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個蒼涼的手勢——王維《終南別業》
很多時候，豁達都不是一種你可以信手拈來，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選擇。更多的時候，那是現實留給你的唯一出口。
豁達是窮途末路時對命運最後一次視死如歸的反抗。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往往，行到水窮處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去選擇坐看雲起——對這複雜的句子作一次精簡來幫助理解，是“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去選擇”；再刪去不必要的修飾，隻留下主謂賓，是的，是“我們沒有選擇”。很多時候，豁達都不是一種你可以信手拈來，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選擇。更多的時候，那是現實留給你的唯一出口。
豁達是窮途末路時對命運最後一次視死如歸的反抗。
王維工詩善畫，素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篤信佛教，亦官亦隱，畫畫得清空，詩寫得恬淡，好像是徹悟大道、逍遙自在的，但實際情況遠比表麵現象複雜得多。
這首《終南別業》寫的是王維信佛的一麵、隱逸的一麵、恬淡的一麵，但他的隱逸和傳統佛教是大不一樣的。單從詩題上看，所謂“終南別業”，是長安附近終南山的一處別墅，即輞川別墅，原本是屬於宋之問的。古時候的別墅，沒有聯排，沒有合院，都是獨棟，也都坐落在遠離塵囂的地方，享受著無窮無盡的山清水秀。正如現在的香港有半山區，北京有號稱“富人後花園”的西山，唐朝的終南山正是唐代長安達官顯貴們的別墅專屬之地。王維的官做到尚書右丞，品秩不可謂不高，享受這樣一座別墅也是順理成章的。
但王維自己並不用這個邏輯來思考問題，他說“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這是一個省略了關係副詞的因果句，意思是“因為中歲頗好道，所以晚家南山陲”，卜居南山的原因不是享受，而是“好道”。這句話的措辭非常巧妙，給人的印象是：詩人因為“好道”，所以離開城市，僻居在南山腳下。這就要聯係詩題才能知道：所謂僻居在南山腳下，住的既不是茅屋，也不是草堂，而是一座豪華別墅。
這和“好道”似乎很矛盾，但這個矛盾早已被人巧妙地彌合了。先要解釋一下這裏的“道”字，這並不是指道家或道教，而是指佛教，這是有一番曆史淵源的：佛教在東漢時期初傳入中土，而東漢正是一個讖緯盛行、鬼神遍地的朝代，時人是把佛教歸入道術的，這個道術的意思不是道家之術，而近乎於方術，學佛叫作學道，就連《四十二章經》裏佛門自己都自稱“釋道”。及至魏晉，人們也常把佛與道一同列為道家，以和儒家相區別。
話本小說和評書裏，和尚經常自稱“貧僧”，其實和尚原本是自稱“貧道”的，意思是不成器的修道之人，是個自謙之詞，後來發現這個稱謂實在容易和道士搞混，這才改稱貧僧——僧這個字本來是表示四人以上的僧侶團體，是個集合名詞，用來用去也就約定俗成了。《六祖壇經》裏，慧能大師在大梵寺講堂說法，座下有“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這個“道俗”裏的“道”就是在說和尚，意思是“修道之人”，所修的道自然就是佛家之道。
修佛本來是一件很清苦的事，至少以世俗眼光來看絕不舒服。在古代印度，出家不是指進入寺院過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生活，而是孤身一人拋棄一切，到森林裏或者石頭縫裏找個地方進行苦修，所謂持戒也隻是個人的事，沒有外界約束，全憑個人毅力。寺院是後來才出現的，佛陀把弟子們組織成一個團體，在每年的雨季就待在一個地方不出門，稱作“雨安居”，一個很美麗的名詞。有了組織，就不再是單純的修行，而漸漸變為宗教了，宗教是一定需要社團組織的，也因為社團組織的集體生活這一新形式的需要而有了一些規章製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出家受戒儀式就相當於新生的入學典禮，進了寺院以後要遵守的一些戒律就相當於學校的校規，寺院裏也會有專門管紀律的和尚，就相當於學校裏的教務主任。
佛教是所謂“出世間法”，修的是涅槃解脫，對世間種種要有一種“舍得”的精神。這對窮人並不難，對富人可就難了——窮人如果走上修行之路，“失去的隻有枷鎖”，富人如王維這樣的，真能舍得官位嗎？如果沒有了官位，還能住得起這座“終南別業”嗎？
富人如果既想修佛，又想繼續享受富貴生活，這在原始佛教裏本來是沒有辦法的，但思想的發展總會與時俱進，大乘佛教的《維摩經》應運而生，妥善地解決掉了這個難題。所以王維對《維摩經》的親近再容易理解不過，王維字摩詰，就是取自《維摩經》。
《維摩經》的主角叫作維摩詰，這個名字也許對很多人來說比較陌生，但他的臥室卻是人人都知道的。維摩詰有一間神奇的臥室，雖然隻有一丈見方，卻無論多少人都坐得下——“一丈見方”就是“方丈”，後來禪宗寺院裏住持的臥室就從《維摩經》取意，叫作方丈，再後來大家又用方丈一詞來稱呼住持（也就是住在方丈裏的人）。
維摩詰是佛陀時代的一位印度大款，而且結交權貴，手眼通天，經常流連在娛樂場所，吃香的喝辣的，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這麽一個人，怎麽看怎麽像一個反派，至少也要像賈寶玉一樣風流頓散，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然後遁入空門，覺今是而昨非，成為佛門故事裏的一個改造樣本。
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的。據說他老人家也是一尊佛，化身在繁華世界裏普度眾生，非正式地給佛陀打個幫手。所以他精通佛法，能言善辯，行事往往出人意料。有一次大家去佛陀那裏聽講座，維摩詰請了病假，問他生了什麽病吧，他卻說：“因為眾生都病了，所以我也病了。”大家聽著不對頭，覺得這家夥是不是裝瘋賣傻泡病號呀？佛陀心地好，派了文殊菩薩到維摩詰那裏探望病情，維摩詰心裏偷笑：“等的就是這個！”
文殊菩薩這一來，就進了那間神奇的臥室，維摩詰便借機引著話頭談論佛法，把一些流行的修行方式好好批評了一頓，文殊菩薩越聽越驚，越覺得這維摩詰好生厲害。
維摩詰都批評了些什麽呢？大略而言，一是批評“修行必須出家”的觀念。古代印度的修行者是很流行出家的，無論是婆羅門還是各個沙門派別都講究出家修行，這也很有道理，試想你正在修行佛法，成就斐然，已經看破紅塵，正到涅槃的至高境界了，突然老婆哭著來找你，說因為家裏窮，交不起住院押金，兒子被醫院給扔到大街上了。你會怎麽做呢？就算是佛陀，他老人家會怎麽做呢？
禍不單行，鄰居又氣喘籲籲地來找你，說這些天國王正在召集群臣開大會，需要淨化城市秩序，所以你兒子剛剛被醫院扔到大街上，就被警察拽上了車，聽說是要遣送回鄉。你心知肚明，以鄉下赤腳醫生的醫療水平，兒子回去了必然是死路一條。你會怎麽做呢？就算是佛陀，他老人家又會怎麽做呢？
所以世俗生活很容易成為修行的阻礙，所以不結婚，不生子，沒有財產，沒有住處，如果什麽都沒有了，你還會失去什麽呢？你還會“擔心”失去什麽呢？擺脫了一切的世俗牽掛，一個人才更容易潛心修行。
有人一定會問：“出家了難道就什麽都沒有了嗎？寺院生活一樣是很社會化的呀？”是的，在很多時代裏寺院都擁有大量的產業，甚至有許多至少在名義上屬於寺院公共財產的東西也已經變成了僧侶們的私有財產，一些有權有勢的僧侶甚至連奴婢都有，南山律宗的祖師爺道宣和尚專門規定過富有僧侶之私有財產的繼承法則（在王維眼見耳聞的時代裏，這已是佛教的常態）。那麽，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這算出家嗎？或者這樣來問：這樣的出家還有多少出家的意義呢？
無論以早期的個體修行的形式看，還是以後來的寺院生活看，維摩詰先生都算不上一個修行者。可他卻告訴我們說：出家不出家不是看那些外在形式，而是看你的心。雖有萬貫家財卻無貪念，雖有妻妾成群卻無**欲，這才是真正的菩薩行，真正的成佛之道。
《維摩經》這裏反映了印度佛教中大乘與小乘的一個區別：小乘佛教是強烈主張出家修行的，而大乘佛教則反其道而行，尤其在大乘初期，信徒們主要都是在家的居士。所以大乘信徒可以用錢財布施，而標準的小乘信徒卻是一分錢也沒有的。
大家可以想見《維摩經》的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那些有家有業的人既想加入修行者的行列卻拋不下親人和家產，這下可看到一個光輝的榜樣了，原來坐擁金山銀海、整天醇酒美人的大款也能成佛呀！大家要是多讀些佛經大概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佛教什麽都是，又什麽都不是，隻要你從一部經書裏找出一條理論，別人就能從另一部經書裏找出相反的理論。如果你們去找一位高僧來作仲裁，這位高僧很可能會說你們倆全是錯的，然後給出他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答案。如果你們三個都是各持己見、信仰堅定的高僧，那麽這種爭執就很可能引發一場教派分裂——事實上許多教派分裂就是這樣形成的。一說佛陀死後的第一次教團大分裂的契機就是大家就“僧侶在化緣過程中討錢算不算犯戒”這個問題爭論不清，從此佛教就有了上座部和大眾部之分。所以對信徒來講，最好一輩子隻讀一部經（許多前輩高僧也正是這麽建議的），或者隻讀一部經裏邊的一部分（因為一部經裏邊也會有自相矛盾的說法，古代印度的佛教大眾部就曾經重視論而不重視經和律，原因正在於此）。我們經常看到有些念過幾天佛的人在看見別人念佛的時候開口就說人家不對，主要緣由就在這裏。況且，學問上的分歧大家還會平等商榷，信仰上的分歧是很容易固執己見的。越是信仰深、修為淺、眼界窄，就越是如此。但眼界寬了也是麻煩，一部經可以受益終生，多讀幾部就會煩惱無窮，這就必須用信念來彌合教義了。
話說回來，《維摩經》在它所處的時代裏給出了一個革命性的見解：出家能成佛，居家也能成佛，涅槃境界就在世俗生活當中，哪怕你是一個正在金山銀海、醇酒美人當中打滾的大款，隻要你是依據直心行事，那這就是在家修行的佛道，就是在淨土世界裏的生活。
王維的淨土世界至少比普通百姓的“高級”很多，它所坐落的輞川是唐代長安極著名的風景區。日本聖福寺收藏有唐代的《輞川圖》，從圖上看，在王維的時代裏，輞川秀美的山川裏有著相當規模的建築群，是極奢華的富人別墅區。不僅如此，輞川還有著便利的交通環境，距離長安不過四十公裏，今天上朝辦理公務，明天回來寄情山水，切換起來一點兒都不費力，名利與修道竟是這般水乳交融。
另一方麵，當時的別墅和現代別墅有一點兒很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山清水秀中的一所豪宅，而是依莊園而建立的，帶有相當的生產性質。我們看王維《輞川集》裏的一首《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這也是王維的一首名作，從中我們哪裏讀得出來這個飽含禪意的辛夷塢其實是莊園裏一個出產經濟作物，能給王維帶來收入的地方。另一首同樣著名的《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
這樣一個詩情畫意的地方其實是一個麋鹿養殖所，是一個為這位似乎毫無人間煙火氣的詩人賺取實實在在的利潤的地方，這樣的別墅是從漢魏時代的莊園經濟演變而來的，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視之。
如此，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羨煞人的生活，但詩人自己也許不這麽想。我們看看王維的身世，一方麵和王勃相似，是少年得誌的才子典範，二十一歲就考中了進士。而另一方麵，仕途與家庭生活卻充滿波折坎坷：王維幼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孤身一人，沒有子嗣，這顯然要承受著那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社會的莫大壓力；進士及第之後，沒多久就受到政治鬥爭的牽累，遭到貶謫，後來又隨著張九齡的浮沉而浮沉，到“安史之亂”的時候，又折節接受了偽官，落下了政治上的一大汙點。要從這些坎坷中走出來，需要詩，需要畫，需要隱逸，需要參禪拜佛。用一個時髦的詞來說，王維和許許多多知識分子一樣，需要在飽含挫折的現實世界之外尋找一個精神家園——這樣的精神家園，就像一個家庭失和的男人在青樓裏找到的慰藉，隻是失意時候的避風港而已，一旦情況好轉就隨時可以拋棄。
這實在是信仰世界裏的常態，李敖曾經稱之為“金庸式偽善”：“金庸到台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金庸的風度極好，他對我的話，不以為忤。他很謙虛地解釋他的觀點。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裏講‘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報恩經》《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寶積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等所說的有點兒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經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麽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麽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兒窘，他答複不出來。為什麽？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可叫作‘金庸式偽善’。”
李敖在這裏引經據典，狠狠炫耀了一番佛學功底，卻偏偏漏掉了最該引述的《維摩經》，金庸竟然也沒有想到用《維摩經》為自己辯解，如果換作王維，恐怕討論不會就這樣結束。況且，宗教信仰從來就不是依照教義的字麵在世間流行的，哈耶克雖然不是宗教領域的專家，卻在這個問題上給出過一個非常精辟的見解：“在過去兩千年的宗教創始人中，有許多是反對財產和家庭的。但是，隻有那些讚成財產和家庭的宗教延續了下來。”
凡是存活下來的理想主義，或多或少地都向現實主義作了妥協。我們可以責怪誰呢，社會就是這樣延續下來的。隻是，當我們陶醉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樣充滿哲理的佳句的時候，最好還要記得：它的創作者正享受著高官顯爵的待遇，悠遊在風景如畫的豪華別墅區裏，用璧玉的筆在金箔的紙上，寫出了這份無牽無掛、無拘無束的散淡。
“安史之亂”之後，因為接受過叛軍偽職而處境險惡的王維真的“舍得”了一次——他施莊為寺，曾經留住多少詩人唱和的輞川別墅從此荒涼冷落了下來。乾元元年（758年）的春天，時任藍田尉的詩人錢起和同僚們再遊輞川，途經王維舊居，想到從前的種種歡樂交誼，寫下了一首《中書王舍人輞川舊居》：
幾年家絕壑，滿徑種芳蘭。帶石買鬆貴，通溪漲水寬。
誦經連穀響，吹律減雲寒。誰謂桃源裏，天書問考槃。
一從解蕙帶，三入偶蟬冠。今夕複何夕，歸休尋舊歡。
片雲隔蒼翠，春雨半林湍。藤長穿鬆蓋，花繁壓藥欄。
景深青眼下，興絕彩毫端。笑向同來客，登龍此地難。
錢起詩中的別墅主人分明是一位高潔而出塵的隱士，而事實上，王維從來沒有真正脫離過官場，畢竟權力才是一切歡樂的源泉，就連隱居的樂趣也少不得官場實力的保障。
就在錢起剛剛離開的這年秋天，杜甫也從華州來輞川拜會王維，同樣撲了個空，便去東山拜會王維的表弟崔興宗，留下了一首《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
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盤剝白鴉穀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鬆筠。
崔興宗的東山草堂一樣地幽靜溫馨，一樣地充滿著隱逸的氣氛，仿佛真是一片漁樵耕讀的天地，轉而憶起王維的輞川別墅，隻剩下“柴門空閉鎖鬆筠”，任主人在四十公裏外的長安城的波詭雲譎裏小心地祈禱著命運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