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與北方人

眼睛習慣了東部和南部的風貌以後，在一路向北而行時，要過了伯明翰才會意識到區別。在考文垂，你仿佛置身於芬斯伯裏公園，伯明翰的牛環購物區與諾維奇市場也不無相似，中部的所有城鎮之間，都綿延著別墅文明，與南部文明別無二致。隻有當你更往北走一點兒，到達陶瓷城鎮以北，才會開始遭遇工業文明真正醜陋之處——醜陋得如此可怕而醒目，可以說，讓你不得不服。

用醜陋來形容煤渣堆已經是最客氣的了，因為它實在太無章法太無作用，就像巨人的垃圾桶被打翻了，隨便在地上倒了一堆東西。礦鎮郊區的風景駭人，你的視野完全被參差不齊的灰色大山環繞，腳下是泥巴和灰燼，頭頂是條條鋼纜，載著煤渣缸緩緩跨過數英裏的村莊。渣堆常常起火，晚上你能看見紅色的火流左右蜿蜒，還有藍色的硫火緩緩移動，似乎早已奄奄一息，卻又總會死灰複燃。渣堆最終總會塌落，即使當它塌下，也隻有一種醜惡的棕色小草會在上麵生長，表麵仍然是那副起伏不平的樣子。威根的貧民窟裏有一堆渣堆用作操場，看起來就像波濤洶湧的海麵被突然凍住了，被當地人稱為“羊毛墊”。即使幾個世紀之後，曾經的煤礦上已經翻過了犁耙，也仍然能從飛機上辨認出古老的礦渣堆的所在。

我記得在一個冬日的下午，置身於威根醜惡的環境中的情景。四周全是煤渣堆組成的月表風貌。北邊，透過煤渣山之間的小徑，能看見工廠的煙囪送出道道煙柱。水道中混合著煤渣和凍泥，數不清的木屐印記縱橫交錯。四麵八方，一直到遠方的渣堆，都一路綿延著“閃灘”——古老的礦井下陷時滲入空洞中的一攤攤死水。天氣冷得可怕，“閃灘”上覆蓋著土棕色的冰塊；駁船船員們全身裹得嚴實，隻露出眼睛；閘門上結著冰淩，像胡子一樣。這像一個寸草不生的世界，除了煙霧、頁岩、冰塊、泥土、灰燼和汙水以外別無一物。但和謝菲爾德一比，就連威根也算美麗。我想，把謝菲爾德稱為舊世界裏最醜陋的城鎮也算實至名歸：它的居民希望它能事事爭先，很可能要搶這個名號。它有五十萬人口，像樣的房子卻比五百人的東安格利亞的普通村莊還要少。還有那股惡臭味兒！如果你千載難逢地沒有聞到硫黃味兒，那就是因為你開始聞到煤氣味兒了。就連穿過城市的那條淺淺的河，也常常呈亮黃色，不知混有什麽化學物質。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駐足，數了數目之所見的工廠煙囪，有三十三個，但如果沒有煙霧遮蔽，還遠遠不止這個數。有一個場景尤其讓我難以忘懷。一片可怕的荒地上（不知怎的，那兒的荒地之肮髒，就連倫敦也難以望其項背），草地被踩得光禿禿的，報紙和舊燉鍋遍地散落。右邊有一排孤零零的、破落的四室房屋，暗紅色，被煙霧熏得漆黑。左邊是一溜無窮無盡的工廠煙囪，一個接著一個，漸漸隱沒在一片黝黑的霧霾中。我的身後是一道用高爐的爐渣修成的鐵路堤。前方，在荒地那邊，是一棟紅黃相間的磚塊砌成的立方體建築，掛著“托馬斯·格洛科克，貨運承包商”的招牌。

晚上，當你看不見房屋醜陋的形狀和萬物漆黑的顏色時，謝菲爾德這樣的城鎮就展現出一種邪異的壯麗。有時含硫的煙霧泛著緋紅，鋸齒狀的火焰如同圓鋸似的，從鑄造廠的煙囪罩子下鑽出來。透過鑄造廠洞開的大門，你看見被照得紅紅的小夥子們拖著火蛇般的鋼鐵來來往往，你聽見汽錘嗖嗖作響、砰砰撞擊，聽見鐵器在被擊打下尖叫連連。陶瓷鎮幾乎同樣醜陋，卻沒那麽霸氣。就在一排排漆黑的小房子之間，一部分街道就算是“陶瓷工廠”——圓錐形的磚砌煙囪如同埋在土裏的巨大的勃艮第酒瓶，差點就把煙霧噴到你臉上。你見到綿延幾百英尺、也差不多這麽深的巨大黏土溝，鏽跡斑斑的小桶從一邊沿著鐵鏈往上爬，另一邊的工人們像采海蓬子的人一樣緊貼著，用鋤頭切削著岩麵。我是在下雪天經過那條路的，就連雪都是黑的。陶瓷鎮最好的一點就是它們相當小，會戛然而止。不到十英裏之外，你就能站在未受汙染的鄉野中，站在幾乎**的小山上，而陶瓷鎮隻是遠處的一個小黑點。

當你思考這般的醜陋時，會想到兩個問題。第一，這是不可避免的嗎？第二，這重要嗎？

我不相信工業化天生就不可避免地醜陋。一家工廠，甚至一家煤氣廠，不見得就該比一座宮殿、一座狗舍、一座教堂生性更醜。這全都取決於那個時期的建築傳統。北方的工業城鎮醜陋，是因為它們碰巧建於一個現代的鋼鐵建設和煙霧減排方法尚未發明的時代，一個人人都忙著賺錢無暇他顧的時代。它們接著醜下去，是因為北方人已經習慣了這種事，已經熟視無睹了。謝菲爾德和曼徹斯特的很多人就算聞到康沃爾峭壁的空氣，八成也會說沒什麽味道。但戰後以來，工業化有了轉戰南方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簡直變得清秀了。典型的戰後工廠並不是粗陋的營房或者一團可怕的烏黑的喘著粗氣的煙囪，而是一座由混凝土、玻璃和鋼鐵組成的熠熠閃光的白色建築，周圍環繞著綠色的草坪和鬱金香花圃。當你沿著西部大鐵路離開倫敦時，看看你經過的那些工廠，它們或許算不上美學上的偉大勝利，但肯定不像謝菲爾德的煤氣廠那般醜陋。但不管怎樣，盡管醜陋是工業化最顯著的特點，也是每個新來的人大聲抱怨的事情，我卻懷疑這在根本上是否重要。工業化本就如此，若要它偽裝成別的樣子，或許也不是什麽好事。正如奧爾德斯·赫胥黎先生的真知灼見——一座黑暗的惡魔的工廠就該像一座黑暗的惡魔的工廠，而不是像神秘而輝煌的神廟。而且，即使在最糟糕的工業城鎮，也可以看到不少在狹義的美學意義上並非醜陋的事物。噴著濃煙的煙囪和臭氣熏天的貧民窟之所以可惡，主要是因為它暗示著扭曲的生活和多病的孩子。若純粹從美學的立場上看，它可能有某種恐怖的魅力。我發現任何怪不可言的事物，縱然叫我討厭，總的來說也終究讓我著迷。我在緬甸時，那裏的風土讓我如此驚駭，以至有了噩夢般的效果，後來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弄得我非得因此寫本小說才能擺脫（所有關於東方的小說裏，景色其實都是主觀內容）。可能很容易像阿諾德·貝內特那樣，從工業城鎮的漆黑之中提煉出一種美，比如，很容易想象波德萊爾就煤渣堆寫一首詩。但工業化不論是美是醜都沒關係。它真正的邪惡隱藏得深得多，而且是無法消除的。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因為人們總是禁不住以為，隻要整潔有序了，工業化就無害了。

但是當你走進工業化的北方時，排除那不熟悉的風景，你也會意識到進入了一個陌生的國度。這部分是因為確實存在某些真正的差異，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在過去如此長的時間裏，南北的對立已經在我們心裏根深蒂固。英格蘭存在一種奇怪的北方崇拜，對北方有些趨炎附勢。身在南方的約克郡人總會著意讓你知道，他看待你要低他一等。如果你問他為什麽，他會解釋說，隻有北方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隻有北方幹的工業類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北方住的是“真正的”人，南方住的不過是些吃租的家夥，是他們的寄生蟲。北方人堅毅、冷峻、頑強、大膽、熱心、民主，南方人勢利、柔弱、懶惰——反正理論上如此。因此南方人到了北方，至少第一次去的時候，會有一種文明人冒險涉足野蠻之境的感覺，而約克郡人，會像蘇格蘭人一樣，到了倫敦有種野蠻人出外掠奪的勁頭。而且這種感覺是傳統所致，並不受眼見的事實影響。就像一個身高一米六二、胸圍七十三厘米的英國人，也會覺得作為一個英國人，他在體格上就要勝過卡梅拉（卡梅拉是南歐的外國佬），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間也是如此。我記得一個矮小瘦弱、哪怕一隻獵狐小狗撲過來也八成要跑的約克郡人告訴我，在南英格蘭，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野蠻的入侵者”。但常常是本身並非出生於北方的人會染上這樣的崇拜。一兩年前，我的一個生長在南方、現在住在北方的朋友駕車帶我穿過薩福克。我們穿過一個非常美麗的村莊。他不以為然地看著那些農舍，說：“誠然，約克郡的村莊大多醜陋無比，但約克郡人是響當當的漢子。在南方恰恰相反——美麗的村莊，墮落的人民。那些農舍裏的人都一無是處，絕對的一無是處。”

我忍不住問他，是不是正好認識那個村子裏的哪個人。不，他不認識他們，但因為這裏是東安格利亞，他們顯然就一無是處。我的另一個朋友，也是生於南方的，從不放過任何機會歌頌北方，貶斥南方。這裏摘錄他給我寫的一封信的部分內容：

我在蘭開夏的克利劄羅……我覺得沼澤和山野中的流水比在臃腫駑鈍的南方時迷人得多。莎士比亞說什麽“澄澈明淨的特倫特河”，要我說，是自以為是的南方佬。

這是北方崇拜一個有趣的例子。不僅你我以及所有南英格蘭的人被一竿子打死，成了“臃腫駑鈍”，就連流水的緯度往北走一點兒，也不再是H2O，而會莫名其妙地高級起來。但此文有趣之處在於，其作者是個極明事理的人，有著“先進”的觀念，對普通形式的民族主義從來不屑一顧。要是跟他說“一個英國人頂得上三個外國人”這種主張，會被他批得體無完膚。但談到南北方問題，他也大搞一般化。所有民族主義的區分——所有因為長著形狀不同的腦殼，說著不同的方言，就覺得誰比誰強的論斷——都是徹底的無稽之談。但隻要人們相信，它就有了意義。毫無疑問，英格蘭人天生相信，凡是生活在他南邊的人，都不如他，就連我們的外交政策也多少受製於這一點。因此，我認為值得指出它是什麽時候以及通過什麽原因形成的。

民族主義最初會成為一種宗教，是因為英格蘭人看看地圖，發現他們的島嶼高懸於北半球，就逐漸發展出討人歡心的理論，說你住得越偏北，你的品質就越優秀。我小時候上過的曆史課，一開始就用最天真的方式解釋，寒冷的氣候使人活力充沛，炎熱則使人懶惰，因此我們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這番吹捧英國人精力過人的謊言已經流傳了至少一百年。有一位《季度評論》的作者1827年寫道：“我們為了國家的福祉忍受勞累之苦，要好過在橄欖油、葡萄酒和罪惡中奢靡。”“橄欖油、葡萄酒和罪惡”概括了英格蘭對於拉丁種族的總體態度。在卡萊爾、克瑞希等人的傳奇故事中，北方人（“條頓人”，後來稱為“北歐人”）被描繪成健壯有力的漢子，有著金色的胡須和純潔的品德，南方人則狡詐懦弱又**。從沒有人把這套理論的邏輯推衍到極致，認為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是愛斯基摩人，但它確實承認了生活在我們北方的人優於我們自己。因此，部分來說，對蘇格蘭和蘇格蘭事物的崇拜近五十年間也在英格蘭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但是，是北方的工業化在南北之爭中加上了特別的籌碼。直到比較晚近的時候，英格蘭北部仍然是落後的封建地區，僅有的一點兒工業都集中在倫敦和東南部。例如內戰，大致說來就是一場金錢和封建製度的戰爭，北部和西部支持國王，南部和東部效忠議會。但隨著煤的用量日增，工業向北方遷移，便成長起來一批新的人群，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筆下的朗斯維爾先生和龐得貝先生。北方商人以他那可惡的“要麽成功要麽滾”的處世哲學，成了19世紀的主導形象，至今仍然陰魂不散，專橫地統治著我們。這是深受阿諾德·貝內特教誨的一類人——從半克朗起家，賺到五萬英鎊，最大的驕傲就是賺更多的錢，當更大的土豪的那類人。分析起來，他唯一的優點就是賺錢的才能。我們必須敬佩他，因為，盡管他可能心胸狹隘、卑鄙無恥、貪婪粗野，他還是“堅毅”，他還是“成功”，換句話說，他知道怎麽賺錢。

這種套話如今已是純粹的過時論調，因為北方商人們已經不再富有了。但傳統不會被事實扼殺，北方人“堅毅”的傳統留存了下來。人們仍然隱隱覺得北方人會“成功”，也就是賺錢，而南方人會失敗。內心深處，每一個來倫敦的約克郡人和蘇格蘭人都有一種迪克·惠靈頓式的想象，當自己是個靠賣報紙起家，終成市長大人的小夥子。真的，這就是他傲慢的根源。但是，要是以為這種感覺也蔓延到了工人階級身上，那就大錯特錯了。幾年前，我第一次來約克郡時，我以為我會見到一群自大狂。我習慣了倫敦的約克郡人，習慣了他們的高談闊論和對自以為粗豪的方言的驕傲（在西賴丁我們管這叫“一針及時，九針省事”）。我以為我會遭遇很多粗魯的對待。但我完全沒有遭遇這種事，尤其在礦工中最為少見。實際上，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礦工都對我友善客氣得甚至有些讓人難為情，因為如果有哪種人讓我覺得自愧不如，那就是煤礦工人。完全沒有任何人因為我來自一個不同的地方就露出鄙夷的意思。想到英格蘭之間的地域歧視是民族主義的細分表現，這就有了重要意義，因為這說明，地域歧視並非工人階級的品性。

不過南北之間真有區別，而且，把南英格蘭想象成一座懶洋洋的蜥蜴盤踞的大布萊頓，至少也有一分道理。由於氣候的原因，領俸祿的寄生階級喜歡定居南方。在蘭開夏郡的棉紡城鎮，你很可能一連幾個月也聽不到一次“文化人”的口音，然而在南英格蘭的城鎮，你隨便扔塊磚頭，都很難不砸到哪位主教的侄女。因此，沒有小貴族們帶頭，工人階級的小資化盡管在北方也有所滋生，卻滋生得更為緩慢。例如，所有的北方口音都頑固不化，而南方口音則在電影和BBC麵前崩潰了。因此，你那“文化人”的口音與其說標誌著小貴族的身份，倒不如說像個外國人，這是一項大大的優勢，因為這讓你與工人階級交往起來容易多了。

但要和工人階級達到真正的親密，有可能嗎？這一點我稍後再談，這裏我隻說我覺得這不可能。但毫無疑問，要和工人階級大致平等相待，在北方要比在南方容易。在北方很容易就能住到礦工的家裏，被接納為家庭的一分子；而假設在南方農村的農場勞工家裏，很可能做不到。我已經見識了足夠多的工人階級，不會把他們理想化，但我確實知道你可以在工人階級家庭中學到很多，隻要你能進得去。關鍵點是，其他人不一定更好，但肯定與你不同，在與他們接觸時，你那些中產階級的想象和偏見會受到檢驗。

就以對待家庭的不同態度為例吧。工人階級家庭也像中產階級家庭一樣待在一起，但這種關係就遠沒有那麽大壓力。家庭聲望的致命負擔不會像千鈞巨石一樣掛在工人的脖子上。之前我已經指出過，一個中產階級人士最終會在貧窮的影響下崩潰，但一般來說這要歸咎於他家人的行為——歸咎於他有幾十個親屬夜以繼日地嘮叨他糾纏他，怪他不能“成功”。工人階級知道如何團結，而中產階級不知道，很可能就是由於他們對忠於家庭有著不同觀念。中產階級的工作者無法組成有效的工會，因為在罷工時期，幾乎每個中產階級的妻子都會煽動丈夫叛變，奪取同行的工作。工人階級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任何他們平等看待的人坦率直言，這在一開始會令人不安。如果你想給一個工人某樣東西，而他不想要，他會告訴你他不想要，一個中產階級人士則會接受，免得冒犯別人。再拿工人階級對“教育”的態度來說，和我們的態度是多麽不同，又多麽有道理！工人階級對於別人的學識常常有微微的膜拜，但當“教育”觸及他們自己的生活時，他們憑借一種健全的本能，一眼看穿並予以拒絕。曾經，我想象著十四歲的小夥子在抗議聲中被迫輟學而幹起無望的工作，常常唏噓不已。在我看來，“工作”的陰雲竟要降臨到十四歲的人身上，真是可怕。當然，我現在知道了，工人階級的小夥子，一千個裏麵有九百九十九個以上渴望著離開學校的那天。他想幹真正的工作，而不是在曆史和地理這樣荒唐的垃圾上浪費時間。對工人階級而言，要在學校裏一直待到接近成年，隻是招人鄙視又無男子氣概的表現。想想看，一個十八歲的大男孩，本應該每周帶回一英鎊孝敬父母，卻穿著可笑的製服上學，甚至還要因沒做功課挨打！光是十八歲的工人子弟還要挨打就難以想象！他已經是個男人，另一個卻還是個嬰孩。塞繆爾·巴特勒《眾生之路》裏的歐內斯特·龐蒂菲克斯在領略了真正的生活之後，回想自己在公學和大學裏所受的教育，發現它是一種“病態而令人頹喪的墮落”。從工人階級的角度來看，中產階級的生活中很多東西看起來都是病態而令人頹喪的。

在工人階級的家中——我這裏說的不是失業人員家裏，而是相對富裕的家庭——你會呼吸到一種溫暖、健康、極具人味兒的空氣，這在別處是不容易見到的。我要說，一個體力勞動者，如果有穩定的工作，領著不錯的薪水，當然，這個“如果”越來越不容易，他就會比一個“有文化”的人更有可能快樂。他的家庭生活似乎會更加自然地形成一種健康、舒適的形態。我常常驚異於工人階級家中最佳狀態時那特別的輕鬆圓滿，那可以說是完美的對稱。尤其是冬天的夜晚喝過茶之後，火焰在壁爐裏閃爍舞動，映照在鋼筋爐圍上，父親穿著襯衣，坐在爐火一側的搖椅裏讀著賽馬決賽的結果，母親坐在另一側做著縫紉，孩子們高興地吃著一便士的薄荷糖，狗兒在布墊子上懶洋洋地烤著火——這真是個好地方，隻要你不僅能進入其中，而且能融入其中，成為自然而然的一分子。

這幅場景仍然在大部分英國家庭中上演，盡管不如戰前那麽多了。幸福與否主要取決於一個問題——父親有沒有工作。但要注意，我剛剛描繪的這幅場景，一個工人家庭吃過醃魚喝過茶，圍坐在煤火旁，這僅僅屬於我們這個時代，而無法屬於未來或者過去。跳到兩百年後，進入烏托邦的未來，這場景就全然不同了。我想象的這些東西幾乎全都不見了。在那個時代，沒有了體力勞動者，人人都“有文化”，父親幾乎不可能仍是一個粗獷的男人，長著一雙大手，喜歡穿著襯衫而坐，說：“啊，我們上街去。”隔柵裏不會有煤火了，隻有某種看不見的取暖器。家具是用橡膠、玻璃、鋼鐵做的。如果還有晚報這種東西，上麵也一定沒有賽馬新聞了，因為在一個沒有貧窮的世界裏，賭博是沒有意義的，馬也會從地球上消失。狗也會因為衛生的原因被控製。如果控製生育大行其道，那時也沒有那麽多孩子了。但退回到中世紀，你也會進入幾乎同樣陌生的世界。一個沒有窗戶的小屋，一堆直熏你臉的柴火——因為沒有煙囪——發黴的麵包、醃鱈魚幹、虱子、壞血病，每年生一個孩子，每年死一個孩子，還有用地獄的故事嚇唬你的牧師。

奇怪的是，並非現代工藝的輝煌，也非收音機、電影放映機，更不是每年出版的五千本小說，也不是阿斯科特賽馬會和伊頓哈羅比賽時的人群，而是對工人階級室內場景的記憶——尤其是我童年時，英格蘭仍然繁華富庶的時候，有時見到的場景——提醒著我，我們這個時代生活起來，總體上也不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