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wo 人一旦放縱夠了，他就需要工作 有感而發的階級論
從曼德勒到威根路途遙遠，為什麽要走這條路，一下子說不清。
在本書前麵的章節中，我零碎地記述了我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煤礦區的所見所聞。我去那裏，部分是因為我想看看最嚴重的大規模失業是什麽樣，部分是為了近距離看看最典型的英國工人階級地區。這是我走向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為在確定自己是否真正支持社會主義之前，必須確定目前的情況究竟還能不能忍受，必須對階級這一極度困難的問題采取一個明確的態度。在這裏我要談點題外話，解釋一下我自己對階級問題的態度是如何形成的。這顯然需要寫點自傳性的內容。我會這麽做，是因為我覺得我在自己的階級，更確切地說是個亞級中，足夠典型，具有一定代表意義。
我出生的階級，可以稱為上層偏下中產階級。上層中產階級的全盛時期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吉卜林是它的桂冠詩人。當維多利亞時代的繁榮消退後，就成了遺留下來的一堆殘跡。或許最好改一下這個比喻，不該形容成堆，而是一層——年收入在三百英鎊到兩千英鎊之間的一層社會。我自己的家庭就離這個最低水準不遠。你注意到了，我是用金錢來定義它的，因為這個辦法總是能最快就讓你明白。然而，英國階級製度的關鍵在於，它並非完全能用金錢來解釋。粗略說來，它是一個金錢等級，但也滲透著一種陰魂不散的種姓製度，很像一棟偷工減料的現代平房，飽受中世紀幽靈的糾纏。因此，上層中產階級的收入可以，或者以前可以低至一年三百英鎊——這個收入，比僅僅是中產階級而無社會名望的人還要低得多。可能在有些國家，你可以從一個人的收入預測他的觀念，但是這在英國不妥，你一定還要考慮他的傳統。一位海軍軍官和他的食品供應商很可能收入相同，但他們不可相提並論，隻有在非常大的問題上，比如戰爭和大罷工，他們才會持相同立場——甚至可能連這時候也不會。
當然，上層中產階級現在顯然已經完蛋了：在南英格蘭的所有鄉鎮，更別提肯辛頓和厄爾斯苑淒涼的荒野。那些見證過上層中產階級輝煌時期的人，正要懷著對這個不講規矩的世界隱隱的怨恨而死去。每每翻開一本吉卜林的書或者走進一家上層中產階級曾經最愛、時時光顧的巨大而無趣的商店，我無不想到“滄海桑田，瘡痍滿目”。但在戰前，上層中產階級盡管已經不再富庶，卻仍然頗有自信。在戰前，你要麽是紳士，要麽不是，如果你是紳士，不管收入多少，都要努力表現得像個紳士。年收入四百英鎊的人和兩千英鎊甚至一千英鎊的人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但這是年收入四百英鎊的人們竭力忽視的一道鴻溝。上層中產階級的顯著標誌大概是：它的傳統是決不從事商業，而主要從事軍事、機關、專業工作。
這個階級的人並不擁有土地，但他們覺得在上帝眼中，他們是土地的所有者，於是通過進入專業領域和軍事部門而非做生意，來維持半貴族的表象。以前，小男孩們會數盤子裏的李子核，高喊著“陸軍、海軍、教堂、醫藥、法律”來預測命運，其中，就算“醫藥”也要比其他幾個略低一等，隻是為了對稱才放進去的。處在一年四百英鎊的水平，卻還屬於這個階層是樁怪事，因為這意味著你的紳士風度幾乎純粹是理論上的。可以說，你同時生活在兩個層麵。理論上你對仆從無所不知，也明白如何付他們小費，盡管實際上你隻有一個、最多兩個家仆。理論上你知道要怎麽穿衣怎麽點餐，盡管實際上你從來請不起像樣的裁縫，進不起像樣的餐館。理論上你知道如何騎射，盡管實際上你沒馬可騎，也沒有一英寸土地可供射擊。正是這一點解釋了印度（近來是肯尼亞、尼日利亞等）對於上層偏下中產階級的吸引力。去那裏當兵當官的，並不是賺錢去的，因為士兵和官員不要錢。他們去那兒是因為印度有便宜的馬匹、自由的射擊和成群的黑仆，扮起紳士來多麽容易。
我所說的這種寒酸的紳士家庭，比任何貧困線以上的工人階級家庭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貧窮。房租、衣服、學費是無盡的噩夢，每一樣奢侈品，甚至一杯啤酒，都是不正當的揮霍。幾乎全部的家庭收入都用來充了門麵。很明顯，這種人處在一個反常的位置，人們可能忍不住想把他們僅僅當作例外，因而無足輕重，一筆勾銷。但實際上，這類人有，或者曾經有不少。比如說，大部分的神職人員和老師，幾乎所有的英國駐印官員，一些士兵和水手，不少專業人士和藝術家，都屬此類。但這個階層真正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減震器。對於真正的資產階級，那些年收入兩千英鎊以上的階層，他們的錢就是一層厚厚的軟墊，隔開他們與他們所剝削的階層。他們每每想到下等人時，想的無不是雇員、仆人和生意人。但對於下麵那些，靠實際上相當於工人階級的收入努力過著上流社會生活的窮鬼來說，就大不一樣了。最低等的那些上層階級被迫與工人階級進行密切的、某種意義上也是親密的接觸。而我懷疑，傳統的上等人對“平民”的態度就是從他們這裏衍生出來的。
這是什麽樣的態度呢？這態度就是竊笑的高人一等和不時爆發出的惡毒仇恨。看看過去三十年間的任何一本《笨拙》就知道。你會發現，它處處都想當然地以為，工人階級本身就是個可笑的形象，隻有少數時候，當他表現出過於興旺的跡象時，就不再是一個可笑的形象，而成了魔鬼。浪費口水來批評這種態度沒有作用，而應該考慮一下這是怎麽產生的。為此，必須認清工人階級在那些生活在他們之間、卻有著不同的習慣和傳統的人們眼中是什麽樣的。
一個寒酸的紳士家庭和一家生活在全是黑鬼的街上的“貧窮的白人”處境差不多。在這樣的環境下，你必須要堅持自己的紳士教養，因為這是你唯一擁有的東西。同時，人們討厭你的傲慢、腔調和舉止，這給你貼上了統治階級的標簽。我第一次意識到階級之分時還很小，不超過六歲。在那之前，我心中的大英雄一般都是工人階級，因為他們似乎總是做著十分有趣的事情，比如漁夫、鐵匠、泥瓦匠。我記得在康沃爾的一家農場上有一個幫工，在他們種蘿卜時，常常讓我坐在播種機上，有時還會抓羊擠奶給我喝；隔壁修新房的工人，讓我玩濕灰漿，還教會了我“渾蛋”這個詞；我還常和街上水管工的孩子出去掏鳥窩。但沒過多久，我就被禁止和水管工的孩子玩了。他們是“平民”，我要離他們遠一點兒。你要說這是勢利眼也對，但這也是必須的，因為中產階級不能讓自己的孩子長大說一口下流話。所以，很早的時候，工人階級就不再是友善而神奇的種族，而成了敵人的種族。我們意識到他們討厭我們，但我們從來不明白是為什麽，自然而然地歸為純粹的惡意。對於年少的我來說，幾乎對於像我家這樣家庭的所有孩子來說，“平民”幾乎不算人。他們麵目凶惡、聲音駭人、舉止粗魯，他們討厭所有不同於他們的人，他們逮到一星半點機會，就會殘忍地侮辱你。這就是我們對他們的看法，盡管是錯誤的卻可以理解。因為必須記住，在戰前，英格蘭公然的階級仇恨要比現在厲害得多。在那些日子，你很可能僅僅因為長得像上流社會的一員就受到侮辱。現在，恰相反，你更可能受到逢迎。任何三十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那時候衣冠楚楚的人走過貧民窟的街道，不遭痛罵是不可能的。大城鎮裏整片整片的區域都被視為不安全，因為有“阿飛”（現在幾乎絕跡了），倫敦到處都有小混混，嗓音洪亮，口無遮攔，讓那些不屑於回嘴的人痛苦不堪。我小的時候，放假時一個盤踞心頭的恐懼就是那幫“痞子”，他們可能會五對一或者十對一地來打你。不過，上學的時候是我們占多數，而“痞子”受壓製，我記得1916—1917年那個寒冷的冬天發生了好幾場野蠻的群架。而上下階層之間這種公開的敵對顯然已至少持續了一個世紀。60年代，《笨拙》上一個典型的笑話就是一幅圖片，畫著一個神情緊張的小個兒紳士，騎馬穿過一條貧民窟的街道，一群街頭混混圍到他身邊，大吼著：“這兒來了位大老爺！我們來嚇嚇他的馬！”想想看，現在那些混混哪敢去嚇他的馬！他們更有可能圍著他，巴巴地希望他打賞吧。過去十幾年間，英國的工人階級以駭人的速度馴順起來。這是注定的，因為失業的可怕武器嚇住了他們。在戰前，他們的經濟地位相對強勢，因為盡管沒有救濟金可以依靠，失業率卻不高，老板階層的權利不像現在這般明顯。人們不會在每次羞辱一個“花花公子”的時候，看到毀滅虎視眈眈地注視著自己，那麽他自然就會在任何安全的時候，真去羞辱“花花公子”。G.J．雷尼爾在他關於奧斯卡·王爾德的書中指出，在王爾德的審判之後爆發的奇怪而下流的蓬勃怒火，本質上有著社會意義。“倫敦的暴民們”將上流社會的一員打了個措手不及，那他們就會挖空心思一直讓他難堪。這一切都是自然甚至恰當的。如果你像過去兩個世紀中人們對待英國的工人階級那樣對待誰，你肯定能料到他們會因此而怨恨。另一方麵，如果寒酸的紳士家庭的孩子們懷著對工人階級的憎恨長大，也是無可指責的。因為對他們而言，是一幫無事生非的“痞子”代表著工人階級。
但還有一樁更為嚴重的困難。這之中蘊含著西方等級之分的真正秘密——為什麽一個生長於資產階級的歐洲人，即使自稱共產主義者，也無法輕易地平等對待工人的真正原因。這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出來，現在的人怕說這四個字，但在我的童年時代，可是被隨意宣揚的。這四個字是：下等人臭。
這就是教給我們的信條——下等人臭。而這顯然成了你無法逾越的障礙。因為所有喜不喜歡的感覺都要建立在生理感覺之上。種族仇恨，宗教仇恨，教育、秉性、智力甚至道德準則的差異，統統可以克服，但生理上的排斥無法克服。你可以對殺人犯或**犯產生感情，但你沒法對口臭——我是指習慣性口臭的人產生感情。不管你如何真誠地祝福他，不管你多麽欽佩他的心智和品格，隻要他口中惡臭，他就叫人討厭，在你內心深處你就會憎惡他。一般的中產階級從小認為工人階級無知、懶惰、酗酒、粗魯、不可靠，或許並沒什麽大不了，隻有他從小認為他們髒，才要命。我小時候，人們就教導我們認為他們髒。從很小的時候，你就習得了這個想法，認為工人階級的身體上有種說不清的可惡之處，除非逼不得已，你就不會靠近他。你看見大汗淋漓的挖土工人扛著鋤頭走過街道；你看到他褪色的襯衫和結著十年灰塵的硬邦邦的褲子；你想到那下麵一層層一團團的破布，還有，所有衣物下沒洗過的身體，全身都是棕色的汙垢（我以前就是這麽想象的），散發著強烈的、熏肉般的惡臭。你看到一個流浪漢在溝裏脫掉靴子——呸！你沒有認真想過，或許這個流浪漢並不願意這麽雙腳漆黑。就連你明知十分幹淨的“下等人”——比如仆人——也微微倒人胃口。他們汗水的氣味，他們皮膚的紋理，都和你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區別。
每一個從小說話都帶H音，住在有浴室和一個仆人的房子裏的人，都可能從小懷有這種感覺，所以造就了西方階級之分不可逾越的鴻溝。奇怪的是，人們甚少承認這一點。我眼下隻能想到唯一一本對此直言不諱的書，就是薩默塞特·毛姆的《在中國的屏風上》。毛姆先生描述了一位中國的高級官員來到一家路邊酒館的情景，他大吼大叫，痛罵在場眾人，以此讓他們記住，他是個達官貴人，他們隻是螻蟻。五分鍾後，他自感掙足了麵子，便吃起飯來，和挑夫們親熱交談。作為官員，他覺得自己需要讓人們認識到自己的身份，但他並不認為挑夫們和他天生不同。我在緬甸見過無數類似的情形。蒙古人中——就我所知，是所有亞洲人中——有一種自然的平等，人與人之間有著輕鬆的親密，這在西方根本無法想象。毛姆先生補充道：
在西方，人以群分靠的是我們的嗅覺。工人是我們的主人，喜歡用鐵腕統治我們，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有些發臭：沒有人會對此感到奇怪，因為當你必須匆匆忙忙趕在工廠上班鈴響之前去做工時，還要在清晨洗個澡可不是什麽痛快的事情，搞重體力勞動也不是什麽愜意的事。假如星期天的浣洗都必須由一個牙尖嘴利的妻子來做，那你也會盡量避免勤換內衣。我不會因為工人發臭而責怪他們，但他確實臭。對於一個鼻孔靈敏的人，這就造成了社交上的困難。以一個清早的浴盆劃分等級，比用出身、財產或者教育更為有效。
那麽，“下等人”真的臭嗎？當然，整體而言，他們是要比上層階級髒些。想想他們生存的環境，他們沒法不臭，因為即使到今天，英格蘭也有一半以上的房子裏沒有浴室。另外，每天洗澡的習慣是最近才在歐洲興起的，工人階級又普遍比資產階級要保守些。但英格蘭人明顯越來越幹淨了，我們可以希望，一百年內，他們幾乎能像日本人一樣幹淨。實在遺憾，有些人往往把工人階級理想化，認為必須讚頌工人階級的方方麵麵，因此必須假裝肮髒本身也值得頌揚。比如切斯特頓的教徒就會覺得，髒是健康，是“自然”，幹淨不過是時髦，頂多算是奢侈。（照切斯特頓的話說，髒不過是一種“難受”，因此算作苦修。不幸的是，髒主要是在讓別人難受。髒的人自己並不會真有什麽難受的——遠比不上大冬天的早上洗冷水澡那樣難受。）他們似乎不明白，他們這樣隻是助長了這個說法：工人階級是自主選擇了髒，而非迫不得已。實際上，一般能洗澡的人都會洗澡。但關鍵在於，中產階級人士認為工人階級髒——從上文引述的話可見，毛姆先生自己就這麽認為——更糟糕的是，認為他們是天生就髒。童年時，我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就是從一個挖土工人喝過的瓶子裏喝水。有一次，我十三歲，搭乘一輛從集鎮過來的火車。三等車廂裏擠滿了賣牲口的牧羊人、養豬人。有人拿出一誇脫瓶的啤酒，傳給大家，瓶子在一張張嘴間傳遞，每個人都喝一口。我沒法形容那個瓶子向我傳來時的那種恐懼。如果在這麽多下層男性的嘴喝過之後，我還從中喝水，我肯定我會吐的；另一方麵，如果他們遞給我，我也不敢拒絕，因為害怕惹怒他們，從這裏你就可以看出中產階級的潔癖叫人多麽為難。現在，謝天謝地，我沒有這樣的感覺了。工人的身體本身對我來說，不會比百萬富翁的身體更惡心。我仍然不喜歡從別的男人喝過的杯子或瓶子裏喝水——我是指別的男人，女人我不介意——但是至少和階級問題無關。是和流浪漢勾肩搭背治好了我。作為英格蘭人來說，流浪漢其實不算很髒，但他們髒名在外，當你和流浪漢共睡過一張床，喝過同一個鼻煙罐裏的茶後，你就會覺得已經見識過最糟糕的事，再怎麽糟糕也嚇不倒你了。
我之所以糾纏於這些問題，是因為它們極為重要。要擺脫階級之分，你必須從理解一個階級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開始。光是說中產階級“勢利”然後就此作罷，是沒用的。如果不認識到勢利是依附於一種意識理念，你就沒法更進一步。中產階級的孩子從小就學著要為國捐軀，也幾乎同時學會了洗澡洗頭，並且鄙視“下等人”，所謂的勢利就是從這種早期訓練衍生出來的。
可能人們要怪我落後於時代，因為我的童年是在戰前和戰中，可能有人要說，如今的孩子們從小接受著更加開明的觀念。確實，今時今日階級矛盾大概沒有以往那麽嚴重了。工人階級以往公然流露敵意，現在則順服了，戰後製造的廉價衣物和整體態度的軟化，都淡化了表麵的階級區別。但毫無疑問，核心感覺仍然存在。每一個中產階級人士都有隱而未發的階級偏見，隻要一件小事，就足以挑起，而且四十歲以上的人很可能篤信自己的階級為下麵的階級做出了犧牲。告訴一個紳士出身、不善思考、竭力靠一年四五百英鎊撐著門麵的普通人，他是寄生蟲似的剝削階級的一員，他會覺得你瘋了。他會衷心向你指出，在好多方麵他還不如一個工人過得好。在他眼中，工人們不是受壓迫的奴隸種族，而是一股邪惡的洪流，洶湧而上，要吞噬他、他的朋友他的家人，要掃除一切文化和一切體麵。因此，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警惕不安，憂心工人階級恐怕過於興盛。戰爭剛剛結束，煤價居高不下時，有幾期《笨拙》便登載了一幅圖片，畫著四五個麵目陰鷙的礦工開著一輛廉價汽車。一個朋友路過時，大聲問道，他們從哪兒借的車？他們答道：“我們買的這玩意兒！”你看，這就足夠上《笨拙》了，因為礦工居然買了輛汽車，哪怕是四五個人坐一輛車，也是大逆不道，是違反自然的罪行。十幾年前就是這般態度，而且我沒有發現有證據表明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工人階級已經被失業救濟金、養老金、免費教育等徹底慣壞了，道德淪喪、無可救藥這種觀念仍然廣有擁躉；或許，最近認識到失業問題確實存在這一點，讓它稍有鬆動。對於很多中產階級人士，很可能對於大部分五十歲以上的人來說，典型的工人形象還是騎著摩托車趕往勞介所，用浴缸放煤的那種，以及用輕蔑的口吻說，你能相信嗎，親愛的，他們真的領著失業救濟金就敢結婚！
階級仇恨看似在減少的原因在於——現在書麵上不太提了——部分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拐彎抹角的習慣，部分是由於報紙甚至書籍現在都要迎合工人大眾。通常，私人談話最適合研究階級仇恨。但如果你想要些白紙黑字的例子，已故的聖茨伯裏教授的附論值得一看。聖茨伯裏是一位博學之士，按一定標準來看，也算是一位高明的文學評論家，但談到政經問題時，他與同階級其他人的區別僅僅在於他臉皮太厚，年歲太高，已經絲毫不覺得有什麽理由要顧及普通禮貌。照聖茨伯裏的話說，失業保險僅僅是“為供養一群啥也不幹的懶漢做貢獻”，整個工會運動不過是一種有組織的乞討：
“乞丐”作為一個詞來說別人，現在幾乎可以被起訴了，不是嗎？盡管，就全部或部分地被他人供養這個意義上說，成為乞丐就是我們國民中大部分人，還有一整個政黨的熱切抱負，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了。
（《第二本剪貼簿》）
但要注意，聖茨伯裏承認失業是必然存在的，實際上，認為它應該存在，隻要能盡量折磨失業者就好：
難道“臨時”勞動力通常不是一個安全穩固的勞動體係的核心奧秘和安全閥嗎？
……在一個複雜的工商業國家，工資穩定的持續就業是不可能的，而以堪比就業工資的失業救濟金來救助失業者，一開始就會引人墮落，遲早要走向滅亡。
（《最後一本剪貼簿》）
在沒有臨時工作可幹時，“臨時勞動力”具體又會怎麽樣並沒說清。想必（聖茨伯裏讚同“好的窮人法律”）他們得去濟貧院或者睡大街。至於每個人都“至少應該有機會糊口”這種觀念，聖茨伯裏不屑地批駁道：
就連“生存的權利”……最多也止步於保護人們不被謀殺的權利。慈善肯定會，道德可能會，公共設施或許應該增加此類額外的保護條款，維持生命的延續，但嚴格的正義是否必須如此，就值得商榷。
至於說，因為生在了某個國家，就對這個國家的土地有了所有權這樣的瘋言瘋語，簡直不值一駁。
（《最後一本剪貼簿》）
最後這段話的美好內涵，值得好好思考一下。這種段落在聖茨伯裏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它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它們竟然能夠出版。大多數人都有些不好意思把這種話落實到白紙黑字上。但聖茨伯裏此處所說，正是任何一個每年穩穩當當領著五百英鎊的小螻蟻心中所想。因此，某種意義上人們肯定佩服他說了這話。公然做這樣的卑鄙惡棍，可是要不少勇氣的。
這就是一個公然承認的反動分子的意見。但那些觀點不反動反而“進步”的中產階級又如何呢？在革命的麵具下，他和其他人是否真有多麽不同？
中產階級人士可能會全心接納社會主義，甚至加入共產黨。這能有多少真正的差別？顯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之中，他不得不繼續賺錢生活，如果他堅持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也無可厚非。但他的品位、他的習慣、他的舉止、他想象的背景——用共產主義的行話說，叫作他的“意識形態”，有沒有變化？他除了現在會在選舉中投票支持工黨，或者等有可能的時候，支持共產黨，還有什麽變化嗎？可以看到，他仍然習慣性地與自己的階級來往。到他家的，主要是把他當作危險的布爾什維克的他自己階級中的成員，而少有理應讚同他的工人階級的成員。他對於食物、美酒、衣著、書籍、電影、音樂、芭蕾的品位，仍然是明顯的資產階級品位，最重要的是，他定然與自己的階級聯姻。看看隨便哪個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看看X同誌，大不列顛共產黨的一員，《寫給嬰兒的馬克思主義》的作者。X同誌，恰恰就是一個老伊頓校友。他雖然樂意戰死街壘，至少理論上樂意，但你注意到，他仍然沒有扣馬甲最底下的那顆扣子。他把無產階級視為理想，但顯而易見，他的習慣完全不同於他們。或許有一次，純粹是為了做個樣子，他會不撕標簽就抽雪茄，但要他就著刀尖把奶酪送進嘴裏，或者戴著帽子坐在屋裏，甚至從茶托裏喝茶，這些幾乎在生理上就不可能。我認識不少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我聽過他們幾小時的長篇大論，反對自己的階級，然而我從來沒有見過有誰學了無產階級的餐桌禮儀。可畢竟，為什麽不行呢？為什麽一個認為天下美德盡在無產階級的人，仍然要不辭辛苦地靜悄悄地喝湯？這隻能是因為，在他心裏，他覺得工人階級的舉止令人惡心。所以，你看，童年時大人教他厭惡、恐懼、鄙視工人階級，他現在仍然受到這份童年訓練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