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扮流浪漢

十四五歲時，我是個可惡的小勢利眼，但我這個年紀這個階級的其他男孩也好不到哪兒去。我估計，全世界沒有哪個地方能像英格蘭的公學那樣，勢利無處不在，並以如此精細而微妙的方式培養著勢利。至少在這一點上，不能說英格蘭的“教育”失職。離開學校不出數月，你就忘了拉丁語和希臘文——我學了十幾年的希臘語，而現在，三十三歲的我連希臘字母表也背不出——但你的勢利，除非你像根除藤蔓植物一樣堅持不懈地根除它，否則它就會一直伴隨你到死亡。

在學校裏，我處境艱難，因為我周圍的男生們大多都比我富裕得多，我能去一家昂貴的公學，純粹是因為我正巧得了一份獎學金。這是上層偏下中產階級子弟的普遍經曆，包括神職人員、英國駐印官員等人的兒子，它對我的影響大概也不例外。一方麵，它使我越發堅持自己的紳士教養；另一方麵，它讓我對那些父母比我父母有錢，並特意讓我知道這點的男生們充滿了怨恨。我鄙視一切不能稱為“紳士”的人，但我也討厭那些卑鄙的富人，尤其是為富不久的那些。我覺得，正確而高雅的做法是出身紳士家庭但是沒什麽錢。這是上層偏下中產階級信條的一部分，帶著一種流亡的詹姆斯黨式的浪漫感覺，給人慰藉。

但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的這些年，學校經曆了一段奇怪的時期，因為英格蘭一個世紀以來，或者從那以後，從沒如此接近革命。一陣革命的熱情幾乎席卷全國，此後盡管消退淡忘了，卻也沉澱下了豐富的東西。最主要的，盡管當時的人們無法預見，但是戰爭直接造成了青年對長輩的反抗。戰爭時期，青年蒙受犧牲，老人們的表現即使時隔這麽久，還是令人發指。他們躲在安全地帶，故作嚴厲，盡顯愛國之情，而他們的兒子在德軍的機關槍下如一茬茬稻草般倒下。而且，戰爭主要由老人指揮，卻指揮得一塌糊塗。到1918年，所有四十歲以下的人都對長輩沒了好氣兒，戰鬥之後反戰情緒自然高漲，演變成了一場普遍的對正統和權威的反抗。那時候，年輕人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時髦，就是憎恨“老頭子”。“老頭子”掌權造成了人類所知的每一樁罪惡。每一項約定俗成的東西——從斯科特的小說到上議院——僅僅因為“老頭子”支持，就都受到了嘲弄。有幾年，做當時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成了一時風尚。英格蘭充滿了半生不熟離經叛道的觀念。和平主義、國際主義、各式各樣的人道主義、自由**、離婚改革、無神論、控製生育——這樣的東西都廣為流傳，遠超正常時期。當然，革命情緒也感染了那些年紀太小沒法鬥爭的人，甚至感染了公學裏的男生們。那時候，我們全都以為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進步人士，丟掉了可惡的“老頭子們”強加給我們的所有正統思想。基本是我們還保持著我們階級的勢利觀念，我們就想當然地認為可以找到輕鬆的工作，繼續領取自己的俸祿，但我們又自然地覺得要“反政府”。

我們嘲笑軍官訓練隊、基督教，或許甚至包括義務運動和皇室。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隻是加入了一場世界性的反戰姿態。有兩件事情我記憶猶新，可以證明當時那怪異的革命熱情。一天，教我們語文的老師給我們做了一個常識考試，其中一個問題是：你認為尚在人世的十位偉人是哪些？我們班裏平均年齡十七歲的十六個男生中，有十五位都把列寧寫了進去。這是一所勢利而昂貴的公學，時間是1920年，可是俄國革命在眾人腦海中依然鮮活。還有一件事情是1919年所謂的和平慶典。我們的長輩替我們決定了，我們應該用傳統方式慶祝和平，為敵人倒台歡呼。我們要手舉火把，齊步走近校園，高唱《不列顛萬歲》這類沙文主義歌曲。那些男生們——我覺得這是他們的光榮——則把整個過程變成了惡作劇，和著規定的旋律唱著大逆不道的煽動性詞句。我懷疑現在還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現在見到的公學裏的男生，哪怕是聰明的那些，觀點也肯定要比五十年前我和我的同時代人右傾得多。

因此，十七八歲的我既是勢利眼也是革命分子。我反對一切權威。我讀過而且是反複讀過蕭伯納、威爾斯、高爾斯華綏（那時仍然被視為危險的“進步”作家）出版的所有作品，我輕率地自稱社會主義者。但我不太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麽，也不認為工人階級是人。通過書本這一媒介——例如傑克·倫敦的《深淵裏的人們》——我可以遠遠地為他們的苦難而痛苦，但每當我靠近他們時，我仍然討厭他們、鄙視他們。他們的口音仍然讓我反胃，他們習慣性的粗魯仍然讓我惱火。要記住，戰爭剛剛結束那時候，英格蘭的工人階級滿懷鬥爭情緒。那是大罷工的時期，礦工被視為魔鬼的化身，老太太們每晚都要查看一下床底下，唯恐羅伯特·斯邁利躲在那裏。整個戰爭期間，以及之後的一小段時間，工資很高，就業充足，而這時事情要回到正常水平以下，工人階級自然要抵製。作戰的人們當初是受到虛妄的美好承諾**而參軍的，這時回到家鄉，卻發現這是一個沒有工作甚至沒有房子的世界。而且，他們打過仗，是帶著戰士的生活態度返鄉的，也就是雖然有紀律，但根本上不講王法的態度。空氣中彌漫著動**的情緒。那時候流傳著一首歌，副歌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世事都無定論，

除了富人越富，窮人生子。

與此同時，

在這之間，

我們不是玩了個痛快嗎？

人們還沒有習慣一生失業，靠一杯接一杯的茶澆愁。他們還在隱隱期待著他們為之奮戰的烏托邦，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肆無忌憚地表示對上層社會的敵意。於是，對於資產階級的減震器——比如我自己這樣的人來說——“平民”仍然是一副粗野又討厭的樣子。回想那段時光，我似乎把一半的時間用來抨擊資本主義製度，另一半用來對公交售票員的傲慢無禮憤憤不平。

我還不到二十歲就去了緬甸，進了印度帝國警署。在緬甸這樣的“帝國前哨”，乍一看階級問題已被束之高閣。這裏沒有明顯的階級摩擦，因為最要緊的不在於你進沒進過正經學校，而在於你的皮膚嚴格說來白不白。實際上，緬甸的大多數白人，都不是在英格蘭稱得上“紳士”的那類，但除了普通士兵和幾個身份曖昧的人，他們都過著“紳士”生活，也就是，有仆人，而且稱晚飯為“晚餐”，正式地說，他們都被視為同一個階級。他們是“白種人”，與之對應的另一個低等階級，是“本土人”。但人們對“本土人”的感覺和國內對“下等人”是不同的。關鍵在於“本土人”，至少緬甸人，不讓人感到生理上的反感。你會因為他們是“本土人”而瞧不起他們，但很樂意與他們有肢體上的親密接觸，而且我注意到，即使懷有最惡毒的人種偏見的白人也是如此。你有了很多仆人，就會很快養成懶惰的習慣。比如，我自己就習慣性地讓我的緬甸小童為我穿衣寬衣。這是因為他是緬甸人，卻不惡心，我可受不了讓一個英國男仆以那樣親密的方式服侍我。我對緬甸人的感覺幾乎和對女人一樣。和大多數其他種族一樣，緬甸人也有一種特殊的氣味——我描述不出來，那是一種讓人牙疼的氣味——但這氣味從不叫我惡心。某種意義上我的態度情有可原，因為如果麵對事實，就必須承認，大多數東方人比大多數白人的身體更為健美。緬甸人皮膚如絲般光滑而又結實，直到四十歲才會起皺，就算那時，也不過是像一片幹皮革一樣幹枯，對比一下，白種人的皮膚粗糲、鬆弛又下垂。白人腿上、胳膊背麵都生有細軟而醜陋的毛發，胸前也有醜陋的一塊。緬甸人隻在適當的地方生有一兩簇剛硬的黑毛，其餘地方都很幹淨，通常也不長胡須。白人幾乎都會謝頂，緬甸人則很少或根本不會。緬甸人牙齒完美，雖然被檳榔汁染了顏色，白人的牙齒毫無例外會腐壞。白人通常體形不佳，胖了以後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鼓起來，蒙古人骨架優美，到了晚年也幾乎和年輕時體形一樣。誠然，白人之中也有些出類拔萃之人，有幾年美麗無比，但總體上，不管你怎麽說，他們確實遠遠比不上東方人標致。但我並非是因為這些才覺得英格蘭的“下等人”比緬甸的“本土人”討厭得多，而是仍然受製於我早年習得的階級偏見。我二十出頭時，曾短時間地受到英國部隊的吸引。當然，我對列兵又敬又愛，像任何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長自己五歲、孔武有力、愉快活潑，胸口還佩戴著世界大戰勳章的青年又敬又愛一樣。然而，他們終究還是微微讓我討厭。他們是“平民”，我不願意太過接近他們。在炎熱的早上，連隊齊齊走過馬路，我自己和一位初級中尉跟在後麵，前麵百十來人的身體上騰起的熱氣令我胃裏一陣翻騰。而你明白，這純屬偏見。因為士兵在生理上不會比任何白人更引人反感。他們大多年輕，飽受新鮮空氣和鍛煉的洗禮，幾乎總是很健康，嚴明的軍紀也迫使他們保持幹淨。但我不這樣看。我隻知道，我聞到的是下等人的臭汗，一想到這兒就讓我惡心。

後來我擺脫了階級偏見或者部分偏見，這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曆時數年。一件事情改變了我對階級問題的看法，但它與這個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幾乎是毫不相幹。

我在印度警署待了五年，五年後，我懷著一種說不清的怨恨，憎惡起了我所服務的帝國主義。在英格蘭的自由氣氛中，你無法完全理解這種事情。要憎惡帝國主義，你就必須成為它的一部分。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似乎是——也確實是——仁慈甚至必要的。毫無疑問，法國在摩洛哥的統治和荷蘭在加裏曼丹島的統治，也是如此，因為人們常常管理外國人勝於管理自己。但成了這種體係的一部分，就不可能不認識到它是一項不正當的暴政。就連厚顏無恥的駐印英國人也明白這點。他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張“本土人”的臉都讓他看清自己野蠻的入侵。大部分駐印英國人，遠不像英格蘭的人以為的那樣，對自己的地位洋洋自得，至少會時不時地出現不滿。從最意想不到的人口中、從高高在上的達官貴人、滿腹琴酒的老惡棍口中，我聽見了這樣的話：“我們當然根本沒有權利踏上這個該死的國家。隻是既然我們已經來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讓我們待著吧。”事實是，沒有哪個現代人內心深處會相信侵略他國、武裝鎮壓他國的人民是正確的。欺壓他國，是比經濟壓迫更明顯，更易於理解的罪惡。因此，在英格蘭，我們乖乖聽憑搶掠，讓五十萬一無是處的閑人享受奢華，但我們寧願拚盡最後一條命也不會受外國佬的統治。同樣，那些無功受祿卻無絲毫良心不安的人，也看得十分清楚，去一個不歡迎你的外國稱王稱霸，是錯誤的。結果是，每一個駐印英國人都受著罪惡感的折磨，雖然他平時都會竭力掩飾，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光是被人聽見說這些蠱惑人心的話就有可能損害他的前程。整個印度，都有英國人暗暗厭惡著他所屬的這個體係。隻有當他萬分肯定身邊夥伴沒有問題時，才會偶爾流露出暗藏的怨憤。我記得一個晚上，我和一個教育係統的人一起乘火車，他是個陌生人，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天氣太熱無法睡覺，我們就聊了一整晚。經過半個小時的小心試探，我們確定了彼此“安全”。然後，隨著火車慢慢顛簸著在漆黑的夜色中穿行，我們抱著酒瓶在鋪位上坐了幾個小時，痛罵大英帝國——從局內人的角度，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地痛罵它。這讓我們都痛快了。但我們說的是不能說的話，在疲憊的晨光中，火車慢慢駛進曼德勒，我們就像**的野鴛鴦一樣滿懷愧疚地分手了。

據我觀察，幾乎所有英國駐印官員都曾受過良心折磨。僅有的例外是那些所幹的工作有明確的用處、不管英國人占不占領印度都必須要幹的人。例如林業官員、醫生和工程師。但我在警署，也就是說我屬於真正的專製機器。而且，你在警署會近距離見證帝國的卑鄙行徑。真正實施這些卑鄙行徑和僅僅從中受益大不相同。大多數人都讚同死刑，但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幹劊子手的活兒。就連其他在印度的歐洲人也為警察不得不幹的野蠻行徑而鄙視他們。記得有一次，我在巡查派出所，一位和我十分熟絡的美國傳教士為了什麽事進來了。就像多數新教的傳教士一樣，他是個十足的傻蛋，但也是個相當不錯的人。我的一位本土副督察，正在欺淩一個嫌犯（我在《緬甸歲月》中描述過這個場景）。那位美國人看著這個場景，然後轉向我，若有所思地說：“我可不想做你這工作。”這讓我萬分羞愧。這就是我的工作！連一個美國傳教士這樣的傻蛋，一個來自美國中西部的滴酒不沾的老處男，都有權利看不起我，可憐我！但即使沒有人明明白白告訴我，我也一樣羞愧。我已經開始對整個所謂的正義機器產生了一種無法言表的厭惡。隨你怎麽說，但我們的刑法是件可怕的東西，在印度的法律要比英國的人道多了，可依然要鐵石心腸的人才能行使。那些蹲在拘留所惡臭的籠子裏的可憐囚犯，那些長期犯的灰暗畏縮的臉龐，那些遭到竹板鞭笞的傷痕累累的屁股，那些男性親屬被拘捕帶走時號啕大哭的婦孺——隻要你對這些事情負有任何形式的直接責任，它們就會讓你無法忍受。我見過一個男人接受絞刑，這對我來說比千百次謀殺還要可惡。每每進入監獄，我都會感到，自己像是被關在鐵欄後的囚犯，大多數到過監獄的人都是一樣的感受。在這個問題上，我當時想有史以來的任何罪犯都比絞刑官道德高尚。現在，我的想法依舊未變。當然，這種話我隻能悶在心裏，因為在東方的每一個英國人都被迫保持近乎絕對的緘默。最後我得出了一個無政府理論：懲罰總是比罪行本身危害更甚，隻要你不多管，可以相信人們自會言行得體。這當然是意氣用事的胡話。我當時不懂，現在明白了，保護和平的人民不受暴力侵害總是有必要的。在任何犯罪都有利可圖的社會，你都必須采取嚴刑峻法，而且無情地執行；否則就等著阿爾·卡彭吧。但執法人員心中都會不可避免地感到懲罰是邪惡的。我估計，即使在英國，很多警察、法官、獄警之類也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懷有揮之不去的隱秘恐懼。但在緬甸，我們實施的是雙重壓迫。我們不僅絞殺人民，把他們投進監獄，等等，同時我們還是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侵略者的身份來做的。緬甸人自己從未真正認可我們的司法權。被我們投進監獄的小偷並不認為自己是罪有應得的罪犯，他認為自己是受外國欺淩的受害者。他所受的刑罰僅僅是荒唐的毫無意義的殘忍行徑。在拘留所的粗柚木柵欄和監獄的鐵柵欄後，他的臉把這個想法表露無遺。不幸的是，我還沒能練得對人類的表情無動於衷。

1927年我休假回國時，已經半下了決心，要辭掉工作，剛一嗅到英國的空氣，我就拿定了主意。我不會回去與邪惡的獨裁統治同流合汙了。但我要的遠不止是逃離這份工作。五年來，我服務於一項壓迫製度，它讓我良心難安。數不清的難忘的臉——被告席上囚犯的臉，在死囚牢房等待行刑的人的臉，我欺侮過的下屬的臉，我嗬斥過的老農的臉，我暴怒之時抱以鐵拳的仆人和苦力的臉，都讓我難以忍受、折磨著我。我意識到千鈞之重的內疚壓在我身上，我必須贖罪。我估計這聽起來太誇張，但如果你在一個你完全不讚成的工作崗位上幹了五年，很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一切被我化簡為一個簡單的理論，就是被壓迫者總是正確，壓迫者總是錯誤。一個錯誤的理論，然而若你自己當了壓迫者，自然就會有這個結論。我感到，我不僅要逃離帝國主義，而且要逃離一切形式的人統治人。我想放低自己，一直低入被壓迫者的行列，成為他們的一員，站在他們那邊對抗暴君。而且，主要由於我不得不在孤獨之中思考一切，我對壓迫的憎恨已經到了格外深重的地步。在那時候，失敗對我像是唯一的美德。任何自我進步的嫌疑，甚至一年賺幾百英鎊這種程度的“成功”人生，都讓我覺得是精神上的醜惡，是欺淩的變種。

正是這樣，我的關心轉向了英格蘭工人階級。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一開始，這隻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類比。他們是象征性的不公的受害者，在英格蘭扮演著和緬甸人一樣的角色。在緬甸這個問題十分簡單，白人在上，黑人在下，因此自然而然要同情黑人。我現在認識到，沒有必要遠走緬甸去尋找暴政和剝削。就在這裏，在英格蘭，就在我們腳下，困苦的工人階級，受苦的方式雖然不同，苦難深重卻不輸於任何東方人。“失業”一詞被人人掛在嘴邊。在緬甸待過後，這對我來說多少有些新鮮，但中產階級的滿口胡話，比如“這些失業者都是自己無能”等都沒能騙到我。我常常懷疑，這種話是不是就連說話的傻瓜也騙不了。另一方麵，那個時期我對社會主義或任何其他的經濟理論都沒有興趣。當時在我看來隻要我們願意，經濟不公隨時可以停止，如果我們不想，就沒法停止，而如果我們真想讓它停止，采取什麽辦法不重要，現在我的看法也還是一樣。

但那時我對工人階級的情況一無所知。我讀過失業數據，卻不明白其中意義。最重要的是，我不明白這個核心事實：“體麵的”貧窮總是最可惡的。一個正直的工人在穩穩當當地工作了一輩子後，一朝被扔到大街上這種恐怖的厄運，他反抗自己並不理解的經濟法規，還有家庭的解體，鑽心的羞愧——所有這些都超出我的經驗範圍。想到貧窮，我想到的是殘忍的饑餓。因此我的思緒馬上轉向了極端事例，那些社會的棄兒：流浪漢、乞丐、罪犯、妓女。這是“底層的底層”，這些就是我想接觸的人。那時，我深深渴望著找個辦法徹底脫離這個體麵的世界。我為此深思熟慮，甚至計劃了部分細節：要怎麽賣掉一切，拋棄一切，更名改姓，除了一身衣服以外一無所有地開始生活。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會幹這種事，不僅有親戚朋友要考慮，而且就算真有什麽途徑，文化人能否做得出來也值得懷疑。但是至少，我走入了這些人之中，見識了他們的生活，暫時地融入了他們的世界。一旦我走近他們，被他們接納，我應該就觸到底層了，那麽——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即使那時我也明白這是非理性的——我的內疚就能消除一些。

經過考慮，我決定了自己要怎麽做。我要喬裝打扮，去萊姆豪斯和白教堂之類的地方，睡在普通旅館裏，結交碼頭工人、街頭小販、流離浪人、乞丐，如果可以的話，還有罪犯。我要弄清流浪漢的生活，了解與他們接觸的方法和進入臨時收容所的恰當步驟。然後，我覺得摸清情況後，就自己上路流浪去。

一開始並不容易。這意味著要喬裝打扮，我卻不擅偽飾。例如，我無法偽裝我的口音，反正最多隻能撐幾分鍾。我估計我一開口就會被認出來是個“紳士”，你看，英格蘭人的階級敏感性多可怕。於是我準備了一個慘遭厄運的故事，以免有人問起。我弄到了合適的衣服，把合適的地方弄髒。由於個子奇高，我喬裝起來很難，但是我至少知道流浪漢看起來什麽樣（順便說一下，沒幾個人知道這一點。看看《笨拙》上任何一幅流浪漢的圖片，那都是過時了二十年的）。一天晚上，我在一個朋友家裏做好了準備，於是出發往東逛去，來到萊姆豪斯考斯韋的一家旅館。這地方看起來又黑又髒。我是從窗戶上“給單身漢的好床位”的招牌上知道這是個旅館的。天哪，你不知道我聚集了多麽大的勇氣才敢走進去！現在看來這簡直可笑。但是你看，我那時還是有些害怕工人階級。我想接觸他們，我甚至想成為他們的一員，但我仍然把他們看成危險的異類。走進那家旅館漆黑的大門，對我來說就像是走下某個可怕的地下世界一樣——比如一條老鼠橫行的下水道。我走進去時，滿以為會發生一場打鬥。那些人會發現我不是他們的一員，會馬上猜測出我是來刺探他們的，然後他們會襲擊我，把我扔出去——這就是我的預想。我覺得我必須這麽做，但我覺得前景不樂觀。

進了門，一個穿短袖的男人不知從哪裏冒了出來。這是“代管掌櫃”。我告訴他，我想要張床過夜。我注意到，我的口音沒引起他的注意。他隻是要了九便士，然後就領我到了一間火光照明的泛著黴味兒的地下廚房。四周坐著一些裝貨工人、挖土工人和幾個水手，一邊玩國際跳棋一邊喝茶。我進來時他們幾乎沒有看我。但那是周六晚上，一個健碩的年輕裝貨工醉醺醺的，正在房間裏蹣跚踱步。他轉身見了我，歪歪倒倒地向我走來，一張大紅臉龐向前伸著，眼中放射出危險而狐疑的目光。我僵住了。看來打鬥近在眼前！下一刻，這個裝貨工就倒在了我胸前，胳膊摟著我的脖子。“喝杯茶啊，哥們兒！”他眼淚汪汪地喊著，“喝杯茶！”

我喝了一杯茶。這是一種洗禮。從那以後我的恐懼就煙消雲散了。沒有人盤問我，沒有人表現出無禮的好奇，每個人都禮貌而溫柔，自然而然地對待我。我在那家旅館裏待了兩三天，幾個星期後，我已經收集了一定的信息，了解了窮人的習慣，於是第一次上路流浪了。

所有這些我都在《巴黎倫敦冒險記》中描述過（書中所寫的所有事情幾乎都真實發生過，盡管有所調整），不再贅述。後來我還流浪過幾次更長的時間，有時是主動去的，有時是迫不得已。我一共在旅館裏住了幾個月了。但這第一次探險最是栩栩如生、印象深刻，因為那種陌生感——終於下來融入了“底層的底層”，與工人階級完全平等的陌生感。誠然，流浪漢算不得典型的工人階級。不過，當你置身於流浪漢中，你至少也融入了工人階級的一個部分——一個亞級。據我所知，此外你再沒有別的辦法辦到這件事。有好幾天，我和一個愛爾蘭流浪漢一起，徘徊於倫敦北部的郊區。我是他的夥伴，暫時的。我們晚上共宿一屋，他告訴我他的人生經曆，我告訴他一套我編造的人生經曆，我們輪流去看起來有希望的、會被施舍的房子前乞討，然後分掉乞討成果。我非常高興。我就在這裏，就在“底層的底層”之中，在西方世界的最基層！階級藩籬垮掉了，或者看似垮掉了。在這底下，這個肮髒的、實際上乏味得可怕的流浪漢的亞世界，讓我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冒險的感覺，回想起來荒唐可笑，當時卻意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