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最早的農民
阿拉斯代爾·惠特爾（Alasdair Whittle）
劇中人物
從東南到西北，整個歐洲農業社會的建立持續了三千年左右，大約從公元前7000年直到公元前4000年。北歐和西歐錯綜複雜的公元前最後一千年，會在其他章節中論述。本章介紹了在約公元前5500年到公元前5000年，歐洲大部分地區建立農業社會的最初過程，最北可至北歐平原的南緣。這一曆史進程是複雜的，並且因地區而異。可以確定發展顯著的三個主要區域，並將依次對其進行探討：東南歐至匈牙利平原；意大利和西西裏島以西的地中海地區；中歐和西歐（從匈牙利平原的西緣到法國北部的河穀，但不包括北歐平原、斯堪的納維亞南部和不列顛群島）。
公元前7000年前後的歐洲地理布局，使人憶起兒時的一幅充滿想象力的地圖，裏麵填滿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地理特征——內陸海洋、凸出半島、高山、河流和平原，以及形狀不太規則的近海島嶼。其時，這片土地基本上被森林或小樹林覆蓋。眾多以狩獵、捕魚和采集為生的中石器時代的人類群體，也以不同的密度居住於此。這些原住居民必須清楚地了解他們的活動區域，其中一些的麵積也許是廣闊的，而更多的可能是狹小的。霍布斯在17世紀對原始人生活的判斷——“孤獨、貧窮、肮髒、野蠻和矮小”——是不妥當的。這些人都是富有經驗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覓食和狩獵的專家，能夠經營甚至控製可供他們支配的本地動植物資源，並過著積極向上的社會生活。
從大約公元前7000年起，這個場景中出現了新的元素，永遠地改變了大自然的圖景。這些新的元素包括原產地不在歐洲的主食，主要有小麥和大麥、綿羊和山羊，以及至少同樣重要的一套新的價值觀和機遇。在某種程度上看，早期農業或早期新石器時代社會可以通過穀物的栽培和家畜（原產於歐洲的牛和豬，以及綿羊和山羊）的飼養來確定，但他們仍然沿用了古老的習俗和資源。要確定這些，還必須根據以下幾個方麵：基於定居生活方式的社會價值觀、農產品和商品的獲取和儲存、近親群體和祖先後裔，以及將世界用符號劃分為內部和經常與之對立的外部。
毫無疑問，歐洲的主要農業品種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公元前7000年，農業社會就已經在近東建立起來；這本身就是一部複雜的曆史，但必須將它看作是為這一目的而定的。雖然有人聲稱，綿羊可能在晚冰期和冰期後早期作為早期種群的孑遺種在地中海沿岸西部地區存活，但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綿羊是由人們從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或近東地區引入的。同樣，小麥和大麥的野生原種最初可能擴展到東南歐，但穀類作物及其種植很可能是由來自近東的人引入的。然而，牛和豬可以在整個歐洲進行本地馴養，因為它們是本土動物品種的一部分。要進行這種初步接觸和交換，人們就必須四處走動。至於這個過程的距離和地理障礙，可能比我們現在認為的要小。最大的問題是要弄清楚這些行為背後的推動者是歐洲本地居民還是外來移民者。
歐洲農業社會的建立，可能是外來移民定居的結果：為新增加的人口尋找新的土地；也可能是本地居民社會轉型的結果：技術上已經發展起來，傾向於做進一步的變革，從外部采納新的主要作物以適應本地需求。事實上，農耕社會無論是在建立方麵還是在隨後的發展中，似乎都沒有一個統一的進程。在東南歐，殖民化是有可能發生的，到約公元前5000年，這裏就出現了複雜的自然和社會景觀。在地中海沿岸的中部和西部，情況不那麽清晰，但本地人群在農業傳播和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可能很大；然而，變革的步幅可能比東南歐要慢得多。在中歐和西歐，從約公元前5500年開始，殖民化很可能再次出現了；農耕人群適度開拓了林地，建立了獨特的村莊網絡和中心村落，這種社會狀態大體上一直持續到下一章所述時期。
約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後的希臘和巴爾幹半島
新石器時代的建立和本土人群的角色 對處於大約公元前1萬年到公元前7000年這一時期的歐洲本土人群，我們知之甚少。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部的弗蘭克西洞穴遺址，是公認的且經過充分發掘的中石器時代遺址。大約公元前1萬年，這裏的覓食者開發了各種各樣的大型和小型獵物以及當地的禾本科和其他植物。在公元前第八千紀裏，人們在這個地點捕撈到了金槍魚——其大小足以趕上出海所捕獲的，還從米洛斯島發現了黑曜岩（一種可以像燧石那樣被加工的玻璃質火山岩）。大約公元前7000年，這個洞穴經曆了迅速的變化。二粒小麥、大麥、綿羊和山羊在此時出現了，還有磨製石器和原始陶器；同時，它們的使用規模不斷擴大，甚至延伸到了洞穴之外。簡單的石器，製作方式仍與之前相同。有證據表明，傾向於改變的本地人群迅速轉變了經濟基礎和文化認同，並通過海路與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農業村落進行聯係。由於新的資源出現和可能更為安定的生活方式，人口很可能出現了激增。
被認為反映了本地社會轉變的另一個遺址，是在貝爾格萊德以南，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之間多瑙河峽穀中的一組中石器時代遺址。在這裏，當地居民開發了豐富的河流和森林資源，並且在多瑙河旁、萊彭斯基-維爾（Lepenski Vir）遺址和其他遺址處建造了成群的房屋。這種使用可能是穩定持久的，因為那裏有著聖壇和墳墓。到大約公元前6000年，如同希臘一樣，這裏的居民也引進了農作物，現有人口的明顯增長可能是采用新資源的基礎。
然而令人懷疑的是，這一觀點是否可以適用這一整體區域。關於希臘和巴爾幹半島中石器時代人口的證據很少。這可能是因為研究進度不足，海平麵和陸地形態變化的破壞性和掩蓋作用；但也有可能是各種原因導致這裏未出現大量的狩獵采集者。來自安納托利亞和近東的殖民人口可能占據了一個相對空曠的地形。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是由於以下遺物的出現而得到確認的：小麥和大麥；綿羊和山羊；牛和豬；磨製石器品；陶器（雖然希臘最早的一些遺址可能是沒有陶器的）；燒製的黏土小雕像以及小型成排的木質結構建築。從希臘到匈牙利平原的南部和喀爾巴阡山脈的兩側，都可以找到具有這種共性的遺址。經放射性碳測年的遺址，在數量上雖然還不太充分，但還是可以表明，在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北部、克羅地亞和匈牙利南部的遺址，比希臘、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南部的那些要稍晚一些。這與農業人群通過向北擴張增加人口相一致。克裏特島和塞浦路斯新石器時代聚落的出現，證明了向另一個方向的擴張。在大約公元前7000年之前，這些地方可能基本上荒無人煙。（在塞浦路斯新發現的一處遺址，可能顯示出稍早一些的獵人群體，他們可能利用、獵殺直到滅絕矮小的河馬，但沒有鏈接到新石器時代的連續性證據。）因此，在東南歐農耕群落建立初期，事實上的殖民化似乎成為它的一個主要特征。事實上，在多瑙河峽穀的萊彭斯基-維爾等中石器時代遺址中，對聖壇和儀式的重視，大多可以被看作本地人對不同生活方式和新思想方法侵入威脅的反應。
第一階段，約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500年 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必然包括短期營地、臨時放牧基地和其他專門活動地點。一些場所的最早特征，如塞薩利（Thessaly）的阿爾吉薩（Argissa）遺址具有的不完整窖穴和石鏟，就能夠反映這一性質。然而，在大多數遺址，聚落的中心特征轉移到房屋，它們建造牢固，可供永久使用並且密集排列在一起，我們稱為村莊和中心村落。最基本的建築單位是單間房屋，平麵呈近似方形的長方形，通常是木質結構，表麵用泥漿塗抹或黏土覆蓋。但在希臘和塞爾維亞南部，有時會用石頭砌成磚塊。已知有長達12米的實例，但常見的房屋麵積都是較小的。這些通常隻有一個入口，後壁或側壁上有一個陶爐。到希臘北部發達的塞斯克羅（Sesklo）文化階段，一些房屋已有地下室，另一些則有兩層；有些房子可能已經被粉刷過。建築物通常是獨立式的，盡管有一些相互關聯的泥磚案例，如斯科普裏（Skopje）附近的安紮（Anza）遺址。僅僅從一棟建築物來解釋所涉及的社會單位的性質或規模是極其困難的，但有證據表明，單個家庭（或其他群體）的個性受到其獨立居住空間的影響，集中在一個非常真實意義上的家庭爐膛周圍。然而，就目前所見，孤立的建築物並不多見，房屋通常間隔很近。在馬其頓地區的新尼科門迪亞（Nea Nikomedeia）遺址，6棟房屋簇擁在一座更大的建築物周圍。有些遺址的房屋顯然排列成行，被狹窄的小路隔開，如塞薩利的奧察基（Otzaki）和保加利亞南部的卡拉諾沃（Karanovo）。單獨的個人社會單位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這個時期的遺址規模多變，無論是建築物的麵積還是數量。在卡拉諾沃的60多所房屋被認為屬於同一個時間段，這很可能是較大的遺址之一。房屋的實際建築和黏土模型表明，其中一些建築物是神殿。最有可能適合此功能的是新尼科門迪亞遺址較大的中央建築物。共同的信仰體係可能將群落凝聚在一起，這些群落幾乎沒有什麽分化的跡象。居住區內存在著大量墓葬，這些墓葬通常位於房屋旁邊的土坑中。這些情況似乎強調了家庭的重要性。
聚落的精心選址是許多地區的一個共同特征，以便利用各種土地類型進行耕作和放牧。保加利亞南部馬裏查河穀的主要遺址相距幾公裏，每一處附近都有不同的土地類型。在匈牙利平原的南部，已知的聚落帶是沿著泛濫平原的邊緣分布的，以便利用梯田土壤進行耕作，利用泛濫平原和其他區域進行放牧、捕魚和狩獵。另一個主要特點是遺址的持續時間。已知的遺址比中石器時代要多得多，但其中許多可能隻是被短暫地使用過。例如，匈牙利平原山穀邊緣的聚落帶，可能反映了個人使用的不斷演替。然而，在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南部地區，有許多遺址被反複使用，腐朽的建築材料和其他碎屑的堆積物導致了聚落土堆或台形土墩的形成。在台形土墩中，通常可以辨別不同的使用期和偶爾被棄之不用的石器。有些台形土墩，無論是麵積還是高度，都是適中的，特別是更北部地區。而其他一些的規模則令人印象深刻。一直使用到青銅時代初期的卡拉諾沃，它的總高度達到12米，占地麵積約3.75萬平方米。在其第一主要階段中，已確定的三個建築層是0.6米至1米；在它的第二個主要階段中，兩個建築層留下了1.75米至2米厚的堆積。這些階段涵蓋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幾個世紀或更長時間。其他大型台形土墩的一長串名單，包括希臘的阿爾吉薩、塞斯克羅和西塔格洛伊，保加利亞的阿茲馬克、埃澤爾和亞塞特佩，以及塞爾維亞的斯塔爾切沃和溫卡。這一係列的經典名單不僅突出了自19世紀以來在這一領域的大量研究，而且也凸顯了終點為台形土墩的聚落的成功性。
最早的農民栽培穀類，並馴養家畜。他們種植小麥（二粒小麥、單粒小麥、普通小麥和密穗小麥）以及大麥（帶殼的和無殼的六棱大麥及二棱大麥）。他們開發豆科植物，比如豌豆、小扁豆和野豌豆，而且很可能是有意種植的。他們還利用橡子、橄欖、開心果、櫻桃和李子，以及許多其他的野生植物。當適合植物殘留物提取的技術經常用於挖掘工作時，我們對栽培和植物利用的知識將大大提高。在安紮遺址發掘過程中，采用濕法篩分和浮選的方法提取樣品。在這裏，二粒小麥似乎是最基本的穀物支柱，輔之以少量的單粒小麥和帶殼的六棱大麥，以及豌豆和小扁豆。在該遺址的一個早期地層中發現了密穗小麥。綿羊、山羊、牛和豬是幾乎所有遺址的主要馴養動物；人們也飼養狗。人們繼續開發利用像馬鹿這樣的大型野生獵物，還有許多小獵物和鳥類的骨頭也被發現。我們對捕魚的了解源於更北的遺址，即斯塔爾切沃-科羅群，在那裏，鯰魚和梭魚的骨頭是很好的代表。在羅斯克-盧德瓦爾遺址，人們似乎清洗了大量魚類並曬幹。僅來自貝爾格萊德附近的斯塔爾切沃遺址的動物清單，就說明了可用物種的巨大多樣性。除馴養動物之外，還有馬鹿、麅子、野牛、馬和野豬；河狸、狐狸、狼、熊、獾、水獺和野貓；野鴨、鵝、天鵝和肉食動物；以及梭魚、鯰魚、歐鯿和鯉魚。
雖然資源的知識是在使用中逐漸積累的，但其相對重要性仍然難以確定。在不考慮屠宰或處理方法對骨頭生存影響的情況下，對骨頭的粗略統計表明，馴養的動物數量遠遠超過野生動物，尤其是在希臘和巴爾幹半島的南部。馴養動物的體現並沒有單一模板。在某些遺址，綿羊和山羊似乎在數量上占優勢；而在其他遺址，同時還有一些牛和豬；它們似乎處於平衡狀態。然而，在巴爾幹半島的南部和希臘，綿羊和山羊似乎確實比北部更為重要。在安紮遺址，綿羊和山羊在數量上的重要性，隨著遺址使用年限的增長逐漸下降。在希臘北部的西塔格洛伊，另一個被適當恢複的台形土墩樣本，顯示綿羊和山羊在早期階段再次占據主導地位，但不如其他希臘北部的遺址，例如阿爾吉薩或新尼科門迪亞。馴養的動物可以提供肉類、獸皮和羊毛（盡管後者可能在很晚之後才變得重要）、牛奶和血。它們本身可能就是重要的財產。同樣，雖然通常認為小麥和大麥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清楚是哪種提供了最多食物。種植的穀物可以在適宜的土壤上獲得高收益，並提供麵包、餅幹和燕麥粥以供日常食用，以及作為一種可以儲存的資源以備荒年。密穗小麥和普通小麥是六倍體的，或者是遺傳綜合體。這種六倍體小麥比二粒小麥和單粒小麥更適合烘焙，因為二粒小麥和單粒小麥的麵粉中缺乏麵筋，不能烤成比餅幹還輕的東西。同樣，我們不知道耕作和畜牧業哪個對維持生計之道更為重要。但是，維持生計的經濟很可能沒有專門化。對一係列馴化的主要動植物和一些野生資源的同時利用，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優勢，多樣性可以減少個別主產品的不足帶來的不利影響。在這方麵，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經濟可能隻會加速現存的中石器時代的趨勢，而不能代表全新的事物。
第一批農民可以自由使用的資源是多樣化的、適應性強的，而且產量比較高。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使用它們的規模和依據是什麽。來自聚落的關於單體房屋聚居的證據可能表明，組織農耕的基本人類單位是家庭，也許是單個家庭。村莊聚落的存在也意味著一種合作精神，這種合作精神可能已經擴展到清理土地、耕種、收獲、飼養、放牧和屠宰等工作。新石器時代的大部分人類可能生活在聚落周圍相對較小的半徑內，在此範圍內，每年農耕周期的需求可以得到滿足，盡管放牧和狩獵使個體遠離。我們不知道第一批農民是生活在某種基本生活水平上，還是樂意或有能力加強農業生產。相關證據零散而矛盾。關於該地區可用的花粉分析表明，在這一階段，林地砍伐規模是有限的，並且很少有重型石器用於完成這項任務。但是，在有利的水土條件下，可以獲得較高的穀物產量，而且森林放牧也可以允許相當數量的家畜存在。來自保加利亞的切夫達爾和阿茲馬克的幾個遺址，都有證據表明個別穀類和豆類幾乎都是純種作物，在切夫達爾有間接證據表明涉及二粒小麥、大麥和豆類的作物輪作；幾乎純種作物樣本都含有其他物種的殘留物，這可以解釋為它們是來自同一土地上的先前作物。因此，單個家庭或聚落有能力加強農業生產水平。從現實意義上來說，最大的聚落可能也是最成功的。
盡管最早的一些希臘遺址可能沒有陶器，但做工精良陶器的出現是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特征。希臘的發展序列顯示，陶器——簡單的碗和罐子，都是手工製作的——最初都是無花紋的，但後來飾以大量的幾何圖案。其他手工製品，包括打製的燧石、用於切削工具的黑曜岩，以及用於裝飾的貝殼。這些手工藝品除它們的內在技術和藝術趣味外，還揭示了最初的農耕群落之間的社會關係。陶器風格可能是關於社會認同性質的某種線索。希臘北部各遺址的裝飾風格各不相同，但可以在更大範圍內與其他地區的陶器進行對比。因此，白底紅繪的陶器在希臘北部是廣受歡迎的；而在保加利亞的卡拉諾沃文化早期地層中，紅底白紋圖案的陶器則更占主導地位。陶器可能是當地和更廣泛地區的身份象征。在或多或少是永久性定居點定居和生活涉及不同的社會需求：一方麵，需要通過獲得關鍵資源來確定周圍社會群體的成員身份；另一方麵，需要避免孤立，並建立廣泛的聯係，尤其是維護開放式的繁衍網絡。在希臘北部遺址的黑曜岩並不是在當地獲得的，可能來自南部的米洛斯島。由海菊蛤殼製成的珠子和手鐲，可在該地區的遺址中發現；而貝殼原料則來自愛琴海。我們不知道這些原材料是有意通過遠距離獲取的，還是它們（或由它們製成的貨物）是通過一係列的短程交易，例如禮物交換而取得的。重要的是，這進一步證明了第一批農業社區之間遠距離接觸的現實。
許多遺址都有燒製過的黏土小雕像。它們都是擬人化的，主要造型是女性和動物。這些小雕像是多種多樣的。女性的圖案一般都比較小，通常是站立、蹲下或坐著；她們的手臂交疊於臀部，或伸展開來；麵容通常比較平淡，有些甚至表現得像麵具；有些頭部是細長的或長條狀的。相比之下，下肢和生殖部位往往被誇大。到公元前六千紀塞薩利地區的塞斯克羅時期，小雕像更為精致：眼睛以穀粒的形式出現，頭發和麵部進行了細致的描圖，裝飾性更強。一般說來，在整個地區都可以找到類似的雕像。有些樣式很普遍，比如具有裝飾頭飾的長條狀頭像在馬其頓地區的新尼科門迪亞遺址和塞爾維亞北部的斯塔爾切沃都有發現，而這兩地相隔很遠。還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小雕像，此外，還有微型台子或祭壇，以及房屋或神殿的模型。一些保存完好的樣本是眾所周知的，盡管考古的現實往往不那麽迷人。例如，在塞爾維亞地區的迪沃斯坦遺址，所有斯塔爾切沃時期的人形和動物雕像都是以破損狀態發現的。
這類小雕像通常被解讀為儀式或宗教信仰的對象，而不是單純的小裝飾品。它們的“神話意象”，正如一位學術權威人士所言，可以被看作是一係列非常廣泛而重要的宗教或精神信仰的一部分。盡管有些人試圖重建一個非常確切的萬神殿，但憑借這些材料和往往零散的證據，不可能完全洞察那個以雕像為象征的世界，但某些主題還是很突出的。世界的組成部分，可以分為人類和動物，或許為人類的和神聖的、馴服的和野蠻的。這裏強調的是女性生殖。人們常常在聚落內的房屋旁邊，偶爾在房屋中發現小雕像。例如在新尼科門迪亞遺址的一棟較大的建築物中，這些小雕像似乎強化了家庭身份。在這一時期，宗教信仰似乎已為所有人所接受。小雕像的廣泛分布，意味著該地區早期農耕群落之間存在某種精神上或觀念上的統一。在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的成功方麵，這種世界觀可能至少與農業實踐同等重要。
約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後的發展 希臘和東南歐的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的成功是一個衡量標準，在本文所涵蓋時期的最後幾個世紀裏，有幾項明顯的發展。在大約50代甚至更長的時間裏，新石器時代的人群已經很好地立足於這片土地。到公元前六千紀末，這片地區的考古學地圖上已經分布了已知的眾多遺址。有些較古老的基址從建立階段開始，至今仍被使用。卡拉諾沃的台形土墩提供了這種連續性的經典示例。其他重要的大型的台形土墩就是建立於這個時期，例如貝爾格萊德西北的薩瓦河穀的格莫拉瓦遺址。大型的遺址，無論是新的還是老的，在這一時期都可能變得突出起來，既是為了集中人口和生產能力，也是為了維持儀式和其他重要社會功能。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大部分的台形土墩都是防禦性或封閉的，因此其表麵景象仍然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景觀。雖然房屋的規模增加了，內部進行了一些細分，但通常不會從諸如卡拉諾沃這樣的台形土墩的布局上看到聚落內部的差異。公元前六千紀塞薩利地區的塞斯克羅可能是一個例外，那裏較高的中央區域包含一道內部圍牆，位於其中的一幢大型建築物被一些較小的建築物環繞。公元前五千紀的塞薩利地區的迪米尼遺址，代表著一種進一步的發展，那裏有一個界限明確的、也許是用於防衛的石牆中心區域，裏麵有一座大型中央建築物，周邊圍繞著庭院。聚落模式並非整齊劃一的。在匈牙利平原的南部，公元前五千紀初的蒂薩文化時期，聚落更加集中。這一時期的遺址發現得較少，但規模更大。在這一時期，第一個真正的台形土墩在該地區出現了。另一種發展跡象是，農耕聚落出現在以前人們有意避開或很少使用的地區。例如，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下遊或多布羅加地區、波斯尼亞的較西地區、匈牙利平原周圍喀爾巴阡盆地的邊緣，以及喀爾巴阡山脈東北部草原帶邊緣的河穀。拿多布羅加地區來說，聚落出現在以前人跡稀少的地區。隨之出現的是獨立的墓地。其中一些墓穴以人形小雕像聞名，其中一個很特別的男性形象是雙手抱著頭坐著。這些隨葬品可能表現了當地居民的文化適應，而其餘的則代表了持續的殖民。
在生存領域，幾乎沒有明顯變化。來自格莫拉瓦等遺址的動物種類，與斯塔爾切沃早期的非常相似。馴養動物占據主導地位，但也有大大小小的野生獵物、鳥類和魚類。然而，在許多遺址看到的一個趨勢是牛骨數量的增加，這可能代表幾種不同的變化：物種的用處或價值、飲食偏好、對歐洲環境的不斷適應，或人們馴化當地動物品種的技能提高了。人們對動物馴化進行了研究，特別是對匈牙利平原及其周圍地區。在早期，牛的數量較少；到公元前五千紀初的蒂薩文化期，牛占據了主導地位；野牛的狩獵在當地是很重要的，並且有當地在平原邊緣地區進行馴養的跡象。人們種植的基本上是同樣的作物，但我們對森林采伐規模或農作物培育強度的變化知之甚少。
煉銅工藝開始於這個階段，它的發展反映了手工藝水平的提高，或許還反映了手工藝專業化的開始。然而，早期加工的是簡單的銅製品。它們包括珠子、鉤子、飾針或者錐子，它們是用天然銅礦石捶打的，或從礦石中熔煉後擊打成形。在下一章，我們將介紹大規模礦石開采和模具鑄造的快速發展。同樣重要的是陶器製造業的延續，以及通過交換進口物品和原材料進行流通。例如，匈牙利平原上的蒂薩遺址，能夠從150千米以外的高地周圍獲得燧石、黑曜石和石斧，以及由鄰近比克文化人群製造的精美陶器。
禮儀用具的傳統得以延續和完善。小雕像因地區而異，更具有多樣性。塞爾維亞的溫卡文化，以貝爾格萊德附近的台形土墩而命名，這裏的人形小雕像通常有短而粗的手臂和簡易的腿；許多人物都是坐像。身體具有雕刻和彩繪的裝飾，有用於串聯的孔。麵部的表現是誇張的，通常近乎三角形，鼻子突出，眼睛很大，給人以類似貓的外觀。在蒂薩文化中，也有精美的小雕像，一些突出地裝飾著切割或刻畫的裝飾物，還有類似裝飾品的人形器皿。在羅馬尼亞中部特蘭西瓦尼亞的塔爾塔裏亞遺址，從一個也含有人形雕像的凹坑中，發現了三個未燒製的黏土塊，上麵刻有一係列的神秘符號和一種或多種動物的表征。這些物品似乎反映出對宗教信仰和禮儀的日益重視。宗教儀式的用具不僅更為複雜，而且有跡象表明，禮儀的進行和控製越來越集中在特定地點。在蒂薩案例中，這與大型綜合聚落相吻合；在溫卡和其他地方，較大的台形土墩似乎具有最集中的禮儀物品。
這種發展可能是早期農耕群落性質不斷變化的進一步線索。聚落似乎沒有表現出內部分化，宗教或精神信仰的常見傳統，以及用陶器式樣和其他貨物交換所表達的聯係，可能繼續有助於在廣泛分布的群落之間實現觀念上的統一。但在一個日益定居的景觀中，在野生植物和獵物的支持下，馴化的穀物和動物的混合具有巨大生產能力，因此有機會出現差異。這似乎表現在更大型的遺址上。一些村莊有可能在區域層麵上發揮領導作用，既支持人口和農業生產，又舉行重要的儀式和維持交流。然而，家庭和村落的結合可能仍然占主導地位，尚無進一步社會分化的跡象。大多數墓葬仍埋在定居點內。多布羅加地區的墓地是一個例外，匈牙利平原上的蒂薩遺址旁邊的小墓地可能表明獨立族係的出現。
約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後的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區
本地背景 與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充分證據表明，在整個地中海地區的中部和西部，都幾乎存在著中石器時代的本地居民。在西西裏島西北部維托角的烏佐洞穴遺址，獵人和漁民從公元前9000年左右就已經存在，他們利用動植物資源。從大約公元前6500年開始，該遺址（雖然不一定是近海處）的捕撈活動有所增加。已知的許多其他遺址，分布在意大利半島的部分地區、法國南部和伊比利亞地區。大西洋葡萄牙的塔霍河和薩多河口的貝丘，是從大約公元前6500年開始堆積的，這可能表明人口規模穩定、年流動性有限。科西嘉島、撒丁島和巴利阿裏群島等島嶼是從公元前9000年左右開始被移民占領的，有航海船隻的使用情況為證。然而，我們對北非沿岸的發展知之甚少；對這裏的進一步研究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觀點。海平麵上升，植被變得更加茂密。各種沿海和內陸地區的獵物（包括鹿和野生山羊）、魚類、貝類和植物資源的變化都具有規律性，這些似乎都為人口的穩定提供了支持。僅在地中海西部諸島，其資源基礎受到更多限製，巴利阿裏群島的本地動物種類是矮小的羚羊類反芻動物——巴利阿裏群島洞山羊（Myotragus balearicus），科西嘉島和撒丁島上是類似野兔的意大利鼠兔（Prolagus sardu）和鹿類動物——地中海大角鹿（Megaceros caziot），它們大約都在公元前7000年後滅絕。
將農業引入這一地區比其他地方更加困難。研究成果參差不齊，海平麵上升和地貌變化可能淹沒或掩蓋了至關重要的遺址或地區。目前證據狀況所顯示的情景是，在公元前7000年之後的某個時期，海上殖民者將定居生活和農業主產品引入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的東部；但在西北部地區，人們采用新石器時代的主要農作物的步伐要慢得多，使得這一過程從公元前7000年後一直持續到至少公元前5500年。綿羊、山羊、牛、豬，甚至馬鹿，都被引入科西嘉島和撒丁島，但更西邊的綿羊和山羊可能比其他動物先被馴化。穀物種植似乎被接受得更慢一些。陶器很快被整個地區接受，但本地的燧石處理傳統得到了保留。這一切都意味著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各要素逐漸被本地群落接納。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東部 在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亞和卡拉布裏亞地區以及西西裏島東部有許多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最近在卡拉布裏亞所進行的調查大大增加了已知遺址的數量。有些遺址是露天的，就像巴爾幹半島的情況一樣，有一係列短期停留和專門用途的營地。然而，最明顯和迄今為止最著名的遺址是一係列用壕溝環繞的圍場。這些遺址集中於阿普利亞的塔沃列雷平原，但斯特迪內羅遺址和西西裏島東部的其他遺址似乎類似。這些遺址由一條外部溝渠或多條內部溝渠界定，圍場內聚集著較小的圓形溝渠場地，直徑10米及以上，其中包括木結構房屋，平麵可能是長方形的。這些遺址大多是從空中發現的。溝渠的數量和周長以及內部場地的數量都有很大差異。雖然最新研究已經開始取得進展，但這些遺址很少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在帕索-迪-科爾沃遺址，最大跨度麵積為46.9萬平方米，內有3條或更多溝渠，以及100多個場地。奎爾恰遺址至少有8條同心的壕溝。其他大型遺址，譬如波斯坦-德因南茲和阿門多拉，可以與小得多的圍場和具有場地但尚未環繞溝渠的遺址形成對比。有證據表明，最大的遺址要晚於其他遺址。
一項研究發現，圍場遺址位於光線充足的沃土地塊邊緣，但附近也可見衝積土和黏重土壤。現有的證據似乎表明，這裏已經引進了栽培穀物及綿羊、山羊、牛和豬，但對該地區農業經濟的細節知之甚少。然而，顯示主要農作物引進路徑的一個跡象是，它們同時在烏佐洞穴遺址的地層中出現。這一事件可能是因為當地的人口、捕魚等其他活動仍在繼續，現在有了捕鯨活動，這表明航海能力有所提高。可能是由亞得裏亞海沿岸和愛奧尼亞海的本地人群采集了穀物，並以偷盜或其他方式獲得了馴養的動物；但海上移民帶來這些技術的可能性也同樣大。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東部將加入克裏特島和塞浦路斯的行列，成為新石器時代開始時海上移民的落腳點。另一個相似之處，可能是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東部的中石器時代人口相對較少。少數已知的例子包括東南沿海的科帕-內維加塔遺址，那裏擁有本土風格的石器和早期陶器，其確切年代尚未可知。
目前還不清楚這一地區何時進入新石器時代。屬於公元前六千紀的遺址多於公元前七千紀的。許多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都以陶器的存在為特征。在整個地中海地區的中部和西部，都發現了具有印紋的陶器：種類繁多的手工製作的碗、盤和罐，飾以不同的印紋。在意大利東南部，也有紅色彩繪和精美雕刻的陶器。有關陶器的發展序列還沒有確定，但彩繪陶器很可能是在約公元前6000年引進的，在具有印紋的陶器出現後的一段時間，它們隨之變得日益精致。這很可能表明了某些工藝的專業化，或許還繼續與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地區保持聯係。因為在那些地區，彩陶是普遍使用的，但對尋找彩陶的起源幫助不大。
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 除非所有相關的早期遺址都是臨海的，並且已經因為海平麵上升而被淹沒了；否則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通過持續的海上移民擴張而傳播到地中海其他地區。然而，海上聯係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所存在的一係列新事物不能輕易解釋為已經傳播到地中海沿岸。本地人群可能是造成新石器時代的主要農作物和材料被采納的原因，但這隻是漸進式的。幾乎所有地區都保持著當地的燧石加工傳統。綿羊、山羊、牛、豬，甚至馬鹿，以及印紋陶器，在公元前七千紀被引入撒丁島，而綿羊、山羊和豬又被引入科西嘉島。但在這些島嶼之外，綿羊和山羊似乎是最早引入的馴養動物，隨後又引入了其他動物。在公元前七千紀，陶器的使用範圍就很廣泛了；但直到公元前六千紀末甚至更晚，穀物才得到廣泛接納；由於缺乏發掘的植物樣本，目前尚不明確它們在撒丁島和科西嘉島的早期使用情況。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地中海西部地區的證據可能比其他任何地區還要混亂，而且研究情況也是不平衡的。對岩棚和洞穴進行的發掘，通常是在高地中進行，要比在低地的露天遺址多得多。有些岩棚的地層學可能會混淆，某些放射性碳的測年結果的可靠性不高。因此目前尚不清楚高地遺址的情況是否能準確反映整個地區的發展。在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區研究較為深入，但在意大利中部部分地區和伊比利亞進行的研究較少；嚴重缺乏對北非發展的認識。
在意大利中部，大多數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屬於公元前六千紀，而不是公元前七千紀。在亞平寧山脈的兩側，農業似乎已經逐漸建立起來，例如萊奧帕爾迪村莊的阿布魯佐低地遺址，但許多遺址仍然以動物利用為導向，包括本地物種。在意大利北部，高地洞穴和岩棚遺址顯示了當地燧石加工傳統的延續、印紋陶的采用，以及逐步將綿羊和山羊納入動物經濟體係；但該地區可能人煙較為稀少，大概並不是向內陸傳送新事物的重要走廊。在其他傳統地區，譬如阿迪傑河穀，也采用了陶器。僅從公元前六千紀後，在沃歐等地的遺址才將主要農作物引入波河流域。在這裏，人們獵殺馬鹿、麅、豬和小型獵物；飼養著牛和極少量的綿羊、山羊；魚類、貝類和鳥類也被開發利用。從該遺址獲得了單粒小麥，但有可能這個特定遺址並沒有本地種植的穀物。
在法國南部，人們對普羅旺斯和郎格多克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燧石加工再度繼續沿用當地的風格，這表明人口結構的連續性。綿羊和山羊可能是在公元前七千紀初，在牛和豬之前被引進的。穀物的使用直到公元前六千紀後期才有詳細記錄，例如在瓦爾省的芳特布魯古內陸遺址。已知的一些露天遺址，如庫爾泰宗、沃克盧斯，或淹沒的勒卡特海岸遺址，但它們的相對重要性尚不明確。許多最詳細的發掘都是在相當高的海拔地區進行的。在朗格多克省的奧德縣，對加澤爾和讓-克羅斯的內陸山麓居址的挖掘顯示，當時的人們狩獵野牛、鹿和野豬；從公元前七千紀開始逐步引進了綿羊，並在公元前六千紀達到了更高的數量；同時引進了山羊、牛和豬。在晚期地層中，杜爾涅野生山羊是一種重要的獵物，同時還有其他大型野生動物和小型獵物。在安道爾的巴爾馬-馬吉尼達海拔1000米高的地方，野生山羊依舊是獵人捕食的主要動物，但這裏也引入了少量的綿羊和山羊。
在伊比利亞，考古記錄更為零散。非常荒蕪的東南部可能是最晚見證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的地區之一。塔霍河和薩多河口的貝丘，顯示出在公元前七千紀至六千紀，當地有大量的本土居民，他們捕食鹿、豬、野牛，以及野兔、兔子等小獵物，捕魚並收集貝類動物，也許還有植物。貝丘每次被使用幾個季節，而在貝丘的墓葬可能暗示了這些基地的重要性。在西班牙東部的洞穴中，從公元前6000年以後都有記錄表明當時此地已有印紋陶器、綿羊和山羊，以及少量的牛；不過最新的研究已經提出了更早的日期。北非在新事物傳播方麵的作用仍不清楚。穀物也從公元前六千紀開始出現，並且屬於這一特定時期的露天遺址正在逐漸得到認可。
地中海較小的島嶼對新事物的了解要晚於稍大的島嶼。例如，馬耳他可能最早是在公元前六千紀末被殖民的，而發生變化可能相對晚於巴利阿裏群島。相比之下，撒丁島和科西嘉島的變化要早得多，並且可能在向西方傳播新事物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公元前七千紀，綿羊和山羊，以及豬都被引入了這兩個地區，但牛顯然直到後來才傳至科西嘉島。在科西嘉島新石器時代初期，可能並未引進穀物；但撒丁島可能已經在使用了。
因此，海上運輸可能至少與向陸地傳播新事物一樣重要。撒丁島和科西嘉島應該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過濾器的作用，他們的居民，以前依賴於有限的資源範圍，現在接受和擴散了一係列精選過的新資源。公元前七千紀人類的航海能力先前已經討論過了。根據意大利北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東部的高地證據判斷，當地人並沒有倉促地、立即采用農業措施。來自內陸居所和洞穴的證據顯示，綿羊和山羊以及後來的其他馴養動物是如何逐漸被接受的。它們最初可能是作為一個次要因素被納入傳統的狩獵策略和每年的周期運動中的。目前還不太清楚新事物的實際傳播如何發生。人們一定是由海路運送動物的。聯係和交換可能發生在沿海地區，我們對最早的綿羊和山羊在低地經濟中的作用和影響知之甚少。
包括海上運輸在內的遠程活動事實的另一個跡象，來自黑曜石。原料的4個來源地有：撒丁島、利帕裏島、馬耳他附近的潘泰萊裏亞島和龐廷群島的帕爾馬羅拉島。撒丁島黑曜石在早些時候發現於科西嘉島，後來出現在意大利北部。利帕裏和龐廷黑曜石發現於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我們不知道空間位移是否歸因於交換、買賣或幹脆就是直接獲得的，但它確實顯示了史前社會在相當遠距離上的聯係。
陶器的使用，也可能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以及純粹技術和功能方麵的重要性。易碎陶器的使用可能表明長期基地的存在，而不是變換不定的居住點，但其意義可能還要更為廣泛。印紋陶在整個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分布上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北部和西部的裝飾圖案其明顯的特色是貝殼印記。陶器可能已被作為當地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而言，采納新事物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由於當地的社會條件，包括不同群體間的競爭和對立。陶器也可能象征著參與更廣泛的接觸和思想交流。
意大利南部以外的地區，在緩慢變化的階段，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不同遺址之間存在差異。在居所和洞穴中可以發現個別的墓葬。這些墓葬可能具有重要意義，強調了特定資源和領土對其居住者的重要性，但這種墓葬似乎並不表示對特定祖先血統的正式承認。
農民在溫帶森林中的擴張 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在中歐和西歐的起步，要比地中海地區晚得多，但發展卻非常迅速。它的傳播超出了喀爾巴阡盆地和匈牙利平原，這與後來以彩陶聞名的一種文化聯係在一起，這種文化被稱為線紋陶文化。線紋陶文化的遺址，分布於匈牙利北部到法國北部、比利時南部和荷蘭南部，途經斯洛伐克和捷克、奧地利北部、波蘭中部和南部，以及德國中部和南部，一直到北歐平原的南緣（大概向北遠至漢諾威）。這種文化還延伸到喀爾巴阡山脈北側附近，進入烏克蘭和摩爾達維亞，涉及先前章節有關巴爾幹半島中提到的向草原帶擴展過程的一部分，但東部的線紋陶文化不在此進一步討論。彩陶風格變化的分布表明，農業人群分階段向西擴展：首先是多瑙河上遊、萊茵河上遊和內卡河，北至漢諾威和馬格德堡之間；然後沿萊茵河，進入荷蘭南部和波蘭南部；最後向比利時南部、法國北部和北歐平原其他地區擴散。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最初表明，這種擴散非常迅速；但更仔細選擇的年代測定樣本可能表明，從公元前六千紀後期開始，向西擴張的勢頭減緩，盡管仍然是快速的。
中歐和西歐的第一個農業聚落，首先出現在河穀邊緣和肥沃的土壤上，尤其是黃土帶。已知的數千處遺址，代表了一係列分散的家庭住宅、小村莊和小型中心村落。遺址的分布不均衡，而是聚集為一係列的區域性群組。大多數學者認為，線紋陶文化是喀爾巴阡盆地農業規模持續擴大的結果，但對這一過程的細節知之甚少。一些人認為，整個歐洲的農業傳播基本穩定，即使伴隨著每一發展階段新墾地的開拓而略有變化。在公元前七千紀末和公元前六千紀初，農業傳播可能在巴爾幹半島北部出現了暫停；對於可能向外殖民的人口流出地區以及關於這些地區人口激增的可能條件，我們都知之甚少；關於塞爾維亞北部、克羅地亞、羅馬尼亞西部和匈牙利南部的擴張速度，尚存諸多疑問。殖民活動一旦進行，它就可以自我運行：開拓者們可以占領本來就是空曠的環境，並在除距離和陌生感外幾乎沒有其他限製的條件下經曆了人口的高速增長。從理論上講，線紋陶文化有可能代表了中石器時代本土社區在進入巴爾幹地區的最初農業殖民邊緣的突然或快速轉變；但在人工製品的風格、房屋建造技術或事實上的定居生活方式方麵，沒有明顯的本地先例。與巴爾幹半島地區一樣，關於中歐和西歐大部分地區的中石器時代人口記錄不足。在原本封閉的森林環境中，如果沒有利於最成功的覓食和狩獵的多樣化動植物資源，那裏的人口可能真的很稀少。在西歐大西洋和北部海岸發現了相當不同的環境和明顯更多的中石器時代人口，該地區本地居民在采用農業方麵的不同作用，將在其他章節中討論。然而，在中歐和西歐，拓荒的農民與已建立的本地人群聚落之間進行接觸的可能性非常大。據人類學觀察報告，農民和獵人經常交換食品和貨物。荷蘭南部和重點區域就有證據表明，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人群采用了中石器時代的燧石加工技術。接觸可能並不總是友好的。在比利時南部，研究表明，在埃斯拜地區達裏恩的小型農業村落，就在線紋陶分布的界限範圍內，被一條環壕圍住，以抵禦敵對的本地獵人。農民和獵人可以直接競爭包括領土在內的各種資源。
長屋的組合各不相同。木結構的留存可能不超過兩三代，因此，任何集中的房屋都可能代表一段時間內的建築物。已知的一些極為集中的大型建築，甚至考慮到了這一因素。在波希米亞東部庫特納霍拉附近的比拉尼就是這樣的範例；荷蘭南部馬斯河穀的埃爾斯洛和錫塔德則要小得多。在這些村落裏，沒有像巴爾幹半島的一些台形土墩內那樣明顯的街道或小路的遺跡，而且個別房屋的建造也沒有達到標準長度。房屋的間距較小，甚至相似的建築物會重複出現，它們是極少的平麵恰好重疊的範例。這表明，在村落內至少有一套有序的管理空間的規則，也可能暗示了村落內各個家庭的獨立性。較小的集中區可以視為小村莊，也是由間隔較小的房屋組成，每隔一定的區間更換。這方麵的例子包括荷蘭南部的一些遺址，如馬斯河穀的施泰因和赫倫。我們不知道對這些遺址的使用是否是持續的。在比拉尼，已經提出了連續的5個主要階段的分期方案，每個階段都涵蓋一個略微不同的區域。一些集中的房屋，部分地或全部地圍有柵欄，但大多數遺址基本上不設防。
在這種分散的聚落模式中，房屋規模也各不相同。這種模式在其他許多地區可能都很常見，盡管一般的考古發掘麵積太小，不易被發現。
墓地 在一些聚落旁邊，特別是在西部地區，是一些單人葬的小型墓地。例如，在布倫瑞克附近的維特馬爾，有男人和女人以及一些兒童的墳墓。死者被安葬在簡單的土坑中，屍體通常側臥，微微彎曲。一些墓裏隨葬著陶器、石器和簡單的裝飾品。墳墓粗略地排列在同一方向，相距幾米。因此，它們的位置必定被標記過或被告知過其他人。同時期的朗韋勒遺址，迄今隻發現一個墓地，該地區分散而居的家庭似乎使用過一個中央或公共墓地。然而，由於墓地麵積相對較小，因此並非這個地方所有的死者都可以進入墓地。正式的墓葬是專供更大範圍群落內的個別人之用。
這些早期農耕群落總體分布的特點是遺址的集中，形成了所謂的“聚落單元”。對這一特征的解釋可能取決於迅速擴展到中歐和西歐新環境中的某些條件。可能會有一個或多個自由定居區可供選擇，而通常的選項是河穀和肥沃的土壤地區。盡管如此，該區域的新穎性和規模可能促使群落和家庭通過分擔諸如砍伐等共同任務，並在首選地區定居以盡量減少與親屬和鄰居的社會距離，來減少生存風險。
耕作者和牧民 這些群落居住於灌溉充分且極度肥沃的土地上，在開墾地和林地既可以種植穀物，又可以放牧牲畜。種植小麥、大麥和豆類，放牧普通的馴養家畜，尤其是牛。然而，我們對維持生計的做法仍然了解太少。部分原因是無法在發掘過程中找到足夠的遺存；另一部分原因是房址地麵的侵蝕狀況；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黃土土壤目前的化學狀態，骨骼在其中往往保存欠佳。我們不確定人們是在固定地塊上長期種植，還是在森林休耕製度中在林中空地輪作種植；穀物和家畜之間的平衡，以及野生資源和馴服資源之間的平衡，我們也不清楚。然而，通常提出的模式是，人們會在聚落附近已開墾或部分開墾的土地上的小型固定地塊或庭院中進行相當密集的穀物種植。動物可能會被放牧到更遠的野外，甚至放養。它們可以用於土地或庭院的施肥，也可以是肉類、牛奶和獸皮的來源，而且本身就是財富的象征。這種模式非常適合優質的黃土性土壤，並且與觀測到的聚落模式相一致。一些獵物被殺死，也許是為了將鹿和其他動物拒之於土地和庭院之外，這是作為肉類替代來源的蓄意策略；在同時期的森林中，鹿和其他獵物的密度可能相對較低。這種生存模式可能會出現資源短缺，甚至偶發性的嚴重不足，但由於它持續了幾個世紀，因此它可以被看作占領溫帶森林小型空閑生存環境的成功戰略。應對風險的措施是：仔細選擇聚落地點，將社會距離保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利用多樣化的資源，在新環境中種植穀物，以及在他們長期熟悉的環境中管理牲畜。
房屋的大小和墓葬隨葬品，都被用來表明在線紋陶群落中身份和地位方麵存在著差異，但這種分析的結果尚不確定。正如我們看到的，房屋的規模相差極大，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解釋。在一些墓地裏，老年人的隨葬品比年輕人多、種類也很豐富，但二者差異也很明顯；墓葬儀式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社會特征。社會差異可能導致不穩定和群體內部矛盾。一方麵，每個家庭都有機會（許多家庭與近鄰相距很遠）加強農業生產。競爭的焦點，如果存在的話，可能是群落或聚落區之間的競爭，其中一些競爭規模會變得更大，持續的時間比其他方麵更長。另一方麵，殖民化和定居的條件本身也不利於社會差異的鞏固。空間的可利用性會使定居點在關係緊張的情況下破裂並重組；這確實可以解釋為什麽在線紋陶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相對較少的遺址被占用。也許在開拓森林的最初情境下產生的合作和團結的精神，有助於減少家庭或群落願望的公開表達。
步入公元前五千紀的連續性和發展 時間步入公元前五千紀初，歐洲社會許多方麵都有相當大的連續性。例如，房屋、聚落和生存之道的一般性質幾乎沒有改變。然而，還是有一些發展變化。其中之一是聚落類型中環壕聚落的出現。其中一些最早出現在線紋陶文化早期，但大多數屬於其後期階段，以及之後的時期。壕溝是繞周邊一圈挖掘的V形截麵的深溝，通常比較狹窄，為一圈或多圈，包圍著幾英畝地。堤岸大概圍繞著溝渠。一個例子是朗韋勒村落8號三環狀的圍場。在黃土性土壤上，溝渠很快就會淤積。許多這樣的壕溝都與長屋位於同一地點，但似乎並不包含建築物，雖然也有例外。已知的同一時期把房屋圍起來的例子，譬如先前提到的達裏恩小型農耕村落，或者布倫瑞克附近的埃斯貝克。後者可以看作是防禦性的，或者至少比以前存在更集中的定居點。環壕還擔任著其他各種角色。如果是為了圈養或限製家畜，則意味著更大的獸群。如果是用於集會或儀式，它們可能代表較早時期在長屋之間發現的公共空間的禮儀化。因此，環壕是一種儀式的強化。這種解釋在蘭格耶爾早期文化的環壕遺跡中得到了支持，它繼承了摩拉維亞、斯洛伐克、奧地利東部和匈牙利北部的線紋陶文化。在摩拉維亞南部的特塞蒂斯-基約維采，直徑55米至60米的一條寬闊的圓形溝渠被4個相對的入口中斷，並由兩個內部柵欄支撐。隻在環壕外發現了房屋遺跡，它的內部有許多破碎的小雕像。像其他蘭格耶爾早期文化壕溝一樣，這可能是聚落和同時期墓地的一個儀式場所。現在一些禮儀的進行可能已經從家庭內部轉移到其他機構，也許已經由特別重要的聚落或群體掌管。斯洛伐克南部的斯沃丁遺址結構甚至更加複雜。房屋也是位於環壕之外，一開始是一條具有兩個內部柵欄的環壕，又用兩個外部環壕和三個內部柵欄進行了改造。在這裏，可以將防禦和極繁複的儀式活動相結合。在這一年代，蒂薩文化的周邊地區已經以人群的集會和儀式的煩瑣而聞名。
結語：新世界
最早的農民呈現出一係列的反差。農業生活方式的傳播過程及其隨後的發展都不一致。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可能是被從南到北逐漸殖民的，而中歐和西歐的殖民化雖然分階段進行，但速度可能更快。在地中海沿岸地區，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可能存在著海上殖民，就像更東部的克裏特島和塞浦路斯一樣。在地中海的更西邊，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以其他方式傳播，而且速度較慢；當地獵人和覓食者確定了新的主食和新的做事方法以及它們被采用的速度。在東南歐近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而中歐和西歐在較短的時期內，變化程度雖然很大，但幅度卻較小。相形之下，到公元前五千紀初，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變化才剛剛被完全吸收。
盡管存在這些差異，但到了公元前5000年及之後的結果，是一張完全改變的圖景。這不僅僅是將新的人物添加到場景中的問題，而是由侵入者和當地居民將自然和社會景觀永遠改變的問題。外部帶來的新資源，被砍伐和改變的自然植被，永久聚落和居住區增加了個體和群體的地方歸屬感，多樣物質文化傳達的複雜信息、精美神話意象以及可能增強的時間意識，把死者作為祖先和血脈世係意識的覺醒，以及社會關係的不同可能性，所有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新的精神麵貌。盡管在恢複和理解史前證據方麵存在困難，但這是歐洲曆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