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如白晝之月，暗中運行——劉禹錫《金陵五題》

石　頭　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　衣　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台

城

台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

萬戶千門成野草，隻緣一曲**。

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　令　宅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

池台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

詩人是另一種獨裁者，他無須頒布法令或建立軍隊，然而全世界都會淪為詩歌的道具，供其予取予求，由他安排角色和劇本。他可以指派時間成為無情的掘墓人，山河扮演麻木不仁的圍觀者，也可命令潮水感覺寂寞，沙礫開口唱歌。無垠宇宙在詩人麵前等待著，不言不語，而詩人終日思索的，是在其中挑選怎樣的演員，展開怎樣的情節，才能成功演出自己內心那部**氣回腸、永垂不朽的好戲。

淪為詩歌的道具，是可喜的沉淪方式。

劉禹錫的《金陵五題》是唐代詠史詩的一座高峰。一組五首詩，分寫金陵的五處場景，分則獨立成章，合則渾然一體，尤其是以絕句的形式詠懷古跡，因為篇幅太小，所以著眼點和著力點一定要非常巧妙才行。

中國人以曆史入詩歌，是以感懷、議論為主，和西方長篇敘事史詩的傳統剛好相反，大約是因為敘事的工作都被放在了史書上，於是術業有專攻，強大的寫史傳統與詩歌各走一途。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西方詩歌（即便是抒情詩）從《伊利亞特》與《奧德賽》淵源而來，動輒長篇大論，沒有什麽凝練的意識，中國的詩歌卻相對短小得多。

詠史詩，最恰當的篇幅也許要屬七律，八句五十六字，起承轉合四聯，至少有兩組嚴格的對仗，這樣的篇幅與章法，既記得了事，同時也抒得出情，發得出議論，而且形式上的莊嚴感正好適合曆史的厚重。而七絕卻隻有四句二十八字，輕輕巧巧，抒情時如蜻蜓點水，議論時須一招製敵，要想用七絕的形式寫出厚重的筆墨來，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劉禹錫做到了，還做得很成功，他這一組《金陵五題》成為後來很多詩人效法的對象，所以我們讀唐人的詠史短篇，不得不知曉劉禹錫這一開創之功。

金陵號稱六朝金粉之地，數百年間朝代輪番更迭，這在唐人眼裏正是相當切近的曆史之鏡。

《金陵五題》以《石頭城》開篇，“石頭城”是吳主孫權取的名字，當時在這裏大興土木，修建城池與宮殿，便有了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之稱，又有長江天險為倚仗，形勢之盛一時無二。但是，吳國轉眼即亡，隨即便是兩晉南北朝的亂世，宋、齊、梁、陳接踵興廢，石頭城豪華競逐，而到唐初廢棄，二百年來已經淪落為一座空城，隻有山勢依然龍蟠，隻有潮水依舊拍打著城郭，隻有月亮仍是舊時的月亮，種種自然界的永恒越發襯托出人世間的短促。

詩歌語言有一個套路：要表現人世的繁華如轉轂，每每會用自然界永恒的風月作對照，典型的句式比如王勃《滕王閣詩》的結尾“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人世間無論什麽豐功偉業，無論什麽生離死別，在大自然的時間尺度下永遠隻是短暫到一瞬，永恒的是什麽呢？“唯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這樣的修辭，在劉禹錫這時候用起來，還是精妙的，隻是後來越用越多，越用越俗罷了。但多與俗也說明了一件事：這樣的感觸是人類共通的，能夠流傳久遠的詩歌永遠是表達了某種普世的、永恒的情感。

何況，劉禹錫在《石頭城》裏並沒有把這樣一種修辭表達得那麽局促，也就是說，並沒有生硬地把人世之變遷與自然之永恒對立起來，而是在字麵上達到了“客觀”的程度，看上去完全是對那一刻眼中所見的石頭城而作的一幅風景速寫，沒有對照，沒有議論，但即便這樣，我們自然而然地讀出了對照，讀出了議論，這便是傳統藝術評論所謂“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的高妙境界。

第二首《烏衣巷》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首詩在結構上和《石頭城》如出一轍，隻是最後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帶上了較為強烈的主觀視角，把對照的感覺在形式上很明顯地表達了出來。所以，即便這兩句可以孤立出來被傳唱為千古名句，而在詩藝的角度上，卻比《石頭城》要遜色一籌。大眾的審美眼光和詩人或藝術家的眼光存在區別，這裏就是一個表現。

第三首《台城》也是以最後兩句最為知名：“萬戶千門成野草，隻緣一曲**。”“**”是指陳後主創作的《玉樹**》，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靡靡之音，所以也發展成了一切靡靡之音的總稱。陳後主之所以亡國，原因有很多，自然不會那麽單純，但作為詩人，不可能，也不應該像曆史學家或社會學家那樣擺事實講道理，深入分析陳國亡國的各種可能性因素，而隻能抓住最核心的一點，甚至隻是最聳人聽聞的一點，以達到藝術作品所要求的效果。

劉禹錫抓的這核心一點就是奢靡，《玉樹**》便是這所有奢靡的代表，是通過這一首靡靡之音而舉一知百的。“萬戶千門成野草”是不是真的“隻緣一曲**”，這對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是重要的，是必須嚴加辨別的，但對於詩人，這一點並不重要。也就是說，這個結論是否成立，對這首詩的藝術成就並不存在太大的關係。這也正是我們閱讀詩歌的時候值得留心的一個問題：詩歌一定要當作詩歌來讀，所謂以詩證史，那是另外的一種曆史研究的方法，最好不要混淆。

《生公講堂》和《江令宅》一刺南朝佞佛之事，一刺易代之際政治人物的善變嘴臉，但藝術成就都較前三首遜色。詠史詩尤其容易表明詩人的政治態度，況且劉禹錫雖然以詩知名，但更是一位政治人物。寫詩所需要的豪氣與搞政治所需要的沉穩冷靜正是兩種不易兼得的品質，在劉禹錫的身上，詩人的豪氣一麵更多一些，所以素有“詩豪”之稱，而正是這種詩人的豪氣一再敗壞著他自己的政治前程。先是隨著王叔文改革的失敗，劉禹錫被遠遠地貶了出去，許久之後才好容易被詔回京。這一回來，作了一首《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以前的詩歌選本常常會說這首詩表現的是作者大無畏的精神氣概，但在當時的權貴們讀來，很自然會感覺到劉禹錫這個當年的政治失勢者如今擺出了一副“我刁德一又回來了”的嘴臉，語帶譏忿。要知道，當時的憲宗皇帝是通過逼宮的手段才登基的，後來還害死了自己的父親，而滿朝多少權貴也都是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規則下排擠了劉禹錫等舊人之後才升上來的。結果犯了眾怒的劉禹錫沒能在京城久留，“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又被貶去了極偏遠的地方。摯友柳宗元以詩送行，句中有“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深沉痛切，可算作千載之後龔自珍那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先聲了。

足足十四年的磨難之後，劉禹錫再返京師，這回不但沒有接受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又寫了一首遊玄都觀的詩，題為《再遊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兩首都是唐代政治史上的名詩，尤其以“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最見豪氣，也最惹人生氣，完全是一派不服氣的挑釁態度，何況詩人在題下又作了一番說明，說：“始謫十年，還輦下，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來，無複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這樣的情境，和詠史的《金陵五題》竟是如此的相似。劉郎的一去一來，對個人來說，幾乎全部的政治生命就這樣匆匆度過了，而桃花菜花、兔葵燕麥，又有多少的改變呢？隻是，詩人的對手究竟是誰？是桃花菜花、兔葵燕麥，還是所謂的“種桃道士”呢？

劉禹錫初題玄都觀之前，在長安重逢故友，還寫過一首《闕下口號呈柳儀曹》：

彩仗神旗獵曉風，雞人一唱鼓蓬蓬。

銅壺漏水何時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詩中感歎自己已經是個“即老翁”了，以衰朽之身聽著無盡的“銅壺漏水”，滿腔的理想抱負僅僅才露出了一點兒萌芽。政敵的打壓總是可以挺過去、熬過來的，但銅壺漏水的刻刻相催卻讓再強有力的人也無法與之抗爭。終於扼殺掉理想的究竟是誰呢？是那些虎視眈眈的政敵，還是歲月催人老的自然力量？將來有後人詠史，讀到自己這浮浮沉沉的一生，會不會也生出“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那樣的感歎呢？

時間如白晝之月，盡管你看不到，它依然運行個不停，帶走你和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