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在這幾天當中，我總是坐在屋頂上，隻是驚訝於眼前所發生的這一切荒謬的景象。透過瞭望塔的小窗戶，可以一眼望到好幾裏遠的地方——那裏有一排排高聳的樓房，琉璃的穹頂，還有那些由耀眼的紅磚綠瓦蓋成的拱形的屋頂。東麵是波光粼粼的淡藍色的大海——這是我來到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大海。這個有著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竟被深鎖在了一個如此死氣沉沉的噩夢之中。陽光毫不吝嗇地灑在空曠的街道上，然而除了從街壘後麵和用沙袋壘起的窗台裏射出的槍林彈雨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動向。街上沒有來往的車輛，電車停在蘭布拉大道上一動不動，電車司機早在開戰前就跳出車外逃之夭夭了。此時，一直以來令人厭惡的聲音帶著跌宕綿延的回響在成千上萬的石頭建築物之間飄**，整個城市就像正在接受一場熱帶暴風雨的洗禮。機槍、衝鋒槍和手槍發出的劈裏啪啦的響聲和地動山搖的手榴彈的轟鳴聲交織在一起——時而漸漸弱下來變成稀稀拉拉的響聲，時而又是震耳欲聾的、猛烈的轟鳴聲，這些聲音一整天從未休止過，直到深夜，而當第二天的黎明到來時，又會準時地響起。

見鬼！到底發生了什麽事，究竟是誰和誰在對打，又是誰占了上風，起初很難搞清楚。巴塞羅那人早已習慣了巷戰，對地形環境也十分熟悉，所以，單憑直覺他們就能分辨出哪個政黨會控製哪些街道或是哪些建築物，這是任何一個外來人員所無法企及的。站在瞭望塔向外望去，一眼便能看到這座城市的其中一條主要街道——蘭布拉大道，它形成了整個城市的一條分界線。在蘭布拉大道以東，無政府主義者牢牢地占據著工人階級的陣營；在以西的方向，在一條蜿蜒曲折的小巷中，正進行著一場毫無頭緒的戰鬥，而在這場戰鬥中，似乎加統社黨和警衛隊都或多或少地占有主動權；而在蘭布拉大道以北，加泰羅尼亞廣場周圍的地形情況十分複雜，若是每幢大樓上不掛上一麵黨旗，是很難辨別那裏是屬於哪個黨派的。這裏的主要建築就是科隆旅館——也就是加統社黨的總指揮部，掌控著加泰羅尼亞廣場。科隆旅館這棟大樓僅有的、靠近廣場的一扇窗戶裏，架起了一挺機槍，選在這個位置作為機槍射擊點，其威力足以橫掃整個廣場。在蘭布拉大道南麵，在我們以東一百米的地方，加統社黨的青年聯盟（相當於英國的青年共產主義者聯盟）占據著一家大百貨商店，他們將店內正對著我們瞭望塔的窗戶用沙袋堵了起來。他們降下了他們的黨旗，升起了加泰羅尼亞旗。對於電話局來說，所有衝突的起因都是加泰羅尼亞旗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黨旗在並排飄揚著。那裏已經達成了某種暫時性的協議，電話局的工作並未中斷，大樓裏暫時並沒有人開火。

而此時，我們這邊出奇平靜。摩卡咖啡館的那幫警衛隊已經關上了鐵窗，用咖啡館的家具堆起了一道路障。不久，就有六個人爬到了我們對麵的屋頂上，用床墊搭起了另一座壁壘，而且還掛上了加泰羅尼亞旗。但是，看得出他們並不想主動開火。柯普和他們達成了明確的協議：如果他們不向我們開槍，我們也絕對不向他們開槍。上次交涉之後，柯普已經和那幫警衛隊的士兵相處得很好了，並且還去咖啡館對麵拜訪過他們幾次。當然，警衛隊已經將咖啡館裏所有能喝的東西洗劫一空了，他們送給柯普十五瓶啤酒當作禮物。作為回報，柯普竟然把我們的一支步槍送給了他們，用來補償他們前一天無故不知去向的一支槍。然而，蹲守在屋頂上的確感到一切都是那樣荒誕離譜。有時候，我會油然升起一種莫名的厭惡感，對那些可憎的聲音置若罔聞。我常常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去看企鵝出版社的係列讀物，幸好幾天前我買到了幾本。偶爾，我也會意識到在五十米外有士兵正在盯著我。我仿佛又回到前線的戰壕裏，有好多次我意識到我竟然差點把警衛隊叫成了“法西斯”，我費了好大的力氣才讓自己從這個習慣中擺脫出來。我們總共有六個人守在那兒，每一個瞭望塔內都安排一個守衛，而其他人則都坐在下麵的鉛板屋頂上，那兒除了一道石欄杆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掩護。我心裏很清楚，警衛隊隨時都可能接到開火的命令。雖然他們已同意在開火之前給我們警示，但是也很難保證他們不會首先破壞協定。然而，隻有一次，我以為我們所擔心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後來發現是虛驚一場。那時對麵的一個警衛隊士兵蹲下來朝著街壘開槍，當時我正好在瞭望塔站崗，見他開槍我便立即把槍口對準了他，朝他大聲喊道：

“喂，不要開槍！”

“什麽？”

“不要朝我們開槍，否則，我們就要還擊啦！”

“不要，不要！我並不是朝你們開槍。你看下麵！”

他用槍口指了一下通往我們大樓的一條小街道。那裏有一個穿藍色工作服的年輕人，手裏拿著一把步槍，在街角鬼鬼祟祟的。顯然，這個人剛向屋頂上的警衛隊開過槍。

“我剛才是朝他開槍呢，是他先開的槍。（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們不會向你們開槍的。我們跟你們一樣，都隻是工人。”

他向我敬了一個反法西斯的禮，我回敬了他。我朝對麵高聲喊道：

“你們還有啤酒嗎？”

“沒有了，都喝光了！”對方大聲回應道。

而就在當天，當我無意間把頭探出窗外的時候，加統社黨青年聯盟的一個士兵在街邊不遠處的大樓裏，毫無緣由地突然向我開了槍。也許是因為我太過惹眼了。我並沒有還擊。雖然他離我隻有一百米左右，但子彈還是離我偏出了好幾米遠，連瞭望塔的屋頂都沒打著，還像往常一樣，西班牙人的射擊水平又救了我一命。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遭到從這幢大樓裏發出的襲擊了。

萬惡的槍聲仍舊響個不停。但是，就目前形勢來看，雙方都是出於自衛才開槍的。人們都隻是待在自己的大樓裏或街壘後麵向對方射擊。離我們大約半裏地的地方有條街道，那裏的全國勞工聯盟辦公室和勞工總會的辦公室幾乎是麵對麵，從那個方向傳來的聲音最為可怕。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天，我經過那條街道時，還能看到櫥窗的玻璃被子彈打得像篩子一樣。（巴塞羅那大部分店鋪的窗戶都用長紙條交叉著封貼起來，這樣就可以避免子彈打到窗格上的時候，玻璃會被震碎）。步槍和機槍開火的嗒嗒聲時不時地被手榴彈的爆炸聲所掩蓋，而遠遠地人們就能聽到沉重而響亮的爆炸聲。這樣的聲音有十幾次，而且每一次都間隔挺長時間，我當時也搞不清這是怎麽回事，聽起來像是空投炸彈，但又不可能是空投炸彈，因為周圍根本沒有出現過飛機。後來才有人告訴我，事實上很有可能是內部間諜故意一次性引爆了一堆炸藥，為的就是製造更大的動靜，造成更大的恐慌。不過，我並沒有聽到火炮聲——我一直在等著聽大炮的響聲，因為一旦有大炮的轟鳴聲響起，就意味著事態已經很嚴重了（火炮在巷戰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後來，報紙上刊發了有關街道壁壘遭槍擊的小道消息，卻沒人能夠確切地指出哪幢樓房遭到過炮擊。因為不管怎樣，對於早已習慣了槍聲的大眾來說，發布壁壘遭到槍擊的消息是決計不會弄錯的。

食品短缺從一開始就是個難題。為了給守衛馬統工黨大樓的那十幾個民兵弄到吃的，我們隻能在黑夜的掩護下克服重重困難，溜到獵鷹旅館那兒找點吃的（因為那些警衛隊的士兵常常埋伏在蘭布拉大道一帶）。但是吃的根本不夠分，因此，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必須盡可能地去大陸旅館吃飯。大陸旅館已經被自治政府“集體化”了，這兒和其他被全國勞工聯盟或勞工總會控製的旅館不同，它被視為是中立地。因此，戰爭一開始，這個旅館就被一大群人擠得滿滿的，數都數不過來。其中有外國的新聞記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犯；有為政府服役的美國飛行員；還有來自不同國家、持不同的政治觀點、屬於不同派別的共產黨特工，其中有一個肥頭大耳、一臉凶相的蘇聯人，據說他是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人的手下，綽號查理·琛，他腰帶上別著一支左輪手槍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彈；看起來很像是親法西斯的西班牙有錢人；有兩三個負傷的國際縱隊士兵；有因戰爭受阻而無法把橘子運回法國而滯留的法國卡車司機；還有許多人民軍的軍官。人民軍作為一個集體，在戰爭期間一直保持中立，盡管也有少數士兵溜出來自立門戶。在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馬統工黨的兵營裏就見到過其中的幾個人。剛開始，在食物短缺的形勢還不是十分嚴峻、報紙還沒有開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多數人都把整個事件當成一個玩笑。大家都說，這種事在巴塞羅那是每年都會發生的。一位意大利新聞記者走了進來，他叫喬治·提奧利，是我們的一位很了不起的朋友，他的褲子沾滿了鮮血。原來他隻是出去看看外麵發生了什麽事情，後來在人行道上遇上一個傷員，便給他包紮傷口，不料竟有人像開玩笑似地向他扔了顆手榴彈，幸好他傷得不是特別重。我記得他當時感慨道：巴塞羅那的鋪路石是應該計算一下數量的，這樣修築和拆毀街道的壁壘時就少了好多麻煩。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換崗後饑腸轆轆、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滿身汙垢地走進旅館時，看到房間裏坐著兩個來自國際縱隊的隊員時的情景。他們的態度完全是中立的。我想，假如他們是自己政黨忠實的擁護者，他們一定會極力勸我改變立場，或者幹脆把我綁起來，拿走我滿滿幾口袋的彈藥。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們隻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間還堅持在房頂上值勤。而他們對這場巷戰的態度大致是：“這隻是無政府主義者和警察之間的一場小衝突，它並不代表什麽。”不管戰鬥進行到什麽程度，不管有多少人傷亡，我相信，較之官方所謂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起義的說法，他們的說法倒是更有幾分貼近事實。

一直到星期三，也就是五月五日，這一切似乎都發生了改變。街道兩側家家戶戶鐵窗緊鎖，安靜得可怕，即便有幾個行人也是因為他們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出來，出來的時候也是一邊躡手躡腳，一邊高舉著白色的手帕向周圍的武裝力量示意他們無意做出任何冒犯的舉動。在蘭布拉大道中間有一處還算比較安全的角落，幾個賣報的人站在那兒朝著空****的大街叫賣。無政府主義者出版的《團結報》在星期二刊登的內容裏，把電話局遭到攻擊稱為是一場“駭人聽聞的挑釁”（或是其他類似的描述），而一轉眼到了星期三，這家報紙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並開始勸導人們回去上班，語氣中似帶著幾分懇求。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們也發布了同樣的消息。馬統工黨報紙印刷廠的辦公室——報紙的名字叫作《戰鬥報》——幾乎和電話局同時遭到了突襲，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警衛隊占領了。但報紙仍在印刷出版，而且利用一些其他的渠道把消息散布了出去。我極力勸說大家要待在壁壘後麵。在這個時候，人心惶惶，大家都想知道整個事件將會如何收場。也許目前還沒有人離開壁壘，但我敢肯定每個人都已經對這種毫無意義的巷戰達到了極度厭惡的程度，這樣下去不會有什麽好結果的。因為沒有人希望整件事最後演變為一場全國範圍的內戰，那隻能意味著徹底輸掉了反對佛朗哥法西斯的戰爭。據我了解，這種擔憂不止存在於一個黨派中，每一個黨派，每一個人幾乎都對此憂心忡忡。到目前為止，我們不難發現，從廣大的全國勞工聯盟成員的一貫主張和既得利益來看，他們的要求隻有兩個：一是拿回電話局的控製權；二是解除令人憎恨的警衛隊武裝。如果自治政府能答應這兩個條件，並承諾不再牟取食品暴利的話，那麽毫無疑問，用不了兩小時壁壘就會被全部拆除。但是，顯然自治政府沒打算妥協，而此時，謠言仍在四處散播。有傳言稱，巴倫西亞政府已派出六千多名士兵前去占領巴塞羅那，而五千多名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民兵則已經離開了阿拉貢前線，準備對抗政府軍。事實上，隻有第一個傳言是真的。從瞭望塔望去，我們看到了淺灰色船隻已駛進港口，看上去像是軍艦。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說，那東西看起來像是英國的驅逐艦。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英國的驅逐艦。

我聽說那天晚上在西班牙花園廣場，有四百名警衛隊士兵向無政府主義者繳械投降了，還有消息稱，全國勞工聯盟好像已經在郊區（主要是工人階級居住區）控製了整個局勢。從這些消息來看似乎我們已經勝利在望。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過去，他表情凝重地告訴我，根據剛剛獲得的情報，政府即將取締馬統工黨，並宣布因為此決定已經進入了備戰狀態。這個消息簡直就像三月天的響雷，著實令我震驚，而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消息是此後發生一切事情的真正理由。我隱約感到，一旦戰爭結束，所有的一切罪名都會落到馬統工黨的頭上，因為它是力量最弱的一個黨派，讓它做替罪羊再合適不過了。同時，我們在這裏的中立立場也將宣告結束，一旦政府向我們發難，那麽我們除了自衛別無選擇。而且我們完全可以確信，此時駐紮在行政大樓對麵的警衛隊一定會收到向我們開火的指令，因此，我們隻能先下手為強。柯普在電話旁等候命令，如果馬統工黨的確被宣布以非法黨派的名義取締，那麽我們必須馬上做好占領摩卡咖啡館的準備。

我至今依然記得那個漫長的、夢魘般的夜晚，我們一直在加強大樓的防衛措施。我們鎖上了大樓前門的鐵窗，在前門的後麵，用工人們弄來的備用石板築起了一道壁壘。我們仔細檢查了軍械庫。加上波利歐羅馬屋頂上的六支步槍和一支壞了的手槍，我們總共有二十一支槍，每支槍大約有五十發子彈，還有幾十枚炸彈。若不是我發現了這個軍械庫，除了幾支手槍外，我們就什麽也沒有了。現在我們有十二個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國人，他們都表示一旦開戰，他們願意主動進攻摩卡咖啡館。當然，如果要開戰的話，對於我們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在午夜剛過的時候從屋頂上向他們發起突擊，打他們個措手不及。他們雖然人多，但我們士氣更高漲，盡管這麽做肯定會有人犧牲，但是我們最終必然能夠攻下咖啡館。我們大樓裏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沒有什麽可吃的東西，而且到處有傳言稱“他們”要給我們斷水（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是掌管著供水的政府，還是全國勞工聯盟，我們無從知曉）。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把盥洗室的所有水盆，以及我們能夠找到的每隻水桶都裝滿了水，最後，連警衛隊送給柯普的十五個早已喝光了的啤酒空瓶子裏也灌滿了水。

我已經差不多六十個小時沒有好好睡覺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情緒已接近崩潰。現在已是深夜了。樓下的壁壘後麵睡了滿地的人。樓上的一間小房間裏放著一張沙發，我們打算把這裏作為傷員包紮室。盡管毫無疑問，在這幢大樓裏既沒有碘酒，也沒有繃帶。我在沙發上躺了下來，此時，哪怕在攻打摩卡咖啡館之前睡上半個小時也是好的，而之後我便很有可能會在戰鬥中身亡。我至今仍會想起當時我在睡夢中仍能感受到別在皮帶上的手槍勒得我的腰部疼痛難忍；另一件至今記憶猶新的事情，便是當我突然醒來，驚訝地發現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邊。原來，我的妻子早已從旅館裏跑了過來，她打算臨時充當一名護士以備不時之需。天亮了，什麽也沒有發生，政府沒有向馬統工黨宣戰，也沒有停水，除了零星的幾聲槍響，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說她不忍心叫醒我，就在外麵房間的扶手椅上睡了一晚。

這天下午出現了開戰以來的第一次休戰。隨著戰火聲漸漸消失，街上隨之便擠滿了烏泱烏泱的人群。有幾個商店已經打開了鐵窗開始做生意，市場裏貨攤上的貨物已經所剩無幾了，外麵還是被一大群瘋狂搶購食物的人擠得水泄不通。然而，這裏不得不說一下，電車還沒有開始運行。警衛隊仍然守在摩卡咖啡館的壁壘後麵，兩邊的防禦工事並沒有拆除。人們為了購買食物而四處奔走。在街頭巷尾，隨處都能聽到這樣的擔心：“你說這算是停戰了嗎？你覺得還會再打起來嗎？”人們所議論的這場戰爭，就像是突發的自然災害，就像是一場凶猛的颶風或強烈的地震一樣，無情地降臨到每個人身上，誰都無力阻止。果不其然，我原以為會休戰幾個小時，但是好像僅僅消停了幾分鍾而已。突然一陣槍聲響起，就像是六月的暴風雨一樣，所有人聞聲都嚇得撒腿就跑，隻聽人們嘩嘩地將門窗緊鎖起來，街道上像變魔術一樣瞬間變得空無一人，壁壘後麵的人們又迅速地各就各位，人們所擔心的噩夢又開始了。

我帶著滿腔的厭惡與憤怒重新回到屋頂的崗位上。我想，如果當一個人置身於類似事件的時候，他也許會在某種程度上感覺自己是在創造曆史，按理說至少應該覺得自己是一個曆史人物。但此時此刻，如果你身在其中，你是絕對不會這麽想的，因為這時，你的身體極限以及對現實的承受能力已經遠遠重於一切。在戰爭期間，我從未對那些離戰場數百裏遠的記者想當然地做出的形勢報道進行過所謂正確的分析判斷，此時我更加關心的並不是這場兩敗俱傷的、災難性的戰爭的是非對錯，而是如何能盡早地結束沒日沒夜地待在屋頂上的那種按捺不住的不安和煩躁，還有越來越難以忍受的饑餓——要知道，從星期一到現在，我們一頓像樣的飯都沒吃過。我心裏暗自發誓，等這差事一結束，我就立馬回到前線去。我在這兒幾近崩潰了。我已經在前線的陣地上待了足足一百一十五天了，本想著回到巴塞羅那能夠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可到頭來不僅沒能如願，反而隻能在屋頂上度日如年地待著。對麵屋頂上的警衛隊士兵也跟我一樣。他們總是隔段時間就向我揮手，告訴我他們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們開槍），但是，如果他們一旦接到開火的命令，是勢必會向我們開槍的。如果說這是曆史，那這一切絕不像是曆史的真正麵貌，而更像是一段在前線最難熬的日子。由於士兵人數匱乏，我們每個人隻能超負荷地比往常多站好幾個小時的崗，絕不是為了逞英雄，隻是盡忠職守罷了。我們每個人都已經身心倦怠，嚴重的睡眠不足導致我們常常暈倒在崗哨上，而對於這麽做到底是為了什麽，我們絲毫無暇顧及。

在旅館裏麵，那些神色各異、不同類型的烏合之眾連鼻子都不敢伸出門外，而此時，最為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旅館裏的人開始相互猜疑起來，對間諜變得有些神經質的人們，疑神疑鬼地走來走去，不時地小聲嘀咕著某某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或托洛茨基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那個肥頭大耳的蘇聯特工，不停地糾纏著那些外國難民，並大肆渲染地解釋道，整個事件全部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我饒有興趣地看著他，因為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一個以撒謊為職業的人——當然，那些新聞記者是不算在內的。和著窗外劈劈啪啪的槍聲，在緊鎖的鐵窗後麵，人們依舊上演著一場時髦的旅館生活鬧劇，這種場景實在令人憎惡之極。射進來的子彈擊毀了位於大樓正麵餐廳的一根柱子，現在餐廳已經停用了，客人們都擠到後麵一個漆黑的小屋裏，屋裏的座位根本不夠。旅館已經分批裁減了一部分服務員——他們中有一些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曾經參加過大罷工。現在，雖然這些服務員已暫時脫下了工作服，但是他們仍然在盡職盡責地提供著服務。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什麽食物可以提供，這看起來多少有些諷刺。星期四的晚上，旅館裏的主食僅僅是每人一條沙丁魚，麵包已經很多天沒有供應了，甚至連酒也很難供應，迫不得已，我們隻得享用那些年頭越來越久、價格也越來越貴的酒。就在戰事結束後的好多天，這裏的食品短缺問題仍然持續了很久。我記得，接連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隻有一小塊山羊奶酪，沒有麵包，而且連喝的都沒有。而這裏唯一不缺的就是橘子。法國卡車司機把他們無法運回國的大批的橘子拿到旅館來賣。他們都是一些長相很粗魯的漢子，身邊總是跟著一些俗氣的西班牙女孩，身後還有一個穿著黑襯衫的大塊頭搬運工。若是在平日裏，略微有些勢力的旅館經理會千方百計地整得他們不舒坦，還會拒絕他們在大樓內留宿。但是現在這些人卻很吃香，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一樣身上連粒糧食都沒有，他們擁有一間私人麵包房，我們這些人都必須低聲下氣地從他們那兒設法買點麵包吃。

最後一個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晚上，我在屋頂上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看起來戰爭像是真的要結束了。我記得，那天沒有多少槍戰，沒有人敢確定巴倫西亞方麵的軍隊是否已經來了——其實，他們在那天傍晚就已經抵達了。政府用一半安撫一半威脅的口吻廣播，要求每個人都立即回家，並聲稱一個小時後如果發現任何人攜帶武器，都將被抓捕。雖然人們對廣播並沒有太在意，但是，街道壁壘後麵的人群卻是逐漸地散去了，我相信，散去的主要原因多半是食物匱乏。不管是從哪裏發出的聲音，大家的想法隻有一個，那就是：“我們沒東西吃了，我們得回去上班了。”而對於警衛隊來說，情況卻大不相同，隻要城裏還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他們就能得到供應，也就能繼續堅守陣地。到了下午，雖然四周空****的壁壘仍原封不動地立在那裏，但街道上似乎已經恢複了往日的樣子，蘭布拉大道人頭攢動，商店也差不多都已經開始營業了，而看起來最讓人放心的是，在封鎖的街區停運已久的電車已經開始運行了。警衛隊仍然占據著摩卡咖啡館，雖然他們並沒有拆除街道上的壁壘，但是有些人已經拿了把椅子坐在人行道上，毫無警惕地把槍橫放在腿上。當我無意間從一個警衛隊士兵身邊經過時，他還善意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對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他當然知道我的身份。電話局的大樓上，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已經降了下來，隻有加泰羅尼亞旗在迎風飄揚著。這就意味著工人們一定是吃了敗仗。現在我才意識到——由於我對政治意識的缺乏，對本該清楚的事卻仍然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政府心知肚明，工人們一定不會善罷甘休的。但是，當時我對這些事不感興趣，我所關心的是，這場可惡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可以在返回前線之前吃上飽飯，可以稍微平靜地休息一下了。

從巴倫西亞開來的軍隊最初出現在街道上的時候，天已經很晚了。他們都是突擊衛隊——一種類似警衛隊和卡賓槍手之類的隊伍（主要從事警察工作），是共和國的精銳部隊。他們像是突然間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每十個人分成一個小組，在街道上到處巡邏。他們個個身材魁梧，身著灰藍色的製服，肩上背著長槍，每個巡邏小組還配有一把衝鋒槍。而就在這時我們還有一項任務要完成，我們在瞭望塔上駐守時用的六支步槍還放在那兒，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把槍弄回馬統工黨的大樓，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雖然隻是把幾支槍送到街對麵看似距離很近的地方，但是這些槍是屬於這棟大樓日常軍備的一部分，要將槍支運到街上，就違反了政府命令，如果運送時被政府的人發現，那我們肯定會被逮捕。更糟糕的是，這些好不容易弄來的槍會被統統沒收。大樓裏一共就隻有二十一支槍，這六支槍我們可損失不起，無論使出任何手段都必須把它們運回到大樓裏。可是怎樣才能穿過街道而不被發現呢？仔細研究了一番以後，我們終於想出了一個較為理想的方案。我和一個紅頭發的西班牙男孩開始往外偷運槍支。其實，想要避開巡邏的突擊隊是很容易的，真正對我們構成威脅的是在摩卡咖啡館的警衛隊。他們很清楚我們在瞭望塔還有槍，要是被他們看到我們在往外搬運槍支，事情就全部暴露了。我們脫掉了上衣，把槍帶掛在左肩上，槍口朝下，槍托夾在腋窩，槍管藏在褲腿裏，但可惜這些都是長毛瑟步槍，即使是我這麽高的個子，要想把它舒舒服服地塞在褲腿裏也是很難的。我們拖著一條完全僵直的左腿，一步一步地從瞭望塔的螺旋狀樓梯上走下來，別提有多難受了。下了塔樓，走到平坦的大街上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往前走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走得特別慢，慢到你根本不用彎曲你的膝蓋。當我以烏龜前進的速度走到電影院外麵時，我看到有一群人不住地盯著我，神色頗為好奇。當時我就想：他們會以為我出了什麽事呢？或許是以為我在戰鬥中負了傷吧！然而，無論如何，所有的槍支還是有驚無險地被偷運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