路途原來並不遙遠。
之後，夫妻二人合寫了小說集《跋涉》，並在舒群的資助下得以出版，書上的署名為：三郎、悄吟合著。三郎是蕭紅深愛著的三郎，悄吟輕聲吟唱，也隻是為了三郎。光看當時這兩個充滿了愛意的署名，我們就能夠知道他們有多麽恩愛了。
後來，由於時局的變動，蕭紅與蕭軍不得已先後輾轉青島、上海。到了上海，在魯迅先生的提攜下，蕭紅與蕭軍，迅速成為上海新興的文學明星，自此，他們捉襟見肘的窘迫生活，也終於有了改善。
能夠共苦，無法同甘，大概是古今中外，大部分的夫妻都走不出去的魔咒。蕭紅與蕭軍亦然。在上海，隨著生活的富裕與社交圈子的擴大，蕭軍漸漸迷失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與別個女人的曖昧與糾纏中。不再記得當年那個被困在旅館裏的女人如何觸動了他的心弦，不再記得曾經如何在心裏暗暗發誓要給她最好的生活。
在哈爾濱與青島的日子，雖然貧窮，但蕭紅在精神上是富足的。而到了上海，他們富裕了，蕭紅卻陷入了極度的精神空虛之中。
他們也爭吵，吵到最後，換來的卻是蕭軍的暴力相向。
後來他們冷戰，即便兩個人去到魯迅家裏，也不和對方說上一句話。
“小小紅軍”的愛情，漸漸地變了質。
與魯迅先生的忘年交
蕭紅與魯迅先生的忘年交，曾是文壇的一段佳話。
他們相識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認識的時候，蕭紅雖然發表和出版了幾部作品，但在文學道路上，還隻能說是初出茅廬；而那時的魯迅早已是文學巨擘，地位原本與蕭紅就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他們卻還是相識於紙上，相識於書信。
那時，蕭紅和蕭軍在青島，蕭紅的《生死場》剛剛寫完，蕭軍也寫了《八月的鄉村》。蕭軍在與荒島書店的主人孫樂文閑談時，得知魯迅與上海內山書店的淵源頗深，孫樂文即在內山書店見過魯迅。蕭軍於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寄到了內山書店。內容大抵是青年人的迷茫，自己和妻子均創作了一部作品希望得到先生的指點，諸如此類。
令蕭軍喜出望外的是，魯迅先生迅速地給他複了信，並十分周到地建議蕭軍以掛號信的方式將書稿寄給他，以免遺失。於是，蕭軍將《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寄給了魯迅。
1934年，青島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了破壞，蕭紅與蕭軍作為左翼作家，在青島的處境堪憂，於是，在孫樂文的安排下，離開青島，南下去了上海。
初到上海，在這個城市裏，他們舉目無親，心情頹唐得像上海的梅雨天氣。與魯迅先生的通信，成了他們唯一的精神寄托與希望的曙光。
但彼時，魯迅作為一個名人，尤其是以筆為刀的名人，行事自然要萬分小心。於是，與二蕭之間，一直以通信往來，卻遲遲未能見麵。
直到接近年底，魯迅終於發出了見麵的邀約，地點定在他們書信的通訊地：內山書店。第一次見到魯迅，二人之前對這位大家的所有想象：高大的、嚴肅的、不苟言笑的……都被否定了，出現在他們麵前的魯迅先生，個頭不高，麵容和善，步態從容，沒有絲毫的架子。他們的緊張情緒頓時一掃而光。
那天，他們聊天的氣氛特別融洽，後來，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帶著海嬰也來了。魯迅深喜眼前這兩個年輕人的無畏與純樸，而蕭紅與蕭軍則被魯迅先生的氣質深深折服。許廣平後來再回憶起這一次的見麵，寫道：“陰霾的天空吹送著冷寂的歌調，在一個咖啡室裏我們初次會著兩個北方來的不甘做奴隸者。他們爽朗的話聲把陰霾吹散了，生之執著，戰鬥，喜悅，時常寫在臉麵和音響中，是那麽自然，隨便，毫不費力，像用手輕輕拉開窗幔，接受可愛的陽光進來……”那一麵，二蕭與魯迅一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也讓他們叩開了魯迅家的大門：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從此，他們成了魯迅家中的常客。
後來，蕭軍的名氣越來越大，應酬越來越多，回家越來越晚，也漸漸地開始對蕭紅不忠，他去魯迅家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
蕭紅苦悶之極，去魯迅家裏的次數越來越多了。她常常去到魯迅家裏，一坐就是半天，也不說話，就獨自發呆。
在上海，如果有一處地方，可以暫時讓蕭紅忘記被深愛之人背叛的憂傷，這個地方一定是魯迅先生的家裏。
後來，蕭紅在朋友的建議下，東渡去了日本，想借遊學的機會，治愈自己心靈的創傷。直到魯迅去世才回國。
魯迅先生三年祭上，蕭紅寫了一篇《回憶魯迅先生》，與這位恩師與朋友相處時的點滴愈快樂、愈美好，斯人已逝的悲愴就愈濃烈。
蕭紅生命的最後，是在戰火紛飛的香港。她去世前，拿起筆，唯給這世間留下了兩個字：魯迅。
端木蕻良：愛情旅途的最後一站
與端木蕻良認識的時候，蕭紅與蕭軍的感情雖然已是千瘡百孔，但夫妻的名分仍然勉強維持著。端木是二蕭共同的朋友，深深敬佩夫妻二人的才華。起初，端木對蕭紅並未作他想，在與蕭紅的這段感情中，也完全是蕭紅處於主動與掌控的地位，所以，端木絕對不像後人評判的那樣，插足了蕭紅與蕭軍的愛情。
二蕭與端木相識於武漢。三個人都是東北老鄉，在南國相識，自然有著無比的親切感。再加上三個人都已經是步入文壇，且有一些文名的作家，除了回憶故鄉的風物而外，還能聊聊文學。
與蕭軍的粗獷相比，端木生得秀氣，高高瘦瘦、白白淨淨的，總是一副洋派打扮。說話也是溫和的，從不見他對人生氣。蕭紅對端木的印象不壞。
真正讓蕭紅開始重視乃至重新審視她與端木的關係，並且思索二人結合的可能性的，是端木對蕭紅才華的由衷欣賞，他甚至直言不諱地說，蕭紅的小說比蕭軍寫得好。
其實，雖然蕭紅與蕭軍之間始終沒有直麵這個問題，但兩個人心裏都明白，蕭軍對蕭紅的感情變化，除了用一句俗套到不能再俗套的話“男人有錢就變壞”解釋而外，更深層次的心理原因，其實是忌妒。
是他將蕭紅帶上文學道路的，可蕭紅作品的受歡迎程度，卻遠遠超過了他；是他最先起意寫信給魯迅的，可魯迅明顯欣賞蕭紅的才華勝過欣賞自己的。
一向大男子主義慣了的蕭軍，對於妻子比自己有才華這件事情，是不服氣的。
端木是唯一將這件事情大大方方地擺到台麵上的人，即便這樣說的時候，他也大半是真的那麽想，而並不見得是因為對蕭紅存了男女之情而有意恭維。
蕭紅與蕭軍分分合合，牽牽絆絆，終於，1938年，他們在西安分手。這一次的分開，蕭紅再無留戀，頭也不回地走向了端木蕻良。
端木從未有過婚史，蕭紅的感情經曆卻相當豐富。端木的母親極力地反對，但那並不影響端木對蕭紅的珍重。大概是因為，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夠娶到蕭紅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女人做妻子。
仿佛是曆史重演一般，當年，蕭紅懷著汪恩甲的孩子跟了蕭軍，如今，她又懷著蕭軍的孩子嫁給了端木。
婚禮上，蕭紅簡簡單單地說了一番話，成為他們感情的最好注腳：“掏肝剖肺地說，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麽羅曼蒂克的戀愛曆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才發現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麽過高的希求，我隻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隻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
可端木並沒有給蕭紅帶去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端木也算是富家的公子哥出身，從小到大受慣的是家人的關懷與仆人的照顧，自然不懂得怎麽樣去照顧別人，尤其是蕭紅這種在感情上對別人擁有強烈依賴心理的人。蕭紅非但得不到照顧，還得為他操心。
那幾年時局不穩，蕭紅拖著病體，與端木來回輾轉，最後來到了香港。而就在這個過程中，端木有兩次拋下蕭紅，使得蕭紅臨終之際，終於有了所托非人的感慨，甚至將全部的感情與依賴，轉移到十分仰慕蕭紅文才的駱賓基身上。
端木第一次拋下蕭紅，是在1938年，二人那時候結合不久。武漢遭遇大轟炸，他們想逃離武漢，無奈卻隻找到了一張船票。不知是蕭紅一力主張，還是端木懦弱，不敢留在武漢，端木自己拿著那張船票先走了。那時的蕭紅，還挺著個大肚子。
另一次，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晚上，蕭紅由駱賓基護送至香港思濠大酒店，端木早已對駱賓基不辭而別了，倒是同蕭紅告過了別。至此，直至隔年（也就是1942年）1月21日蕭紅逝世，在一直陪在蕭紅身邊直至她最終閉上眼睛的駱賓基看來：蕭紅並沒有什麽所謂的“終身伴侶”送她最後一程。
倒是蕭紅死後18年，端木才另行續娶。
而蕭紅，直到去世，都沒有擁有過一段完滿到足以讓她安心閉上眼睛的愛情。
願世間再無蕭紅
電影《黃金時代》上映後，除了電影的敘事手法遭到不少質疑而外，蕭紅這個人本身也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有不少人又翻出蕭紅私奔、棄子、背夫的故事，指責她是個“婊子”，說心裏話，如果完整了解過她一生的際遇，知道她不長的一輩子最缺的是什麽，最想要的是什麽，苦苦追尋的是什麽，便再也無法說出這些“重話”了。
蕭紅從未得到過父母哪怕半分發自內心的愛，少年時代起便因叛逆而飽嚐被世人甚至家人唾棄的滋味。
祖父張維禎給了蕭紅毫無保留的愛，這份愛支撐起了蕭紅的整個童年，乃至童年裏的整個世界；可也恰恰是這份“唯一之愛”，對比著其他人之愛的缺失時，那份毫無保留與完整無私，才成為蕭紅生命中真正的“殘缺”。
因了這份殘缺，蕭紅以為，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失去別人的支撐便無法成立；因了這份殘缺，蕭紅從來不知道，精神世界的建構，就像蓋房子一樣。房子要平穩，要牢固，在打地基時，便決然不能孤注一擲。她愈是孤注一擲，她的世界愈加隨時會崩坍，她愈是沒有安全感，愈是變本加厲地去依賴別人——哪怕這個人僅僅是彼時、彼地恰巧出現在她身邊，她愈是緊緊地抓住不放，別人隻會想逃。這是一個死循環。
蕭紅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個人，能夠給她如祖父一般的愛。而她一旦認定這個人，便往往又對這個人懷抱著幾近病態的依賴，對蕭軍如此，對魯迅如此，對端木蕻良如此，對在她生命的最後一直陪著她、聽她傾訴的駱賓基仍是如此。
而蕭紅自己，則把她在感情中的屢敗屢戰，歸結為自己的性別使然。她曾說過：“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麽討厭嗬，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中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在去世之前，她對陪伴在側的駱賓基說：“隻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蕭紅的悲劇命運，緣於她的家庭、她的際遇，更是緣於她的性格與處事方式。如果我們讀了蕭紅的故事，了解到的不僅僅是一位偉大女作家的生平八卦，而是更加懂得了，一個女人應當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愛自己、愛別人，並且最終收獲一份甜蜜的愛情，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那麽，這趟閱讀之旅，才是不虛此行的。
而我，在追溯蕭紅疲憊不堪的、追尋愛情的一生之後，在這篇文章終於擱筆的深夜，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我仰慕蕭紅的才華，喜歡蕭紅的文字，可還是由衷地希望，願世間再無蕭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