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非人非事事非

我們從緬甸北部的曼德勒乘火車直達眉謬，途經與撣邦高原接壤的富饒的曼德勒山。那是一段奇妙的旅程——從一個典型的充滿東方氣候的城市出發，在那裏明媚熾熱的陽光照在落滿灰塵的棕櫚樹上，魚肉的香氣伴著香料和大蒜的味道撲鼻而來，沉甸甸的熱帶水果等著人們來采摘，一張張黝黑的麵孔在人群中來往穿梭……這一切都已是如此熟悉與自然，以至於當你坐在行駛的列車上時還依然沉浸在這種熟悉而親切的氛圍中，當火車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眉謬停下來的一瞬間你還對自己已經離開了曼德勒渾然不覺。然而在你踏出車廂的一刹那，仿佛你已經踏上了地球的另一端，突然之間你便仿佛感受到了一絲如在英國般的甜蜜而涼爽的空氣，周圍草叢遍野，蕨樹和冷杉相互映襯，還有那些山裏婦人粉撲撲的臉蛋兒和她們叫賣的籃子裏的紅彤彤的草莓。

在前線待了三個半月，再次回到巴塞羅那時，我的眼前又浮現出了昔日在巴塞羅那的情景。此時此刻，如此突如其來的變化，與當日隊伍離開巴巴斯特羅時的情景是何其相似。開往巴塞羅那的列車上依然彌漫著前方戰線的味道——塵土與汙垢、吵鬧與喧嘩、淩亂與不安、破爛的衣服與渾身的倦怠，還有同誌與戰友間的友誼和平等。在巴爾瓦斯特羅就早已載滿了民兵的火車，又被沿途上來的越來越多的農民擠得密不透風。他們有的拎著一捆捆的蔬菜，有的拎著不斷尖叫的、被捆起來的家禽，有的還扛著袋口緊紮卻又滿地打滾的麻袋，原來裏麵裝的是活蹦亂跳的兔子，更有人把一大群綿羊趕進車廂裏，塞滿了車裏所有大大小小的空地。民兵們高喊著革命歌曲，歌聲淹沒了列車的隆隆聲。沿途看到漂亮的女孩時，民兵們不斷地朝她們送去飛吻，或者向她們揮動著紅黑相間的領巾。葡萄酒、茴香酒、渾濁的阿拉貢燒酒，接連不斷地在每個人手中傳來傳去。更不可思議的是你可以舉起西班牙的山羊皮水壺將酒柱噴進車廂裏的任何一位朋友的嘴裏，真是讓人省事兒不少。我身邊坐著一個十五歲的黑眼睛小子，他正在情緒激昂地跟兩位滿麵褶痕的農民講述著什麽，我敢斷定他一定是在胡編亂造，吹噓著自己的勳功偉績，卻讓兩位老人聽得目瞪口呆。隨即，兩位老人便打開包裹，取出羊皮袋，給我們斟上黏稠的紅葡萄酒。那一刻，列車上充滿了說不出的開心和歡樂。然而，當火車穿過了薩瓦德爾，駛入巴塞羅那時，我們便被一種排斥，甚至是敵意所籠罩，仿佛刹那間我們已置身倫敦或是巴黎。

每一位數月前來過巴塞羅那的人如今重返此地，無一不體會到這裏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奇怪的是，無論是前一年八月來過後次年一月重返的，還是像我一樣在前一年年底來過後第二年四月重返的，大家的體會都是一樣的，那就是這裏的革命氣氛已經完全消失了。當然，對於那些八月來過這裏的人來說，在目睹了街道上灑滿的斑斑血跡和駐紮在小旅館裏的民兵隊之後，十二月的巴塞羅那仿佛已經是資產階級社會了。而對於我這樣一個從英國來的陌生人來說，初來這裏時它比我所想象的更像一個工人階級的城市。如今，革命的浪潮已經退去，巴塞羅那又重新變回了一個普通的城市，雖然經曆了戰爭的**，它變得更加蕭條和破敗，卻不再像一個工人階級所掌控的城市。

更為驚人的變化恐怕來自於群眾。曾經盛行一時的民兵製服和藍色工作服幾乎已經消失不見，每個人穿著的好像都是從西班牙裁縫那裏專門定製的時髦夏裝。體形富態的男人們和身材優雅的女人們，還有嶄新鋥亮的轎車比比皆是。看起來還沒有私家車，不過但凡是有點身份的人，似乎都配得起一輛轎車。新的人民軍，是一支在我離開巴塞羅那前幾乎還未建立起來的部隊，而如今成群結隊的人民軍軍官在大街上隨處可見。人民軍裏每十名軍人就配有一名軍官，其中有很少一部分軍官是曾在民兵中服過役，後來因軍事能力過硬而從前線抽調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進過軍校卻不願加入民兵隊伍的年輕人。就官兵關係而言，人民軍與資產階級軍隊確實有所不同，但仍存在一定的階層差異，這一點特別體現在薪酬和製服上。士兵穿的是一種粗糙的褐色軍服，軍官穿的則是優雅帥氣的收腰型卡其布製服，有點類似於英國陸軍軍官所穿的製服。我想他們二十個人中也就至多能有一個人真正上過前線，但是他們腰間全都別著自動式手槍。我們在前線時，即使特別鍾愛，花上一大筆錢也都弄不到一把手槍。當我們走在街上時，我注意到人們總是注視著我們髒兮兮的外表。當然，在前線待了幾個月下來本來就該是這副模樣，我們的樣子的確有點嚇人。我意識到此時的自己看起來像是個稻草人。我的皮夾克已經破破爛爛，毛呢的軍帽也早已變了形，帽簷總是耷拉下來遮住我的一隻眼睛，我的長靴除了張著大口的鞋幫幾乎什麽都不剩了。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樣子，再加上我們渾身的汙垢和幾個月未經修剪的胡須，也就難怪會引來人們驚詫的目光。但是，這讓我有些不安，我似乎已經感覺到，在過去的三個月裏這裏一定發生了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之後的幾天裏，無數個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我的感覺——這座城市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有兩件事情：一是人，廣大的群眾對革命戰爭的興趣已經所剩無幾；二是社會，社會先前的貧富分化、階層等級又重新站穩了腳跟。

幾乎所有人對戰爭置若罔聞，這不禁讓人感到萬分驚訝甚至難以接受，這簡直讓那些從馬德裏或者巴倫西亞來的人感到恐懼。也許是因為巴塞羅那從未真正地被卷入戰爭，一個月後，我在塔拉戈納目睹了同樣的情形，在這個海濱小鎮上，人們的生活平靜如常，似乎從未受過任何幹擾。然而，最讓人無法接受的是整個西班牙民兵誌願者的征募從一月起便開始銳減；二月時，加泰羅尼亞掀起了一股參加人民軍的浪潮，但是征募的結果並不理想。戰爭剛剛打了六個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征兵，這對於一場對外戰爭尚且說得過去，但對於內戰而言似乎太不正常了，這無疑與人們對發動戰爭時所抱有的革命希望密不可分。那些由工會自發組成，並且在戰爭打響後的幾個星期內就把法西斯趕回薩拉戈薩的民兵隊伍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都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奮鬥。但是，事實越來越明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事業已付諸東流，而那些被迫卷入對內與對外的各種戰爭的千萬勞苦大眾，特別是城市無產階級，也許並不應該因對戰爭產生冷漠情緒而備受責難。沒有人想輸掉戰爭，但絕大多數人更期望的是戰爭早點結束，這一點無論你去到哪裏都能有明顯的體會，無論在哪裏，都能聽到人們千篇一律，無關痛癢的談話：“可惡的戰爭！煩透了！鬼知道什麽時候戰爭才能結束啊！”但凡略懂政治的人恐怕早已看出來，在這場戰爭中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鬥爭所造成的兩敗俱傷遠遠超過了對佛朗哥的反抗。而對於很多的勞苦大眾來說，食物短缺是戰爭帶來的直接後果。“前線”變成了一個遙遠而神秘的令無數年輕人永不複回的地方，而那些有幸能夠在三四個月後回家的人便會同時帶回塞滿衣兜的大筆軍餉。（民兵休假時，通常會一次性補發所有欠付的薪金。）至於傷員，即使他們仍然在拄著拐杖，或是單腿彈跳著挪動，也不會得到任何特殊的照顧。參加民兵已不再是一種時髦，最能表明這一點的便是各個商店，因為商店總是最能表現大眾品位的地方。在我初到巴塞羅那時，各個小商店盡管簡陋破舊，但幾乎家家都售有民兵裝備，櫥窗裏陳列著軍帽、拉鏈夾克、軍用皮帶、獵刀、軍用水壺、左輪手槍及皮套等各種軍用設備。如今，雖然商店明顯地精致起來，而戰爭的概念卻被拋在了腦後，特別是後來，當我為準備回到前線去購買所需裝備時，那些人們在前線急需的東西已經很難買到了。

眼下，一股全麵反對民兵政黨而推崇人民軍的潮流正席卷著整個巴塞羅那。一時間，整個形勢讓人無法琢磨。從二月開始，所有武裝力量從名義上都已編入了人民軍。雖然名義上民兵是按照人民軍的路線改編的，然而薪水和委任軍銜的級別相差卻很大。原則上，每個師應由混合旅改編組成，即由部分人民軍和部分民兵共同組成，但事實上，名義上的重組隻是把原來隊伍的名稱變了一下，例如，馬統工黨旗下的“列寧師”改名為“第二十九師”。由於直到六月還幾乎沒有幾支人民軍軍隊開往阿拉貢前線，因此民兵隊伍還可以保持獨立並保留原先的性質。然而，政府那些宣傳隊卻總是不肯放棄在大街小巷的牆壁上塗上“我們需要人民軍”的字樣，並利用無線電廣播和共產主義媒體對民兵進行無休止的抨擊，有時甚至是惡意地嘲諷民兵，責怪他們訓練不精、紀律渙散，等等。人民軍總是被描繪成“英雄的軍隊”。這樣的話聽多了，便會讓你情不自禁地覺得，像我們這樣自願奔赴戰場似乎是一件可恥的事，而隻有坐等應征入伍的人才是光榮的。然而，眼下民兵們在前線苦苦堅守陣地，而人民軍卻在後方休整訓練，對於這一事實卻無人問津。如今，重返前線的民兵隊伍已不再鑼鼓喧天、旗幟飄揚地穿街過巷，而是多半都在淩晨五點時分，避開喧嘩的人群被悄悄地送上開往前線的列車和卡車。為數不多的應征入伍的人民軍已經開始陸續開往前線，雖然他們如同昔日的民兵隊伍一樣，大張旗鼓地穿越大街小巷，但是隨著人們對戰爭的興趣日益淡漠，他們也很難再受到如同昔日一般的熱情款待。至此，民兵隊伍成為名義上的一支軍隊，事實上，巧妙地被報紙媒體大肆宣傳的卻是人民軍。任何偶獲的榮譽都自然地要歸功於人民軍，留給民兵的就隻剩下批判與指責。而在同一支部隊裏，一方屢受表彰而另一方備受責難的事屢見不鮮。

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整個社會氛圍的變化，若非親身經曆，你是很難想象的。初到巴塞羅那時，我以為這裏是一個沒有階級差別，沒有貧富分化的城市，那是因為，當時看來確是如此。“時髦”的衣服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沒有阿諛奉承，沒有人索取小費，無論是服務員、賣花女還是擦鞋匠都真誠地注視著你的眼睛，親切地叫你“同誌”。然而我並沒有意識到，在這種真誠親切中，除了人們心中所抱有的希望之外，同時還包含著一種虛偽。無產階級相信，革命雖然已經開始但成果卻未得到鞏固，而資產階級對革命的恐慌使他們不得不將自己偽裝成工人。在革命的頭幾個月裏，一定有成千上萬的人，穿上工作服，蓄意偽裝，同時高呼著革命的口號，以此來免受皮肉之苦。現在，一切又恢複了原樣。豪華的餐館和酒店裏坐滿了飽嚐珍饈的富人。而對於可憐的工人階級來說，待遇沒有任何提高。食品和物價一漲再漲，而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他們手中的薪水從未漲過。除了極高的物價以外，商品經常會供不應求。當然，無論如何，受苦的永遠是窮人，而不是富人。那些餐館和酒店似乎永遠都可以需有所得，而在工人階級居住區，購買麵包、橄欖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隊伍卻總是要排上幾百米長。先前，我在巴塞羅那從未見到過的乞丐，如今也比比皆是。成群的流浪兒童，光著腳，徘徊在蘭布拉大道的熟食店門外，眼睛直直地盯著從店裏出來的客人，隨時準備圍上去求點殘羹剩飯。曾經的那些“革命用語”如今已不複存在。陌生人之間很少稱呼“你”或者“同誌”，而換成了“先生”和“您”；見麵的問候由“敬禮”變成了“早上好”。服務生又穿上了他們筆挺的襯衫，店裏的導購和服務生又換回他們擅長的阿諛奉承來博得顧客的歡心。我和妻子走進一家針織品店買襪子時，店員先是鞠了一躬，接著又搓搓雙手，而這些卻是連英國人都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摒棄了的繁文縟節。收小費的習俗也或明或暗地漸漸流行起來。街道上的工人巡邏隊已被勒令解散，戰前的警察巡邏隊又重新掌管了這一職務，這便使得那些原本被工人巡邏隊關閉的卡巴萊歌舞一類的娛樂場所和高級妓院又紛紛重新開張。一切都開始向富人階層的利益看齊，其中一個雖小卻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煙草的短缺。對於廣大的煙民來說，煙草急缺到了連街頭售賣的用碎甘草根卷起來的所謂煙卷都一搶而空。我就曾經嚐過一次（事實上許多人都曾吸過）。西班牙煙草的生產地加那利群島被佛朗哥控製著，因此，政府這邊就隻有戰前剩下的少得可憐的存貨，煙草商店每周隻能開一次門，在排了幾個小時的長隊以後，如果你夠幸運的話，也許能夠買到一小袋六七克的煙絲。原則上，政府是禁止從國外購買煙草的，因為這樣會占用購買裝備和其他必需品所需要的黃金儲備。而實際上，仍有大批價格昂貴的香煙從國外被走私進來。像“長好彩”這等牌子的香煙，成了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這些走私進來的香煙，可以在高級旅館中大大方方地售賣，也可以在街頭巷尾偷偷摸摸地交易，如果你能花上十個比塞塔的話，便能買一包盡情地享用，要知道這可是一個民兵一天的薪水。因為都是有錢人的遊戲，所以便得到了政府的默許。隻要你有足夠的錢，沒有買不到的東西，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可能麵包是個例外，政府對麵包的限量訂購十分嚴格。如果是在幾個月前，如此鮮明的貧富差異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為那時候工人階級仍然掌握著政權，至少表麵看起來是如此。但是，若是把一切都歸結於政權的更替也是有失公允的，因為造成這種形勢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巴塞羅那人們不必過那種整天提心吊膽，為了保命東躲西藏的日子。在這裏，除了極其偶然的空襲外，人們幾乎不會有什麽生命危險。那些到過馬德裏的人無一不談到那裏與巴塞羅那所迥然不同的情形。在馬德裏，共同遭遇著的生命危險迫使所有人都生出了同誌般的情感。像這種肥頭大耳的男人吃著烤鵪鶉，而路邊的孩子們卻在向路人討麵包的情形著實令人生厭，然而在馬德裏轟鳴的槍炮聲中，這一切是無法進入你的視線的。

不記得是巷戰後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走過一條時尚街時看到一家甜品店，櫥窗裏擺滿了各式外觀精致而價格不菲的甜點和糖果，這種商店原本隻有在倫敦的邦德街或者巴黎的和平街才可以看到。在這樣一個仍在經受戰爭的創傷，民眾尚且食不果腹的國家，人們竟然還有閑錢花在這些東西上，這不禁讓人感到隱隱的震撼和恐懼。然而似乎連上帝都有意不讚成我對這種奢靡的鄙視以及我內心所存在的一種高尚和自我優越感。經過了幾個月的短暫不適，我便開始變得極度貪求我曾經認為奢靡的東西——可口的飯菜、葡萄酒、雞尾酒，還有美國香煙……我不得不承認，我已經開始沉湎於所有隻要我能買得起的奢侈品中。

在巷戰開始前的那個星期，我一直忙碌糾纏於幾件事當中，這些事情之間似乎又有著某種說不清，理不明的關係。起初，就像先前提到過的，我一直忙著盡可能地讓自己過得舒適一些。結果，由於飲食過量，整整一周我都感到身體不適，常常大半天臥床不起，睡醒後又加一頓飽食，結果身體又開始不舒服。與此同時，我還在私下裏聯絡著購買一把左輪手槍。我太想要一把左輪手槍了，因為在戰壕裏作戰手槍比步槍方便多了。但是這種手槍很難搞到，政府隻把手槍發給警察和人民軍，根本沒有民兵的份兒，你隻能找無政府主義者，從他們的秘密倉庫中非法購買。幾經周折，多方打探之後，終於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朋友給我弄到了一支口徑二十六毫米的小型手槍。這是一件破爛貨，五米之外根本不具備任何殺傷力，不過有總比沒有強。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已經開始初步安排離開馬統工黨民兵組織，並計劃加入其他組織——一個能夠確保把我送上馬德裏前線戰鬥的組織。

之前大家已經都知道我想離開馬統工黨。就目前我的個人喜好而言，我還是更希望能加入到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為全國勞工聯盟的一員，就可能進入FAI民兵組織。但有人告訴我，如果這樣就很可能不會把我派到馬德裏，而是派到特魯埃爾。如果想去馬德裏，我就必須參加國際縱隊，而要參加國際縱隊還必須得到一名共產黨員的推薦才行。於是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位共產黨員朋友，他服務於西班牙醫療救護隊。當我向他說明情況之後，他似乎非常願意吸納我，還說如果可能的話，讓我再邀請其他的英國獨立工黨誌願者和我一起加入。要不是我的身體狀況不太好，或許我當時就一口同意了，盡管這樣做的後果很難預料。

原本在巴塞羅那戰鬥開始前，我是很有可能被派往阿爾瓦塞特的，如果那樣，我就不會目睹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戰場，如果那樣，我很可能就會相信了官方的那套說辭。而且如果戰爭時期我在巴塞羅那的話，一方麵接受著共產黨的領導，一方麵又一心向著馬統工黨，那麽我一定會失去自己的立場。但是我的假期隻剩下一個星期了，因此，我焦急萬分，盼著能在回前線之前恢複健康。而此時，我的內心仍在猶豫著——要知道，一個小小的決定很可能會影響人們一生的命運——我隻有等待，一邊等待，一邊讓靴匠給我定做一雙新的軍靴。（整個西班牙部隊都沒能做出一雙適合我型號的軍靴。）我對那位共產黨員朋友說，過段時間我安排妥當後一定會給他個準信兒。現在的我真想好好休息一下，我甚至幻想帶著我的妻子去海邊玩上兩三天。多麽美妙的想法！然而眼下的時局在告誡我，這簡直是一種奢望。

因為，一旦揭開這座城市虛偽的麵紗，在浮華奢靡的掩蓋下是日漸膨脹的貧窮，繽紛的花店、絢爛的彩旗裝飾著每條街道的歡愉，卻掩飾不住一張張宣傳海報和擁擠的人群背後政黨派別之間的無限憎恨與勢不兩立。然而人們無論持何種政治立場，無不發出預言性的感歎：“一場動亂很快就要爆發了！”這其中的危險，不言而喻也不難理解，其實就是那些希望革命繼續前進和那些對革命充滿懷疑甚至阻止革命的人之間的對抗——說到底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對抗。就政治而言，除了加統社黨和他們的自由主義者同盟之外，現在的加泰羅尼亞沒有什麽其他力量了。然而，還有一支力量令人難以琢磨，那就是全國勞工聯盟，他們雖然裝備簡陋，對於政治時局嗅覺盲目，隻是一味地對抗自己的對手，除此之外他們甚至並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內心所圖。但他們勢力龐大，在各個重要的工業領域均占據顯著優勢，如果與這支力量聯合，勢必會給對手造成不小的壓力。在加統社黨控製的自治政府看來，要保證自己陣地的安全，就必須從全國勞工聯盟的那些勞工手裏奪取武器。就像我先前所說的，對於政黨民兵的瓦解正是實現此種目的一種手段。同時，戰前的武裝警察、西班牙警衛隊等等，已恢複武裝並加強了武器裝備，這隻能特別說明一件事，西班牙警衛隊屬於正規的陸軍憲兵隊，在過去的近一個世紀裏他們充當的有產階級保鏢的角色從未改變過。政府也同時頒布禁令，所有私人武器須一律上繳。顯然，要執行這項命令自然沒那麽容易，要從無政府主義者那兒奪取武器隻能通過使用武力。如此一來，加泰羅尼亞各個地方的衝突不斷，再加上新聞媒體總是發布一些模棱兩可、前後矛盾的言論，在此期間整個加泰羅尼亞地區流言橫飛。很多地方，政府動用警力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據點發動攻擊。在靠近法國邊界上的一個叫普奇塞達的地方，一股警力還被派去控製了先前由無政府主義者占領的海關，同時還殺害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安東尼奧·馬丁……類似的事情在費卡洛斯也連連發生，我想在塔拉戈納也是如此。在巴塞羅那的一些由工人階級控製的郊區，還曾發生過一係列的民間勢力之間的爭吵。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成員接二連三地互相發動暗殺。有好幾次，暗殺成功後雙方還舉行了故意煽動仇恨情緒的聲勢浩大的葬禮。不久前，就有個全國勞工聯盟成員被暗殺，而為死者送喪的全國勞工聯盟的隊伍多達幾十萬人。四月底，我剛到達巴塞羅那就有一個叫羅爾丹的勞工總會的著名人物被殺了，據推斷很可能是全國勞工聯盟的人幹的。之後政府便下命令，叫所有的商店停止營業，並上演了一場盛大的葬禮遊行，遊行的隊伍主要是人民軍隊，遊行隊伍很長，以至於從隊首走到隊尾必須要走上兩個小時。我從旅館的窗戶向外望去，這樣的情景卻激不起我一絲一毫的熱情。很明顯，這種所謂的葬禮無非是為了炫耀勢力罷了，勢態再稍微嚴重一點就很可能會上演流血的慘劇。

當天夜裏，兩百米外的加泰羅尼亞廣場傳來的一陣槍聲，我和妻子都被驚醒了，第二天才知道是全國勞工聯盟的一個男子遭到了槍擊，大概是勞工總會的人幹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這些暗殺事件絕大多數可能都是特務分子幹的。國外資本主義媒體對羅爾丹被殺事件反複報道、大肆渲染，而對由此產生的報複性謀殺卻刻意地隻字未提，從中我們不難推斷他們在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上所持的態度和立場。

眼看“五一”就要到了，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都在籌劃參加大遊行的事。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人相比他們的大多數追隨者來說要更溫和些，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在努力達成與勞工總會的和解。更準確地說，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想努力把兩大聯盟合並為一個更大的聯盟，他們的想法是應該和勞工總會一起遊行並向民眾展示兩大聯盟之間的團結。但是，在最後一刻，遊行還是被取消了。因為遊行的結果不言而喻，那就是隻能引起更大的暴亂。於是，五月一日這一天風平浪靜，甚至比以往還要平靜，這的確有些不可思議——因為在巴塞羅那，這個號稱正在進行著一場革命的城市，在所有未被法西斯占領的歐洲城市中幾乎是唯一一個在五月一日當天沒有舉行慶祝活動的城市。而我不得不說，當時的我也因此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當時，人們本以為英國的獨立工黨小分隊會加入馬統工黨的遊行隊伍，每個人無不對那場即將發生的暴亂擔驚受怕，而我唯一擔心的是怕自己會被無辜地卷入到一場毫無意義的巷戰當中去——試想自己行進在迎風招展的紅旗下，在響徹天空的口哨聲中，突然背後傳來一聲槍響，被不明方向的陌生狙擊手打死，這種死法兒對我來說可是太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