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石器時代2

來自南歐的一個重建生存—定居模式的實例是很有用的，因為它表明“文化”概念的消亡對遺存變化解釋的有效性。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發現了屬於同一時期（距今9500年至8500年）的兩種“類型”中石器時代遺址，它們被賦予不同的“文化”標簽，即阿斯圖裏亞斯（Asturian）文化和阿濟爾（Azilian）文化。例如，“阿斯圖裏亞斯文化”一詞適用於取自裏埃拉遺址第29層的材料，可追溯到距今8350至8950年前；來自烏蒂亞加（Urtiaga）遺址的C層的材料則可追溯到距今8530至8870年，被稱為“阿濟爾文化”。差異部分在於工具堆積物。相比阿濟爾文化遺存，阿斯圖裏亞斯文化遺物具有較少的打製品和背刃式石刀，以及較多的重型器物，如鶴嘴鋤和斧子。阿斯圖裏亞斯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低地和河口，而阿濟爾文化遺址則遍布整個低地和高原地區。動物遺存的內涵也各不相同：阿斯圖裏亞斯文化總是以馬鹿為主，麅子和野豬出現的頻率較低；而阿濟爾文化則顯示出較大的變化。在高山地區，他們都以野山羊為主。傳統上，人們把阿濟爾和阿斯圖裏亞斯遺址分類為不同的人類群體、不同的文化。然而，它們更有可能是同一生存—定居模式的兩個組成部分。阿斯圖裏亞斯遺址可能是用來處理來自大本營的大量廢料，而阿濟爾遺址則是進行各種狩獵、采集和捕魚活動的地點。但這一生存—定居模式的其他要素，例如大本營，尚未被發現。

覓食決策 當“重建”這些生存—定居模式時，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因為強調他們進入常規的季節性輪換，就忽略了中石器時代覓食者還擁有極其靈活的生存策略。雖然他們大部分的生存策略可能已經轉向常規化了——春天等待遷徙的魚類，夏季遷移至內陸地區——但他們覓食行為的效率不得不建立在準備應對新機遇或應付資源意外短缺的基礎上。為此，他們要依靠對周圍環境的了解，並不斷更新其“信息庫”，以了解各種資源的可用性和位置。因此，與其從季節輪換的角度來考慮中石器時代的生存策略，倒不如從一個更合適的角度把它看成個人和群體對於在什麽時候開采什麽資源的一係列選擇。

我們可以將這些決策視為“互補選擇”（要遷移到哪種類型的生物圈，如內陸森林或海岸），或者“獵物選擇”（要在哪些片區中一次利用哪些特定資源）。在做出這樣的決策時，覓食者會收集和處理許多有關他們當前需求以及可能來自不同片區或獵物類型的回報等信息。他們會一直試圖在利用不同資源的成本、收益和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成本是指狩獵或采集資源所花費的精力和時間；收益是就肉類和原材料的回報而言；風險是指付出很大努力卻沒有得到回報的可能性。例如，如果一個獵人成功地殺死了一隻馬鹿，那麽肉、獸皮和鹿角的收益將相當可觀；但是獵殺馬鹿是一項有風險的活動：人們可能找不到馬鹿的蹤跡，或者在射擊時沒有擊中，抑或在受傷和垂死的動物逃跑後沒有找到它的屍體。相比之下，收集軟體動物就沒有這樣的風險，因為它們很容易被大量發現。然而，如果想要收集足夠的物種來烹調一頓像樣的飯菜，就必須投入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

阿羅德5號遺址 從這種決策、成本—效益—風險的角度，可以理解中石器時代的許多生存行為和技術。舉個例子，我們可以通過對阿羅德5號遺址（距今約6860年至6540年前）的一個簡短思考，來完成對中石器時代的生存和聚居地的研究，這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中部早期的一處靠近大西洋的定居點。這一遺址的動物遺存證明了動物利用的廣泛性，以馬鹿、麋鹿、麅子和豬為代表。該遺址似乎是一個狩獵營地：在那裏，獵人根據與上述動物的遭遇概率，去搜尋這些動物。遺址中每一種動物的數量表明，人們在狩獵方麵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並且獲得了大量的肉類和原材料。人們似乎更喜歡搜尋大型的和較難發現的物種，例如馬鹿，捕獲概率較高但體型較小的麅子可能就被放棄了。鑒於這種對陸地狩獵的關注，讓人頗感意外的是，該遺址位於一座小島上的沼澤區，距最近的堅固的陸地也有400米。然而，這個位置非常適合設置捕魚工具，以捕捉在該遺址發現的鱸魚、歐鯿和丁鯛。在日常生活中，這些捕魚器在提供食物方麵可能比狩捕大型陸地獵物要穩定得多，因為與之相關的風險很小。因此，覓食者可以承受去冒險追捕馬鹿，但是很有可能空手而歸的風險；因為捕魚工具確保了食物的供應。

人口與社會

人們一致認為中石器時代是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但是對人口密度的評估存在顯著差異。考慮到進行這種評估的困難，以及貫穿歐洲中石器時代可能的變化模式，這種差異不足為奇。每平方千米平均人口密度極有可能在0.5到0.005，對於狩獵采集者而言可能相對較高。中石器時代的德國西南部，可以說明估算過去人口規模和變化速率的難度。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距今約8000年前（即中石器時代早期和晚期之間的界線）遺址數量的顯著減少。這可能反映了人口規模的縮小。然而，由於當時環境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例如植被多樣性的增加，因此遺址數量的減少可能也反映了居住方式的變化。很有可能，狩獵采集者對新環境做出的反應是居住在較少但較大的定居點，或者將定居點位置限製在特定區域。

與文獻記載的狩獵采集者類似，人口的社會組織很可能按等級結構分為三個主要層次。最基礎的應該是家庭群居。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家庭成員都會聚集在一起，組成規模為25人到100人的群體。然後，這些將被關聯到覆蓋廣泛區域的網絡中。這一網絡中的群體和個人之間的聯係將通過拜訪和定期聚集來維持，屆時信息、貨物和婚姻伴侶可能會通過交換取得。然而如同生存模式和技術一樣，人們還必須認識到，在整個歐洲中石器時代，社會組織可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性。部分原因在於，像技術一樣，社會組織是中石器時代覓食者適應自然環境的一種手段。關於中石器時代人口和社會組織性質的推測很容易，但難以找到確鑿證據，最好的證據之一是埋葬的死者。

正是在中石器時代，歐洲出現了第一處墓地。在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甚至可能在舊石器時代中期，人們被以各種方式埋葬。但隻有在中石器時代，正式的墓地才被建立，其中最大的包含有數百個人。這些墓地的存在和內涵為中石器時代提供了許多觀察角度，我們可以重建社會的人口結構；了解人們的健康狀況；推斷出與死者一起放置的人工製品的社會結構與象征意義。

墓地 墓地是中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現象，平均年代為距今約6250年前。在中石器時代早期，埋葬仍然具有個人性質——至少還沒有發現墓地。墓地的出現似乎代表了歐洲史前時期的一個獨特事件，也許是在距今約6500年前的時候，人口總量超過了一個臨界點。墓地及其反映的“複雜”社會，主要分布於沿海地區或大的湖泊與河流附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這些地區本身就是最豐饒的，因而最有能力養活大規模的人口。有些人認為，這導致人們需要去標記，甚至是捍衛許多以前的人們通過利用祖先的存在（即經由安葬）而取得的領土。

墓地的大小顯示出明顯的變化：最大的兩個是卡累利阿（Karelia）的奧列內斯特羅夫斯基（Oleneostrovski）墓地和葡萄牙的卡貝科-達-阿魯達（Cabeco da Arruda）墓地。這兩處墓地都各自發掘出170多座墳墓。然而，大多數墓地都隻有20～60座墓。在試圖計算墓地的實際大小並進行適當的比較方麵，存在諸多困難。通常很難估計一個墓地使用的時間跨度，以及逝者被安葬在墓地的概率。一些墓地形成了較大的規模，這僅僅是因為它們被使用的時間較長，還是因為它們與更大規模的人口有關？同樣，對各個墓地之間進行的比較也麵臨著這些墓地之間保存狀況的顯著差異，以及考古發掘的程度和細節等種種難題。

古病理學 人骨中最令人關注的資料類型之一，是關於過去人口的健康狀況。人骨能夠展現出多種疾病和損傷。特別常見的是關節炎和齲齒，但也包括其他的病狀，如多孔性骨質增生、釉質發育不良症、佝僂病和骨質疏鬆。不同人群之間病理強度和類型有一些明顯的差異。與定居群體有關的墓地，比如斯凱特霍爾姆遺址、維德貝克（Vedbaek）遺址和弗拉薩克（Vlasac）遺址，其中的成員很少有齲齒，但有多種其他病理狀況，而且在活著時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相比之下，與流動性較強的人群有關的墓地，譬如烏佐（Uzzo）洞穴遺址、阿倫-坎迪德（Arene Candide）洞穴遺址和莫伊塔-多錫巴斯提奧（Moita do Sebastiao）遺址，這些墓地成員患齲齒的頻率很高，在某些情況下高達50%，然而他們活著的時候在其他方麵則要健康得多，幾乎沒有骨骼病理的證據。毫無疑問，這種模式差異與在長期定居生活造成的寄生蟲和傳染病的大量增加而引起的衛生問題有關。

這些中石器時代墓地的許多人骨都有被拋擲的尖狀器造成的傷害痕跡。它們被發現時尖狀器通常還牢牢嵌在骨頭中，這很可能是導致這些人死亡的原因。例如，維德貝克遺址的19A號墓中，有一具男性骨骼的第二和第三胸椎之間嵌有獸骨尖狀器，而在7號墓中則是梯形尖狀器嵌入在長骨中。在斯凱特霍爾姆遺址中，一具成年男性的遺骨被存放於現在被編為13號的墓中，其骨盆中嵌入了一枚橫向箭鏃，表明他的死亡是由箭鏃刺穿腹部引起的。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情況來解釋這些傷害：它們可能是由於狩獵事故造成的，當時一群獵手們正在圍獵大型有蹄類動物，如成年馬鹿；或者，可能涉及個人之間的戰鬥；第三種可能性是，這些病理學創傷源自群體之間有組織的戰爭，如下文將要討論的西班牙黎凡特（Levantine）藝術繪畫所示。

隨葬品與喪葬儀式 從遺骨到隨葬品和喪葬方式的角度，我們再次發現墓地內以及墓地之間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墓地內的變化可能與人群過去的社會組織有關，而墓地之間的差異可能涉及有關群體的特定傳統。我們可以將維德貝克遺址和斯凱特霍爾姆1號遺址做個對比。在前者中，所有17座墓坑都是同樣的簡單形狀——一個在地表以下0.5～1米的槽形土坑。它們平行排列；除3座墓以外，其他都是單人葬。除1座墓外，墓主都是呈仰臥的姿勢，雙腳並攏，雙臂放在身體兩側。然而，在斯凱特霍爾姆1號遺址，喪葬習俗形式繁多，包括火葬、坐姿葬、仰臥葬或俯臥葬、側身屈肢葬（側身，膝蓋向上彎至胸部以下），以及一係列的扭曲姿態。

除喪葬儀式隨著空間的變化而變化外，我們還可以運用斯凱特霍爾姆遺址的多個墓地來觀察喪葬儀式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因為在1號墓地和2號墓地中所使用的喪葬儀式存在著值得注意的明顯差異。斯凱特霍爾姆1號遺址最常用的是側身屈肢葬，但2號遺址中卻沒有；坐姿葬也同樣未見。在斯凱特霍爾姆2號遺址中，隨葬品的數量有所增加，下葬似乎是按照嚴格的程序進行的，這與早期墓地的明顯隨機性形成了鮮明對比。此外，在斯凱特霍爾姆2號遺址，狗不再享有與人相同規格的埋葬形式。而之前，它們似乎受到了與人非常相似的待遇。在斯凱特霍爾姆2號遺址存在另一個令人極為感興趣的發現：一處大型禮儀建築的遺跡。這處遺跡是一個由赭紅色線條分界的矩形區域，包含不同動物不同部位的遺物。

狗在斯凱特霍爾姆遺址的角色值得進一步討論。對於中石器時代的獵人來說，狗可能是非常珍貴的，這很可能就解釋了通常與狗的埋葬有關的儀式。某些狗被發現是單獨埋葬的，並有非常豐富的隨葬品，如鹿角和燧石刀片，其定位就如同狗享有和人一樣的禮遇。其他的似乎是被殺死的，以這種方式繼續陪伴它們的主人，在墓穴的填土層發現了它們的骨架。還有其他的情況，在一些墓中還發現了單個犬類骨頭，這意味著它們被肢解了。總的來說，人類對待狗和對待自身的方式是一樣的，似乎都是複雜多變的。

我們可能還會觀察到中石器時代儀式活動的其他證據。雖然發現於北歐沼澤地區的許多史前遺物，例如來自洛舒爾特（Loshult）的箭鏃，有可能是偶然的遺失，但還可能是祭品；其中的一些遺物似乎在被掩埋之前就被有意毀壞了。也有燧石石核的發現，上麵殘留著一些線條，在被破壞之前，人們並沒有將其製作成任一工具的意圖。在迪爾霍姆遺址，人類骨骼上的切割痕跡和斷裂痕跡，表明了骨髓的提取和同類相食的現象。

社會組織 正是墓地的存在，表明在狩獵采集人群的社會組織比後冰期早期和前冰川時期更為複雜。通過研究隨葬品、墓主的年齡和性別以及喪葬儀式變化之間的關係，可以深入了解這一社會組織的主要性質。可以在這些材料中探求兩種類型的社會分化。第一種是橫向的，指由於一個人的內在特征——年齡、性別、個人成就，而被賦予的地位，這是一個典型的“平等主義”社會。第二種是縱向的，意指憑借出身而獲得地位的，即不平等的世襲，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這方麵的經典指標，是隨葬有巨大財富的兒童墓葬，而這些財富是不可能通過他們自己取得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分化似乎是橫向的。隨葬品分布以及喪葬儀式的大部分變化，可以參照墓主涉及的年齡和性別來說明。其他特征，例如赭石的分布，在墓地內是統一的。在這種社會中，一個人的地位很可能來自他在狩獵大型獵物方麵獲得的成功，尤其是馬鹿和野豬，因為鹿角和牙墜在隨葬品中占有突出位置。有三個墓地包含了縱向社會分化的證據，表明歐洲第一個等級社會出現在中石器時代。在布列塔尼（Brittany）半島海岸的奧埃迪克（Hoedic）遺址和特威克（Teviec）遺址，兒童墓的形製最為複雜，隨葬品也很多。這些墓葬還由於具有的多個成員而著稱，這與通常幾乎普遍的單人葬形式存在鮮明對比，表明墓地會定期向同一個等級出身的死者重新打開並再次密封。在特威克遺址中還發現了複雜的墓葬結構，石板墓室上方覆蓋著小土堆。

位於卡累利阿（Karelia）的奧列內斯特羅夫斯基（Oleneostrovski）墓地，擁有中石器時代目前已知最複雜社會組織的證據。世襲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等級是普遍存在的。發掘的170座墓葬——大約占墓地總數的三分之一——顯示出隨葬品數量的顯著差異。20%的墓葬沒有任何隨葬品，而有的墓葬則有400多件。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橫向社會分化來解釋，也就是說，在年齡和性別方麵與中石器時代歐洲其他地區發現的模式相符。例如，幾乎沒有兒童的墓葬，這表明財富的繼承是有限的。男性和女性經常隨葬不同的物品：獸骨尖狀器、石斧和骨針與男性相關；而狸牙雕件則與女性關聯。一個人所擁有的財富，顯然是通過他們所隨葬的動物牙齒串飾的種類和數量來表達的。這些隨葬品是熊、麋鹿和河狸——在眾多被獵殺的動物中，人們認為僅有這三種具有象征意義。正當壯年的個人所擁有的這些掛件的數量越多，可能反映了他們作為獵人的能力比年輕人或老年人更強。

跨領域的這種橫向社會分化的模式，表明某些人具有獨立的社會地位，這來源於他所獲得的社會身份。9座墓葬中發現刻有蛇、麋鹿和人的雕像，表明這些人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此外，有4座豎井墓，其中的死者呈現出站立姿勢，這些可能是薩滿巫師的墳墓。第三種社會差別體現在奧列內斯特羅夫斯基墓地，是將整個墓地劃分成兩個區域，這可能反映了社群的分裂，可能是分為兩個氏族。麋鹿雕像僅限於北歐的墓葬群，而蛇和人類的雕像則在南歐墓葬群中占大多數。我們可以把奧列內斯特羅夫斯基墓地描述為一個初期的等級社會，連同特威克和奧埃迪克遺址、維德貝克和斯凱特霍爾姆遺址，以及許多規模較小的墓地，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察到，中石器時代晚期的狩獵—采集者社會所達到的社會複雜化程度超過了此前的任何時代。

社會界限 社會組織的另一個方麵，涉及以遺物類型和風格的顯著差異為標誌的群體之間的界限。要識別這種風格上的差異，需要我們將其他變量，比如原材料類型和功能保持不變。這種可能性極少發生，整個歐洲很多遺物的差異，都很容易用功利因素來解釋，而不是風格和社群。

最近的一項研究試圖調查已發現的許多不同類型的細石器中，是否可以檢測到任何區域性模式，這些細石器在功能上可以被認為是一樣的。通過使用複雜的統計方法，細石器類型的大部分變化被證明是隨機的。然而，某些模式在中石器時代晚期明顯存在。某些區域似乎對特定形狀的細石器有明顯偏好。這很可能與中石器時代晚期社會文化邊界和地域性的建立有關。通過研究其他文物類型的分布情況，顯現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在中石器時代晚期被劃分為三個主要地區，即日德蘭半島、丹麥東部島嶼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每一個地區都有獨特的傳統。丹麥東西部之間的邊界由不同的遺物分布來標明：在菲英島以東沒有發現某些類型的魚鏢、骨梳、T形鹿角斧、基本的裝飾圖案；其他文物，例如某些類型的石斧，在日德蘭半島沒有找到。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在墓葬儀式、骨質魚鏢和埃特博萊陶器圖案設計等方麵與上述二者也明顯不同。

社會界限還可以在較小的空間尺度上加以觀察。來自西蘭島東部埃特博萊遺址的片狀斧具有各種不同的形狀，它們的對稱性和切削刃的厚度各不相同。這三個主要變量顯示了清晰的空間格局，這很可能反映了社會群體的界限。顯然，我們不僅有一個複雜的社會組織，而且在中石器時代晚期還出現了一個複雜的社會地理。

藝術

如同在任何時期一樣，我們很難在藝術品與非藝術品之間劃清界限。正如我們看到的，中石器時代的工具所顯示出的製作方法，即便不屬於我們稱為“藝術”而不是“手藝”的創造力領域，也通常徘徊於它的邊緣。做工精細的燧石器和萊彭斯基-維爾（Lepenski Vir）遺址的房屋都表明，即使是最實用物品的製造，也體現出一種美感。

通常隻有當我們對某些史前遺物的功能知之甚少時，才會將其作為藝術品描述。阿濟爾彩繪鵝卵石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些鵝卵石主要來自法國和西班牙的遺址，距今約1.1萬年。它們是小型的、扁平或圓形的卵石，主要是從河中挑選出來的藍灰色片岩，然後再繪之以色彩。這種裝飾風格的形式是點、線或偶爾加以較為複雜的圖案，如V形和十字形。這些圖案沒有關於動物的描繪，也沒有任何有代表性的實際意義。這些鵝卵石大多來自比利牛斯山麓丘陵地帶瑪達依勒的洞穴或隧道，與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同時被發現。雖然我們將這些描述為“藝術品”，但它們並沒有我們在“技術”情況下對鹿角魚鏢或編織漁具的討論中如常規要求的那種風格或模式。但是這些鵝卵石有其自身特有的美感，關於它們的用途也充滿了神秘感。也許它們是作為搞定獵物的標記物，或者構成了早期的計數係統；它們可能被用於宗教或儀式活動。最近的一項研究證明，將它們視為“隻是好玩的塗鴉”這一觀點是錯的；這項研究表明，這些繪製是有順序的、有模板的。例如，已經識別出16幅不同的基本圖案，但僅使用了可能的246種二元組合中的41種。來自不同遺址中的鵝卵石遺物圖案頻率明顯不同，例如，在瑪達依勒遺址，點占主導地位；而在羅切達雷的鵝卵石上，線是最為常見的。

在萊彭斯基—維爾遺址中出土了另一種中石器時代的藝術品，基於圓形石頭建立的一種藝術傳統，但比例令人印象深刻。在梯形房屋的廢墟中，我們發現了一係列醒目的砂岩巨石雕刻，其高度從20厘米到60厘米不等。其中許多都是純粹抽象的圖案，有的是幾何的；有的則是人形的，濃密眉毛、耳朵、鼻子和寬大嘴唇的麵孔令人印象深刻，它們通常被描述為半人半魚；更多的沒有固定形狀。這些簡單圖案的力量是巨大的，使我們得以一窺萊彭斯基—維爾的漁獵先民的神話世界。

對於製造藝術品的有機材料，我們必須再次回到北歐被水淹沒的遺址。近幾年，最重要的發現是來自曲布林灣遺址（Tybrind Vig）被淹沒聚居地的木質船槳。該船槳的表麵被雕刻或壓製有一幅優美的幾何圖案，內部填充著棕色的顏料。該圖案本身在中石器時代是極為獨特的，引起了人們對視覺豐富性的聯想，我們隻能通過這些幸運的發現才得以一觀。

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已經發現了許多裝飾過的鹿角物品和骨器。雕花或紋孔技術被用於建立幾何圖案。這些圖案中的大部分是由偏菱形、正方形、菱形和倒鉤線等基本形狀構成的。有時會發現更複雜的網格紋，偶爾還會找到有代表性的雕像。在裝飾對象中，可以識別出一些空間和時間圖案。在馬格爾莫斯（Maglemosian）文化中，經過裝飾的物品主要是骨器和尖銳的鹿角工具。在孔格默斯（Kongemose）文化和埃特博萊文化中，鹿角斧和長的鹿角柄也被裝點過。同樣的，正如上文關於社會界限的討論所指出的，有些圖案的地域分布是有限的。

出土於瑞典南部肖霍姆（Sj?holmen）遺址的一件遺物取自一隻馬鹿鹿角，它被充分地研磨過，以準備在表麵進行雕刻並突出由鹿角的主幹和分叉所形成的“Y”。這件鹿角的表麵覆蓋有複雜的圖案，包括偏菱形和六邊形；在這些圖案中間，存在兩種動物形態，似乎是魚的圖像。這些魚有著細長的身體和可能是鰭的斜線。這件遺物是否曾經是一個多用途物體的部件，這是很難確定的；在“Y”對麵處，殘留著一個柄孔，似乎又表明它是一個組合物品的一部分，但雕刻表麵沒有明顯的磨損。

動物雕像是罕見的，而且正如上述例子中假想的魚一樣，它們可能是非常抽象化的以至於難以識別。已知的是一些鹿形雕繪，例如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於斯塔德（Ystad）鎬頭上的馬鹿。擬人化的圖案頗多，而且往往相互混雜，它們實際上屬於幾何圖案。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的一些動物雕像很有名。這裏有一套用琥珀雕刻的小物件，包括野豬（或熊）和鴨子。野豬雕像再次展現出幾何圖案的普遍性，因為這些圖案都刻於它的側麵；而鳥的雕像極為精致，可與雕塑大師布朗庫西（Brancusi）的任何作品相媲美。來自更遠的北方，存在著雕刻麋鹿頭的傳統。在奧列內斯特羅夫斯基墓地裏，有很多這樣精彩的麋鹿頭雕像。這類物品是否具有任何實用價值尚不得而知。它們可能是象征權力或財富的符號，也許牽涉到交換網絡。它們無疑再次證明了中石器時代狩獵采集者的觀察力和創造技能。從維斯1號（Vis I）遺址中已經發掘到了一件漂亮的麋鹿頭木雕。正如上麵所提到的，這件雕刻是木製滑雪橇上的製動器。這再一次提醒我們，試圖劃定中石器時代實用主義和藝術之間的界限是徒勞的。

為了最後一瞥中石器時代的藝術，我們回到南歐，簡要回顧一下西班牙黎凡特（Levant）的岩畫。爭論的焦點是這種藝術能否被描述為“中石器時代”。更有可能的是，它是在西班牙沿海低地農業經濟已經建立之後創建的。但是在高聳而崎嶇的山脈中，我們發現了這一藝術，這也許表明中石器時代狩獵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很可能經由那些農民在特定的季節，或者是通過不同的人群延續下來了。（對於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的藝術，在本章中並沒有提及——這會在術語上不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這些區別對待過去生活方式的意義並不大。）因此，認為這些藝術是新石器時代的，而不用本章中的提法，這會忽略掉術語上的不一致，最近的研究表明，依據過去的生活方式，這些區別還是略微有點意義的。在這裏討論它的另一個原因是，藝術品的主要表現主題是狩獵和收集活動，因此，它為人們研究這些史前歐洲生活方式提供了許多信息，對此我們沒有其他的證據。與其試圖總結這一傳統，倒不如簡要概述四幅畫，以領會這一藝術的美和學術意義。

第一幅畫，是在之前討論狩獵技巧時提到的來自奎沃-德沃斯-卡巴洛斯（Cueva de los Caballos）的驅趕馬鹿的場景。大多數狩獵場景都是這種類型，被簡繪成小型木棍形狀的、佩有弓和箭的很多男子在狩獵成群的鹿、馬或野豬，追逐的興奮使畫麵充滿活力。獵人往往把動物驅趕到弓箭手的伏擊圈中。來自加蘇拉（Gasulla）峽穀雷米吉亞（Remigia）洞穴遺址的一幅畫，描繪了一隻受傷的公牛追逐未能將獵物殺死的獵人。在阿拉納（Arana）洞穴遺址，有一幅男人或女人收集蜂蜜的描繪圖：他或她正爬上一棵樹，也可能是一架繩梯，一隻手臂伸出去從蜂巢中收集蜂蜜，周圍是成群的蜜蜂，而另一隻手則拿著收集罐。對於整個歐洲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來說，這種采蜜活動一定是一種經常性的，也許是一種日常化的活動，在這點上，我們隻能大致解讀一下。在格拉霍斯（Grajos）峽穀，我們看見了一幅美妙的描繪舞蹈場景的畫。20個女人和幾個男人擺出各種各樣的姿勢；一些女人搖擺著她們的臀部，而其他人則將手臂揮舞向空中；所有人的腳部似乎都保持不動。第三種類型的群體活動，是雷斯-多格斯（Les Dogues）的一幅圖畫，展示了兩組弓箭手之間的對抗。其中一組似乎有一名指揮者，他的頭上戴有一頂飾有羽毛的帽子；他的隊伍正在遭受另一大群身材稍小的弓箭手的攻擊。目前尚不清楚這是為了捍衛領土而進行的儀式化的戰爭還是血腥的戰鬥。不管是什麽，這一幕，連同群體舞蹈和合作狩獵，都使我們對歐洲中石器時代歐洲的群體社會生活有了難得的了解。

社會經濟組織與變革

在考察中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時，我不得不將其分為不同的類型：技術、生存、聚落、社會和藝術。當然，這種劃分是人為的，因為所有這些領域都是彼此緊密相連的。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不可能像今天的我們這樣為了學術便利而做出同樣的劃分。當我們思考中石器時代的社會經濟變化時，這些不同領域之間的聯係最為明顯。在提供中石器時代的總體情況時，我特意將來自不同領域和階段的材料結合在一起。但必須認識到，中石器時代並不是歐洲史前史的一個停滯時期，而是一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北歐的情況尤為如此。在南歐，中石器時代的關鍵似乎是連續性而不是變化性；這一點從弗蘭克西洞穴等遺址中長期、連續地使用過的地層中就可以明顯觀察到。

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的證據，為我們提供了一幅不斷調整的、動態的社會經濟組織圖景。如果我們把中石器時代的早期〔馬格勒莫斯（Maglemose）期和孔格默斯（Kongemose）期〕和後期（埃特博萊期）進行比較，就可以得出許多差異。維持生計的活動似乎有所增加；開發資源的數量和多樣性也有所增加。特別是，有跡象表明，後期的人們對沿海和海洋資源的關注度更高，許多“代價”非常高的物種被開發，例如貝類。然而，這裏的一個問題是，冰期後早期的海岸線現在大部分被淹沒了，因此，中石器時代早期沿海資源的開采程度可能比目前認為的更高。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海岸周圍的水下勘測，已經開始尋找被淹沒的中石器時代早期臨海聚落，以備將來進行發掘。

與這種生存方式的增強相關的，是工具組合的多樣性和專業化程度的增加。在中石器時代晚期，箭鏃的種類更多了，每個箭頭似乎都專用於特定任務。同樣，與諸如魚鉤、漁網、魚梁和魚叉等水生資源相關的技術也有所增加。第三個相關的變化是遺址類型的數量和範圍。與早期相比，埃特博萊期擁有更多知名的遺址。這可能既反映了人口的增加，也反映了維持生計手段的多樣化，從而建立了許多更專門的遺址類型，每種遺址都用於在特定季節開采特定資源。

更進一步的變化涉及社會組織。由特定遺物類型分布所確定的文化區的空間麵積，在整個中石器時代似乎有所減少，這可能表明領土正在變小，並且（或者）需要更清晰的定義。同樣，墓地在中石器時代晚期才出現，並且很可能也與人們日益增加的領地意識有關。

通過將所有這些信息匯總在一起，並結合我們對環境變化的了解，我們可以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的文化演進進程提出一個可能的設想。可用土地麵積的急劇減少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可能嚴重增大了人口密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覓食者可能需要使其生存基礎多樣化，特別是開發以前曾被忽視的那些資源，這將需要一係列新的技術。這種壓力導致的進一步結果，是領土流動性的降低和界限的日益模糊，也有可能是更強烈的防衛。

這種資源壓力的增加迫使中石器時代獵人進行改變的情況，應輔之以中石器時代社會內部動力的變化，而不論環境變化如何。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資源豐富的地區，很可能存在著爭奪聲望和權力的激烈社會競爭。這可能是支持技術創新的動力，使得更多的資源得到開發，從而創造盈餘。在諸如修建魚梁、儲存食物等技術上投入時間和精力，很可能導致了領土界限的劃定。這兩個變化過程——由人口或資源失衡和內部權力競爭所造成的壓力——很可能同時發生，並且以相當複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除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以外，中石器時代的歐洲其他地區也是如此。例如布列塔尼（Brittany）半島的莫爾比昂（Morbihan）地區，在那裏發現了奧埃迪克（Hoedic）和特威克（Teviec）墓地遺址。在這些變化過程的核心，我們可以設想中石器時代的個體覓食者就如何行動做出決定。目標是在正視自然界和社會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維持已達到的生活水平。這種決策同樣也是表明中石器時代終結過程的核心：農業經濟的采用。

小結

我們該如何總結中石器時代？這是歐洲狩獵采集者改寫的輝煌終曲，還是後來史前社會和經濟體係的序幕？或者，它本身就是一出戲，由於它的獨特存在，既不需要引用它之前發生的事情，也不需要提及它之後發生的內容。也許我們應該試著將其視為這三者的全部。這是一個有著諸多複雜線索的時期，我們才剛剛開始揭示和理解它。如果我們需要一個單一的圖景來表示中石器時代，我們就不能選擇特定的環境類型、聚落體係，或社會經濟組織。在整個歐洲中石器時代，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變化都很大。所具有的唯一常量是在個體覓食者的層麵上做出決定：該生產哪種工具、要開發哪些資源，以及要建立什麽樣的群體關係。此類決策是基於可用選項的不完善信息，在社會傳統的影響下以及人類頭腦中固有的創造性而做出的。正是由於這樣的決定，以及許多計劃之內和意料之外的後果，中石器時代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才浮現出來。正是這些日常，甚至是每一分鍾的決定——就像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們在日常工作中所做的那樣——才創造了歐洲史前時期最關鍵的轉型期之一。

在此，我謹向克裏斯·史卡瑞（Chris Scarre）博士、彼得·羅利-康威（Peter Rowley-Conwy）博士和比爾·芬利森（Bill Finlayson）博士致以衷心的謝意，他們閱讀和評論了本章早期版本的全部內容；同時，我一並衷心感謝佩特拉·戴（Petra Day）博士，他就有關植被和植物資源的章節發表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