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歐洲早期農業的轉型：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2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銅器時代
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
導言：歐洲多元化
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的一千餘年間，在歐洲建立起來的農業拓荒者群體，隻占領了歐洲陸地的一小部分。他們的外來作物以及居住的新村落，在這個仍然是大量獵人和覓食者的歐洲大陸上，長期以來依舊是一個侵入性因素。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千年中，農業經濟的特點被土著居民廣泛采用，因此這種對比開始被打破。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係列由原住民與後來者融合而產生的地域文化，促使了農業的普遍出現和覓食生活方式的實質消失。
這一過程產生的模式並不是統一的：恰恰相反。雖然它創造了具有相似文化現象的廣闊區域，如大西洋沿岸地區的巨石紀念碑帶或東歐和幹旱草原的圓形古墓塚群（土丘塚），但每一個地區有其獨特的特點。事實上，這種區域差異是農業和土著居民相融的主要結果，並由此產生了適合這些獨特環境及其環境背景的特定生活方式。這些新群體的出現，產生了比史前任何其他時期都更豐富的歐洲文化——即使就社會複雜性而言，它們隻是一個主題變量，無法比部落社會或簡單的酋邦做更多的描述。然而，日益增加的多樣性為進行接觸以及群體和個人身份自我意識的界定提供了新的機會，這反映在考古材料中，是一係列新的紀念碑和各類文物的體現。
直到公元前3500年，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開始耕作地區的發展相背離的。人口的增長和園藝種植者與土著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於森林砍伐而導致的溫帶環境的緩慢轉變，逐漸改變了歐洲的生存條件。家畜的飼養，特別是在東歐較開闊的平原地區，為經濟變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機會。雖然在近東，灌溉和犁耕的使用為當時美索不達米亞第一個城市社會的崛起創造了先決條件，但歐洲不受這些發展的影響。在農業本身的傳播之後，幾千年來，歐洲實際上並不一直受近東傳統的影響。相反，它在建築、編織和製陶等共同的新石器時代工藝技能的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的傳統。木材建築在森林環境中占主導地位，擁有獨立的長方形房屋村落，而不是近東地區典型的複雜的泥磚砌塊。石材也被用作住宅結構（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區），還被用作墓碑和儀式紀念碑，它們通常使用大量的巨石塊以及木材、泥土和草皮製成。紡織生產（使用亞麻和其他植物纖維，因為新石器時代的歐洲綿羊不產羊毛）實現了相當高的工藝水平，使用立式的重錘織機；雖然編織的衣服在替換歐洲大陸外部地區毛皮時的速度很慢。陶器在其複雜程度上也表現出極大的地域多樣性，在東南歐生產精美的彩繪器皿（通常用紡織圖案裝飾），而在歐洲大陸其他地方則以質樸風格為主。
陶工在熱力轉化天然材料方麵所獲得的經驗，在考古學家眼中，奠定了區分這一時期的創新之舉——冶金的開始。在此期間，有兩種金屬——銅和金——開始使用。銅是通過冶煉大量開采於東南歐部分地區豐富的化學結構簡單的礦石獲得的；金是從同一地區其他區域的河床（砂礦）礦床中獲得的。兩者都被鑄造或錘打成簡單的形狀——通常是已經存在於石頭中的形狀。這些技術最初主要限於東南歐，但在那裏發展時，並沒有後來在近東使用的更先進的煉製合金和複雜的鑄造技術，似乎冶金最初在這兩個地區是基於相似的共同技能和簡單礦石供應而獨立發展起來的。然而，其最初的影響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實用的。雖然金屬成為一種值得擁有的地位象征，往往交易距離很遠，但它本身並沒有給生活的其他方麵，例如森林砍伐或木工乃至武器裝備帶來任何創新性的改變。銅和金一樣，是一種裝飾的媒介，而不是改變物質世界的一種手段。
不同種類的細石器也發揮了類似作用，盡管在這裏實用效能更為明顯。黑曜石和燧石刀片廣受珍視。石斧也是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優質石材的來源也得到了開發和擴大。然而，這裏的陳列裝飾功能仍然很突出，特別是在那些冶金技術進入較晚的西歐地區：翡翠製成的手斧之類被視作珍寶，就像珍貴的寶石手鐲或進口的海菊蛤殼一樣；但是“銅器時代”的社會與它們的“新石器時代”的原有事物沒有任何根本的物質區別。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與其說是技術，不如說是行為：象征著社會特權的物品被用來陪葬，這也許是一種更明顯的對於財富的誇耀。衰落的村落社會在派係競爭麵前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團結，而多樣性的增加為年輕一代帶來了更新角色與社會地位的機會。
公元前3500年之後，由於近東城市社會的興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加速了新石器時代向銅器時代的轉變進程。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的出現影響了一個巨大的內陸地區，由於能夠長距離地獲得金屬及寶石，這刺激了對日常消耗品的需求。在奢侈品加工及長途貨物運輸方麵的工藝技術都得到了巨大進步。這些變化影響到了廣大地區，甚至超越了直接參與此類交流的社會，因為產品和技術傳播到城市經濟體之外，到達了那些位於森林與草原間的鄰國地區。而我們也很容易從考古學上發現城市社會興起對冶金技術的影響。砷銅合金和組合模具的使用，使大型物體的鑄造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這一變化最明確的證據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紀左右歐洲出現的新式銅斧。然而，甚至早在公元前四千紀末期，東南歐地區的陶器造型就已經表明其受到了鄰近的安納托利亞地區眾多城市所產金屬器具的影響（比如特洛伊），這些陶器以陶罐和陶杯為主，可以論證當時人們在酒精飲料方麵的新嚐試：葡萄是那時出現在愛琴海的新作物之一。此時在歐洲出現的其他既實用又具有威望的近東創新，包括第一批輪式車輛、輕型犁以及諸如產羊毛的綿羊等在內的家畜新品種，這些都可能與歐洲農業活動更根本性的轉變有關。所有這些創新都通過新的媒體和展示媒介，以及不斷變化的工作和消費模式，深刻地改變了歐洲社會構建文化差異的範圍。
這些新元素產生最直接影響的地區是東南歐。在技術和貿易聯係的廣泛性方麵，東南歐已經是最先進的，它的青銅工藝品通過貿易遠銷至北部的丹麥和已經完成馬匹馴化的東方草原地區。愛琴海的島嶼間交通網絡為希臘居民帶來了安納托利亞的特色文化；幹草原與高加索地區之間的連接，使北巴爾幹和喀爾巴阡地區的居民與近東世界體係外圍日益複雜的社會建立了獨立的陸地聯係。小規模的人群沿著這些路線流動，沿途傳播著新的文化與技術。這些創新的起源可以從東南歐追溯到中歐，而且還可以逐步沿著地中海追溯至意大利和法國南部。從這些縱向路線來看，它們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的上千年的過程中，逐漸滲入了歐洲的社會結構。
盡管這些創新很重要，但不應想象它們是瞬間或普遍傳播的，或者無論它們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意義。新的畜牧業隻是緩慢地取代了早期的園藝形式，特別是在歐洲最近才采用農業的那些地區。即使是在公元前3500年之後的不久就證實遠至北歐丹麥的犁具使用，也並沒有立即帶來文化模式的顯著改變。上一個千年形成的區域文化差異提供了將這些新事物納入其中的結構，這些結構足夠堅固，能夠根據其與現有事物的相容性來吸收或排斥元素。當變化發生時，它往往是迅速而突變性的。在北歐，隻有在公元前3000年之後，隨著繩紋陶文化相關聯事物的傳播，結合了犁耕和畜牧業全部潛能的根本性變革才發生，並且伴隨著新舊模式之間明顯緊張的跡象，基於石壇神龕的靜態儀式模式迅速被更靈活的生活方式取代。沿著大西洋航道和西歐河流，通過與鍾杯文化關聯事物進一步傳播，甚至起到了更大的瓦解作用。歐洲新模式的最後延伸在第七章的時間背景下考慮更為合適，但在這裏必須提到它是我們一直關注的事件中的最後一個插曲，它完成了歐洲社會在公元前四千紀中期開始的轉變；而將西歐納入整個大陸的格局，為青銅時代歐洲文化的日益融合提供了前提條件。
因此，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銅器時代代表了歐洲發展曆程中最複雜和最令人關注的階段之一。在此期間，第一波農耕擴張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隨後很快出現了第二波農業和緊隨其後的畜牧業創新。歐洲大陸的原住民從此越來越多地陷入農業生活方式，以及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性文化模式中；但他們共同的生存條件和他們彼此之間越來越多的接觸開始緩慢地重新確立歐洲大陸的統一性。本章將在區域基礎上進一步探討這些主題，按公元前3500年前後的時間順序節點劃分，將歐洲的發展再次與歐洲大陸以外的事件聯係在一起。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東南歐
農業在歐洲首次站穩腳跟的地區，是巴爾幹半島和喀爾巴阡山脈周圍的土地，這些地區將其獨特的文化延續到了銅器時代。這些是歐洲大陸最複雜的地區，保留了他們的東方遺產，使其沒有受到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影響。這是因為這裏的農業出現得太早，以至於中石器時代的人群無法與引進的經濟同步發展。早期的園藝種植者占據了最肥沃的土地。在這片支離破碎的土地上的河穀和古老湖盆中，密集的人口可以依靠小塊易於耕作的地塊來維持。
每個群落都占據了一個可以供後代居住的地點：一堆用泥土和木頭搭建的房屋，其遺跡構成了繼任者的平台，直到一係列標誌著人類居住地的人造土墩出現。保加利亞卡拉諾沃的土墩堆積達12米，由2000多年的連續聚落積累而成。這些台形土墩（每種巴爾幹語言都有其對應的文字——莫吉拉、馬古拉、豪洛姆）不僅僅是定居經濟的偶然副產品，它們附近的每一個村落都在其可及的範圍內集中耕種土地：它們是人類生存的固定場所，爐膛和家園的所在地，生命開始和結束的地方——因為死者常常被埋葬在他們的住所旁邊，緊挨著家庭住宅。從精心繪製的餐具（桌子本身以黏土模型顯示），精心製作的爐膛和灶或裝飾用黏土配件，再到更明確地與女性生殖部位相呼應的陶器塑像；或者是男性所用的精致綠岩斧或燧石刀片：這裏的每座建築，每件遺物都充滿著象征意義。每個物品都有它的明確位置，不僅房屋本身的形製是整齊劃一的，而且整個村落的布局通常都是完美規劃的典範，以基本方位為導向，由帶有中央入口的方形柵欄圍起來，如保加利亞東北部的奧夫恰羅沃和波利安尼薩。
這是一種模式，但這種模式越來越多地被改變，因為人們試圖從這個內向的世界中掙脫出來，探索在它之外的令人興奮的可能性。狩獵和放牧提供了這樣一種出路；新礦物的開采並用其冶煉金屬也是如此；或者旅遊和貿易的機會，因為這些豐富的必需品正是那些進入海岸或穿越山脈的人們所渴望的。除優質磨石或專業陶工產品的近距離流通交易外，還發展了稀有和貴重物品的長途貿易：諸如鹽或毛皮等商品，或許還有蜂蜜或樹脂，這些在考古材料中幾乎沒有留下痕跡。但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適用於製作長刀片的細燧石中；出現在諸如用於彩繪陶器的石墨等顏料中；特別是閃光的金或銅飾品中，以及由貴重新材料製成的斧和木工器具中。
在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產金屬礦石的山脈距離被村落和庭院控製的領土僅幾步之遙；在聚落後麵的小山中，深礦井被挖掘出來，沿著誘人的綠色礦脈，開采大量銅礦以供冶煉，例如南斯拉夫的魯德納格拉瓦或卡拉諾沃附近的布納爾。這些活動是以適當的儀式進行的，精美的陶器供品及其所含物品被留在礦井中，作為從大地獲取財富的補償或交換；但一旦開采出來，這些原料就可以與遙遠的人群進行交易。這些人群可能在農業社會的邊緣地帶，甚至在更遠的地方：沿著流向黑海的河流、穿過平坦開闊的黑海大草原，在捕魚和養牛人群聚集的地方進行交易。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農業村落網絡已經從巴爾幹半島向東北方向擴展，沿著俄羅斯森林和烏克蘭草原之間的疏林地帶，一直向東延伸到基輔。這些開拓者保留了巴爾幹起源的所有傳統，居住在類似的長屋中，使用同樣種類的手工藝品，包括精心繪製的陶器和小雕像。然而，在東部邊境更為開闊的地區，房屋並非集中在像台形土墩那樣密集的聚落中，而是占用了被深挖的環壕所保護的防禦性高地。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其他人群的存在，他們是該地區中石器時代土著居民的後裔，他們使用陶器、飼養家畜，但並未放棄其季節性遷徙而轉向穩定的村莊。這些群體生活在農耕群落密集的縫隙中，占據著遠至伏爾加河以東的廣大地區。他們和農民生活在一種不穩定的互利關係中：交換他們的互補產品，但也有潛在的衝突。然而，這兩個群體都渴望從巴爾幹半島獲得銅飾品。
1972年，一位保加利亞的拖拉機司機從黑海海岸瓦爾納河口處的一座六千年曆史的墓地中，發掘出了第一個墳墓，這充分證明了銅器時代貿易的範圍和影響。在隨後的發掘中，不僅出土了大量的銅製品，還發現了6千克的金飾品，大部分是最初縫製在衣服上的片狀飾物，還包括黃金權杖和空首斧。保加利亞東部也有其他類似的墓地，盡管隨葬品沒有那麽豐富。它們標誌著從以前泥牆村落的家葬模式的突破，在瓦爾納似乎與海灣岸邊木樁之上的水上村落有關，這也許是與沿海貿易活動有關的一種特殊的聚落形式。這種金製品令人震驚，而且肯定被大量使用；但它不能與邁錫尼豎井墓等後來富含黃金製品的墓葬相提並論，因為在如此簡單的經濟條件下，能夠與之交換的商品較少。事實上，它可能不屬於個人，因為發現它的大部分墓穴都不是人類墓葬，而是具有黏土麵具的象征性墓葬。銅器時代的社會與曆史上的歐洲社會有著深刻的不同，需要人類學的想象力。
無論如何，瓦爾納的財富似乎隻是一個暫時的插曲，因為很快就發生了反映草原均勢變化的重要變革。根本的原因是銅器時代草原地區的居民開始馴養馬匹，通過馴服和騎行野馬來補充沿河資源，然後利用野馬來開發野生獸群。在第聶伯河的德雷夫卡遺址就發掘出了此類聚落。這些人群開始發展一種獨特的文化，用繩紋裝飾他們簡單的陶器——也許是對控製動物本身很重要的麻繩——並創造出獨特的器物造型，比如石製的獸形權杖，以及小型陶火盆，它們可以用來燃燒大麻種子，正如該地區鐵器時代的斯基泰部落一樣。在黑海大草原的西端，他們開始接觸耕種者的堅固房屋和聚落，這些狩獵和放牧群體開始建造圓形墓碑，從而使人們得以集中精力生活在流動的帳篷中。這種生活方式向西擴展到了以前由園藝種植者控製的一些地區，一些群體甚至似乎已經沿著多瑙河小規模地伸入羅馬尼亞，在那裏發現了他們典型的墓葬和手工藝品。這一入侵對鄰近的農民造成了影響，因為銅器時代晚期的聚落通常位於台地和小山頂上。在基輔附近的東部農耕邊境，今天的多布羅沃迪或馬伊達涅茨科等遺址，有多達200棟房屋的大規模密集村落，聚集在一起進行防禦。
在喀爾巴阡盆地，發生了一係列類似但較為平靜的變化，沒有受到曆史事件的幹擾。公元前五千紀的大型聚落和台形土墩，與之相配的大量彩陶、黑曜石刀片、綠岩斧，以及聚落內或附近的簡陋墓葬——已被一種新的模式取代。規模較小、更為分散的聚落變得普遍；同時，多達數百墓葬的墓地，類似匈牙利東部的蒂薩波爾加和巴薩塔尼亞那樣的墓地遺址，在社會景觀的組織中發揮了更為突出的作用。這些規模較大的墓地可能服務於幾個小型的聚落，墓葬變得更加正式，墓穴成排排列（大概用柱子標記），並配有大量的隨葬品。物質文化的特征也發生了變化：日用陶器不再那麽精致，地域特色也不再鮮明，但新的炫耀性男性裝備以金屬的形式出現，還有長距離進口的燧石刀片。隨著眼前居住群落的顯著減少，墓葬的象征性意義和個人地位的標誌也隨之增加。墓地映射出了當時必須明確界定的人際關係。
每一個地區都以不同的方式體現了新石器時代簡單園藝經濟的分化，新的活動領域也隨之開辟，即畜牧業、新原料的開采和貿易。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中歐和西北歐
從公元前六千紀中葉開始，中歐樹木叢生的黃土地上的農業拓荒群體，最初形成了一個同樣閉關自守的文化群落，盡管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接觸到森林和沿海地區的土著居民。從萊茵河到維斯瓦河，他們典型的木頭長屋、“鞋楦”狀的锛子和特有的圓底陶器（飾以螺旋狀或彎曲的刻線和戳點）保持了同質性，這表明他們保留了內部聯係，並可能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繁衍網絡，或者至少強調了其生活方式的獨特性和排他性。到公元前5000年，這些農民已經遠至巴黎盆地，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他們進一步向西擴展，到達了英吉利海峽沿岸和布列塔尼的邊緣。
然而，到了此時，他們的團結開始瓦解：中歐的群體日益受到喀爾巴阡盆地和巴爾幹半島用銅人群的影響；而在外圍地區，則出現了他們與土著群落融洽和互動的跡象，這些群落大量存在於大西洋沿岸和阿爾卑斯山邊緣地區。在中部地區，村落仍然是社會生活的主要單位。房屋的大小和複雜性不斷增加，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梯形平麵結構，入口區域較寬，後部區域更加隱蔽。一個特別大的例子來自德國的波鴻，長達65米之多。分散的長屋群通常具有拓荒階段的特征，當時聚集在大型建築的集結聚落裏，由柵欄圍起來——也許是為了將菜園和牲畜分開，這些牲畜可能在周圍被拓荒過的土地上大量放牧。受南部銅器時代的影響，陶器、小雕像和進口銅珠的設計變得更為精巧；此外，還出現了具有兩個相對入口的圓形土方圍場（像巴伐利亞的科蒂切琴多夫的著名例子），這令人想起了台形土墩遺址的布局（並且或許是非常完美的）。在村落附近，這些地方可能充當了舞蹈和舉行公共儀式的場所。在阿爾卑斯山濱海地帶、德國南部、瑞士和奧地利，采用的就是這種村落生活模式。在那裏，中石器時代的群體在冰磧湖附近從事農耕和畜牧業，並在湖泊沼澤邊緣的木樁上建造了簡單的木質聚落。保存在泥炭中的這些遺址，提供了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的一些最生動的證據——樺樹皮容器、木碗和工具、亞麻織物、成堆的飼料和肥料（包括蠅蛹），甚至還有一塊帶有齒痕的樹脂“口香糖”，以及通常都是存在於內陸地區的陶器和小石斧。
在黃土的西部和北部邊緣地區，農耕人群與歐洲古老的土著居民發生了相當不同的互動模式。這一過程最早始於法國西部，在那裏，隨著物質文化變得不那麽複雜，農耕輔之以狩獵和采集，遙遠的中歐影響力開始讓路於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在喀爾巴阡盆地或保加利亞沿海地區，隨著更多流動生活方式的發展，集體象征符號的重點已經從房屋和村落轉移到了墓葬上；但在西歐和北歐，紀念性陵墓成為群體身份界定中的重要內容，而不是墓葬品和複雜手工藝品的微妙信息。在法國西部（同樣，稍晚些時候，在英國南部、波蘭北部和德國），用長的（並且通常是梯形的）土墩包圍的木製或石製的陵墓建築成為群落生活的焦點：隨著房屋和住宅遺址變得不那麽堅固和持續存在，這些紀念祖先的石碑成為景觀的突出特征。
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紀念碑，最開始出現在那些中歐農耕傳統與稠密的土著人口接觸的地區；而隨著這些早期人群的加入，農業人口也隨之擴大。永久古跡，無論是房屋還是陵墓，從長遠來看，都是組織農耕活動以及種植和收割的基礎。但是，這一舉措並不僅僅依靠外來人口：很快，類型多樣的墓地建築表明，這種刺激喚起了原住民的創造性反應。出現在諾曼底的帶有石棺的石築長塚，與大西洋許多地區的一種完全不同的建築外立麵的石砌陵墓設計相呼應：墓室設置在圓塚內，由一條狹長的通道連接，可以反複使用並添加新的墓穴，這一類型被稱為通道墓，成為遠西部當地農民的主要標誌。起初，主要是由幹石牆建造而成，具有托臂拱頂，就像布列塔尼南部海岸外長島上的宏偉實例一樣，越來越大的石頭被用於建造此類墓葬。一種新穎的建築結構傳統出現了，在接下來的兩千年裏，它將成為大西洋地區歐洲本土早期農民的特征，所遺留的一直存在的巨大高位塊石，在大約六千年後激發了早期古文物研究者的想象力。
比過去農業在歐洲傳播過程更為複雜的是，無論是通過遷徙還是通過有選擇的采用諸如陶器和家畜等元素，這種殖民者與土著人之間的辯證關係是在西北歐的大部分地區小規模進行的。這些不同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的競爭，導致不同類型紀念碑不斷增加的多樣性，並且複雜性日益增加。例如，在不列顛群島，對農耕的刺激似乎來自從附近的佛蘭德斯穿越英吉利海峽的小型群體，他們建造木製的喪葬建築（被封閉在長塚中），而他們自己卻仍然生活在與周圍的土著人幾乎沒什麽不同的簡陋小屋中。隨後，在英國西部和愛爾蘭出現了被圓塚覆蓋的具有漏鬥狀入口（稱為“門墓”）的石棺，有可能是表明當地人反應的證據；這種結構有時會被發現在科茨沃爾德丘陵地帶的長塚下麵，與他們自己的石造墓室形製相結合，因此綜合兩方麵來看，這也許表明了一種調和的融合體。在蘇格蘭，隨處可發現簡單的土製和木製長塚，而石築長塚則被引進了北愛爾蘭。然而，在愛爾蘭和蘇格蘭，傳統的石製門墓和圓塚中較發達的通道墓都與長石塚並存，尤其是在對這種引入模式具有本地阻力的地區。隨著舊景觀逐步轉變為新的社會形態，所有這些類型都見證了為獲得獨特身份而進行的鬥爭。
從法國南部到北歐平原的廣大地區，也都出現了類似的區域特色和融合模式。隨著舊的社會排他性的瓦解，以及更大的社會和文化單元的出現，黃土地區本身似乎也受到了這一過程的影響。以前的小規模農業模式被更廣泛的刀耕火種的耕種形式取代，而聚落往往從山穀中向上移動到更高的俯瞰位置。人們對用於森林砍伐的燧石斧需求增加，導致在白堊紀或侏羅紀礦床適宜的地區出現了礦山，特別是在比利時和波蘭中部。在這種更加流動的聚落和區域貿易格局中，新型的儀式空間（通常帶有同心的截斷壕溝）便作為地方或區域中心出現。
小規模的滲透和變化過程在北歐重新上演。在那裏，從維斯瓦河中遊到日德蘭半島的一個地區，出現了與北部黃土地的長屋相呼應的長塚；波羅的海沿岸和島嶼上的另一種巨石建築（稱為“戴瑟”或“史前石桌狀墓標”類型）的爆發，是這些地區稠密的中石器時代人口轉變為農耕生活方式的一種回應。已知的來自這一地區的大量燧石斧，證明了眾多人員參與農業生產，以及為種植農作物而清理小麵積茂密林地所付出的努力。與東南歐一樣，勞動工具也是財富的象征；精致打磨過的石斧有時被作為祭品沉入沼澤。
這些北部和西部新石器時代群體使用的陶器，與同時期巴爾幹半島銅器時代相比雖然形製簡單，但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中石器時代晚期的居民所使用的那種大型粗糙的、尖底的器型（適用於罐裝食物）相比，卻顯示出了更加多樣化的類型（以及像這種類型的廚具）；在北歐的遺物很快就吸收了飲用容器（“漏鬥頸陶”）和獨特的帶頸環的長頸瓶組合，毫無疑問，它們被用於一些飲酒場合。在法國，陶器中有一種裝飾精美的小型燒爐，分布非常廣泛。人們認為，這些小型燒爐可能用於燃燒某些芳香劑或麻醉物——同樣，可能是儀式和典禮的點綴。
歐洲史前時期的這一階段，為早期農民的努力及其意識形態的鬥爭留下了一些最顯著的紀念物。紀念碑一旦豎立，就被賦予了一種神聖性和強大力量，而這種力量是可以被奪取或顛覆的。在布列塔尼南部最近的考古工作表明，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發生了一個明顯的重建階段：現有的巨型建築被拆除，並重新豎立在新的位置。巨大的雕塑巨石被斷開，用作新的大型通道墓的頂石。譬如莫爾比昂地區著名的加弗裏尼墓葬，28塊巨大的牆板上麵覆蓋著豐富而神秘的裝飾物，人們費力地將這些裝飾物鑿刻在花崗岩上。正如瓦爾納的黃金墓葬一樣，我們隻能模糊地了解主導這些遙遠歐洲人生活的動機；但是，農業的登場帶來的不僅僅是生存的變化。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東北歐
與歐洲大陸有限地區的這些壯觀的考古現象相比，調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中部和北部以及向東延伸到烏拉爾的大片北方森林是有益的。在那裏發生了一係列較為緩慢而統一的變化。中石器時代文化從全新世開始就出現在這裏，人們生活在半地穴房屋中，通過采集湖泊和池塘中的歐菱與捕魚，獵殺森林中的麋鹿、豬和其他動物以及波羅的海沿岸的海豹為生。他們製作木製和樺樹皮的容器，裝備包括獨木舟和獸皮艇、浮漂、漁網和陷阱，以及滑雪板。從公元前四千紀開始，陶器的使用就從東歐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群體擴展到普裏皮亞特沼澤地區的群落，然後沿著第聶伯河上遊和伏爾加河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地區。但它的采用並沒有帶來任何根本性的經濟變化，它並不表示人們已經接受穀物或馴養家畜；盡管人口可能已經有所增加並且變得更為集中：一些遺址全年可能有多達100人居住。
這樣的圖景對於洞察歐洲其他地區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農業沒有從近東如此迅速地傳播，這種模式將普遍盛行。甚至更為相關的是，該模式在那些農業未能滲透的地區仍然存在，特別是在北歐平原相當大的一部分地區，在農耕群體的夾縫之間。除此之外，甚至在西歐的山區和高原也很少使用陶器，而且這些狩獵遺址的年代也較難確定。在這些地方，中石器時代的人群與早期的農民並存，直到公元前三千紀。在波蘭，“坑紋及蜂窩紋”陶的使用者，以一種非農業的生活方式，占據了華沙周圍的廣闊區域，其外圍向西遠至奧得河。農業的到來最初並沒有取代其他選擇。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地中海中西部
農耕生活方式和覓食生活方式之間的強烈反差，在歐洲其他地區極為顯著，而在地中海地區並沒有那麽明顯。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人群之間的巨大連續性，以及農業首先進入地中海東部，意味著當地人群趨向於選擇農業生產方式的某些方麵，並將它們與現有生活方式相結合。在地中海西部的許多地區，陶器製作和小規模的家畜飼養先於耕種出現，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聚落類型。因此，也許除意大利南部，農業的傳播並沒有在村落和移動獵人之間造成顯著的差異，因為農業群落大多規模很小，而覓食者本身也大多是定居的。定居的證據來自洞穴和已建成的居住建築，不要盲目期待本地也能有中歐那樣的精致建築。然而，新石器時代晚期確實標誌著重要的變化，因為正是在這個時候，穀物種植趕上了陶器和家畜傳播潮的尾聲，新的特征也從巴爾幹半島和中歐擴展開來。
在意大利，露天遺址（而不是洞穴或岩棚）變得更為普遍，尤其是在北部的環阿爾卑斯湖區或西西裏島和卡拉布裏亞的臨海平原；但是，狩獵和采集仍然是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阿普利亞，麵向阿爾巴尼亞和伊庇魯斯的鄰近海岸，三色彩陶在巴爾幹紡織紋樣中出現了；在利古裏亞，帶有雕刻裝飾的特色方口陶器與中歐類似，而阿爾卑斯周邊則加入了更為普遍的“湖村”文化模式。在法國南部，本地居民普遍采用農業生產方式，這是上一節中所述的更廣泛模式的一部分，其特點是手推磨和拋光斧頭的廣泛出現，以及新型的懸掛用多耳陶器。在圖盧茲周圍地區的聚落特別集中，那裏的河畔遺址鋪滿鵝卵石，這些地麵有大量灼燒的痕跡，目前還難以解釋這種現象，但可能是代表某種儀式意義的桑拿或公共設施遺址。最著名的例子位於聖米歇爾-圖什，在圖什和加倫河匯合處。
由於撒丁島、利帕裏島和龐丁群島上的黑曜石礦源，地中海中部的火山島在這一階段變得很重要。穩定的農業村落允許對撒丁島中西部蒙特阿爾奇等的資源進行持續開采，這些集散中心的產品會在伊特魯裏亞海沿岸，直至法國南部和阿爾卑斯周邊進行貿易。精美的陶器，也通過這樣的沿海貿易路線流通，同時傳播了新的樣式，如利帕裏島迷人的紅色施釉陶器。在馬耳他，這一階段也因石板墓的出現而著稱，同一時期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是岩洞葬和建造的石棺墓。
伊比利亞在這個時期呈現出一種略微孤立的麵貌，盡管在這裏，含有農業經濟因素的露天遺址變得更加普遍，並出現在新的地區；它們的特點是簡單的圓底陶和拋光石斧。在貧瘠的南部地區，細莖針草（針茅屬植物）纖維被用於服裝和容器的製造，岩洞葬保存了此類新石器時代織物的引人注意的一個例子。19世紀在格拉納達峽穀一側的穆爾西拉戈斯洞穴遺址，采石工們發現了這樣一個非凡的場景，裏麵有一排仍然穿著衣服的骷髏，以及裝有罌粟果的球狀籃子。這些罌粟僅僅是生育能力的象征，還是它的麻醉性已經被人所知？更西邊，在葡萄牙，那裏（如丹麥）的貝塚表明曾經有大量的沿海人口——農業在周邊內陸地區的傳播，以史前巨石墓的首次出現為標誌；這些巨石墓的形製為簡單的通道墓。
因此，到公元前3500年，歐洲呈現出文化的多元性：東南部最為複雜；沿西北的軸線與西南的文化聯係不太緊密，並且保留了東北地區幾乎未曾改變過的古老生活方式。這些差異被放大了，而不是被已經發生的新的東方接觸所削弱。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東南歐和中歐
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標誌著愛琴海地區從原來的歐洲巴爾幹半島——即以塞薩利平原的泥土建築的村莊和彩陶為典型代表，轉變為一個以擁有石頭防禦工事和山頂密集定居點為主的海岸和島嶼網絡。促成這一現象的因素有很多：新的木本作物，如藤本植物和橄欖樹；開辟農田的耕犁和毛驢；放牧於牧場的產羊毛的綿羊；用於合金和鑄造銅、從鉛中提取銀，或使用金剛砂開采大理石的新的冶金技術；用於島嶼間交通、捕魚、貿易和掠奪的長船——所有這些都是由於鄰近的安納托利亞在東地中海青銅時代的國際分工中擔任了新角色。
特洛伊遺址很好地集中體現了這種轉變的性質。這座宮殿式的堡壘，設有巨大的廳堂和手工工場，可控製達達尼爾海峽的入口，並能夠眺望利姆諾斯島上的波利奧克尼等島嶼城鎮；在第二階段（在我們時代的末期）的大火中保存下來的，不僅有證明它工藝基礎的大量紡錘，還有它的統治者的豐富金屬器具：金銀製成的罐、杯和盤；青銅碗；銀錠；東方風格的青銅矛頭；以及擁有金銀花絲和粒化工藝的純金首飾。這是一個與新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的農業文化不同的世界，特洛伊通過貿易和競爭與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文化聯係在一起；它憑借著與愛琴海群島的海上聯係而在這個體係中占據了一席之地，愛琴海群島的原材料包括含銀鉛，可供應增長中的城市經濟對白銀的需求。
飲用葡萄酒的安納托利亞的精英生活方式，很快被他們的原材料供應商以更簡單的方式複製。銀器也出現在希臘的島嶼和大陸上，還有更多的複製品，包括施釉陶器和拋光陶器。位於基克拉迪群島和伯羅奔尼撒半島東海岸的區域中心，仿製了堡壘牆和大型中央建築，當地的作坊也試圖重現近東專業金匠的技能。基克拉迪群島的經銷商從對島際航線的控製中獲益，並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文化，這體現在酒者和裏拉琴演奏者的大理石雕像上。
東南歐的其他地區則不受上述情況的直接影響；但即使是最北邊的喀爾巴阡盆地，公元前四千紀後期的新陶器風格也與愛琴海的金屬飲具相似：它有高懸的帶狀把手，凹底，飾以凹槽，具有光亮的灰色表麵。鄉村精英也有證據表明，因為這些代表身份地位的物品（當時他們隻能飲用一些當地釀造的東西，因為經過馴化的葡萄在三千年內都不會在這裏種植）與其他昂貴的隨葬品出現在同一墳墓中：婦女或成對的牛（或兩者兼具）。這些都是從匈牙利中部這一時期墓地中的幾處墓葬中得知的。這些私有財物的形成和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體現在整個公元前四千紀晚期的社會地位與財富的象征上：一個典型的馬車形狀的酒杯，已知的例子來自布達卡拉茲古墓和瑞傑圳特馬頓古墓。用於牽引輪式車輛的牛也可用於犁耕，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在低地邊緣和幹旱河間地區的進一步殖民化過程中得到了推廣。
輪式車輛和輕型犁耕的成對牽引技術的推廣，在黑海北部的幹旱地區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那裏，位於近東貿易網絡邊緣的複雜社群，例如北高加索的邁科普，與幹草原上的牧民建立了聯係。馬匹和牛拉貨車的結合，為開發牧場提供了充分的機動性，發展出一種強大的新文化。這種文化以豎穴墓為特征，用木料製成槨室並以圓塚或“庫爾幹”為標誌。這些古跡有時會被一個石製的人形紀念碑蓋著，偶爾也有木製車輪乃至整輛馬車。後一種情況出現在從多瑙河下遊到烏拉爾河的整個地區，向南直到裏海。這些人群中的一小部分群體沿著多瑙河深入保加利亞北部，並向北進入匈牙利東部。在那裏，他們在季節性幹旱的蒂薩河和克勒什河衝積平原日益鹽堿化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塊飛地。他們的墓葬——仰身屈肢，撒著紅赭石，躺在一張塗有顏料的毛氈上，地表堆起隆起的“庫爾幹”——與當地平坦的墓葬形成了鮮明對比。正是通過這種向東的聯係，近東的特產（產羊毛的綿羊品種，以及使用兩件式模具的金屬鑄造技術）最終找到了進入歐洲的途徑，這次不是通過愛琴海。
與此同時，早期的愛琴海影響蔓延到了喀爾巴阡盆地周圍的中歐地區：巴伐利亞，前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部。在這些地區，出現了特有的、受金屬器具影響的圓形陶器形狀，這些陶器通常與高地地區有壕溝保護的台地遺址有關。除促進東南歐和中歐大部分地區的文化統一外，還在德國和波蘭的大部分地區發現了進一步影響——包括在下薩克森州奧爾登多夫的一個巨石建築中仿製金屬器皿的陶器的驚人發現，以及庫亞維亞的成對牛葬。這些直接影響表明了更基本的因素，包括耕犁和輪式車輛的傳播。
來自南部的這些進一步的推力，在北歐平原和鄰近的西部地區引起了一係列迅速的反響和接納。總的來說，新的因素被現有的社會製度和儀式體係所吸收；但耕犁使得耕種規模擴大成為可能，而接觸的多樣性日益增加，這些都積累了在隨後時期發生根本變革的潛力。
在波蘭的克澤米奧尼基等遺址，燧石開采工業規模的擴大，體現了經濟變化的規模。在那裏，多達1000個豎井通過較軟的岩石打入適合製作斧頭的堅硬燧石礦脈。這些礦料將被傳送達500千米，以滿足因犁耕需求產生的不斷增長的森林砍伐的需要。此類工具密集的發現地點，集中在擴張最迅速的區域，特別是維斯瓦河沿岸的庫亞維亞地區，那裏有著小型的方形房屋聚落和墓地，包括動物墓葬（例如雙角間刻有骨盤和“旭日形”圖案的牛）。這些表明畜牧業在人的生存和意識形態方麵日益重要，這也使得更廣泛的森林采伐成為可能。這一地區的陶器包括巨大的球形容器，帶有懸掛耳（有點不太恰當地被稱為“雙耳陶罐”），它向東擴展遠至基輔，毗鄰幹草原豎穴墓文化人群的分布區。從這一來源，他們獲得了扭曲的繩紋裝飾，也許還有其他的習慣——盡管還沒有接納建立圓形古墓塚的做法。最早的馴養馬匹通過這條路線到達了中歐和北歐。在波蘭和德國的其他地區，也發現了帶有繩紋裝飾圖案的球形雙耳罐，在那裏，它們似乎屬於與農業群體並存的專業牧民。文化融合的另一個線索是由狩獵群體提供的，他們使用帶有坑紋及蜂窩紋裝飾圖案的陶器，這些陶器似乎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中部和波羅的海沿岸滲透到少數地區，在周圍的農民和放牧人中占據了一個專門的位置。
當時的耕作，包括犁耕，是在黃土帶較古老的中心區域和北部及西部與巨石建築區毗鄰的區域大規模進行的。山頂場所和禮儀中心仍在使用（或出現在丹麥等新地區），而大量堅固的木屋取代了先前在黃土地區占主導地位的較簡陋聚落。在德國中部——易北河和薩勒河中遊地區——一個新的特點是大量集體墓地的出現：令人回想起西部的史前巨石碑墓，但這裏通常是用木材或小塊石頭建造的。陶鼓用於儀式場景中，有時也作為隨葬品留在墳墓裏。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地區梅澤堡附近的利納-戈利茨奇遺址，有一處不尋常的室內場景展示；在特別精心建造的石砌墓穴內，一塊石棺的側板表麵雕刻著一個房間的內部場景：裝飾性的毯子，以及掛在牆上的弓和箭筒的圖案。丹麥發現了木質的祭祀屋；具有特殊底座形狀的陶器和黏土勺；帶有入口通道的大型巨石墓（被稱為“傑特斯特圖爾大墓碑”或“巨大的墳墓”）也首次出現在這裏。它們通常含有大量的墓葬，常常將頭蓋骨和長骨分別放置在不同的隔間裏。這些巨大的紀念碑也是在荷蘭北部首次建造的。
這一時期的陶器種類繁多，尤其是適合正式儀式場合和展示的裝飾性器皿。它們記錄了不同行為模式之間的緊張關係，特別是對飲食的群體表達性消費。其中包括南部圓形的飲用容器，北部的棱角形食物容器，東歐較大的**容器，以及在西部中石器時代融入地區占主導地位的簡單“花盆”形狀器皿。每種類型的陶器都反映了當地食物的製備方式，並與各種紀念碑和聚落相呼應。
在所有這些不同的地區表達方式中，某些共同特征脫穎而出，最重要的是空間布局的關鍵性。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結構是以永久的物質形態固定的，無論是木屋和村落、土建的禮儀中心還是石製的祭壇。在以農業為主而不是畜牧業為主的地區，這些群落標誌是保持耕作和社會再生產的連續性的根本。它們是定期舉行儀式和典禮的場所，是出於永久性的期望而建立的，持久地貫穿於日常生活中年複一年的循環，直到永恒。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新的流動性，而且已經在東歐被預示：一種不那麽固定、更具機會主義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社會與土地和穩定象征的聯係不那麽緊密。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北歐和西歐
公元前3000年，這一地區的區域劃分標誌著歐洲大陸外圍地區快速變化的步伐，因為累積的變革矛盾打破了傳統的社會和生活方式。盡管在過去的5個世紀裏，儀式建築和紀念碑類型日益完善，但這一趨勢卻由於新的物質文化形式的傳播而被突然扭轉。在這種文化中，便攜式財富比巨石文化和儀式中心更為重要。重點從神聖空間轉移到人及其個人財產上。
這種變化的標誌，是被考古學家稱為“繩紋陶文化”的陶器類型。以前是在草原上，後來在北歐平原東半部的人們已經知曉使用繩紋作為裝飾圖案。但現在它采用了一種特有的形式——被稱為“高腳杯”的飲用器皿：一個高而無柄的罐子，罐口外翻，能容納一升左右的**，上半部飾以水平條紋。這種陶罐通常是在男性墓葬中發現的，並伴有一種穿孔的、單邊斜刃的石斧，通常被稱為“戰斧”。早期也製造了類似的石斧，仿製的是銅器時代末期喀爾巴阡盆地的柄孔斧，但是現在它們以更多的數量出現，取代了以前用來砍伐森林的拋光斧的榮耀。包含這些物品的墓葬現在位於圓形墳墩文化的中心。
這些變化也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和風格方麵。繩紋陶文化民族的聚落類型與先前的傳統相反，變成由少量分散的居住群體組成，此類居所數量較少，因此很難從簡陋的柱洞遺存中重建其房屋結構；但麵積可能很小，並且沒有相當於先前模式的中央土建建築和禮儀中心。它們適合於變化更迅速的社會景觀，在這種社會景觀中，居住地不那麽固定，社會群體更具流動性。墓葬也是如此：埋葬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隻有墳墓邊的人才能見證；但死者作為人的存在而被埋葬，在最後的劇情反轉中炫耀自己生前的用具和個人地位，而不是加入一個更無名的祖先墓地。這些墳墩標出了特定的祖先和繼承關係，這對活人的世界充滿意義。這些現象在歐洲史前時期並不新鮮，因為它們與喀爾巴阡山脈早期銅器時代有著相似之處，在草原上也有類似現象。它們的新奇之處在於，它們出現在被森林覆蓋的北歐，那裏的牧場已經被早期的農民慢慢地從茂密的林地上用辛勤的勞動開拓出來，更大麵積的可耕地和休耕地使得人們有可能根據新的原則重新組織生活方式。在那裏家畜是財富的基礎，而不再是土地，手工藝品則作為權威和權力的象征，在不停的變化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
這種模式是從哪裏開始的？考古學家利用類型學分析和（迄今為止）數量不足的放射性碳定年法，確定了一個最初的群體，即從日德蘭半島到北布格河低丘之下的土坑中，發現了最初的繩紋陶文化的高腳杯和戰斧的“最初地層”。在這個分布的外圍地區，這些人群顯然是侵入性的，並且與史前巨石的建造者和雙耳罐的製造者一起生活了兩個世紀。也許他們一直都是局外人，在現有文化的邊緣成長，並逐漸顛覆了後兩者的人群。然而，不久之後，在長期耕作的平原，例如德國中部黃土地區的平原，或呂訥堡草原容易開墾的冰水沉積砂（那時不是目前用於陸軍演習的歐石楠叢生的荒野），他們就變成了主導力量，並且很快就深入了北歐平原大部分地區的類似砂土區。從那裏，這一模式擴展到萊茵蘭，再向南延伸到瑞士，覆蓋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向東，吸收了波羅的海東部的農民和采集者，並向莫斯科進發：逼退以前的文化模式，重新定義廣闊的區域，創建了一個可以與草原牧民和東南歐較穩定的農業人群相匹敵的文化集團。這是歐洲史前史上規模最大、最具革命性的變革之一。
當這些重大事件在歐洲大陸發生的時候，英國經曆了一種較孤立的變革軌跡，在這種變化中，舊的模式得以存在更長的時間，而沒有被這些新思想直接瓦解。然而，耕犁早就到達了丹麥，它的使用定義了新石器時代後期。盡管沒有意識形態的根本性變化，但犁耕見證了聚落類型的重大變化。犁痕一直保存在南街長古墳下麵，這是新一代“短的”長塚之一（通常根本覆蓋不住墓葬），大約於公元前3500年出現在威塞克斯的白堊地區。聚落，當時以更大、更穩定的家庭場所的形式存在，不再局限於這種富含黃土的鈣質土壤區，並且開始在泰晤士河等主要河流的布滿礫石的河流階地上更廣泛地擴張。在這裏，以及在英國東部的其他地方，譬如約克郡，出現了新型的單人墓葬，有著獨特的人工製品，如雙頭羚羊飾物、燧石斧和刀，或者諸如骨針或黑玉腰帶配件之類的裝飾品。這些發展與當時歐洲大陸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相似的；但在英格蘭西部，這些變化似乎遭到了新的、更為精心製作的儀式紀念碑的抵製。例如，由平行的堤岸和溝渠組成的長長的土方工程，被稱為科薩斯遺跡（在18世紀的奇想中，它們代表了某種賽馬場），這些遺跡與同一時代布列塔尼的石碑排列有些相仿——盡管沒有直接的聯係。直接衝突的跡象在英格蘭西南部很明顯，在那裏，像漢布爾登山和克裏克利山這樣的位於小山頂的禮儀場所都構築了防禦工事，而且這些工事確實遭到了手持弓箭的襲擊者的攻擊。
在英國北部和愛爾蘭，當地的圓形通道墓數量劇增，而且在愛爾蘭，長墓傳統在鄰近的地區延續，並且擴展到主要的部落中心，集中在像卡羅基爾或拉夫克魯之類的小山上，或主導著博伊奈河灣處的紐格蘭奇古墓、諾斯古墓和道斯古墓，它們具有巨大的用刻紋裝飾的十字形通道墓，彼此相距不超過3千米，每個古墓都坐落在一個巨大的圓錐形土堆中。在這裏，古人對天文學和季節曆法的深奧興趣，在早期的通道墓中都有暗示，這在墓道旁邊的石頭上所雕刻的日晷和通道的感光順序中變得明確起來：在冬至，太陽初升，陽光直照進通道裏，照亮了遠處墓室中的雕刻。加弗裏尼建立後的500年，巨石藝術和建築學在歐洲的最西部達到了另一個巔峰，那裏沒有受到歐洲大陸衝突的影響。在愛爾蘭的其他地區，長墓的傳統盛行，人們付出了同等的努力（雖然持續了數代人）去建造長長的牧場牆以保護在貝希-格倫納拉附近梅奧郡的肥沃牧場，它們後來被保存在那裏的泥炭沉積層中。
另一個在這個時期崛起的北部地區是富饒的奧克尼群島。它們最初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由使用耕犁的農民和漁民將其開拓為殖民地的，它們不僅因其主要陵墓的精雕細琢而聞名（其中的一些，譬如麥豪石室，在規劃和定位上與紐格蘭奇古墓有著相似之處），而且還因配套建造的像斯卡拉布雷這樣的石砌定居點而著稱，那裏有著密集的近長方形的小屋，由通道連接，還有用片石疊砌而成的床、櫃以及火爐。在最近被發掘的巴恩豪斯遺址，緊鄰麥豪石室，一座中央圓形建築的周圍分布了一組類似的小屋，在夏至時，圓形建築的入口處正對著冉冉升起的太陽；一道歡欣雀躍的光芒，就像冬至的陽光穿透了死者的王國。奧克尼遺址也因另一類紀念遺跡而顯得特別，它們位於上述兩個遺址南方的哈裏湖對麵。這些就是布羅德蓋和斯丹尼斯著名的被壕溝和堤岸圍繞的史前環狀巨石陣，以及它們的儀式性入口；它們是一種紀念遺跡類型的樣本，廣泛分布於英國北部，後來又進一步向南發展。史前環形巨石陣似乎是圓形通道墓及其刻石裝飾的進一步發展（最初可能在蘇格蘭西北部）；而且這樣的巨石陣很可能圍繞著圓形木結構，用於以前在墓室中舉行的各種儀式，因為可以容納比墓室中更多的集會人群。這樣的石圈通常都是針對夏至排列，就像巴恩豪斯遺址的巨大建築，而不是像古墓的冬至。有關他們神秘的儀式，我們沒有直接的知識，但某些精心製作的堅硬岩石物體，例如裝飾性的球體或正多麵體，上麵刻有浮雕和凸線（也許是用來占卜的），說明當時人們已經對幾何學有一個深刻的理解。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地中海西部和中部
這一時期的地中海地區展現出上文闡明的各種社會形式，從東部的城市複雜性，到中部地區使用銅器的個人主義群體及其隨葬武器的墓葬，再到西部的紀念碑建築人群的集體墓地。他們都使用了基於耕犁的農業係統，隨著畜牧業在意大利和法國南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地區間的聯係開始在其他原本貧瘠的島嶼上凸顯出來；但這些廣泛的連接沒有被擴大，以往航行以天計算的路程阻力妨礙了貿易的遠距離發展。雖然某些特征確實從東部傳播到了西部，但它具有緩慢擴散的特征，而不是移民或有目的的探索。
伊比利亞半島在這一時期見證了墓葬建造和儀式活動的顯著全盛期，同時也見證了基於對當地豐富礦石資源的開采和精細石器（如長長的燧石刀和精心雕刻的片岩板）生產的簡單銅冶金術的發展。雖然精美的手工製品包含諸如象牙梳和草帶鞋之類的個人物品，但它們仍葬於集體墳墓中，沒有被分類到個人墓葬。鴕鳥蛋殼等材料的使用，表明與鄰近的北非有交往，在那裏也建造了有分室的石製古墓塚群。陶器上裝飾的象征性圖案，與出現在示意性的人形飾板中，以及被稱為“牧杖”的彎曲物體上，此外還有幾何形圖案，與其周邊的太陽形或眼睛形圖案同屬象征性圖案類別，但它們是更具象的元素，如象征雄鹿的棍狀圖形。另外，還在一些地區建造了紀念墓碑、複雜的聚落或區域中心，四周是精心建造的防禦牆，包括錯綜的入口和堡壘。這些與已知的當時法國西部航空攝影中土製的“營地”有些類似，盡管堡壘似乎是地中海地區特有的元素，但它可能表明了與撒丁島、西西裏島和愛琴海之間的聯係，能夠追溯到黎凡特南部的城市。這些共同的元素連接了大西洋伊比利亞半島及其著名的遺址，如葡萄牙的讚布雅爾和聖佩德羅新鎮，以及阿爾梅裏亞貧瘠的土地。在這裏，集約化的洪泛農業和簡單的灌溉維持著一些擁有共同核心的定居點，譬如洛斯米利亞雷斯，其附近大約有100座帶拱門的巨石墓穴群，以及附近小山上隱蔽的具備棱堡的堡壘。這些墓穴的建築風格與位於塞維利亞附近馬塔魯比拉石室塚墓的巨石建築物相仿，並沿大西洋海岸，以更簡單的形式在數以百計的墓穴中再現，其中一些帶有刻繪的幾何形裝飾。在西班牙黎凡特的對麵海岸地區，岩畫傳統與狩獵場景表明，早期的生活方式仍在繼續。
科西嘉島、撒丁島、馬耳他，以及西西裏島，這些島嶼景觀受限較多，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一種較為內斂的擴張模式，這可能是它們確立特定儀式中心而不是采納鄰近歐洲大陸地區更易流動模式的原因。這些地區中的每一個都顯示出與迄今為止人口不足的島嶼引入犁耕有關的繁榮，而島際間接觸的證據卻很有限。最極端的情況是馬耳他，在所討論的這一時期，6個極為顯著的主要神殿建築群次第出現了，並逐漸變得更加精致。在起源上，這些似乎是帶有墓室的地下墓穴的增大版本，為獨特的三葉形或五葉形的結構設計，由大的、成某種形狀的（並且通常是飾以螺旋形）石灰岩塊建造而成，這些設計與造型在塔西克主要中心附近的岩石雕刻、紅漆的集體墓穴或下墓室中得到了呼應。神殿本身也在不斷發展，並經常被擴大或模仿，所提供的證據有封閉的聖殿、神諭坑和祭石，其中一把燧石刀被保存在一個隱蔽的壁龕中。神殿裏還有一個巨大的雕像，象征著一位臀部特別肥碩突出的“母親神”，以及沉睡的（出神的？）“女祭司”小雕像。與愛爾蘭一樣，相對孤立的環境孕育了一種更極端的紀念碑類型，基本上在其他地區得到了體現；盡管必須將馬耳他的中心想象為彼此競爭，而不是與其他群體競爭，因為這裏顯然沒有其他地方意識形態。撒丁島的岩洞墓中也出現了少量類似的表現形式，這些墓穴可能仿造木製地麵建築物的樣式，以及其他地麵紀念遺跡的類型，比如帶有大片預留空地的巨型墓的集體墓葬，以及薩薩裏附近阿科迪山著名的金字塔狀的墳墩。在科西嘉島，石棺和豎石紀念碑的分布更為分散，一些是人形的，其他則是群像的形狀，這表明在樹木繁茂的山區環境中，人們對社會生活的關注程度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