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羅那，開戰了！01

五月三日的晌午，我無意間聽到一個朋友路過旅館的休息室時說了一句“聽說電話局那邊出事了”。不知為何，我當時並沒有在意他說的話。

下午三四點鍾的時候，我正走在蘭布拉大道上時，突然聽到身後不遠處傳來了槍聲。我回頭一看，一群年輕人正端著步槍，脖子上裹著無政府主義者統一佩戴的紅黑相間的領巾，沿著蘭布拉大道漸向北去了。顯然，與他們交火的正是埋伏在那座高聳的八角塔（那應該是一座教堂，整條街道都在它的控製範圍內）裏的一夥人。我的第一反應便是“開戰了”！不過，這已經算不上什麽新聞了，因為這些日子以來，人們隨時都在等著戰爭的爆發。我馬上意識到我必須立刻回到旅館，我要確保妻子的安全。可是那幫無政府主義者把守著街口，對著人群吼叫，勒令人們往後退，不要穿越火線。槍聲越來越緊了，子彈從高塔飛向大街，籠罩在恐慌中的人群為了逃避戰火，不得不沿著大街比肩接踵地往後方撤退。此時，夾雜在槍聲中的還有街道上的店老板們劈裏啪啦地緊關百葉窗的聲音。我發現有兩個手持左輪手槍的人民軍軍官，正借著路邊樹的掩護而警惕地一步步撤退。前方蜂擁的人群正衝向蘭布拉大道中央的地鐵站尋求庇護。我決定避開他們，否則我很可能會被困在地下長達幾個小時。

就在這時，一位曾和我們在前線並肩作戰的美國醫生突然跑過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快！我們得馬上趕到獵鷹旅館（這是一家由馬統工黨負責的寄宿旅館，專供民兵休假時居住）。”“馬統工黨的兄弟們要在那兒會合。現在是危急關頭。我們必須團結在一起。”

“見鬼！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啊？”我追問道。

醫生隻管拽著我拚命地跑，此時，他已是驚慌失措、語無倫次了。看來，他一定是在加泰羅尼亞廣場親眼看見了大批滿載著全副武裝的警衛隊的卡車駛向電話局並發動了突然襲擊，車上幾乎全是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緊接著，一批無政府主義者便趕到了那裏，衝突就此爆發。前不久我聽說，這場衝突的導火索是政府提出了接管電話局的要求，顯然這個要求遭到了拒絕。

我們沿著街道一直往前跑，突然迎麵而來的一輛卡車從我們身邊急馳而過，車鬥裏站滿了手持步槍的無政府主義者，最前麵還有一位衣衫襤褸的年輕人趴在堆起來的墊子上，護著一把輕機槍。當我們到達蘭布拉大道盡頭的獵鷹旅館時，那裏已經擠滿了**的人，他們聚集在旅店的入口大廳裏亂作一團，麵對當時的情景，大家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或者我們該幹些什麽。這裏除了大樓裏充當人民警衛隊的少數突擊隊員身上有裝備以外，其他人都手無寸鐵。我橫穿過街道，走到馬統工黨當地所在的委員會，那裏的樓上有一間經常給民兵發工資的屋子，裏麵亂哄哄的，擠滿了人。其中有一個個子高高的，長相很英俊的男人，三十歲左右的樣子，他穿著便裝，臉色有些蒼白。他一邊試圖維持著秩序，一邊從牆角的一堆東西裏給大家分發皮帶和彈藥筒，目前大概還沒有槍。這時我忽然發現，那位美國醫生不見了，我才明白過來，一定是出現了人員傷亡，需要醫生。而此時，又來了一個英國人。這時，那個高個子和幾個人從裏麵的辦公室裏抱出了一些步槍，開始分給大家。由於我和那個英國人是外國人，他們對我們還稍有芥蒂，所以一開始沒有人肯給我們發槍。後來，還是我在前線認識的一個民兵走進來認出了我，他們才比較不情願地給了我們一把槍和幾顆子彈。

遠處響起了一陣槍聲，街上空無一人。大家紛紛議論，說想去蘭布拉大道是不可能了。警衛隊已經占據了所有大樓的製高點，對過往的人群無不開槍掃射。我原本打算冒險回到旅店，但是考慮到委員會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攻擊，於是我決定還是留下來為好。整棟大樓裏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人，無論是在樓梯上還是在外麵的過道裏，到處是熙攘的吵鬧聲，人們個個情緒緊張，慌忙無措。似乎並沒有人知道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我隻知道是警衛隊攻占了電話局，他們占領了一切有利地位，控製了原屬於工人的所有高樓大廈。在諸多大眾的意識裏，警衛隊總是排在全國勞工聯盟和工人階級之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現在，人們聽不到一絲對政府的埋怨。在巴塞羅那，貧民階層把警衛隊視為走狗級別的暴力團夥，所以，他們自發組織發動突然襲擊可能也被認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我得知事情的真實狀況後，這件事情在我腦海中開始變得清晰起來。事情再清楚不過了。衝突的一方是全國勞工聯盟，另一方是警察。對於在資產階級共產黨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我並沒有特別的好感。但是，當我看到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以他的血肉之軀與武裝精良的警察，與他的天敵奮力鬥爭時，我知道我再也沒有理由懷疑自己的立場了。

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我們這邊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而我甚至沒有想過給我妻子所在的旅館打個電話，確認她是否安全，我隻是想當然地認為，電話局已經中斷了一切工作，然而事實上，電話局僅僅是短短幾個小時的停滯運作而已。在這兩幢樓裏，聚集了三百多人。他們大多是生活在最底層的窮苦人民，從碼頭那邊的窮街陋巷跑來這裏避難的，其中有很多婦女，有的懷裏還抱著孩子，還有就是一群衣衫破爛的小男孩。我想，他們中多數人應該壓根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隻是慌亂中逃到馬統工黨的大樓裏來尋求庇護吧。這棟樓裏麵還有一些正在休假的民兵和為數不多的外國人。我估計，在這三百多人裏麵大概隻有六十支槍。樓上的辦公室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索要槍支，卻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已經沒有多餘的槍支了。民兵隊的後生們似乎認為這隻是一場熱鬧的聚會，他們隻是不停地四下徘徊，想方設法地去討好那些有幸分到槍支的人，或許幹脆趁其不備順手偷來一把。不一會兒，我的槍就被一個小家夥偷走了，還未來得及察覺，那家夥已經縱身逃走，轉眼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要不是我身上還有一把手槍和一盒子彈，我就隻能赤手空拳了。

天色暗了下來，我的肚子也開始抗議了，而放眼望去，似乎在獵鷹旅店也找不到什麽可吃的東西。於是，我和我的一個朋友便偷偷地跑到他住的旅店去弄點晚上吃的東西，恰好那個旅店離這兒不算遠。此時大街小巷都已經陷入一片漆黑而寂靜的夜色中，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所有商店都門窗緊閉，家家戶戶的窗戶都用鋼質的百葉窗封了起來，不過街上的壁壘還沒有建起來。朋友住的旅店已經反鎖上了大門，還用重物擋起來作為防護措施。他們對於我們自然是很警惕的，在一番大驚小怪的盤問之後，終於放我們進去了。回來之後，我才得知電話局已經開始正常工作了，於是，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氣跑到樓上辦公室，想給我的妻子打個電話。當然，這棟大樓裏是不會有電話簿的，我又不知道我的妻子所在旅店的電話號碼。無奈之下，我隻得挨個房間搜尋，找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才在一個房間裏發現了一本旅行指南，我終於找到了我想要的電話號碼。然而我沒有聯係上我的妻子，不過，幾經周折後最終我還是與英國獨立工黨駐巴塞羅那的代表約翰·麥克奈爾取得了聯係。他告訴我那邊一切正常，沒有人遭到槍擊，並且關切地問我馬統工黨委員會這邊是否安全。我調侃地說道，要是能有煙抽就更好了。我隻不過是開了個玩笑，沒想到半個小時之後，麥克奈爾竟然帶著兩包好彩香煙站在了我的麵前。在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他隻身一人穿過街道，冒險穿梭在無政府主義者巡邏隊的視線中。他們先後兩次攔住他，用槍口指著他檢驗了他的所有證件。他這個小小的英雄壯舉讓我永生難忘。當時，我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我們真的有煙抽了。

那幫人幾乎在樓上的所有窗口旁邊都安排了武裝守衛。在街上，一隊突擊騎兵正在對幾個過路人進行盤問。一輛裝滿了武器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巡邏車開了過來。車上除了那個駕駛員，還有一個漂亮的黑發女孩，十七八歲的樣子，腿上放著一挺輕機槍，她在小心地擺弄著。我在大樓的周圍轉悠了很長時間，這裏倒是個閑逛的好去處，不過要想了解到一點地形情況是絕無可能的。滿眼望去，處處是廢棄的垃圾，破舊的家具，還有那些被人們隨手撕掉的宣傳單和海報……而這些似乎都是革命的必然產物。每每路過人群，隻見大家都姿勢各異地在沉沉地睡著。在走廊邊的一個破沙發上，還躺著兩個從碼頭那邊逃過來的婦女，她們總是發出有節奏的呼嚕聲。這裏曾經是一個卡巴萊劇場，後來才被馬統工黨接管。有幾個房間裏還留著表演的小舞台，其中一個舞台上擺放著一架大鋼琴，此時的它顯得如此落寞、孤獨。走著走著，我的眼睛忽然被牢牢地吸引過去，我終於發現了我一直求而不得的東西——那是一個軍械庫。我來不及想這麽做會造成什麽樣的後果，我隻知道我迫切地需要武器。以前經常聽說，加統社黨、馬統工黨、全國勞工聯盟——FAI……這些對立的黨派都一直在巴塞羅那的很多地方囤積武器，所以我相信除了在這兩幢大樓裏我們所見到的五六十支槍之外，一定還有武器儲藏在別的什麽地方，在此之前我一直這麽盤算著。這個軍械庫周圍沒有任何安保措施，門也很破舊，我和另一個英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門給撬開了。進去之後才發現，他們講的全都是實話——武器確實沒有多少了。我們隻找到二十來支老式小口徑來複槍和幾支獵槍，而子彈卻一顆也沒找到。我趕忙跑到樓上辦公室，問他們是否還有多餘的子彈，答案是沒有。不過，這裏倒還有幾箱手榴彈，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一輛巡邏車給我們送來的。盡管都是些粗製濫造的手榴彈，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拿了兩枚放進自己的彈藥匣子裏。

地上到處都睡滿了橫七豎八的身體。不知道哪個房間裏還傳出了嬰兒的哭聲，哭聲響個不停。雖然已經到了五月天，晚上卻越發冷了。有個房間的舞台上還掛著幕布，我便用刺刀割下一塊裹在身上，打算睡幾個小時。然而，我卻總是被噩夢驚醒，睡夢中一想到那些手榴彈我就擔驚受怕，想到如果我稍微用力翻個身，壓在身體下麵的那兩顆手榴彈就會把我炸飛。淩晨三點的時候，那個高個子的年輕人叫醒了我，他給了我一支步槍，讓我在一個窗戶旁邊站哨。他跟我說，帶頭發動突襲的警察局長薩拉斯已經被逮捕了。（後來我們才得知，實際上薩拉斯隻是被解除職務而已。然而，新聞報道卻仍然在說，是警衛隊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擅自行動的。）天剛破曉，大家就開始動手在樓下修建了兩道街壘，一道建在馬委會外麵，另一道建在獵鷹旅館外麵。巴塞羅那的街道是用方形鵝卵石鋪的，用這些石頭很容易壘起一道牆，而且鵝卵石下還有很多小石子，很適合裝沙袋。這兩道街壘的修建過程簡直稱得上是一道奇妙的風景，我想要是能有什麽東西能把它們拍下來那該有多好！對於一件下決心要幹的事情，西班牙人總是會奉獻出他們無限的**。人們無論男女老少，排著長長的隊伍，無不揮灑著汗水，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就連那些年紀尚小的孩子也都成群結隊地團結在一起，他們用一雙雙孱弱的小手將那些鵝卵石一塊一塊地擊碎，又將它們一捧一捧地裝進麻袋裏，然後使出吃奶的力氣將裝滿石子的麻袋拖到一輛不知從哪兒找來的手推車上，他們樂此不疲地推著裝滿沙袋的車子，搖搖晃晃地來來去去。在當地委員會的大樓門口，有一個德國的猶太小女孩，穿著一條民兵長褲，褲子膝蓋位置上的紐扣正好在她的腳踝處，她笑眯眯地四下張望著。幾個小時後，已經砌好的街壘有一人多高，射擊口旁邊都站上了士兵，在另一道街壘後麵，有人燒起了火，打算好好地享用他們的煎雞蛋了。

他們又把我的槍拿走了，對此我似乎無能為力。我和另一個英國人決定回到大陸旅館去。雖然仍可聽見遠處接二連三的槍聲，但似乎蘭布拉大道上沒什麽動靜。在回旅館的途中，我們去食品交易市場上看了看。隻有不多的幾家商販在營業，那些貨攤被一群從大街南麵的工人居住區來的人圍得水泄不通。我們剛到那裏，便聽到外麵傳來了沉重的槍聲，屋頂上方的玻璃也被震得顫動起來，人們都飛奔著向市場的安全出口擁去。然而，仍有幾家貨攤還是選擇繼續營業。我們倆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還買了幾條山羊奶酪放到了裝手榴彈的袋子裏。幾天後，當我還能吃上奶酪時，我不得不感到自己無比慶幸。

就在前一天我還在那個街角看到無政府主義者開火，現在這裏已經築起了街壘。站在街壘後麵的一個人朝我大聲喊，讓我注意安全（我當時在街道的另一麵）。已經占據了教堂鍾樓的警衛隊站在高處不分青紅皂白地朝所有的路人開槍。我停了一下，然後猛地衝過街道，好險啊，一顆子彈從我肩膀的一側飛了過去，近得讓我不寒而栗。當我還在街道的另一側，快要接近馬統工黨的行政大樓時，站在大樓門口的突襲騎兵向我大聲地發出警告——可我當時沒聽明白他們在喊些什麽，因為中間隔著幾棵樹和一個報亭（在西班牙，這種類型的街道都有寬闊的人行橫道），我根本看不清他們在比畫什麽。我跑進大陸旅館，覺得這裏應該沒有發生什麽意外情況，於是，我洗了把臉，然後又回到馬統工黨的行政大樓裏請命，大陸旅館和行政大樓之間大約有一百米的距離。此時，大樓外麵從四麵八方傳來的槍聲足以讓人聯想到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樓下接二連三響起令人膽戰心驚的爆炸聲，那聲音響徹天際，我想一定是有人在用野戰炮向我們開火。實際上那隻不過是手榴彈，因為手榴彈在石材建築之間爆炸，所以爆炸聲響起來時要比平常高出兩倍之多。混亂中我找到了柯普，問他我們該做些什麽。

柯普朝窗外看了一眼，將手杖從背後收起來，說道：“下去看看再說。”接著，他便和往常一樣，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下樓梯，我也緊跟著一起下了樓。結果發現，就在大樓的門口，一群突襲隊員正在扔手榴彈，他們就像扔保齡球一樣將手榴彈扔出去，讓它順著台階滾到人行道上。手榴彈在二十米以外的地方爆炸了，和槍聲交織在一起，發出了可怕的、震耳欲聾的聲響。在街道中間的報亭後麵，有個人偷偷地探出了頭，此時此刻，他的頭就像是琳琅滿目的展會上擺放的一顆椰子那樣惹眼——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美國民兵。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來緊挨馬統工黨大樓的是一家樓上設有旅館的咖啡館，叫摩卡咖啡館。開火的前一天，有二三十個全副武裝的警衛隊員住進了咖啡館，衝突發生後，他們便第一時間占領了整個大樓，而他們自己也困在了裏麵。或許他們是提前受命占領咖啡館，以便為之後突襲馬統工黨大樓做準備。而當第二天一大早，他們想走出摩卡咖啡館時，與突襲隊民兵交了火，結果，有一名突襲隊員身負重傷，而警衛隊中有一名人員死亡。後來，警衛隊撤回到了咖啡館，當那個美國人沿街走過來時，警衛隊便向他開火，盡管那個美國人手裏並沒有武器。美國人急忙躲到報亭後麵，這時，突襲隊員看到警衛隊出來放槍，便向他們扔手榴彈，想將他們再次逼回咖啡館內。

大致了解了情況之後，柯普徑直走過來，一把將那個正用牙齒咬手榴彈保險銷的紅頭發德國突襲隊員拽了回來，緊接著便大聲命令人們撤回到大樓，並試圖用各種語言讓大家明白，我們必須避免流血犧牲。隨後，他便走出大門，站在一處可以看得見警衛隊動向的人行道上，從容自若地解下手槍，輕輕地放在地上。隨行的兩個西班牙民兵軍官也隨之卸下手槍放在了地上。三個人緩緩地走向聚集在門口的那些正處於高度緊張、恐慌的情緒之中的警衛隊人員。這件事若換作是我，就算給我二十英鎊我也不會幹的。他們赤手空拳地朝著那些裝有真槍實彈的警衛隊士兵走過去，可那些士兵卻被他們嚇壞了。一個穿著襯衫、臉色嚇得發青的士兵走出來和柯普談判。他的手一直指著放在人行道上的兩枚手榴彈，情緒顯得十分激動。柯普回來之後告訴我們，最好去引爆那兩枚手榴彈，否則路過的行人會很危險的。於是一個突襲隊員向其中的一枚手榴彈開了一槍，手榴彈爆炸了，但他沒有擊中另一枚。我要過他的槍，蹲下來朝第二枚手榴彈開了一槍。很慚愧，我也沒擊中。

這是我在這場暴亂中開的唯一一槍。人行道上撒滿了從摩卡咖啡館的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麵的兩輛車中，一輛是柯普的軍用車，車上布滿了被子彈打出的窟窿，擋風玻璃完全被爆炸了的炸彈震碎了。

柯普又帶我上了樓，並向我解釋了一下目前的情形。如果馬統工黨大樓遭到攻擊，我們必須守住這裏，但是馬統工黨的領導們命令我們按兵不動，不到萬不得已不得開火。這棟大樓的正對麵有一個叫作波利羅馬的電影院，電影院的樓上設有一個博物館，它的屋頂比其他正常的建築高出很多，屋頂上還有個雙拱形的瞭望塔。在這個位置上可以控製整個街道，隻要有士兵拿著幾把槍守在那兒，就可以抵禦一切向大樓發來的攻擊。電影院的管理員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我們在電影院進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至於被困在摩卡咖啡館的警衛隊，他們對我們是沒有太大威脅的，他們不想打仗，讓別人活著，同時也能給自己留條活路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情。這時，柯普重申了命令：除非有人向我們開火或者我們的大樓受到攻擊，否則任何人不許開槍。雖然柯普沒有說出來，但是不難推測出，馬統工黨的領導們對被牽連到這起事件當中是非常憤怒的，但他們還是認為不得不和全國勞工聯盟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我們已經在瞭望塔上安排好了守衛。在接下來的三天三夜裏，除了溜進對麵的旅館吃飯時能短暫休息一下，我一直守在波利歐羅馬電影院的屋頂上，沒有遇到任何危險。我所忍受的最大的煎熬便是饑餓和無聊了，然而，這卻是我一生中經曆過的最難熬的日子。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什麽經曆能比這場巷戰更讓人感到厭惡、絕望、身心疲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