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種人為構建的群體：教會和軍隊

回憶一下我們已知的各類形態的群體，便可以發現，要區分迥然不同的群體以及他們截然相反的發展路徑並不困難。有些群體猶如曇花一現，有些則長久地存在著；有些是同質的群體，由相同類型的個體組成，有些是異質的群體；有些群體是自然形成的，有些則是人為構建的，需要外力來將個體凝聚起來；有些群體粗陋簡單，有些則組織嚴密、結構清晰。但出於某些有待闡明的原因，我們想要特別強調一項差異，因為論述過這一主題的研究者們大都不太重視它。我是指有領袖群體和無領袖群體之間的差異。我們不會選擇從相對簡單的群體類型入手，與這種慣常做法全然相反，我們會把高度組織化的人為長期群體作為切入點展開研究。具備後者特征的最耐人尋味的範例是教會（信徒團體）和軍隊。

教會和軍隊都是人為構建的群體，也即是說，必須要借助外力方能阻止它們分裂(20)，以及防止群體結構的改變。一般而言，個體在加入這類群體時是沒有商議或選擇的餘地的。任何脫離群體的企圖，通常都會麵臨群體嚴厲的迫害和懲罰，或是被附帶上嚴苛的限定條件。然而，我們目前並不關心為什麽這些組織需要如此特殊的保全措施。我們隻想要探究清楚一種情形，即在以上述方式防止群體瓦解的高度組織化的群體中可以清晰觀察到的某些事實，在其他類型的群體中被深深地遮掩起來了。

不論教會（我們以天主教會為例）和軍隊於其他方麵的差異如何巨大，有一個相同的幻覺始終在發揮著行之有效的作用——存在著一位領袖，他無差別地愛著群體中的每一個人。在天主教中，這位領袖是基督；在軍隊中，這位領袖是總司令。所有事務都要仰仗這一幻覺。倘若這一幻覺被打破了，隻要外力允許，教會和軍隊便會土崩瓦解。基督曾經清晰地表達過這種平等之愛：“這些事你們既然做在我這最小的弟兄身上，便是做在了我的身上。”基督如同慈善的兄長般幫扶著信徒群體的個體成員，代替了父親的作用。所有施加在個人身上的要求都根源於基督的這種愛。教會中貫穿著民主的張力，原因則恰恰在於基督麵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接受了他同等分量的愛。基督教團體和家庭的相似性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基督教的信徒們彼此稱為兄弟，而這種兄弟名分就來自基督給予他們的愛。毋庸置疑，將每個個體與基督相聯合的紐帶，同時也是將個體彼此聯合起來的緣由。軍隊中的情形同樣如此。軍隊中的司令就如同父親，他平等地愛著所有的士兵。也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士兵們成了誌同道合的戰友。軍隊的結構與一係列由上述群體構建的教會不同，每位上尉都是他率領的中隊的司令官和父親，而指揮小隊的軍士同樣也是如此。的確，教會也構建了與此相類似的等級體係。但就經濟效益而言，這種體係未能扮演相同的角色，因為基督給予個體的理解和關懷，遠超人類司令官。

軍隊中存在力比多結構的論點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人們的駁斥，原因在於那些令軍隊緊密團結在一起的重要理念，譬如保家衛國、民族榮譽，在這個力比多結構中毫無容身之處。我們的回應是，那些是群體紐帶的不同例子，且並非看起來那樣簡單。因為愷撒（Caesar）、華倫斯坦（Wallenstein）或拿破侖（Napoleon）這些偉大將軍的事跡向我們表明，這些理念對於一支軍隊的存續並非不可或缺。我們此刻將觸及主導理念替代領袖的可能性，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忽視軍隊中的力比多因素，即便它並非是唯一發揮作用的因素，似乎不僅僅是理論上的疏忽，還會帶來實際的危害。普魯士軍國主義（Prussian militarism）和日耳曼科學一樣排斥心理性，因而似乎也必然會吞下世界大戰的苦果。我們知道，肆虐於德國軍隊的“戰爭神經症”（war neuroses）被認為是個體對軍隊給予自身的期望角色的反抗。根據齊美爾（Simmel，1918）的觀點，上級軍官對士兵的虐待可以被視為疾病產生的首要因素。如果力比多因子的影響能夠得到更好的重視，那麽，美國總統提出的不切實際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也就不會被輕易相信了，而德國軍隊這樣的戰爭利器也就不會被德國統帥親手所毀。

我們注意到，在這兩種人為構建的群體中，每個個體借助力比多紐帶一方麵與領袖（基督、司令官）聯結在一起，另一方麵又與群體的其他成員聯結在一起。這兩種聯結的彼此關係如何，它們是否屬於同一類型、具備相同的價值，以及如何從心理學上描述它們，這些問題都有待繼續研究。但即便如此，我們現在還是要冒險對先前的作者稍加責備，因為他們沒能充分認識到領袖在群體心理中的重要性，並且，我們選此作為研究的第一主題，這也給予了我們優勢地位。看起來，我們似乎是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並且將會闡明群體心理學中的首要現象——個體身處群體之中，便會喪失自由。倘若每個個體都在兩個方向上被這種強烈的情感紐帶所聯結，那麽，我們便可以毫無困難地將在個體人格上觀察到的改變和局限歸因於那個環境。

群體的本質在於自身的力比多紐帶，這一相同效應的跡象可以在恐慌現象中尋找到，而恐慌現象的研究最適合在軍事團體中展開。軍事團體的瓦解會導致恐慌，其特征便是士兵不再服從上級下達的命令，每個人都隻是關心自己的利益，不再顧及他人。相互間的紐帶不複存在了，一種強大而盲目的恐懼被釋放了出來。此時此刻，有人自然會再次反駁說，事實恰恰相反：恐懼已經積聚得如此巨大，以至於可以摧毀所有紐帶，漠視對他人的所有感受。麥獨孤甚至拿恐慌（盡管不是軍事上的恐慌）作為情緒經由感染（初級誘導，primary induction）而被強化的典型範例，然而，這種理性的推理解釋在此處毫不妥當。問題恰恰在於，為什麽恐懼會變得如此巨大？危險的巨大是不能作為原因的，因為如今深陷恐慌泥潭的軍隊先前可能經曆過同等乃至更為凶險的威脅，並且全都安然化解了危機。恐慌在本質上與人們麵臨的危險無關，且往往在最微不足道的情形下爆發。倘若身處恐慌之中的個體開始變得自私自利，那麽，他在這樣做時便表明那種一直使他對危險無所畏懼的情感紐帶不複存在了。既然現在是獨自麵對危險，他肯定會把危險估計得更嚴重些。因此，事實上恐慌的出現是以群體力比多結構的衰弱為前提的，並且是對這種衰弱的合理反應；而相反的觀點，即群體的力比多紐帶是因為在危險麵前感受到了恐懼而被摧毀的，則可以被駁倒了。

群體中的恐懼會經由誘導（感染）作用而急劇增長，這一觀點絲毫不違背上述論述。倘若危險真的非常巨大，而群體又沒有牢固的情感紐帶，麥獨孤的觀點便全然符合事實。譬如，劇院和娛樂場所發生火災時便是這種情形。然而，真正富有教益且能夠闡明我們的觀點的事例正是上段所敘及的情況：在危險並未嚴重到超乎尋常，且之前早已經曆過的情況下，一支軍隊陷入了恐慌之中。我們不曾奢望“恐慌”一詞的用法能夠得到清晰而明確的界定。有時，它被用來指代所有形式的群體性恐懼，有時甚至被用來表述個體超出了一切限度的恐懼。“恐慌”常常還被用來形容恐懼毫無緣由地爆發的情形。如果在群體性恐懼的意義上使用“恐慌”一詞，那麽，我們便能夠做出意義深遠的類比。個體的恐懼感不是被凶險的情境所喚起，便是被情感紐帶（力比多貫注）的中斷所誘發。後者正是神經症恐懼或神經症焦慮的誘因。(21) “恐慌”與此完全一致，它要麽來源於共同危險的不斷積聚，要麽產生自將群體凝聚到一起的情感紐帶的消失。而後者類似於神經性焦慮症。(22)

誰要是和麥獨孤一樣，將“恐慌”描述為“群體心理”最顯著的功能之一，誰便會陷入這樣的悖論境地：群體心理在其最為顯著的表現形式之中消解了自身。“恐慌”意味著群體的瓦解，這是毋庸置疑的。它意味著，群體成員在以往表現出的對彼此的情感關照中止了。

恐慌爆發的典型情形，像極了內斯特羅伊（Nestroy）為諷刺黑貝爾（Hebbel）的戲劇而寫作的模仿作品。黑貝爾的戲劇講述的是朱迪斯（Judith）與赫羅弗尼斯（Holofernes）的故事。一位士兵大聲疾呼：“將軍的腦袋被砍掉了！”聽聞此事的亞述人隨即一哄而散。領袖的殞命，或者是威信的喪失，會導致恐慌的爆發，盡管情境的危險性還是一如既往的程度。一般而言，群體成員與領袖的紐帶消失後，成員彼此間的紐帶也會隨之消散。群體成員散落四方，正如尾端斷裂的“魯珀特之淚”（Prince Rupert’s drop）(23)。宗教團體的解散並不容易被觀察到。不久前，我拿到了一本講述天主教起源的英文小說，它是倫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推薦給我的，書名叫作《黑暗降臨時》（When It Was Dark）。在我看來，這本書巧妙而令人信服地描繪了宗教群體解散的可能性及其後果。據傳言，這部小說意在指涉當下的現實，講述了敵視基督其人（the person of Christ）和基督教信仰的那些人成功地策劃了一場陰謀的故事，這些人在耶路撒冷製造了一起“聖墓”被發掘的事件。聖墓中有一塊石碑，亞利馬太的約瑟（Joseph of Arimathaea）(24)在碑文中懺悔說，出於虔敬，他在基督入葬後第三天，秘密地將基督的遺體從墳墓中遷移到了此處。如此一來，基督的複活以及他的神性便全都被消解了。這一考古發現撼動了整個歐洲文明，還導致了犯罪和暴力活動的劇增。一直到偽造者的陰謀被揭露後，風波才得以平息。

在此處，宗教團體突然遭遇崩解後所催生的並非恐懼——這種情境下恐懼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對他人的殘忍和敵對的衝動，而先前由於基督的平等之愛，他們不能去那樣做。(25)但即便是在基督教信仰盛行時期，那些不隸屬於信徒團體的人，那些不愛基督也不被基督所愛的人，也都身處這種紐帶之外。因此，一門宗教，即使自稱為愛的宗教，對於宗教之外的人也必然是冷酷無情的。的確，每一門宗教對於自己接納的人而言，基本上都是愛的宗教；而每門宗教對那些異教徒的殘忍和偏狹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論我們個人覺得這多麽難以理解，我們都不應該在這一點上對信徒們太過苛責。那些不信教或者對宗教漠不關心的人，對於這件事情的心境要好得多。即便在今日，這種偏狹現象已不再像前幾個世紀那樣暴力和殘忍，我們也很難得出結論說人類的行為方式變得溫和有禮了。原因無非在於，宗教情感和附著於這種情感之上的力比多紐帶，已經出現了不可否認的衰弱。如果有新的群體紐帶取代了宗教紐帶（社會主義紐帶似乎就成功做到了這一點），那麽，宗教戰爭（Wars of Religion）時期針對自身群體之外的人的偏狹也就會再度出現。倘若在群體中科學觀念的分歧能夠取得類似的重要性，那麽同樣的狹隘態度也會因這種新的驅力而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