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如蝴蝶般撲麵而來——張九齡《望月懷遠》

不在同一國度或時區，沒關係，當月華從黑漆漆的天幕浩浩湯湯地傾瀉下來時，我們在月光的同一流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不在同一國度或時區，沒關係，當月華從黑漆漆的天幕浩浩湯湯地傾瀉下來時，我們在月光的同一流域。

以明月喻相思，這在詩詞作品是很常見的。對於古人來說，太多的距離是無法逾越的，於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信要一天一天地等，沒有飛機，沒有電話，生活越不便利，思念就越是痛徹。所以現代詩人甚至渴求古代的距離，發出“用風餐露宿的一個季節，走過手機短信的一個按鍵”這樣的感歎，但當千裏萬裏的距離可以用手機的一個按鍵來瞬間超越的時候，誰還真會去慢慢捱上那風餐露宿的一個季節呢？

兩地遙遙地相思，你眼裏的風景是杏花春雨江南，我身邊的景物是駿馬秋風冀北，沒有任何的共通之處，這就意味著我們之間沒有一個可以共同分享的東西。如果運氣好的話，“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連綿不絕的江水承載著兩地的思念，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有情人都有這般造化的。天涯海角，唯一可以同時分享的東西就是天上的一輪明月，尤其是月圓的時刻，更讓人緬懷著、盼望著團圓。於是就有了張九齡《望月懷遠》開篇的一聯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還好古人沒有時差的概念，如果知道了海上生明月而天涯未必共此時的話，真不知道該怎樣糾結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詩的一開篇就給出一個宏大的意境，塑造了一聯名句。詩歌的名句是多種多樣的，有些在字麵上便已經極盡華美，如“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有慷慨激越、感人肺腑的，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有低徊委婉、意在言外的，如“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有一種更高層次的句子，樸樸實實地用字，平平常常地道來，看上去毫無亮點，卻足以誇耀千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而張九齡的這一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在這一類名句之列。

這樣的句子，就像天籟。風雲雨雪都是我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現象了，隻有當你仔細想來，才能從中感覺到造化的鬼斧神工。基督教的一些傳教士講到神跡，說神跡未見得就是違背物理規律的超自然現象，我們身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至我們自己，細想之下，難道不覺得神奇嗎？造化之妙，妙在天然運任，而藝術的表現，無論是“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還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妙就妙在與造化同工。前人常說這樣的句子其妙處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其實還是言傳得出的。

由月及人，於是有“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這裏有一處古今語義的差異：所謂“情人”，好友也是情人。唐人送別吟詩，如果送的是一位“情人”，其實往往是送朋友，比如韋應物《送李二歸楚州》的“情人南楚別，複詠在原詩”；再者，唐人說相思，對男人也可以相思，我們要小心，別犯了以今度古的錯誤。

那麽，張九齡這裏的“情人”到底是誰呢？詩裏並沒有明確交代，總之是兩地懸隔而互相牽掛的兩個人。他們在難眠的長夜裏，望著同一輪明月，整晚地思念著對方。

因為喜愛這月光，便吹熄了蠟燭，披衣望月，不知不覺間已被露水打濕，這一晚就這樣無眠地度過了。但月光再好又有何益呢，又無法握在手裏，無法贈予思念的人，想到此處，隻有回到房間繼續睡去，希望在夢裏與遠人相會吧。“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這個巧妙的構思是融合了兩位前人的詩句：一是陸機《擬明月何皎皎》的“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一是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的“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隻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前輩的創意往往成為後人的素材，這一聯又是一例，隻是看上去很像原創罷了。

張九齡並不以詩見長。在他的文集裏，詩歌並不占多大的比例，而在這些本就不多的詩作當中，又以應製詩為主，屬於純粹的藝術創作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張九齡在曆史上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詩人。在那個重視高門望族的時代裏，他以嶺南庶族的卑微身份做到宰相，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而他的罷相更是唐代政治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張九齡最著名的政治遠見就是他在“安史之亂”爆發前二十年就察覺出安祿山的反意，當時正好安祿山觸犯了軍法，唐玄宗想要赦免他，張九齡力諫說：“祿山狼子野心，麵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這很像是《三國演義》裏諸葛亮要殺魏延的那段故事。但英明的唐玄宗並沒有以貌取人，不因為安祿山“麵有逆相”就借機會除掉他。等“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張九齡已經辭世，唐玄宗想起二十年前的逆耳忠言，也隻有空自歎息了。清代大史家趙翼有過評論，說張九齡一生事業，就數這件事最關國家之大。

但是，事情是否真像史書敘述的那樣因果相生，合節合拍，實在是大有疑問的。在波詭雲譎的政治舞台上，二十年的時間會有多大的變數，這是誰都說不清的。海登·懷特講到曆史敘述是一種濃縮：“史學理論中有一種老生常談，說的是由事實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種濃縮，即將行為經曆的時間濃縮為講述的時間，將人們有關某個特定曆史時期所知的一切事實縮減成隻剩那些重要的事實。”但是，濃縮雖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由濃縮所造成的暗示有時卻也容易給讀者形成誤導。就像“春秋三傳”裏邊的“鄭伯克段於鄢”的著名故事，看下來連貫緊湊，一波三折，讓人大大心驚於鄭莊公處心積慮的陰謀手法，但是，當我們把“克段”一事巨大的時間跨度梳理出來之後，關於它的種種陰謀理論便開始顯得可疑了。鄭伯克段並不是一場短暫迅疾的宮廷陰謀——如果這是一場絲絲入扣的陰謀的話，那就意味著鄭伯花了足足二十多年的時間處心積慮地除去了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傳》的記載全部屬實，其中那些說辭與議論也隻不過是二十多年漫長過程中的電光石火，其他種種未被記錄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響克段事件的因素我們是全不知情的。歸根結底，這畢竟不是一部短劇。

從傳統詩教的角度來看，張九齡的詩是最正統的一種，樂而不**，哀而不傷，大合儒家的中庸之道。這在很大程度上和作者的身份有關，諸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樣的句子，李白能寫，但張九齡不能寫；這是憤青的詩，不是宰相的詩。宰相縱然有再高的才華，也不能這樣來表現。

我們在唐代史料裏會看到時人對張九齡的文采非常推崇，就連唐玄宗以帝王之尊都虛心地模仿張九齡的寫作風格，但無論怎麽努力也學不像，隻有自歎弗如。但這裏所謂的文采並不是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才華，而是重在應用文體的寫作上，比如擬個詔令、寫個文件什麽的，也就是說，張九齡最為時人看重的才華恰恰是在文學史上最受忽略的。如果生前事與身後名可以二選一的話，不知道他會作何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