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沒想到，費了這麽大勁兒。當我們再次把衣服拿到那家當鋪時，剛才招呼我的那個夥計又沒要。他跟我說，我帶的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不齊備，必須出示護照或者寫有暫住地址的信封。（從這件小事中就能看出法國佬那種愛折騰人的卑劣品性！）伯裏斯有很多這樣的信封，但他的身份不合法（為了避稅，他沒有續簽）。這樣一來，這兩件衣服就不能以他的身份當了。我們能做的就是邁著疲憊的步子回到我的旅館，拿上必要的文件，把那兩件衣服送到位於皇家港口大道的一家當鋪。
我把伯裏斯留在家中，一個人去了那家當鋪，等到那兒以後才發現鋪子已經關了，下午四點才開門。現在是下午一點半，我已經走了12公裏的路，60個小時沒吃一點兒東西了。命運似乎正在跟我開一係列不同尋常的、令人討厭的玩笑。
然後我的命運就發生了改變。當時我正在布羅卡街走著，突然我看到地上有個閃光的東西，拿起來一看，是一枚五個蘇的硬幣。我猛撲過去，把它撿起來，一路跑回旅館，又拿了另外五個蘇，買了一磅土豆。酒精爐裏剩下的酒精隻夠把它們煮熟的。我們沒有鹽，卻把它們連皮一塊兒吞進了肚子裏。吃完以後，我們倆頓時覺得不一樣了，坐著玩牌，一直玩到當鋪開門。
四點，我重新回到那家當鋪。我沒抱什麽希望，因為我覺得要是這兩件衣服成色還行，當70法郎應該問題不大，但對現在裝在破箱子裏的這兩個破爛兒，我還能抱什麽期望呢？伯裏斯說能當20法郎，但我覺得隻能當10法郎，甚至5法郎。我覺得更糟的情況無非就是像以前那個可憐的83號一樣被人家拒絕。我坐在前排長椅上，為的是在店員說5法郎時不去看那些笑話我的人。
店員終於喊到了我的名字：“117號！”
“是我。”我站了起來。
“50法郎怎麽樣？”
我受到的震驚不亞於先前聽到這家夥喊70法郎時的感受。我覺得這家夥肯定是把號碼搞混了，這兩件破衣服怎麽都不可能值這個價。我急匆匆趕回旅館，雙手背在身後進了屋，什麽也沒說。伯裏斯正在玩棋盤。他抬起頭，一臉渴望。
“當了多少？”他大聲問，“什麽？連20法郎都沒當？這麽說隻當了10法郎？不會隻當了5法郎吧？真是太過分了！夥計，可別說隻當了5法郎。要是你說隻當了5法郎，我真的會開始考慮自殺的。”
我把那50法郎扔在桌子上。伯裏斯的臉頓時變得煞白，然後他就像彈簧那樣一躍而起，抓住我的一隻手，使勁兒握了一下，我的骨頭差點兒被他捏碎了。我們倆急忙跑出去，買來麵包、紅酒、一塊肉和燒酒精爐的酒精，然後一頓猛吃。
吃飽喝足以後，伯裏斯變得更樂觀了。說真的，我從來沒有見他這樣樂觀過。“我是怎麽跟你說的？”他說，“命運之戰！今天早上咱們還隻有5個蘇，可是看看現在。我常說再沒有比掙錢更容易的事了。哦，我想起來了，在豐達利街我還有個朋友，咱們可以去找找他。這家夥是個賊，騙過我4000法郎。清醒的時候，這家夥是最了不起的賊。可奇怪的是，隻要一喝醉，這家夥就變得無比誠實。我估摸著下午六點左右這家夥會喝醉。咱們現在就去找他。也許他能先給我100法郎，也許能先給我200法郎！出發！”
我們去了豐達利街，找到了那個人，他的確喝醉了，卻不肯給錢。伯裏斯和他一見麵就開始在人行道上猛吵。那人信誓旦旦地說不欠伯裏斯一分錢，伯裏斯反而欠他4000法郎，然後兩個人紛紛叫我評理。我哪知道是怎麽回事？兩個人吵啊，吵啊，一開始在街上吵，接著在一家酒館吵，然後在一家我們就餐的平價餐館吵，然後又在一家酒館吵。最後，倆人互罵對方是賊，一直罵了兩個小時。然後倆人找到一家酒館拚酒，直到伯裏斯身上帶的最後一個蘇花光才罷休。
當天晚上，伯裏斯是在一個製鞋匠那兒睡的。這人也是俄國難民，在貿易地鐵站附近住。而這時我身上也隻剩八法郎，不過我買了很多香煙，眼前都是吃的、喝的。過了兩天糟糕透頂的生活，我的日子算是有了一個巨大的改變。
“秘密組織”的騙局
現在，我們倆手頭上一共有28法郎，又能開始找工作了。伯裏斯仍在那個製鞋匠那兒住，兩個人的關係挺神秘。還有，他從一個俄國朋友那兒借了20法郎。在巴黎，他有很多俄國朋友，多數是以前的軍官。這些人有的在當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在開出租車，還有幾個靠女人養活著，另外有些人從俄國成功地把錢帶了出來，成了修理廠或者舞廳的老板。總的來說，俄國難民幹活兒都很拚命，他們學會了忍受不幸，就這一點來說，英國人遠遠不是對手。當然了，也有例外。有一回，伯裏斯跟我說他認識一位俄國的流亡公爵，兩個人以前見過，他說這位公爵經常出入高級餐廳。每次吃飯前，這人總是打聽侍者裏有沒有從俄國來的軍官。要是有，吃完飯之後，他就會把那人叫過來，然後非常友好地說：
“啊，這麽說你跟我一樣以前也是軍人了？那段日子可不太好過，對嗎？是的，是的，但俄國士兵什麽都不怕。當時你在哪個團？”
“某某團，先生。”侍者會這樣回答。
“那可是挺英勇的一個團！1912年我檢閱過。對了，我不小心把支票忘家裏了。我知道一個前俄國軍官是願意借給我300法郎的。”
如果這個侍者有300法郎就會把錢遞過去。當然了，這錢就打了水漂兒。這位公爵通過這種辦法騙了不少錢。也許那些侍者並不介意被騙。公爵畢竟是公爵，流放不流放都是。
伯裏斯從一個俄國難民那兒聽到了一個消息，說是有個辦法能弄到錢。我們當掉外套的第三天，伯裏斯異常神秘地對我說：
“夥計，告訴我你有政治上的信仰嗎？”
“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人人都是愛國者，不過——難道摩西沒說過毀掉埃及人嗎？作為一個英國人，你肯定讀過《聖經》。我的意思是說你反對從共產黨那兒掙錢嗎？”
“不反對，當然不反對。”
“那好，我聽人說巴黎有一個俄國人的秘密組織，也許能為咱們做點兒什麽。這些人是共產黨，說白了就是布爾什維克派來的密探。他們的社團名義上是一個教會組織，其實是專門跟被流放的俄國人接觸，鼓動這些人加入布爾什維克的。我有個朋友就加入了，要是咱們也加入，說不定他們就會幫咱們一把。”
“可他們能為咱們做什麽呢？無論如何他們也不會幫我，因為我不是俄國人。”
“問題就在這兒。這幫人似乎是莫斯科某報紙的記者，想要一點兒關於英國政治的文章。如果咱們能去投靠他們，也許他們就能讓你寫文章了。”
“我？可我對政治一竅不通。”
“這幫人也不懂。誰會懂政治呢？這事其實很簡單。從英國報紙上照抄就行了。不是有一份巴黎版的《每日郵報》嗎？從那上麵抄。”
“可《每日郵報》是保守派的報紙，他們反對共產主義。”
“這好辦，《每日郵報》上寫什麽，你反著寫就是了，這麽幹不會錯的。夥計，咱們可不能放過這個機會。說不定能賺幾百法郎呢。”
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個主意，因為巴黎警方對待共產黨一向嚴厲，尤其是外籍分子，而我早就受到懷疑了。幾個月前，有個偵探曾看到我從辦共產黨報紙的辦公室出來，警方已經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如果他們看到我進出這個秘密組織，很可能會將我驅逐出境。不過，似乎這是個不能錯過的絕好機會。那天下午，伯裏斯的另外一個當侍者的朋友過來把我們倆帶到了那個俄國共產黨的據點。我不記得那條街叫什麽名字了——反正是一條很破爛的街，在塞納河南邊，靠近眾議院的某個地方。伯裏斯的那個朋友再三叮囑我們要小心行事。我們倆裝作沒事一樣在那條街上晃**，記住了我們要進的門——是一個洗衣房的門——然後又溜達著折回來，密切注視著所有窗戶。如果這裏真是共產黨常來的地方，那麽我們很可能已經被盯上了。要是看到任何疑似偵探的人，我們倆就回家。我很害怕，但伯裏斯卻很喜歡這種搞陰謀的做法。他早就忘了這些即將跟他做交易的人是殺害他親生父母的劊子手。
確定河岸上無人之後，我們倆飛快地躥進門內。洗衣房裏一個法國女人正在熨衣服，她告訴我們那幾位“俄國紳士”就住在院子對麵的樓梯間裏。我們爬上幾級黑乎乎的樓梯，來到一個平台上。一個麵露凶相、身強體壯、留著短發的年輕小夥兒正站在樓梯口。我剛一上去，他就一臉懷疑地盯著我，用胳膊擋住我的去路，用俄語說了句什麽。
“暗號！”見我沒說話，他尖厲地說。
我愣住了，嚇了一跳，沒想到還得用暗號。
“暗號！”俄國小夥兒又說了一遍。
伯裏斯那個一直跟在後麵走的朋友這時走過來，用俄語說了幾句什麽，既不是暗號也不是解釋。聽完伯裏斯那個朋友說的話，這個一臉凶相的俄國小夥兒似乎覺得滿意了，把我們領進了一間裝有毛麵玻璃窗的破爛不堪的小屋。小屋看起來像一間非常破爛、簡陋的辦公室，牆上貼著俄文的大幅標語和一幅巨大而粗糙的列寧畫像。桌子旁坐著一個胡子拉碴的俄國人，身上隻穿著一件汗衫。他正在一大堆郵包上寫姓名和地址。看到我們進來，他用法語跟我們說話，他的口音很重。
“真是粗心！”他大驚小怪地嚷起來，“怎麽來的時候也不帶一個裝衣服的袋子？”
“衣服？”
“到這兒來的人都隨身攜帶一袋子衣服，看上去就像是要去樓下的洗衣店。下次帶一個大包來。我們可不想讓警察盯上。”
這比我事先預料的要隱秘得多。伯裏斯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屋子裏響起了持續不斷的用俄語說話的聲音。隻有那個胡子拉碴的俄國人在說，那個一臉凶相的小夥兒靠在牆上。他仍在盯著我，似乎對我還是不太放心。站在一間牆上貼著革命標語的秘密小屋裏，聽別人談話，而談的是什麽我一個字也不明白，這感覺真是奇怪。俄國人的語速很快，說得很急切，臉上掛著微笑，肩膀不時聳一下。我想知道他們究竟在說什麽。我覺得他們應該互稱“小父親”“小鴿子”或者“伊萬·亞曆山大維奇”，就像俄國小說裏的人物。他們談論的也應該是革命。那個胡子拉碴的人應該說：“我們從不爭論。爭論是小資產階級的消遣行為。我們的爭論就是行動。”但是，我推測出他們談論的並不是這個。那人要求我們交20法郎，顯然是入會費，伯裏斯同意了。當時我們倆身上的錢加一塊兒隻有17法郎。最後，伯裏斯從我們的救命錢中拿出五法郎交了會費，剩下的以後再給。
看我們交了錢，那個俄國小夥兒臉上的疑慮消了不少，在桌子邊上坐了下來。那個胡子拉碴的俄國人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還不時地在一張小紙條上記著什麽。他問我是不是共產黨。為了言行一致，我說自己沒參加過任何組織。他問我對英國的政治環境是否了解。哦，當然了解，當然了解，我還提到了幾位首相的名字，並發表了一些鄙視工黨的言論。然後他又問我對體育怎麽看（在這個大陸上，足球和社會主義有著某種神秘聯係），能不能寫一些有關體育的文章。哦，我又回答說沒問題。那兩個人嚴肅地點了點頭。那個胡子拉碴的人說：
“看得出來，你對英國當前的局勢了解得還很透徹。你能不能為莫斯科的一份報紙寫幾篇文章？題目我們來安排。”
“當然能。”
“那麽這樣，同誌，明天上午聽消息吧。也許是郵局第一批送出的郵件，也許是第二批。每篇文章我們會付你150法郎。記住下次來的時候一定帶包衣服。同誌，後會有期。”
我們走到樓下，朝洗衣店外四處瞧了瞧，看著四下無人，我們溜了出去。伯裏斯高興得都要瘋了。在一種獻祭時才會有的狂喜的驅使下，他衝進最近的一家香煙店，花50生丁買了一支雪茄。出來的時候，他一邊用拐棍猛擊路麵，一邊眉開眼笑地說：
“終於成了！終於成了！夥計，咱們就要掙大錢了。你騙得他們可不輕。一篇文章150法郎——天哪！咱們的運氣真不錯！”
第二天早晨，一聽到郵遞員來，我就趕緊跑下樓衝進酒館去取信，信沒來。我待在旅館裏，等著第二波郵件的到來，仍沒有我的信。三天過去了，我依然沒有收到那個秘密組織寫來的信。我們放棄了希望，想著人家肯定讓別人去寫那些文章了。
10天後，我們又去了那個秘密組織的辦公室。這次我們帶了一包衣服，裝作去洗衣服的樣子。到那兒以後才發現，那個秘密組織竟然消失了！洗衣房裏的那位女士對這事一無所知——隻是說那幾位先生幾天前就離開了，為房租的事還跟她大吵了一架。我們倆拎著衣服站在那兒，看上去是那麽傻。不過我們隻付了五法郎，也算是得到了一點兒安慰。
從那兒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這個秘密組織的消息。他們究竟是什麽人，究竟是幹什麽的，沒人知道。我覺得他們跟共產黨沒有任何關聯，他們隻是一些專門在俄國難民身上打主意的騙子，慫恿人家加入一個不存在的秘密組織，從而騙取入會費。這種行當沒什麽風險，怪不得在別的城市他們仍在做這種勾當。他們都是一些聰明的家夥，玩這一套玩得真是叫人佩服。乍一看上去，他們的辦公室跟共產黨的一模一樣。至於那個“下次來的時候一定帶包衣服”的小手腕兒真是天才之舉。
工作，工作
我們繼續在外麵遊**，又找了三天工作。錢不多了，麵包和粥隻能少吃。現在，我們有兩個希望：一，伯裏斯聽說協和廣場附近的X酒店在招人，他有可能會得到這份工作；二，貿易街上那家即將開業的餐館的老板終於回來了。那天下午，我們去找他。路上，伯裏斯跟我說，要是我們能得到這份工作，就能掙一筆大錢，他還說給老板留下一個好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夥計，外表——外表永遠是第一位的。給我一套新衣服，晚飯前我就能借來1000法郎。咱們有錢的時候我竟忘了買一個新領圈，真可惜。今天早上我把領圈翻過來，可有什麽用呢？裏麵跟外麵一樣髒。夥計，你覺得我看起來像個餓肚子的人嗎？”
“你的臉色挺蒼白。”
“一個人整天光吃麵包和土豆能有什麽好臉色？看上去一副餓壞的樣子，這一點是致命的，會讓人家不要你。等一下。”
他停在一家珠寶店的櫥窗前，狠抽自己的臉，臉上有了血色。然後，趁血色還沒有消退，我們倆趕緊走進餐館，向老板做自我介紹。
老板是個矮胖子，一頭灰色鬈發，看上去挺有派頭。他上身穿一件雙排扣法蘭絨外套，噴著香水。伯裏斯告訴我，這人以前是一個俄國軍官。他的妻子也在那兒，是個法國人，長得很胖，很難看，一張慘白的臉搭配上血紅色的嘴唇讓我想起了凍牛肉和凍西紅柿。老板友好地跟伯裏斯握手，然後兩個人用俄語談了幾分鍾。我站在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準備向人家撒一個彌天大謊，就說自己以前幹過洗碗工。
這時，老板朝我走來。我局促不安地來回走動，竭力裝出一副卑賤的樣子。伯裏斯曾反複對我說，洗碗工連奴隸都不如，我料想這個老板肯定會像對待垃圾一樣對我。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他竟熱情地握住了我的手。
“這麽說你是英國人了？”他大聲喊道，“你長得可真迷人！不用說，你肯定是個玩高爾夫球的高手了？”
“當然。”看到他希望我這麽說，於是我就說了。
“我這輩子一直想玩高爾夫。我親愛的先生，你能否為我演示一下幾種基本的擊球方式呢？”
看得出來，這就是俄國人做生意的方式。這個老板認真地聽我講1號球棒和頭球棒的區別，然後就突然告訴我麵試已經結束。餐館一開張，伯裏斯就是經理，我就是洗碗工。如果生意好的話，我還有被提拔為盥洗室主管的機會。我問餐館什麽時候開張。“兩個禮拜以後開張。”這個老板自命不凡地說（說這話的時候，他邊搖手邊彈煙灰，看上去挺有派頭），“兩個禮拜以後準時開張營業，準時為大夥兒提供午餐。”然後，他帶著一臉得意，領我們把餐館上上下下轉了個遍。
餐館不大，有一間酒吧，一間餐廳和一間比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廚房。裝修的時候，老板特意選了一種華麗的風格（他把這種風格稱為“諾曼底式風格”，也就是製造一種光射在灰泥牆上的感覺，差不多就是這樣）。他還打算把這間餐館稱作“傑漢·科塔德小客棧”，從而給人一種中世紀的感覺。他印了一堆宣傳冊，說這個地方很有曆史感，其實寫的都是假的。宣傳冊上還說這地方原來就是一家小客棧，查理大帝經常來這裏。老板對這種偽造的聯係很滿意。他還從巴黎美術展覽會上聘請了一位畫家為他的小店創作幾幅粗俗的畫。最後，他分給我們倆每人一支昂貴的雪茄，我們倆待了一會兒就回家了。
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我們從這家餐館得不到任何好處。我覺得老板是個騙子，更糟的是，還不完全是個騙子。剛才，我清清楚楚看到有兩個要賬的人在後門附近晃**。但伯裏斯看到自己就要當經理了，是不會露出失望的樣子的。
“這事就算是成了，隻不過還得晃**兩個禮拜。兩個禮拜的意思是什麽？找吃的東西？好好想想，三個禮拜以後，我就又能泡妞兒啦！我不知道她長得黑，還是長得挺漂亮的。不過我不會介意，隻要別太瘦就行啦。”
接下來是糟糕的兩天。我們隻剩下60生丁。我們用這點兒錢買了半磅麵包，然後在上麵抹上一層蒜泥就著吃。這麽幹的目的是，蒜味兒會一直留在嘴邊，給人造成一種剛剛吃過飯的假象。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植物園裏坐著。伯裏斯用小石子兒打馴養的鴿子，卻總是打不著。坐得無聊了，我們倆又在信封背麵寫菜譜。我們倆太餓了，除了吃的東西，腦子裏想不出別的。我還記得伯裏斯最後為自己點的那幾道菜：12隻生蠔、一碗俄羅斯甜菜湯（湯是紅色的，上麵漂著一層奶油，很美味）、一份龍蝦、一份羊油布丁、一份李子燉牛肉、幾個新土豆、一份沙拉、一份羅克福羊乳酪，外加一升勃艮第葡萄酒和一些陳釀白蘭地。
伯裏斯在吃這方麵可以說是頗具國際口味。後來，我們發達時，我還偶爾見他毫不費力地胡吃海喝一頓。
錢用完了，我也不再找工作了，又餓了一天。我不相信那家傑漢·科塔德小客棧真的會開張營業。我也沒了別的盼頭，我太懶了，一動也不想動，每天都在**躺著。突然，我的命運就發生了轉變。那天晚上，10點鍾左右，我聽到街上有人急不可耐地大嚷大叫。我下了床，走到窗前，是伯裏斯。他正朝我揮舞拐杖，熱情地微笑。他從口袋裏拽出一塊彎彎曲曲的麵包，扔給我，然後才開始說話：
“夥計，我親愛的夥計，咱們得救啦！你猜是怎麽回事？”
“還能是怎麽回事，你找到工作啦！”
“在X酒店，就在協和廣場附近。一個月500法郎，還管吃。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哦，上帝，我吃得那個美啊！”
拖著他那條瘸腿工作了10個或者12個小時後，伯裏斯首先想到的是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我。他走了三公裏，來到了我的旅館下麵。還有，他讓我第二天中午他歇班的時候在杜伊勒裏公園等他，說不定他能給我偷出點兒吃的來。按照約定時間，我去了，看到伯裏斯正在一張長椅上坐著。他解開外套，拿出一張皺巴巴的大報紙，裏頭有一些切碎的小牛肉、一塊楔形卡門貝幹酪、一塊麵包和一塊長條蛋糕，它們全部混在了一塊兒。
“哦，”伯裏斯說，“我就能給你偷這麽多了。看門的那家夥是個狡猾的人。”
在公共場合從報紙裏拿東西吃的確挺丟臉，特別是在杜伊勒裏公園這樣的地方。這地方漂亮姑娘很多，但我餓壞了，管不了那麽多了。吃的時候，伯裏斯跟我說，他在X酒店的那間咖啡廳上班，也就是英語裏所說的茶水飲料調製室。他工作的那間咖啡廳似乎是酒店中最低級的，對一個以前當過侍者的人來說，可以說地位是一落千丈。不過話說回來，先在那兒湊合幹著，等傑漢·科塔德小客棧開張以後再過去。就這樣，每天我都會在杜伊勒裏公園等他，每天他都會大著膽子盡量往外多偷些東西。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三天，每天我都靠伯裏斯偷出來的食物活著。然後，我們的苦難結束了，因為X酒店有個洗碗工辭職不幹了。在伯裏斯的推薦下，我得到了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