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 她的人生原本可以更好

在北京東城區東南部,鬧市中隱著一條長半公裏的胡同,整條胡同東起朝陽門南小街,西至東四南大街,北銜內務部街,南接東、西羅圈胡同,它就是北京胡同文化裏標誌性的存在: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是北京城裏尚存不多的既保留了明清時期就有的名稱,也最大限度地保留著曾經一片盎然古意的胡同。漫步其中,許多老宅還在,灰灰的,舊舊的,都是時間侵蝕過的痕跡:灰色磚牆幾經粉刷總還是掉皮掉得斑斑駁駁;舊四合院門口的成對石獅還殘存著鎮宅時的英武;大紅門上隱約可見當年的祥雲漆飾;鋪地磚石幾經修補勉勉強強處在一個水平線上;砌成台階的長條石頭碎了一半,仿佛見證了這個寂寞的舊宅子曾經的門庭熱鬧……

史家胡同的名氣,可不僅僅是因為這裏老北京的四合院保存得好,更重要的是,它之於北京,就像左岸之於巴黎,許多名人都與這裏有著不解的淵源:章士釗、章士釗養女章含之、章含之女兒洪晃,祖孫三代都曾以史家胡同51號為家;32號院曾經的主人,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北京城主、新中國成立後的首任水利部長傅作義……更重要的是,史家胡同24號院——現在已辟為“史家胡同博物館”——早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中有一間書房,有“小姐的大書房”之稱,日常往來的,都是其時文化界數一數二的人物:印度重量級詩人泰戈爾訪華期間,曾在這間書房裏揮毫作畫;詩人徐誌摩曾與書房的主人交好;胡適是書房的座中常客;在這裏舉行的畫家沙龍中,齊白石、陳衡恪、陳半丁、王夢白等享譽世界的國畫大家都是客人。“小姐的大書房”名震京城,甚至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還要早上十年。

書房的主人、史家胡同24號院後花園的主人,便是民國才女淩叔華。

尋常巷陌,人道叔華曾住

淩叔華原名淩瑞棠,叔華是她的筆名。

1900年,淩叔華出生在一個妻妾成群的官宦人家,同時也是文化底蘊十分深厚的書香門第。

父親淩福彭,原名淩福添,字仲桓,號潤台,祖籍廣東番禺。淩福彭於光緒十九年中舉,光緒二十一年舉進士,與康有為同榜,入翰林苑庶吉士(按:正式授官之前的短暫過渡銜位),後任清朝戶部主事兼軍機章京;光緒二十六年知天津府,以後輾轉曆任保定知府、天津道長蘆鹽運使、順天府尹代理、直隸布政使。淩福彭是清朝舊臣裏鮮有的,在清朝滅亡後不以遺老身份自怨自艾,而是審時度勢、屈伸自如,坦然接受變化並在新政府裏出任職位的官員。北洋政府成立後,淩福彭先後出任北洋政界約法會議議員、參政員參政。

淩福彭雖是取士製度瀕於廢除前幾年科考出身,但文章瀚墨的功夫卻沒有絲毫含糊。他飽讀詩書,一手好文章經天緯地、酣暢淋漓,讀來直令人拍案叫好。他同時又工於詞律,與友人小聚時,常常有詩詞酬唱的風雅之舉,小有賦閑時吟哦兩首也完全不在話下。在詩書文章之外,淩福彭最大的喜好是畫,因為交遊甚廣的關係,常常與當時的國畫大師探討繪畫技法。

父親在生活中,是不折不扣的封建舊人,一房一房地納妾,母親是第四房;一個一個地得子,淩叔華已是排行第十,因而被叫作“小十”。妻妾子女們的日常,無論單從人數上論,還是從鉤心鬥角的架勢上論,都撐得起一部“宮鬥”劇的陣容。

淩叔華在《古韻》裏寫:“自打爸當上直隸布政使,我家就搬進一所大宅院,說不清到底有多少個套院……我隻記得獨自溜出院子的小孩兒經常迷路。”文字裏的大宅院,便是坐落於史家胡同的24號院。整座府邸包含了99間房,既有日常起居的地方,又有賦閑遊賞的所在。亭榭樓台、雕梁畫棟好不氣派。多房太太,十幾個少爺小姐,數不清的下人,不禁讓人聯想到《紅樓夢》中的大觀園。

不尋常的書畫開蒙

淩叔華的母親,原生的家庭不是名門。自從4歲被生父帶出去走丟,頗有些傳奇的際遇,簡直就像是新派小說裏的情節:她被輾轉賣給了廣州四大家族之一卻無奈沒有子嗣的潘家。雖然不是親生,孀居的潘少奶奶待她卻比親生女兒更好。她十多歲便出落得亭亭玉立,不少高官富賈家的公子前來求親,潘少奶奶卻隻尊重養女的意願。淩福彭去潘家做客,對這個姑娘甚是心儀,情竇初開的姑娘呢,見眼前這位公子詩文、品貌皆好,也就芳心暗許了。淩福彭告別了潘家之後,很快就下了聘禮;潘家養女默許了這門親事。可是,嫁過來之後,這個心高氣傲的女人發現,淩福彭已經有了好幾房太太,這個男人娶她之前許以她的兩相廝守的美好未來,都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已。

反正都已經嫁過來了,那就好好過吧。“相夫”自有好多房太太,多她一個不多,少她一個不少,但還可以“教子”嘛,可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在傳統的觀念裏,沒有為丈夫生下個男孩,就相當於沒有幫他完成延續香火的任務,而對於她呢,最終連“教子”這點盼頭也都打消了。

許是際遇所致,許是骨子裏天生帶著的,淩叔華的母親雖是舊式女子,也是有度量與眼界的。在偌大的、喧鬧的宅子裏,淩叔華的母親慢慢地失去了對丈夫的期許,也放棄了對自己的期待,變成了一個淡泊自甘的女人。淩叔華是四個女兒中的第三個,她的長相也並不像民國其他才女,如林徽因、陸小曼那樣自小就是玲瓏剔透,讓人一眼看去就喜歡得不得了的那種類型。

這一對母女,一度深深地隱沒在淩福彭的眾多妻妾子女中,並沒有多少存在感。

父親真正對這個女兒青眼有加,緣於淩叔華幼時的一次塗鴉。

淩府有一座後花園,淩叔華常常跑到園子裏玩。因為對繪畫懵懵懂懂的喜歡,對色彩與線條強烈的敏感,淩叔華特別愛塗塗畫畫,甚至在園子裏的白牆上拿黑炭塗畫上一些,什麽花啊、草啊、山啊、樹啊、人啊……不一而足。

一日,父親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不是別人,正是工於山水畫的大師王竹林。他路過後花園看到淩叔華在牆上的塗鴉,眼睛裏突然放出光彩來。那時候淩叔華才6歲,但從她的“兒童戲作”裏,已經能看出非凡的天分。

他問小丫頭:“有老師教你嗎?你幾歲啦?排行第幾呀?”

淩叔華一一作答之後,他帶著她去找她的父親。

起先,她默默地站在父親的書房外,聽得裏麵在說些什麽。她忐忑不安,怕父親責罵自己塗花了白牆,但旋即她的心又安了下來,因為她聽到父親在裏麵大笑起來。

然後她被叫了進去,父親隻是笑眯眯地說:“是你呀。”

大宅院裏平凡小丫頭的命運軌跡,從那時候起便徹底改寫了。

當天,在父親的書房裏,父親讓“小十”對王竹林行了拜師禮。王竹林正式成為淩叔華在繪畫上的啟蒙老師。他對這個徒兒喜歡得不得了,在父親身邊,老師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便是:“她繪畫上很有天分……她以後會畫得比你我都好……有朝一日必成大器。”

王竹林幾乎將畢生對於繪畫的體悟傾囊相授。後來,他要離開北平,生怕愛徒荒了專業,離開之前為她引薦了第二位繪畫老師:當時著名的畫家、慈禧太後極為寵愛的宮廷畫師繆素筠。再後來,淩叔華還拜了郝漱玉為師,她的扇畫尤其出名。淩叔華先後受教的這幾位畫家,均是有極高造詣的,經了他們的指點,淩叔華對構圖、色彩、線條的駕馭能力已經融會貫通了。

民國的女人大都擅畫,不過,她們的畫,大都是出於愛好,或多為了風雅而自行習得的,即便拜過老師,也未成係統。像淩叔華這樣,從啟蒙階段,就是奔著畫家去的少之又少。因而,她的畫,與僅憑一己愛好或一時頭腦發熱學來的畫,功力與品格自然不可相提並論。

自古書畫一家,且詩書與繪畫往往可以相生相長。古今中外,舉凡在繪畫上取得較高成就的人,均有著極深厚的文學底子。沒有文化底蘊的人,即便有一些畫畫的天賦,也會有著較低的成長天花板。淩父在幫女兒請了繪畫老師的同時,也幫她請了教習詩文的老師。來頭更加不小:一代文化大師辜鴻銘。辜老是清末民初博學的怪才,學貫中西:他精通九門外語,包括比較偏門的希臘語與早已式微的拉丁語,並致力於將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如《論語》《中庸》《大學》等譯作英文。經了辜老**,淩叔華打下了堅實的國文和英語底子,同時又擁有了開闊的眼界。

從某種意義上說,淩叔華是幸運的,她的幸運源自於出身於衣食無憂的官宦家庭,而且作為大家長的父親,並不是一個剛愎自用的守舊人物,日常往來相與的,也不像別的官場中人一樣,都是唯官品與勢力是舉(比如蕭紅的父親),他的朋友都是要麽有思想要麽有才華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別人給的建議,隻要有道理,他都會采納。

淩叔華在她的書裏寫,父親即便是在公堂上斷案,也總是帶著與平日裏一樣的溫和文雅的笑,說話也是娓娓道來的,帶著善意,“我希望你這次要從實招來”。罪犯往往就招了。正是有了如此通情達理的父親的著力栽培,淩叔華小小年紀,便已經有了成為一個“名媛+才女”的所有條件。

小姐的大書房

6歲時候的塗鴉讓淩叔華得到了父親非同一般的用心栽培,也讓她自此開始了“意外的受寵”:爸爸對“小十”比對其他的女兒都好。家裏有重要人物來拜訪時,原來能有資格與父親一起陪客人吃飯的孩子隻有淩福彭的長子——“小十”的大哥,後來,父親也總是叫上她一起陪客人吃飯。當然,父親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向來客“誇耀”自己的“畫家”女兒。遇有父親去拜訪畫家或者名畫收藏家,也定會著人來叫上她。

家裏的幾房媽媽們,幾家歡喜幾家愁。愁的是自己生下的女兒怎麽沒有“小十”的才能,好得到老爺的垂憐,然後母以子貴,在父親的眾多女人裏,多分得一點寵愛;歡喜的自然是“小十”的生母和特別喜歡“小十”的五媽了。

就這樣,“小十”糊裏糊塗地當上了“天才小畫家”。

淩叔華的父親將她的房間布置成了書房的樣子,桌子麵朝窗戶,窗戶外麵是一株丁香。那張桌子,便是她常常作畫的地方,而那間書房,便是後來名動京城的“小姐的大書房”。

1919年,淩叔華19歲,進入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與鄧穎超、許廣平是校友。這時候,她文學創作方麵的才華已經顯露無遺了,經常在校報上發表文章。這兩年裏發表的文章總計有十幾篇之多,已是學校裏知名的才女了。在師範學校時,除了上課、讀詩、習文之外,淩叔華花去最多時間與心力的,還是作畫。彼時,她已經有十多年的畫齡了。

1922年,淩叔華進入燕京大學。起初的大學生活,似乎與她在師範學校裏沒有什麽兩樣,做著她自己喜歡的事情,畫畫、寫作。並未曾希冀有朝一日,像6歲時那樣的幸運際遇會再次砸中她。也對,老天已經眷顧她太多了。

轉眼到了1924年,淩叔華的才氣已在燕京大學傳開了,那年1月,她在《晨報》副刊上,以筆名“瑞唐”發表了短篇小說處女作《女兒身世太淒涼》,隨後,她的創作熱情更加高漲,接連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如《資本家之聖誕》等。這本倒沒有什麽,重要的是,那一年的泰戈爾訪華,成為她命運的又一個轉折點:她的“小姐的大書房”名動京城,淩叔華由一個學校裏負有才名的女學生,一躍成為北京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躋身到胡適、徐誌摩等一幹名流組成的文化圈子中。同時,也將她與一個男人的命運緊緊地綁在了一起,這個男人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陳西瀅。

泰戈爾訪華,是1924年北平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界的盛事。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是林徽因、徐誌摩與泰戈爾的合影,大家也都知道他倆擔任泰戈爾訪華期間的隨行翻譯,但淩叔華與泰戈爾的一段淵源,卻鮮少有人過問。殊不知,泰戈爾與北京文化名流聚會時,卻是在淩叔華的書房裏。

那原本也是一場淩叔華見慣了的也經慣了的畫家聚會,齊白石、陳衡恪本就是淩父的老友,因為著力培養女兒學畫,淩叔華自然也與這些畫家們頗為熟稔。那時,齊、陳等人牽頭組了個北京畫會,會員們偶爾小聚,內容無非是切磋畫技、分享各人新近創作的得意作品、或新近認識了幾位頗有才華的畫家介紹給大家認識。

泰戈爾訪華期間,隨行人員中有一位印度畫家,名叫蘭達·波士。泰戈爾一行人訪問燕京大學時,淩叔華向蘭達·波士發出了參加北京畫會會議的邀請,蘭達·波士不僅欣然同意,還與泰戈爾、胡適、徐誌摩、陳西瀅、林徽因一同前來。

到底是底蘊深厚的書香世家,泰戈爾也參加的那場著名畫會,淩家的招待十分周到且有格調。淩叔華的母親在如何招待這件事情上,頗花了一些心思:紫藤花餅玲瓏小巧,是在京城有名的糕點鋪子裏訂做的;杏仁茶是自家小磨裏一點一點精心磨製的,再配上匠心打造的茶具,眾人以吃茶點代替吃飯,相談甚歡……與畫會的主題特別應景。幾十年之後,那場畫會中的當事人,提起那天淩家的點心依然讚不絕口。

淩叔華二十出頭的年紀,多年來因了才女、畫家之名,算是受盡了萬千的寵愛。她魯莽而天真地問泰戈爾:“今天是畫會,敢問你會畫嗎?”

眾人心下思忖,如此魯莽相問,大詩人不會惱嗎?

果然是大家風範,泰戈爾也不辯解,當場就著淩叔華書房裏的筆墨,在檀香木片上,畫了亭亭蓮葉與慈悲佛像。

對於淩叔華的那一問,泰戈爾非但不惱,反而對淩叔華的風采尤其讚賞,稱她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經了這一場畫會,再加上泰戈爾的稱賞,淩叔華正式進入了京城文化界名流的圈子。淩叔華作為真正畫家的人生還未開始,便要迎來一個同樣讓人豔羨的身份:作家。

初嫁

泰戈爾的中國行,不僅讓淩叔華進入了文學界,更是讓她走進了一個人的心裏,那個人就是陳西瀅。陳西瀅本名陳源,西瀅是他的筆名。16歲去英國留學,曆經10年深造,歸國後也才不過26歲,便應胡適之邀,在北京大學任教。

畫會結束後,淩叔華的冰雪聰明深深地落在了兩個人的眼裏,一個是徐誌摩,一個是陳西瀅。之後,淩叔華便與兩位風格不同的大才子分別以書信建立了往來。

徐誌摩是熱烈的性子,給淩叔華的信一封接著一封,淩叔華也回。但大都是徐誌摩傾訴,淩叔華傾聽。那時候,徐誌摩還在苦苦追求林徽因,而林徽因早已與梁思成確立了戀愛關係,所以,徐誌摩便毫無保留地將一腔苦悶傾訴給了淩叔華。而陳西瀅呢,英國十年,內斂、含蓄、沉穩的紳士做派早已融匯到了他的骨血裏。他也給淩叔華寫信,信裏多探討的是文學、藝術與創作。

陳西瀅雖然在後來與魯迅的罵戰中處於下風,而被普遍放置在文壇上一個有爭議的位置上。但拋去他與魯迅先生的那段恩怨不論,陳西瀅本人事實上是十分有才華的: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也與徐誌摩共同主導著“新月派”的詩文創作,算是新文學的扛鼎人物;他同時還是《現代評論》的主筆,為文立意高遠,風格瀟灑。他的作品更多的是評論性的文字,比起一般作家直抒胸臆的散文與詩的創作,評論文字對作者的文化底蘊與欣賞能力要求更高。陳西瀅本就是文化名人,平時相與的,也都是胡適、徐誌摩等,要麽是學者、要麽是才子的人物,於是經常把大家約在一起小聚,舉辦個沙龍或者詩文會什麽的。

自古文人不止相輕,還惺惺相惜。淩叔華與陳西瀅相熟不久之後,便確立了戀愛關係。當然,起初,他們也約法三章,暫時不向外界公布兩人的關係。畢竟,淩叔華還是學生,還是應當以學業為重。再者,師生之間談戀愛傳出去總歸不好。自然,他們二人約會見麵也往往是在朋友們都在的場合。

那時候唯一知道他們兩人戀愛關係的,是胡適。讀民國女人散落於各處的八卦故事,總是能看到胡適的身影,他是個有點可愛的“和事老”,比如張愛玲與胡適保持通信多年,探討文學與寫作。她流寓美國初期鬱鬱不得誌時,曾和好朋友一起去拜訪過胡適,胡適甚至多多少少給初期落魄的張愛玲一些幫襯。再比如,還有傳聞說他和陸小曼亦有一段曖昧不明的關係,為了徐誌摩與陸小曼能夠順利結婚,還充當中間人各處做工作:勸徐誌摩的父親接受陸小曼做兒媳婦,勸陸小曼的母親不要再對徐誌摩抱著敵意。所以,胡適在淩叔華與陳西瀅的“地下戀情”還不想曝光之前,幫他們做些在中間傳個話、捎個禮物之類的事情,也算是成人之美。

為此,淩叔華在寫信告訴胡適他們兩人婚訊時,還特意向胡適道謝:“在這麻木汙惡的環境中,有一事還是告慰,想通伯(陳西瀅,字通伯)已經向你說了吧?這是我們兩年來第一樁心事現在已經結論,當然算是最值得告訴朋友的事,適之,我們該好好謝謝你才是。”

1926年6月,淩叔華自燕京大學畢業,一個月之後,就嫁給了陳西瀅。婚禮辦得十分簡單,但卻是讓兩位新人的親人、朋友都十分開心的事情。淩叔華的父親雖是科舉出身,但思想極為開明,並未對這個留洋歸來、年紀輕輕未免清貧的年輕人有過多的刁難,也看好他前途一片大好。出於高興,也想幫襯著點愛女婚後的生活,便把淩府後花園——位於史家胡同的那一座院子,包含了28間屋子,也算是豪宅了——給女兒做了陪嫁。

如果說結婚前的淩叔華與陳西瀅算是精神之交,那麽,婚後就得結結實實地在一起過日子了。倒是沒怎麽為柴米油鹽操過心,但夫妻之間的相處,有一點令人奇怪。

“琴瑟和諧”“紅袖添香”這樣的詞,並沒有發生在這對因為共同的興趣與理想而結合的夫妻身上。甚至,淩叔華與丈夫之間在寫作上,是相互保密的。淩叔華最大的顧慮,是每每寫好一篇,總是被陳西瀅潑冷水,可能陳西瀅也負氣,寫好文章也不給妻子看。都是發表了,印成鉛字了,板上釘釘了,才拿給對方看。

淩叔華是被誇讚著長大的,不管是繪畫還是寫作。她從小到大聽到最多的話,是“我們的大畫家”“畫得真好”“才女”諸如此類,想來,心氣兒是十分高的,不然不會到了後來,自己回憶起對泰戈爾的那次魯莽之舉時也自責太目中無人。

陳西瀅呢,向來就是以寫評論性的文字見長。評論家看藝術品,往往是立體的,全麵的。“事物隻有一樣好處,那麽它處處便是好的”這樣的邏輯,一般是詩人的眼光,是徐誌摩的眼光,而不是評論家的眼光,不是陳西瀅的眼光。不但不會隻見著它的好,也會明確指出哪裏有欠缺,這是評論文章的指導意義所在。淩叔華的《花之寺》出版,陳西瀅以編定者身份寫了一篇前言,裏麵就說:“在《酒後》之前,作者也曾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練,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淩叔華真的從心底接受陳西瀅對她創作上的指摘嗎?那倒未必。因而,夫妻兩個人先是在創作上相互設防,慢慢地,這種設防便擴大到了感情生活中。

雖然婚後前幾年,並沒有傳出兩個人感情不和的傳聞,但淩叔華與丈夫的感情,就在這文學創作上的相互防備中,慢慢地變了質。

珞珈山情變

1929年,陳西瀅赴武漢大學,出任教授,同時兼任文學院院長、外國文學係主任。淩叔華自然也跟著丈夫一同去了武漢大學。夫妻的新巢,在武漢大學所在的珞珈山。

陳西瀅一身兼任多職,淩叔華做起了全職院長太太。她的全職太太,可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每天除了做家務、照顧丈夫生活起居而外,對其餘事情一概不聞不問的那種。淩叔華的日常,還有三個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讀書、寫作、繪畫。

南國的武漢對於生長在北平的淩叔華來說,算是完全陌生的。即便是有自己的愛好可以自娛,但沒有工作、沒有朋友的日子,也著實冷清了些。好在袁昌英與蘇雪林來了,她們都是接受了新式的教育,也都頗有些才華,淩叔華與她們幾乎可以說是一見如故,常常在一起談詩論文說畫,好不愜意。三個人的交往傳開了後,還被安上了個雅號:“珞珈三傑”。

如果說袁昌英與蘇雪林的到來,對於淩叔華的寂寞算是小有紓解,那麽,年輕的詩人朱利安·貝爾的到來,則完全將淩叔華寂寞的心填滿了。

朱利安·貝爾受陳西瀅之邀來到武漢大學任教的時候,才27歲,那時候,淩叔華35歲,她與陳西瀅的女兒也已經出生了。淩叔華年長他八歲。

朱利安雖然年輕,但自己本身就是出身於文化名門:他的母親是畫家瓦奈薩·貝爾,姨媽則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他自己本人同時也很有才華,不然陳西瀅也不會力邀他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來到武大教授西方文學。

陳西瀅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本意是邀請一位老師,卻為自己邀來了一位情敵。

說起來,這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與徐誌摩還有點像。

一直以來,他都保持著與身在英國的母親通信的習慣,起初,他談中國的文化,談武漢的風土人情,談武大的見聞,慢慢地,信的內容開始變了,談他如何遇到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他對她如何迷戀。後來,他信的內容更進了一步,他們終於衝破了輿論、倫理的束縛,跨越了最後一道界線……

朱利安的家庭十分開放,對伍爾芙的感情經曆有所了解了,就大概能想見,這個家族也許對性本就持著非常開放的態度的。所以,朱利安坦誠地將自己與淩叔華的戀愛過程都告訴了母親。也是因此,在朱利安看來,愛、性、婚姻並非完全畫等號的。他並未有將與淩叔華的關係再推進一步的打算。

這段婚外情,淩叔華陷得更深。她對那個才華橫溢卻捉摸不定的年輕人,可不是逢場作戲,單純讓他來填補精神的空虛,而是希望他能給她一段穩定的關係與可期的未來。

淩叔華帶著朱利安遠赴北京,想著過幾天沒有人打擾的二人世界。明明是想遮人耳目,但到了北京,他們卻並不避見熟人,相反,為了取悅這位年輕的情人,淩叔華帶著朱利安拜訪了好多知己舊交,這些人也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他們的地下戀情也因此無可避免地曝了光。

陳西瀅幾乎是最後一個知道這件事情的。他給妻子的選擇是:他倆要麽離婚;要麽分居;要麽,她就得與朱利安一刀兩斷。淩叔華選擇與朱利安一刀兩斷。

但這個異域的小夥子對淩叔華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他們幾番幽會,幾番被陳西瀅得知。

丈夫心力交瘁,卻說不出“離婚”二字;妻子舍不下情人,卻也願意對丈夫撒謊,去維係著這段婚姻。

而這段不倫之戀,最終以朱利安遠赴西班牙參加內戰死於戰場告終。

時過境遷之後,朱利安的母親在兒子去世後,想將兒子曾經寫給自己的那些信發表,信裏,自然包括了他與淩叔華從相遇、相知到相戀的全部細節。淩叔華不好阻止,但要求將書中的自己以“K”代替。

陳西瀅晚年,他的女兒才從一本書裏得知母親與朱利安的一段情事,她問父親:“那當年為什麽不與媽媽離婚?”陳西瀅先是說:“那時候的女子離婚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後來又說,“你母親啊,是有才華的……”隻說到這裏,便再也說不下去了。

在與朱利安相戀時,淩叔華總說,嫁給陳西瀅,不是出於愛。在愛情中,淩叔華到底也是有一些自私的,大抵是那時候不愛了,所以連最初的愛也不願意承認了吧?不然,當初寫給胡適的信,為什麽會有那段情真意切的感謝的話呢?

藍顏知己徐誌摩的百寶箱

徐誌摩是個詩人,表麵上文質彬彬,內心卻狂野難馴。那時候,他因了林徽因的一句話而與原配張幼儀離了婚。待他逸興遄飛地來到北京,想開始正式向林徽因表達追求她的決心時,才知道她已與梁思成訂下了婚約。

雖然在接待泰戈爾時,林徽因與徐誌摩雙雙在側,但兩人的心境早已不是不久前同在英國康橋時的了。林徽因的心早已放在自己的“未婚夫”梁思成的身上了,徐誌摩卻遲遲無法放下林徽因,自然十分苦悶。

誰能理解一個大男人為情所困時的情狀呢?尤其是在風翻雲湧的時局裏,與徐誌摩一般年紀的男人,都要麽想著經世致用,要麽想著救國醒民,唯有徐誌摩,眼裏就隻有林徽因一個。在無數次錐心之痛無法排遣的時候,淩叔華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當然,徐誌摩確實也是打心底裏欣賞淩叔華。何以見得呢?

徐誌摩有一位非常喜歡的外國女作家叫曼殊菲爾,他喜歡曼殊菲爾的樣貌。看徐誌摩對曼殊菲爾的描摹刻度,直直讓人想到曹植的《洛神賦》:“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我看了曼殊菲爾像印度最純徹的碧玉似的容貌,受著她充滿了電流的凝視,感著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隻能稱之為一整個的美感。她仿佛是個透明體。……”

他更喜歡她的品格,說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鵑鳥,嘔出縷縷的心血製成無雙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若要在中國找一位在徐誌摩心目中堪與曼殊菲爾齊肩的女子,那無疑就是淩叔華了。徐誌摩稱淩叔華是“中國的曼殊菲爾”。

於是,他十分頻繁地向她寫信,向她吐露心聲,向她講述他在每段感情裏的心路曆程……

在淩叔華嫁給陳西瀅之前,那段密集通信的日子,徐誌摩寫給她的信大約有七八十封。我們無法盡數得知這些信的內容都有什麽,但依了詩人熱情、奔放的性子,即便沒到情書的程度,信裏的內容也會讓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子臉紅心跳吧?

淩叔華對徐誌摩大概是動過心的,不然,何以後來她的那位外國情人朱利安身上,總是有徐誌摩的影子?何以他的性格、行徑,總是讓人聯想到徐誌摩?隻是,這個擁有滿腹詩華、高蹈才氣、儒雅樣貌的男人,唯獨缺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作為男人的責任感。

他為了林徽因而對張幼儀的種種無情之舉淩叔華也有耳聞:張幼儀大著肚子在英國陪伴他時,他卻提出與她離婚。張幼儀問那孩子怎麽辦?他回答說打掉。張幼儀說墮胎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徐誌摩說坐火車還會死人呢,難道就不坐火車了?他回國後,在找林徽因之前,為了向愛人表忠心,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離婚申明,全然不顧那樣的行為會對張幼儀造成怎樣的傷害。

在淩叔華看來,徐誌摩對待愛情的那種飛蛾撲火般的熱情,隻適合熱戀一場,卻無法相守一生。果然,後來徐誌摩又與陸小曼打得火熱。於是,她選擇了陳西瀅。

淩叔華嫁做人婦後不久,徐誌摩也冒天下之大不韙,娶了陸小曼。

淩叔華與徐誌摩二人,從此成了真正的知己。徐誌摩有記日記的習慣,訪歐之前,將一個裝了日記、手稿的箱子交給淩叔華保管。此後,兩人際遇不同,始終沒有遇上,箱子裏麵鎖的還有“不宜給小曼看”的內容,大抵是他在康橋與林徽因相戀時的日記,徐誌摩一直沒有拿回箱子。

徐誌摩飛機失事後,他的朋友們悲痛不已,想通過為他寫作傳記來表達思念之情,就想起淩叔華那裏保存著的箱子,都是徐誌摩親筆寫的,是研究他最好的資料。林徽因呢,作為徐誌摩曾經熱烈牽掛著的戀人,特別想要他在英國期間關於他們二人相戀時的日記。

在這件事情上,不知淩叔華是站在怎樣的立場上的,遲遲不願意把百寶箱交出來。林徽因幾番去她家索要,胡適之幾番寫信催要,最後,她終於分幾次將箱子裏的內容拿出來了,在康橋時的日記,卻依然缺了四頁。

這就是民國文化史上有名的“百寶箱”事件。

淩叔華因這件事情,與林徽因甚是不和。原本她與胡適也是多年的交情了,但見到胡適在百寶箱的事情上偏向於林徽因,也與他生了嫌隙。

“文革”期間,散落各處的百寶箱中的手稿大部分被毀,百寶箱事件中的誰是誰非也成了一段無頭公案。

這之後,淩叔華慢慢地淡出了原來與徐誌摩、胡適、林徽因一同在的那個圈子。

世間了無春痕

1947年,淩叔華遠赴歐洲,與先她一年去了歐洲的陳西瀅團聚,從此定居國外。為了緩解丈夫養家的壓力,她在照顧家庭之餘開始賣文鬻畫,但再也沒有創作出讓人驚豔的作品了。

有人說,因了王賡娶走陸小曼,民國少了一位外交家,而多了一位“茶花女”;對於淩叔華來說何嚐不是如此?幾次三番陷於情感糾葛,民國少了一位頂級畫家與小說巨匠,而多了一些名媛的情感花邊。

許是由於年輕時在感情上未循規蹈矩,待心境轉平之後,尤其是晚年,她把自己封閉起來,極少參與社交,也不怎麽與舊友聯絡。隻是1989年,去世前,遠在國外、已近九十高齡的她,央求晚輩們將她送回了北平,送回了史家胡同24號院,送回了她的後花園。在那裏,淩叔華安詳地閉上了眼睛。

“生於豪門,才氣奪人,早負盛名;情無定性,才未盡用,庸常晚景。”大概是淩叔華一生最好的寫照了。

淩叔華去世後,家人在整理她的房間時,發現她所有帶有個人印記的遺物,包括書信、日記,都已被處理掉了。離世前,淩叔華幾乎抹掉了她所有留在世上的痕跡。也許對她自己來說,她這一生,不願意回首的時刻,遠遠多於想要被記住的時刻吧。也許是,晚年居於國外的她,發覺自己其實原本可以將一生經營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