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帝國對峙——王績《野望》

詩與帝國對峙。帝國擁有法律、軍隊與財富，詩除卻光榮與夢想，一無所有。不過，時間早已將勝負揭曉，帝國灰飛煙滅，而詩歌占領的版圖至今仍在持續擴張。

大唐帝國在現實的此岸，而王績和詩，在理想的彼岸。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俄裔美籍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有兩樣東西令世人銘記，一個罪名和一句話：罪名是1964年蘇聯法庭賜予的——社會寄生蟲，為此他服刑十八個月；話就六個字，他說，詩與帝國對峙。帝國擁有法律、軍隊與財富，詩除卻光榮與夢想，一無所有。不過，時間早已將勝負揭曉，帝國灰飛煙滅，而詩歌占領的版圖至今仍在持續擴張。

大唐帝國在現實的此岸，而王績和詩，在理想的彼岸。

我們現在單獨來看這首《野望》，感受和唐朝人肯定不會一樣。這一首看上去偏於平淡的五言律詩，誕生於隋唐之際，那是近體詩剛剛萌芽的時候，非常講求形式美的律體詩在當時還是一種很新鮮、很前衛的東西。

工整的音律，嚴格的章法，精美的對仗，這是初唐的人們本來不曾熟悉的形式，甚至到了王績之後，“初唐四傑”都沒有在這個領域裏達到王績的水平，直到沈佺期、宋之問的出現，才算把五言律詩的形式成熟起來。我們能夠欣賞到唐代那麽多優秀的五律作品，飲水思源，王績肯定是一個值得感謝的人。他這首《野望》就是最早的唐代律詩，盡管在那時還沒有“律詩”這個名詞。

另一方麵，在王績之前，如果我們把南朝宋、齊、梁、陳直到隋朝的詩歌一路讀將下來，在華貴濃鬱的氣氛裏突然遇到王績，感覺會像一個久居城市的人來到了鄉下，心境一下子就會清新起來。清代學者翁方綱用過一個比喻：如鸞鳳群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

王績是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在隋、唐兩代都做過官，也都辭過官，讀過很多聖賢書，但生活得更像一名隱士。王績字無功，這個詞出自《莊子·逍遙遊》：“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功”是莊子對“神人”的描述。所謂“無功”，用束景南的話說，“主要反映了莊子‘無為’的政治觀。”王績正是這樣自我標榜的，他自己給自己寫墓誌銘，說“有道於己，無功於時”，追求一種合乎大道的個人生活，不去想如何在這個世界上建功立業。

但這也不能完全說是王績的曠達，在那個時代裏，就算有建功立業之心，也不是那麽容易做到的。王績一生最佩服的是他的三哥，那是中國思想史上極著名的一個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甚至有“小孔子”之譽。儒家人物，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王通也想兼濟天下，但天下不給他這個機會，隻好退而求其次，像孔子一樣搞起了講學事業。

哥哥的這番遭遇全被王績看在眼裏，更何況自己也做過官，也知道這條路並不好走。更重要的是，王家人做隱士是有些物質基礎的。我們一般講起儒家，總是強調那些原則性的東西，諸如舍生取義、威武不屈等，殊不知儒家還很講靈活性。很骨鯁的孟子就教育過弟子們：讀書求學自然是為了行道，不是為了混官做，混飯吃，所以當世道不好的時候，應該潔身自好，別往官場裏混。但是，如果家裏窮到揭不開鍋了，總不能讓父母跟著你一起餓肚子吧，這個時候也不妨去混混飯吃，混混官做。

王績確實混過官，在小縣丞的任上，隻喝酒，不辦事。我們把他放到文化史的背景下來看，會覺得他很超脫、很可愛，但真要生活在王大人的治下，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王績也沒有混的必要，所以也就不混了。王家有房有地，使奴喚婢，雖然不是富甲一方，靠吃祖產也足夠生活了。隋朝權臣楊素後來邀請過正在龍門講學的王通，王通很謙虛地拒絕道：“我家裏總算有幾間破房子可以遮風擋雨，有幾畝薄田可以填飽肚子，在這裏讀書論道也足以自得其樂，不出山也能過得挺好。”當然，窮隱士也是有的。在王績所交往的朋友當中，有一位對他影響很大的仲長子光，王績還為他立過傳，說他一直靠打工生活，既沒房子，也沒有老婆孩子，後來總算給自己弄了個住處，以賣藥為生，過著自食其力的日子。

作為一名窮隱士，仲長子光也寫過一些東西，但遠不如王家兄弟多。我們拋開才情、學養和人生觀的問題，至少王家兄弟有著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至仲長子光隻是作為一位曾經對王績發生過重要影響的人而被我們簡略地談到。

王績這首《野望》就是很有隱逸之美的。開篇“東皋薄暮望”，點明詩人正在薄暮時分站在東皋之上向下眺望，後邊自然要寫到自己看到的景象。“東皋”就是東邊的高地，王績的家鄉真有這麽一處高地，王績也因此而自號東皋子，這就和蘇東坡的“東坡”一樣。

我們看中國古典詩歌，一個很顯著的語言特色就是簡略。東皋、薄暮、望，省略了常規語法所不能省略的很多內容：主語首先就被省略掉了（是誰在東皋的薄暮下眺望呢），介詞也被省略了，被省略的內容一定要讀者自行填補之後，才能構成一個有意義的、通暢的句子。而這個填補的過程，一是使讀者也加入到了作者的行列；二是有時候一句詩會存在不止一種的填補方式，這種歧義空間的存在就會豐富詩歌的審美趣味。

比如一句很簡單的“簾卷西風”，顯然通順的語言應該說成“西風卷簾”。詩人之所以反過來說，至少有兩種原因：一是在最古的漢語裏，動詞經常是受授不分的，從這個傳統而來，“簾卷西風”自然可以被理解為簾子被西風卷起；二是擬人的修辭，詩人用這種不規範的語言給了簾子以生命力，讓這個畫麵更有動態感。無論我們怎麽想，“西風卷簾”的基本意思是不變的，但在細微之處卻出現了一些歧義，我們又無法明指這些歧義孰是孰非，隻是越沉吟、越體會，就越覺得有韻味、有餘味。

這就是中文的特色，一些英語詩人也很想寫出這種風格來，但受限於語言，就是學不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E. Pound的In a Station of th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全詩隻有兩句，盡管已經寫到如此簡略了，盡管一心想模仿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手法，但定冠詞the不能少，不定冠詞a不能少，介詞on、in、of都不能少，這就是一種語言的天性。英文比中文更精確，所以我們現代人寫論文的時候雖然用中文來寫，但難免就會用到英文的語法；中文比英文更模糊，所以更適合寫詩。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東西方在思維方式上的這種差別，就是不清楚這到底是語言結構影響了思維方式，還是思維方式影響了語言結構。

王績在薄暮的東皋眺望遠方，按照詩人的傳統，一登高就要詠懷，王績詠的是“徙倚欲何依”。從字麵上看，詩人登高眺望，看看這裏，看看那裏，始終也找不到一個可以依靠的地方。就算可以把世界全部擺在我的眼前，但哪裏才是我的歸宿呢？這是一種彷徨無依的感覺。

有人把王績比作陶淵明，其實這兩人絕不一樣。陶淵明的風格是“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先是有了“心遠”，所以就算住在鬧市，也一樣遠離塵囂；而王績感歎著“徙倚欲何依”，到底對現實還有一個“欲”字，實在無可依托之下才不得不做了隱士，而做了隱士之後又總是心有不甘，所以登東皋而遠眺在王績而言隻有一種寓意：還是想在外麵的世界裏給自己尋找一條出路的。

頷聯“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承接上文的“徙倚欲何依”，從字麵上看，這兩句是在解釋“徙倚欲何依”的理由：視野所及之處莫不是一片蕭瑟的秋光，莫不是一片深沉的暮色，都不是自己願意踏入的地方。一個“皆”字，一個“唯”字，淡淡地把詩人心底的苦悶寫出來了。

落暉之下，隻見“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從頷聯的景寫到頸聯的人，所有這些人都有著一番哪怕很小的作為（要麽驅犢，要麽帶禽），也有各自的歸宿，而相形之下的詩人自己呢，做了什麽，去了哪裏，歸向何方？再看看這芸芸眾生，可有理解自己的嗎？可有同道之人嗎？看來看去，一個都沒有，看來要想尋找知音，隻有到古人那裏找了，這便是尾聯的“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采薇”是指殷周易代之際的兩位隱士：伯夷和叔齊，兩人恥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上。據《史記·伯夷列傳》記載，這兩人在餓死之前還作過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大意是說：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沒有了，我們在亂世沒地方跑。倒黴啊倒黴，我們隻有死路一條。

伯夷和叔齊都是有原則、有理想的人，但當原則和理想遭遇“亂世”的時候，處理起來就比較麻煩。這是曆代知識分子常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也恰恰就是王績此刻遇到的問題。尾聯的“長歌懷采薇”正是對首聯的“徙倚欲何依”做出的解答：在這樣的世道裏，我何必要去考慮自己的現實出路呢，像伯夷、叔齊那樣堅守原則而隱居不就可以了嗎？

有人根據尾聯推斷，王績很有一些遺民思想，既然在隋朝做過官，等到隋唐易代之後就像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一樣恥食唐粟了。但王績的身世否定了這個推斷，他在入唐之後還是做過官的。也許對王績來說，出世或者入世，並不是效忠某一個王朝的問題——如果“道”可行，那麽隋朝也好，唐朝也罷，盡可以去施展一番拳腳；如果“道”不可行，無論是誰家的天下，在自己看來永遠都是“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的蕭條樣子，永遠都會讓自己生出“徙倚欲何依”的無所適從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