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曆經25年深入有效的發展，當今精神分析技術的直接目的已經和它當初形成時的情況大為不同了。當時，精神分析醫生從事的工作隻不過是發現病人沒有自己察覺到的潛意識問題，並把它們梳理到一起，然後選擇恰當的時機告訴患者。那時，精神分析主要是關於解釋的學科。這種目的並不能幫助我們解決治療上的問題，所以另一種直接目的很快產生了，那就是想辦法使病人承認醫師根據患者記憶裏的素材推斷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這種情形下，工作的重心就是與病患的抵觸心理作鬥爭。當前階段的執行方法就是盡早地向病患揭示這種抵觸心理，進而通過人的影響——這正是“移情”作用發揮的功效——引導他不再抵觸。

可是，現實越發清楚地表明，這種方法並不能達到精神分析學科最初為自己定下的目標——將無意識的東西變成有意識的。病人無法將壓抑在心裏的所有內容都回憶起來，但可能他的病症中最本質的東西正是回憶不起來的那部分，這樣的結果就是他無法信服別人告訴他的那些正確構建起來的東西。他被迫地把壓抑的東西當作此刻的感受重複體驗著，不會像醫生們所期望的那樣，把它們視作過往的經曆來回憶。(15)這些再現的東西相當精確，這是人們不希望看到的，因它總是將幼兒時期與性有關的部分經曆作為主題，即俄狄浦斯情結與它的衍生物；且它一定會在移情作用範圍內，這在醫生和病人相處時會表現出來。等到病情發展到這一階段時，可以說，早期的神經症已經被一種新的神經症——“移情性神經症”替代了。把這種移情性神經症遏製在最小空間內，這幾乎是醫生最主要的事情，迫使病人盡可能去回憶，盡可能不要重複再現此刻的感受。回憶到的東西和再現的東西分別占的比例依不同病例各有差異。一般情況，醫生沒辦法使病患跨過這個階段的治療。醫生一方麵要讓病人被迫再次體驗本已忘記的過往生活，另一方麵還要病人在心理上處於相對冷淡的狀態。無論如何，這會使病人逐漸認識到，看起來那麽現實的場麵不過是隱藏在過去的一段生活的反映。如果這一點能夠做到，患者就會產生信服感，從而使建立在這種信服之上的治療獲得成功。

為了更加容易理解采用精神分析法進行神經症治療時出現的“強迫性重複”現象，我們首先應當摒棄一個錯誤認識，即我們麵對的抵觸現象，是來自無意識的抵觸現象。無意識的，就是被壓抑的，它是不會對治療措施產生任何抵觸的。確實，這些被壓抑的東西所做的努力僅僅是為了擺脫壓在它身上的沉重壓力，並且期望自己要麽得到意識，要麽通過某種真實的行為得到釋放。抵觸治療過程的現象，產生於最初造成壓力的心靈的同一個較高層次和係統。但依據我們的經驗所得，抵觸行為的動機，再加上抵觸本身，在剛剛開始治療時都是無意識的。這個事實在提示我們，需要糾正一個我們用錯的專業術語。若是我們不在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進行對比，而是從現實中清醒的自我(16)與被壓抑中的自我的角度比較，那就會避免缺乏清晰度的缺陷。事實是，自我的大部分東西都是無意識的，特別是所謂的核心部分。自我中的東西隻有一小部分是可以稱為“前意識”的。用係統的或是動力學的術語代替純描述性的術語後，我們可以這麽說：病患的抵觸行為發生於他的自我。於是我們立刻弄清楚了，必須把“強迫性重複”現象歸咎於被壓抑的無意識的東西。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治療進行了一半，且這些壓抑有所放鬆了之後，強迫性才顯現出來的。(17)

無可置疑，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自我產生的抵觸是受唯樂原則支配產生效果的：它可能是要避免因部分壓抑的東西得到釋放而產生不快樂的感受。而在另一方麵，我們設法透過唯實原則，來對這些不快樂進行忍耐。那麽，“強迫性重複”現象，也就是被壓抑的力量的表現，是怎麽和唯樂原則發生聯係的呢？很明顯，在強迫性重複下被重新體驗的絕大部分內容，勢必給自我造成不快樂的感受，因為它把被壓抑的本能衝動的活動暴露了出來。然而，這種不快樂沒有超出我們的預期，也是不與唯樂原則相違背的：一個係統裏的不愉快，可能就是另一個係統裏的滿足。(18)可我們現在正麵對著一個新的顯著事實，那就是強迫性重複也可以使病患回憶起完全不能帶來快感的過往經驗，這些經驗在以前很長時間裏，從未給始終受到壓抑的本能衝動帶來過一絲滿足。

嬰幼兒早期**的興起遲早要中止，因為它的願望和現實不一致，與兒童未發育成熟的生長階段也是不匹配的。這種興起是在特別使人悲傷的情況下告終的，而且伴隨著極深的內心痛苦。失去愛情以及遭受打擊由一種自戀式的創傷形式給自尊心以無可挽回的傷害。馬爾西諾夫斯基(Marcinowski，1918年)的看法和我的一樣，沒有什麽能比這種自戀式創傷對形成那種神經症患者身上常見的“自卑感”（the sense of inferiority）影響更大的了。由於受到自身身體發育階段的限製，幼兒對性的探索最後總是以願望落空而收場。以後他們就會發出那樣的抱怨：“我什麽事也不會做，什麽事也做不好。”往往將男孩子和他們的母親或女孩子同她們的父親聯結起來的愛的關係，終會破滅於失望中，破滅於對滿足無望的等待中，或破滅於新生命的誕生帶來的嫉妒中——這是兒童情感對象對其不忠的最突出證據。他嚴肅而帶有悲劇感地試圖自己再生一個新生兒，但結果往往雜糅著失敗與羞愧。得到的愛越來越少，對自己的要求卻越來越高，還經常伴有言辭批評或是實際的懲罰，於是他感覺自己受到了嚴重的愚弄。這幾種典型的、經常發生的情況，說明了兒童期的特殊愛情經曆的結束方式。

病人在移情過程中反複想起那些被厭惡的場景和痛苦的情緒，而且還運用最強的機智把它們複原。他們在治療未完成的時候想辦法中斷治療；他們會尋找再次讓自己感到被愚弄的機會，強迫醫生對他們嚴厲地講話並加以冷漠態度；他們可以給自己安排合適的嫉妒對象；他們會許諾贈予人非同尋常的貴重禮物，用以替代年幼時期沒有得到的嬰兒，但這樣的計劃都是沒法真正實現的。全部這些經曆在以往從沒帶來過快樂，倒不妨試想，如果它們是作為回憶中抑或夢境中的體驗，而不是當下感受的方式出現，我們便推測它們不會帶來那麽強的不快感受。肯定的一點是，這些東西是爭取達到滿足的本能的活動。但是病患們並沒有從以前這些活動中吸取教訓(19)，這些活動不但從沒帶來快樂，反而帶來不快樂，病患不自知地受著某一種原則的逼迫，一再地重複著這些活動。

精神分析治療過程中發現的神經症患者的移情現象所揭示的某種問題，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能觀察到端倪。他們給人的印象總是像被黴運纏住似的，或者被超自然的法力控製著。可是精神分析理論給予他們的結論，就是他們的命運多數是由自己安排的，特別是被幼年早期的影響決定的。盡管我們所提到的這類人還沒有出現什麽症狀，以對抗某類神經症的侵犯，但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了與神經症患者的強迫性重複沒有兩樣的明顯強迫現象。由此我們發現這樣一類人，他們的所有人際關係幾乎都以同一種方式得到了結：一個施予者，在付出一段時間以後總會被他的受惠者憤怒拋棄，無論每一個棄他而去的受惠者之間存在多大的特性差異。因此，好像他天生就注定要嚐遍各種忘恩負義帶來的痛苦。又比如，有一種人的友誼總是以對方的背叛而終結。還有這樣的一類人，窮盡他一生的努力幫助另一個人達到某個民間的或官方的顯赫位置，實現目標不久就由他自己推翻這個位置上的人，扶助另一個新人取代原來的那個。還有這樣的女人，同她有過戀愛關係的戀人都會經曆同樣的階段，得到同種結果。這種不斷重複的事情在與某人的主觀行為聯係起來後，我們就不感到意外了，在這個人身上總能找到穩定不變的性格特征，在同樣的事情一再出現情況下，這個基本性格特征就會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可是下麵敘述的案例給我們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這些事例的主人公全都處於被動接受的位置，完全沒有對事件施加過任何影響，但卻始終承受著同樣的結果。例如，一個女人先後與三個男人結過婚，她的三任丈夫全是在婚後不久便罹患重病，這個女人服侍病榻上的三個男人相繼離世。(20)意大利詩人塔索（Tasso）在他的著名史詩《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有對此類命運最感人、最有詩意的描述，詩的主人公坦克雷德在戰鬥中殺死了穿著盔甲偽裝成敵軍騎士的女孩克洛林達，後者正是他心愛的女人。在將少女埋葬以後，坦克雷德來到了一片神秘又陌生的森林，而這正是這片森林曾嚇得克魯薩德爾的軍隊屁滾尿流。他手舉寶劍猛劈一株大樹的樹幹，但樹幹的創口中流出了鮮血，克洛林達的聲音從樹幹裏傳了出來，原來她的靈魂被囚禁在了這棵樹裏，她在抱怨他再次傷害了自己心愛的人。

我們根據這些材料思考——這是由移情作用和男女兩**史而得的觀察材料，接著就可以有足夠的信心推斷，在人的心靈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強迫性重複，它的支配力超過了唯樂原則。而且我們現在也希望把創傷性神經症病患的夢和兒童進行遊戲的動機跟這種強迫性重複聯係起來。

不過，人們還注意到，隻有在極個別的狀況下，這種強迫性重複才能被觀察到在沒有其他動機支持下單純地起效。對兒童遊戲的研究，我們主要把方法集中在可以解釋強迫性重複那一類上麵。在這裏，強迫性重複和可以直接產生快樂的本能的滿足，似乎形成了十分緊密的搭檔關係。顯而易見的是移情現象被自我在頑固地堅持保留壓抑時進行的抗拒所利用了，而治療過程可以接近有效的強迫性重複卻被自我拉向了它的那一邊（像自我依附於唯樂原則那樣）。有大量被人們形容為命運的強迫現象，看起來都可以有一定的合理性理解。既然如此我們就無須再引入新穎的、奇特的動機去解釋它。

（關於這一類動機）最易觀察到的應該就是創傷性神經症患者的夢的現象了。但出於更慎重的考慮，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使在其他的事例中，也絕非全都能用我們已經熟知的動機來考量。想要證明強迫性重複假設是有根據的，還需要解釋清楚大量遺留的問題。強迫性重複可能比被他超越的唯樂原則更基礎，更富含本能的元素。假設確有強迫性重複的原則在人的心靈中發揮效用，我很想了解跟它有關的一些情況：它歸屬於什麽功能，它會在什麽條件下出現作用，它和唯樂原則具體是什麽關係，直至目前，我們依然認為是唯樂原則在人的心理活動的興奮過程中占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