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石器時代
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
導言
中石器時代，指的是末次冰期結束之後、到以農業經濟為主之前的時期，這些時間節點都非常模糊。後冰期的間冰段（late-glacial interstadials，距今約1.3萬年至1.2萬年）為冰期後提供了一個“錯誤的開端”，在此期間，狩獵采集者已習慣於溫暖的環境。在溫暖的氣候回轉之前，他們不得不重新適應最後一段嚴寒期。因此，在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間尋找一個明確的分割線，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任意性——通常選擇距今1萬年的時間。隨著覓食者探索和利用一係列不斷變化的地貌，考古材料中不僅找不出舊石器時代狩獵采集者與他們在中石器時代同行之間的區別，反而能夠勾勒出一個可以追溯至末次冰期以來的連續的行為變化軌跡。中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社會，人類適應環境的基本過程也是相同的。此外，中石器時代的許多傳統判別要素，譬如細石器技術和沿海資源的開發，現在已被確定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
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的接合點也同樣模糊不清。陶器的使用、人口定居以及複雜的社會組織，曾經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人群所獨有的。現在人們知道，這些現象在中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普遍存在。同樣的道理，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社會的經濟類型仍然是狩獵采集而不是一般認為的馴養野生動植物。將他們描述為“複雜的狩獵采集者”而不是農民，或許更為恰當。雖然無法確定中石器時代是何時開始或結束的，但它卻是歐洲史前史上最關鍵的時期之一。在更新世末期（距今約1萬年前），自3萬年前生物學意義上的現代人類首次到達歐洲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在本質上從未改變過。他們的特點在於平等的社會組織和高度流動的生活方式。在接下來的5000年內，發生了3次不可逆轉的事件，為後來史前時期的發展提供了保證：出現了等級社會；采用了農業經濟學；人類幹預並極大地改變了自然環境。
然而，如果我們隻是把中石器時代看作一個過渡時期，並且僅僅為了這個目的而研究，那我們就會忽略它。雖然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就發現了中石器時代的許多社會和技術特征，但它們在中石器時代的麇集和相互作用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在技術、生存和藝術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事實上，許多人認為，中石器時代是人類與其環境之間的融合被推到極限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考古材料中最充分地證明了，人類有能力成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利用它。
在本章中，我們利用北至挪威、南至希臘等遺址中的材料來深入思考中石器時代，並探尋確定歐洲史前時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我們將認識到所有中石器時代社會之間的相似之處，它們主要源於狩獵和采集生活方式所施加的限製。但我們的主要關注點，是歐洲各地不同文化傳統和環境條件下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我們的研究必須從簡要回顧中石器時代的環境背景開始。然後，我們將從遺址發掘出來的文物、動物群的遺骸和特征入手，逐步構建一幅聚居地及其生存的圖景。我們將考慮如何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以解釋個別定居點的性質，進而再考慮它們與建立中石器時代的定居—生業模式的關係。最後，我們需要討論人口規模、社會組織和藝術的各個方麵，並以歐洲史前的這一關鍵階段文化變革過程的一般模型作為總結。
環境背景
中石器時代的史前時期與末次冰期結束後所發生的環境變化過程密切相關。日益升高的溫度改變了陸地和海洋的範圍、植被和動物的分布。大量研究表明，最劇烈的環境變化發生在北歐，緊鄰正在消退的極地冰川附近，在這個地區，自然地理、植物群和動物群經曆了一係列巨大變化，至少在地質年表中是如此。對於中石器時代的人們來說，他們自身是否可以感受到這些還有待進一步探討。我們完全可以想象，當有大片可用的狩獵土地被海水淹沒時，人們的記憶會一直存在。
陸地與海洋的關係 在北部地區發生了兩個氣候變化進程，重新劃分了大陸板塊的麵積與地形：一是陸地隆起活動受到了冰川重量的抑製，二是冰川融化使得海平麵上升。地殼的均衡恢複僅限於冰蓋之下的土地，在遙遠的北方表現得非常劇烈，以至於現在的海平麵比冰期後海平麵下降了250米。陸地麵積的擴展是一個緩慢而滯後的過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部的陸地今天仍在上升。在這些地區，這種均衡的陸地恢複創造了更大麵積的土地，而且已被植物大軍先期占領，這使得中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能夠對其加以利用。反之，海平麵上升是一個相反的過程。與陸地的均衡恢複相比，這是一個影響所有地區的快速進程。它淹沒了冰川和冰期後早期階段的海岸線，以及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的一些陸地，使其失去了大麵積土地，從而使得狩獵區域減少。在距今大約8500年前，英國與歐洲大陸隔絕。人們可以認識到，這兩個過程的結合，連同冰川消融速率的變化，對整個北歐海岸的特定改變過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波的尼亞灣（Bothnia）就呈現出這些環境變化的複雜性。在末次冰期，冰川湖泊在這一地區密集分布，這種湖泊現在仍然分布在瑞典南部、波羅的海諸島、愛沙尼亞和芬蘭。隨著冰川退去，海水滲入這些低地，帶來了海洋生物。然而，滯後的陸地均衡恢複速度很快就超過了海平麵上升的速度，再次形成了一個淡水湖，即安希勒斯湖（Ancylus）。在距今大約7000年前時，東南部的陸地屏障再次被上升的海平麵所破壞，使該地區恢複到了海洋環境，即利托裏納海（Litorina Sea）。
植被變化 當陸地與海洋之間的關係發生這些變化時，景觀就會發生轉變，從開闊的凍原景觀過渡到以樹木為主的景觀。來自北歐的花粉粒顯示出這裏曾經擁有樹種豐富的茂密森林。我們可以構建“等分線”（isopoll）圖，以展現特定物種在歐洲的傳播，譬如歐洲椴樹和櫟樹。不同樹種的擴散和自然演替是由多種因素的複雜相互作用決定的，這些因素包括溫度的上升、土壤形成過程、樹木遷移率及孑遺種的位置等。來自甲殼蟲遺存的證據表明，許多地區在樹種自南歐和東歐的孑遺分布區到來之前，就已經處在溫暖氣候中很多年了。在北歐，最早的冰期後景觀帶以開闊地帶的草本植物為主，包括耐寒的樺樹、山楊、柳樹和杜鬆。隨著溫度的升高，鬆樹，然後是榛樹，上升到突出地位，接著是喜暖的闊葉樹種，最終形成了以櫟樹、歐洲椴樹和榆樹，以及適應排水性較差土壤的榿木為主導的中後冰期（mid-post-glacial）混交林。日益升高的溫度和植被自然演進的一個結果，是湖泊中充滿了有機沉積物。這一過程在冰川消融後立即開始，許多淺水湖在中石器時代被完全淤積了。
在南歐，在遠離先前冰蓋南緣的地帶，植被的變化就沒有那麽顯著。在這裏，影響晚更新世植被變化的關鍵限製因素可能是水分的不足，而不是低溫。在法國南部和伊比利亞半島，在更新世末期，鬆樹和杜鬆分布稀疏。在冰期後的早期階段，鬆樹擴展到較高的平地，而以落葉櫟樹為主的森林遍布整個低地。櫟樹林的組成似乎與北歐截然不同，榆樹、歐洲椴樹和榿木的數量要少得多。在地中海東部沿岸，末次冰期的極盛時期有一些小塊林地，以幹草原環境為主。隨著氣候的改善，首先是鬆樹的分布麵積迅速擴散，然後是櫟樹。溫度和降水量的進一步增加導致其他樹種分布的擴展，如山毛櫸和角樹。在較幹燥的地區，如希臘南部，林地不太可能有很多，將其描述為開闊的稀樹山地環境是最為恰當的。
後冰期動物群 除植被以外，後冰期的動物群與晚冰期的動物群也有著鮮明的對比。一些大型哺乳動物物種，如長毛犀牛、猛獁以及大角鹿都已滅絕，馴鹿和麋鹿被迫進入最北緯的地區。曾經棲居於開闊凍原帶的馴鹿和馬等大型遷徙性動物群，現在被一係列更多樣化的有蹄類動物取代，它們以小規模群體活動，缺乏明顯的遷徙行為，其中主要有馬鹿、麅、野豬、歐洲野牛和麋鹿。小型哺乳動物群的數量和多樣性也有所增加，特別是在中後冰期的茂密森林地帶。任何一個地區的冰期，動物群的鮮明特征和植被一樣，都取決於多樣的氣候和生態因素，這些因素導致歐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石器時代期間，動物群結構繼續改變。這種情況部分是由於持續的氣候和植被變化；部分是由於人類活動。例如，歐洲野牛和麋鹿在中石器時代晚期的丹麥東部似乎就已經滅絕了。這可能部分是由中石器時代覓食者過度捕獵造成的。但是我們很難對過去的環境進行詳盡的重建，因為大多數動植物的遺骸都是從考古遺址中發掘的，因此經過了“文化過濾器”。如果某一物種沒在考古發掘中出現，通常就不能弄清楚它是不存在於後冰期早期階段的環境，還是僅僅未被中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利用。
在後冰期時期，相比先前而言，海洋生物棲息地的數量增多了，物種的多樣性也更加豐富了。海洋脊椎動物種類繁多，從鯨、鯊魚到鼠海豚和海豚。各種各樣的鹹水魚類連同許多貝類，都可供開發。這些資源中有許多會季節性遷徙，在一年中特定的和有限的時間內可供開發。淡水潟湖、湖泊和河流也擁有非常豐富的動物種群。當淡水魚類如梭魚、丁鯛和歐洲鯿魚的數量增加時，野禽的數量也會有很多。
景觀演化 雖然將自然地理、動植物群的變化作為單獨現象來分析是最容易的，但實際上這些變化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應該考慮到後冰期開始時和在此整個期間的環境變化，以及景觀演化的過程。希臘南部阿戈裏德（Argolid）地區是由弗蘭克西（Franchthi）洞穴遺址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居民所開發的。在距今2萬年前，有一片廣闊的濱海平原，海平麵比今天低120多米。這片平原上覆蓋著草原植被，在綠洲和水坑周圍可能存在著一些樹木。在這片平原上有大量的馬群，很可能還有牛科動物。隨著海平麵的上升，這片平原及其提供的資源逐漸減少，直到距今8000年時，隻剩一條狹窄的沙灘和沼澤地帶。現今這已不複存在，海岸線已變成一係列的岩石和鵝卵石，映襯著陡峭的海崖。因此，全新世的狩獵采集者們必須不斷調整他們的生存策略，以應對迅速演變的地理景觀。這些適應性的改變反映在弗蘭克西洞穴遺址考古發現的地層中，我們會在下文詳述。
環境結構 動植物群的變化不應該僅僅根據物種的數量和多樣性來加以說明。後冰期生態係統的整體結構明顯比晚冰期更為複雜、更不穩定。每個物種，包括人類，都與其他動植物物種被囊括在捕食者—獵物以及各種競爭關係中，它們之間也有著更多的聯係。生態係統更容易受到物種組成及其數量的周期性但無法預測的波動的影響。環境的特點還在於植物和動物種群的明顯季節性變化。除這種時間變異性外，後冰期景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們的空間分割性。某些地區，以及這些地區內的某些地點，資源特別豐富，尤其是河流、湖泊和海岸；而內陸地區生物的數量較少，資源組合的變化也較少。在了解中石器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時，我們需要考慮到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割性，還有物種的數量和類型。現在我們開始討論用來利用這種環境的技術，這可以看作是為了應對環境結構問題，同時也是與環境內容相適應的。
技術
與早期的史前時期一樣，石器在中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燧石可供利用於大多數領域，可被製成簡單的箭鏃和其他工具。在北歐沼澤遺址保存的有機材料，讓人們一窺鹿角、骨器和木器的多樣化及其非常複雜的用途。我們還有幾個實例，其中保留了用於大型項目的技術——居所和遷移。
石器的使用 可追溯到中石器時代的燧石采石場很少見，可能在歐洲的許多地區並不存在。在波蘭平原南緣的聖十字山脈北坡上的發現是一個例外。從這裏，一種高品質的巧克力色的燧石被開采出來，這種燧石在廣闊的區域內被發現，可能反映了傳播模式而不是交換網絡。在大多數地區，燧石的表麵岩層足以滿足中石器時代打製石器的需求。有些可能是原生礦石，例如來自英格蘭南部的白堊地層；或者是以冰川沉積物形成的次生礦床，表現為不規則石核或海灘卵石。這些礦床可能是通過特定的勘探，或將獲得的石材納入其他活動，如為了狩獵出行而開采的。已知的有一些原始的工場，例如在波蘭的波茲南-斯塔洛文卡（Poznan-Staroleka），一個主要的石器製作場所就是作為大量不規則燧石的來源地而被眾所周知的。這裏的遺物表明這樣的遺址具有極其豐富或者數量龐大的石核和原始的石片，以及很少的打製工具。
燧石並不是中石器時代使用的唯一石材。在無法使用它的地區，或者不適合手頭任務時，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會轉向各種其他石材。石英和石英岩也可以為邊刮器或箭鏃提供尖銳的石片。在蘇格蘭赫布裏底（Hebridean）群島的莫爾河穀（Gleann Mor）、斯陶斯奈格灣（Staosnaig）和盧薩河（Lussa River）遺址的發掘表明，隨著人們離燧石產地越來越遠，石英在中石器時代工具包中的使用越來越多。板岩本身適合分割和打磨，由此石斧成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部中石器時代工具組合裏的重要成員。細砂粒的綠岩也容易剝落加工，片麻岩和各種岩石的處理是通過鑿取後再加工成一係列古器物，如石斧和石锛。充分開發利用周圍的原材料，是中石器時代的一個特征。
在歐洲的某些地區，我們可以驗證原材料種類的使用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這可能反映了社會經濟組織的重大改變。例如，在英格蘭北部，中石器時代早期和末期使用的原材料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以距今第9個千年為分界線。在早期，工具是由高品質的白色或灰色燧石製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各種低品質的黑矽石和半透明燧石取代。這種變化能夠反映出優質的燧石未能滿足需求，它的減少可能是由於人口的增加、資源的枯竭或海平麵的上升造成的。或者，它反映了人們行為模式的變化。中石器時代末期的覓食者在進行經濟活動時，可能覆蓋的距離較小，並且它說明了多瑙河峽穀的中石器時代的人群在距今大約8000年時從使用黑曜石到石英和石英岩的變化過程。
來自中石器時代的許多燧石工具都是用石錐製成的薄刃石器生產的。由於這些石核往往極小且需要巧妙地處理，因此很明顯可以設想當時人們打製燧石的技術水平是非常之高的。在剝離石片時，可能使用了一些木製支架，以便將石核固定。在某些地區，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生產出了帶柄石核。這些石核都為細長形，當將石片從一端分離時，碎石器可以在另一端緊緊固定。雖然這種剝片技術在中石器時代占據主導地位，但其他碎礦方法也被廣泛用於生產薄刃石器。在原材料石核體積較小或品質較低的地區，雙麵修整技術被用來生產薄而鋒利的石片和刀片。
當複原和分析的水平足夠高時，就可以獲得大量關於中石器時代加工方法的信息。當用碎片和工具重建石核的“檔案”時，情況尤為如此。例如貝爾莫西二號（Bare Mosse II）遺址，一處位於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早期的中石器時代遺址，817件古器物中有48%經過了重複修整，以生產7類主要的箭鏃和石刀。由此，可以重建用於每個石核的生產工序。這些工序包括去除表層和不規則麵、修整平台的製備、石核和石葉坯料的去除，最後將其打製成工具。一些部件在重複修整工序中都不見了，這表明它們已經得到保留並運送至其他的聚居地。在貝爾莫西二號遺址，我們可以確認一種應用於每一件石器的處理與製作的普遍方法。這可能通過某些方麵觀察到，比如原材料本身的局限性、生產出來的石器具有相似的功能以及群體內工具製造的傳統。此外，從坯料的分布情況觀察到的空間布局情況，表明工具生產的不同階段是在遺址的不同地方進行的。總體而言，就重複加工策略的角度對石器進行研究，已經成為最近幾年中石器時代研究的一個核心部分，超越了對更為傳統的類型學的關注。
細石器 中石器時代通常與細石器的使用直接相關，即一種細小的石器或石葉部件。然而，這種關係並不是絕對的。一些中石器時代的文化，如愛爾蘭中石器時代晚期的拉恩（Larnian）文化，使用了一種大型的葉片技術——“中石器時代的細石器”。此外，在幾個晚更新世的文化中，如馬格達林期（距今約1.7萬年至1.1萬年）也發現了細石器。總之，細石器至少是中石器時代的象征。
細石器有多種形狀和尺寸。考古學家一直以來並且以後仍然主要關注的問題之一，是根據器型特征將這些分型定式；然後分析它們在石質堆積物中出現的頻率，並根據不同的文化和技術傳統將其分類。這些文化類型對過去人群的意義尚不清楚，但通常假定為某種形式的團體認同。這種類型學方法的最佳例證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那裏有豐富的考古材料、悠久的田野工作曆史，以及曾經快速更新迭代的技術類型，這些因素相結合後在這一地區呈現出一係列廣泛的細石器文化類型。到1973年，人們根據這些細石器類型，連同其他的遺物證據，將這個地區的中石器時代分為10個文化階段，並將其劃分為3種文化——馬格勒莫斯文化（Maglemose，約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7600年）、孔格默斯文化（Kongemose，約公元前7600年至公元前6500年）和埃特博萊文化（Erteb?lle，約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200年）。最近人們做出了更精細的區分：利用丹麥東部的資料數據，根據細石器形狀的變化，將孔格默斯期和埃特博萊期進一步劃分為5個不同的階段。在歐洲其他地方，也建立了類似的文化發展序列。例如，歐洲東北部中石器時代的資料被歸類為一個複雜的文化係列，這些文化的典型器物特征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化。
如果拋開空間因素的話，我們可以基於細石器類型學和放射性碳測年法將歐洲的中石器時代劃分為3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以斜鈍的尖狀器為特征，這一時期典型的英國遺址是斯塔卡（Star Carr）遺址，結束於距今約9000年。第二階段以細小的石葉製成的多種類型的細石器為特征，通常被稱為“薄刃”或“幾何形細石器”文化。它們所包含的形狀多樣，如斜角三角形、長方形和棒狀，這些文化最早似乎可追溯至距今約1萬年前法國南部的菲厄洞穴（Grotte des Fieux）和魯菲尼亞克（Rouf?gnac）遺址。在距今9000年至8500年的法國其他遺址、荷蘭和英國也發現了它們；直到距今8500年，它們都是廣泛存在的。這些技術類型持續了大約1000年，然後被那些以偏菱形和梯形為主的厚刃石葉技術類型取而代之。最後一種文化幾乎同時出現在整個歐洲，然而也許由於與歐洲大陸隔絕的緣故，並未在英國發現它們。
如果我們要搞清楚是什麽導致了細石器類型的這些變化，那麽我們必須首先考慮它們的用途。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它們是多部件工具的標準化組成部分。它們的用途之一，或許也是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作為狩獵武器的尖刃和倒刺。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人們發現許多用細石器製成的箭鏃，是用樹脂和麻線綁在木柄上的。一些細石器也具有與肉或骨的撞擊造成的特殊斷裂形態。另外，在許多動物（和人類）的骨頭裏發現仍嵌在其中的細石器，這表明細石器是導致它（他）們死亡的原因。照此，他們或者是被切割肌肉和動脈造成的嚴重出血而死，或者是被穿透器官造成的幾乎即刻死亡。
用仿製的弓和箭進行的實驗表明，細石器具有很強的穿透力。這種複製品可以通過從阿羅德5號（Agerod V）、霍爾梅加德（Holmegaard）和靈克洛斯特（Ringkloster）等遺址發現的弓箭來製作。所有這些弓箭都是由榆木製成，長度在150厘米到190厘米。三種特質造就了特別高效的箭鏃：穿透能力、產生銳利切割的能力和用以確保箭支飛行方向大致穩定的對稱性。細石器的形製隨時間與空間而變化，很可能與這些變量之間的持續相互作用有關。有些人認為，埃特博萊文化的梯形和偏菱形的厚刃細石器就具有這種文化特征，而且認為這些厚刃細石器就是這三個變量的最佳結合體。它們的使用提高了狩獵效率，這可能是其能被快速應用於整個歐洲的一個主要因素。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許多與狩獵活動無關的工具，特別是那些用於處理植物材料的工具，可能都使用了細石器。這些細石器在各個遺址中都有大量發現，可能是由於它們被用作諸如銼屑器等工具的切割部件。在蘇格蘭莫爾河穀遺址的細石器，人們發現其尖端附近都有一個圓形的磨耗痕跡，而沒有縱向條紋，這表明它們曾被用作鑽孔器或者鑽頭。因此，細石器形製的一些變化可能隻是與使用它的不同方式有關；或者，它可能並沒有這種類型的功能意義。其他的因素或許也很重要。細石器的形製可能具有象征意義，表明它屬於某一特定個體或某一特定群體的成員。這樣的信息傳遞方式在人們檢查死亡獵物的信息時可能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表明是誰殺死了這頭野獸。
其他石器製品 細石器隻是人們在中石器時代製造的眾多器物中的一種，呈薄片狀的燧石斧和石锛也是這一時期的特征。它們的製成過程是先對大的石片或石核進行雙麵加工，然後用工具橫向敲打或斜擊石斧的中軸，使石片從一端分離，這樣就產生了鋒利的刃部。當斧或锛需要磨銳時，更多靠近刃部的石片就會被去除，中石器時代遺址中經常發現這些特別的、被重新磨銳的石刃。來自中石器時代遺存的其他石器製品，還包括邊刮器——打製的石片或石刃，形狀和尺寸多種多樣；鑽孔器——背部有一個凹孔，用以製造堅固的尖狀器；燧石器——這一器物來自被剝落的碎石片，用以創造鑿狀刃。這些種類的石器，在整個中石器時代歐洲的大多數遺存中都有發現，其精細化和標準化程度各不相同。
一些遺址出土的器物對中石器時代而言極不尋常。例如，在俄羅斯北部的尼日涅韋雷蒂1號（Nizhneye Veretye I）遺址的北方期（距今約9050年至8520年），人們複原了5件燧石“鋤”。它們具有加工過的寬刃、正麵呈圓形以及經由橫向精心剝片而成的短柄。在東歐和近東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中也發現了類似器物，據推測它們是用來耕種土地的。這些中石器時代的石器製品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它們可能是模仿麋鹿鹿角的產物。
關於更常見的普通燧石工具的用途，也不容易說明。除了鑽孔，很難想象具有鋒利尖刃的器物還有什麽其他方麵的用途。然而，“邊刮器”這一籠統的術語僅適用於以特定方式打製並以多種形式出現的石核或石葉，並不意味著它們必須用於刮削。微痕分析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有關功能的信息——盡管結果常具爭議。對英格蘭北部斯塔卡遺址（距今約9500年）石器的一項研究表明，石器類型、材質以及使用方式之間很少有明確的關係模式。例如，學者對來自遺址的374個邊刮器中的56個進行了微痕分析。其中，隻有36個（64%）顯示出有使用的痕跡，表現為55種使用情形。這些主要是刮削、拋光的活動，針對的是獸皮（40%）、骨頭（22%）、鹿角（22%）、木材（13%），以及不確定是骨或獸皮的情況（約為3%）。不同質地的器物使用的情形確實存在一些差異：用於鹿角的工具，往往比用來對付骨、木材或獸皮的工具更長、更有弧度。
木製品、鹿角工具和骨器 北歐的沼澤遺址保留的有機材料表明中石器時代的狩獵者擁有鹿角、骨器和木製品組成的種類繁多的工具組合，以彌補石製工具的不足。這些遺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手持工具；另一類是人類不在場的情況下自動運轉的陷阱及其附屬設施。在第一種類型中，弓箭、尖矛和魚叉的種類豐富。箭杆是由各種木材製成的，它們的箭鏃刃部要麽是黏附著樹脂，要麽是鈍的，這樣就不會在殺死鳥類和哺乳動物時損壞它們的皮毛。骨頭同樣也被用作細石器的支撐物。在骨頭上摳挖出狹窄的凹槽，然後用樹脂將嵌入凹槽的細石器固定。利用陰平法雕刻鹿角，將其塑造成各種形狀的、裝有倒鉤的尖狀器。魚鏢兩側或大或小的倒鉤要麽緊挨在一起，要麽相距遙遠，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形式。考古學家將這些魚鏢作為與細石器類似的參照物，用以劃分不同技術風格和文化類型。
另一種類型的人工製品是用馬鹿或麋鹿鹿角製成的鶴嘴鋤。在中石器時代的早期，鶴嘴鋤是通過去除鹿角的掌狀部分，然後將剩餘部分斜穿一個小孔，從而嵌入木柄製成的。另一種方法是使用鹿角固定在樹樁上進行穿孔，這樣就可以用來做手柄的套結槽。人們有時候也用歐洲野牛和麋鹿的肢骨製成鶴嘴鋤。
還有一種人工製品是由木頭、鹿角和骨頭製成的，最好的代表是柳條籃子，這很可能是捕捉鰻魚和其他魚類的工具。已經分析的幾例顯示出了高超的工藝技術。一係列不同的原材料被用來建造這種工具的框架並使之牢固。阿羅德5號遺址的樣品是用櫻桃木製成的，而尼德魯斯遺址的樣品是用樺樹枝製成的，都用劈開的鬆根對它們進行捆紮。來自馬格比朗的框架和捆綁物都是用歐洲椴樹製成的。
在中石器時代，植物材料被大量用於其他方麵，盡管對於其中的許多用途，我們僅有極少的證據。位於丹麥菲英（Fyn）島西海岸曲布林灣（Tybrind Vig）被淹沒的埃特博萊遺址，為中石器時代植物的使用提供了一些最好的證據。在這裏，我們發現了一個魚鉤，上麵還掛著一小段麻線，另外還發現了幾件紡織品。這些紡織品是用植物纖維紡成的紗線編織而成。同樣，在德國波茨坦地區的弗裏薩克遺址，發現了一張漁網的碎片，可追溯至該遺址的北方期早段（距今9050年至8800年），目前尚不清楚這些網是用於運載還是捕魚。
陶器 陶器傳統上被視為新石器時代的產物。然而近年來，人們發現許多中石器時代晚期的群落很明顯都已加工和使用陶器器皿。它們最早出現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南部，距今約5600年。這通常表明，那些群落已經建立了一種半定居或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在丹麥的埃特博萊文化，出土了兩種類型的容器：尖底罐和橢圓形碗。兩個種類的樣品都來自曲布林灣遺址；其中一些含有燒焦的食物殘渣，經過分析後發現裏麵含有草和魚。
居所 許多中石器時代的遺址都有柱洞，這表明過去的建築從簡單的防風屏障到堅固小屋的變化。關於這方麵的第一個證據，是在許多遺址中都能發現的排列呈直線或弧線的柱孔。例如，蘇格蘭的莫頓（Morton）遺址（距今約6700年至6300年）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短時間被反複使用的地點，內有幾組柱孔或樁洞，表明其可能是非常脆弱的防風屏障。
在葡萄牙穆日（Muge）山穀的莫伊塔-多錫巴斯提奧（Moita do Sebastiao）的大規模貝丘遺址（距今約7350年至7080年）裏發現了一處相當大的建築基址。在該遺址的一個區域內發現了61個柱洞，組成了一個向南開口的半圓。這似乎是一個光線充足的居所，可以免受北風的吹打。屋頂很可能是用燈芯草和禾本科的秸稈搭建，然後再鋪上黏土防水：因為在附近發現了許多帶有禾本科印記的黏土碎片。與之相關的是與烹飪、儲存等特征相關的基址，以及眾多的廢棄土坑。在愛爾蘭中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桑德爾山（Mount Sandel，距今約8960年至8440年）中，數量異常龐大的柱洞明確證明了這是一個大而堅固的居所。其中一些柱洞深度超過20厘米，而且坑壁向內傾斜，與垂直麵成微小的角度；另一些則被爐膛和其他灰坑分割，表明該遺址曾被多次重複使用。
在北極的挪威地區發現了幾處中石器時代的遺址，其中有大量的石牆和地基遺跡。在芬馬克（Finnmark）外海岸加姆維克（Gamvik）的特維爾維克雷特（Tverrvikraet）遺址，有一座長方形小房子基址。同樣，在特賴納（Traena）群島的薩納（Saana）島上，發現了房屋遺址，其年代距今8000年至6000年，擁有石製地基、沿內牆排列的柱洞，還有一個位於房屋中央的灶坑。甚至在瓦朗格爾峽灣（Varanger Fjord）以北更遠的地方，也有證據表明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房屋結構，柱孔的圓形布局表明這些結構包括半地穴房屋和帳篷。
在丹麥，已經發掘出一些保留有房屋地板遺跡的遺址，例如馬格爾莫斯（Maglemosian）文化的穆勒魯普1號（Ulkestrup ?st I）遺址、霍爾梅加德4號（Holmegaard IV）遺址、杜文塞（Duvensee）遺址和斯維爾德堡1號（Svaerdborg I）遺址。這些地板是由交錯的樹皮和劈開的樺樹、鬆樹原木組成的。在穆勒魯普1號遺址，沿著地板邊緣會發現一排樹枝卡在地裏，這可能是建築物上部結構的遺存。這些房屋本身要麽是長方形的，要麽是梯形的，麵積從6.25平方米到24平方米不等。屋頂和牆壁很可能是由樹皮或者蘆葦組成的。在霍爾梅加德4號遺址和杜文塞遺址，疊加的樺樹皮地板表明在長時段的使用中，這些房屋要麽是被不同的人反複占用過，要麽是同一群人對其進行了修複。在斯維爾德堡1號遺址，發現了9處房屋基址，而其中一處顯然早於其他，但無法確定其餘的8座房屋是否同屬一個時期，或與人們分批前往一個受青睞的狩獵地點有關。
當然，在考古記錄中，保存完好的建築是極為罕見的。但是從石器的分布可以推斷出過去居所的特征。加工過的石器的分布能夠表明人們曾身處何方，而這種分布的空間格局可能表明人們棲居的建築物的大小和平麵結構。例如，在丹麥的一處馬格爾莫斯文化遺址弗萊旦特（Flaadat），有兩個相鄰的新月形細石器分布區，可能標誌著一個直徑7米到8米的大型房屋的位置。類似地，在諸如英格蘭坎布裏亞（Cumbria）郡的克米爾斯（Eskmeals）等遺址也發現了鋪有鵝卵石的地麵遺跡，可能追溯到過去建築物結構的存在。然而，這種推論極具爭議性，在加以核實之前，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民族誌中關於宿營地的立體空間結構的記載。
保存最完好的居所來自多瑙河流域的萊彭斯基-維爾遺址（Lepenski Vir，距今約7750年至6250年）。這是一個非常複雜也極其重要的遺址，在那裏，中石器時代的獵人們已經“定居下來”並且有著穩定的生活方式。這些居所平麵是梯形的，麵積從5平方米到30平方米不等。它們建在被切入多瑙河沿岸斜坡的階地上，有著統一的平麵規劃和內部布局。所有房屋都把它們寬的一端朝向河流。地板是用硬石灰岩膏製成的，周圍是柱洞，這些柱洞一定是用來支撐木質結構的。在內部，長方形的灶坑由石灰石塊砌成。在一些房子裏，人的墓葬就在這些灶坑的附近，而幾乎每間房子裏都有一塊大的圓形石灰石，它們被雕刻成人或魚的形象。
運輸技術 有效的水上運輸對於歐洲中石器時代的人類群落進行各種生存活動、在不同環境之間流動以及群體之間的溝通都至關重要。在中石器時代，許多近海島嶼被開拓為殖民地，如赫布裏底群島和地中海群島，要穿越海洋必將需要大量的船隻。在瑞典西部聚居地的鱈魚遺跡表明，人們已經進行了深海捕魚，可能需要大量的船隻。
保存最完好的中石器時代的船隻來自曲布林灣遺址。在這裏發現了兩隻獨木舟的殘骸以及裝飾過的船槳。最大的船有9.5米長、0.65米寬，據估算能夠裝載6至8人連同他們的裝備；裏麵有一塊重達30千克的大石頭，很可能充當了壓艙物。獨木舟的兩側光滑圓潤，船尾刻成正方形。這兩艘船的船尾都有放置一個小的火爐的殘跡，這可能與鰻類的捕撈有關。
在獨聯體東北部的維斯1號（Vis I）遺址（距今8300年至7000年），保存有滑雪板的碎片。這些都是從粗大的闊葉原木上砍下來的。它們向前端逐漸變細，而下表麵變得越來越凸出。在其中一隻雪橇上刻有麋鹿頭圖案，以防止滑雪板在雪中逆轉，並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雖然這些都是中石器時代的獨特發現，但它們與17世紀記載的西伯利亞雅庫特（Yakut）人的雪橇極為相似。
生產活動
中石器時代社會的經濟基礎隨其環境的好壞而變化。總體而言，考古記錄反映了中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在利用各種環境類型以及應對可利用性資源的短期和長期波動方麵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是基於對其周圍環境的詳盡了解和對資源分配變化的持續監測。
陸地生物的狩獵 多年來，大型陸生哺乳動物一直被認為是中石器時代經濟的精華。然而，隨著人們對海洋和淡水環境生產力的重視，以及人體骨骼研究提供了飲食中存在大量水生食物的直接證據，大型陸生哺乳動物的優勢地位正逐漸受到削弱。盡管如此，大型陸生哺乳動物的狩獵仍然是中石器時代的核心，因為即使它們不是所有地區的主糧供應，對它們的開發利用可能還是需要最長的時間，而且它們具有相當大的社會意義。整個歐洲的動物群遺存組合都證實了對大型有蹄類動物的混合利用，人們發現了馬鹿、野豬、麅、麋鹿和野牛的變化頻率。非常罕見的是，任何一種遺存組合都隻以其中一種有蹄類動物為主。丹麥的靈克洛斯特遺址（Ringkloster，距今約5630年至5230年）是一個例外，因為在這個遺址的動物遺存組合中，以豬的遺骸為主。
獵殺這些大型哺乳動物似乎主要靠一種遭遇策略，獵人們很可能是在森林中搜索鹿和豬的蹤跡。在發現並推斷出有關其蹤跡製造者的年齡、性別、健康狀況和行進方向的信息後，追蹤就會啟動。如果動物很大，獵人可能會從群體中的其他成員那裏得到幫助。一旦定位，就會試圖徹底殺死該動物或者弄傷它，以使其流血，並追蹤到它倒下為止。使用狗有助於追蹤動物。在中石器時代的墓地，對狗的埋葬，通常是像德國牧羊犬這樣的犬類，這表明這些狗已經被馴化，並受到了極大的尊重。土坑和陷阱也被用於獵捕大型獵物。在西蘭（Zealand）島北部維格（Vig）遺址的一個沼澤中，人們發現細石器被牢牢嵌在一頭野牛的骨骼中，這表明它是被從陷阱中放出的箭射中的。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部，有許多土坑和陷阱被用來捕捉大型獵物，尤其是馴鹿。
在中石器時代，除大型陸生哺乳動物外，也有小型陸地獵物可供利用。兔子、獾、水獺和鬆貂可以提供毛皮，同時也是肉類的來源。很可能此類動物主要是使用陷阱而不是主動捕殺的。一些遺址似乎是某些特定種類的小獵物的捕獵地點；靈克洛斯特遺址的鬆貂遺骸出現的頻率特別高。
水生資源的利用 獵捕大型陸地獵物隻是中石器時代各種生活基礎的一個要素。對於那些生活在沿海或大型湖泊和河流沿岸的人們來說，水生資源即使不能超越大型陸生哺乳動物的生產力，也是可以與之相媲美的。海鳥可能是一種重要的食物來源。近代的曆史表明，那些棲息在人類聚居地的鳥類具有潛在的食物價值；聖基爾達島（St Kilda）的180名居民就因每年捕獵22 600多隻塘鵝而聞名。一些中石器時代遺址的鳥類動物群，隻包含少數一兩個物種。在阿格鬆（Aggersund）和奧加德（Ogaarde）的埃特博萊文化遺址，鳥類區係以單一物種為主，分別為大天鵝和白尾海雕。在其他遺址，譬如埃特博萊遺址本身，發現了許多不同的物種，往往數量很多。在這類遺址，似乎出現了對鳥類大規模的屠宰，或許是將鳥類驅趕入羅網中。內陸的鳥類也經常被獵殺，主要是因其羽毛，盡管它們也是寶貴的食物來源。
在中石器時代晚期的許多沿海貝丘遺址中，發現了大型海洋哺乳動物的骨骼——海豹、海豚、鼠海豚和鯨。這些動物可能是人類駕船出海主動獵殺的，如北極的挪威岩畫所示。另一種解釋是，被殺死的可能是擱淺的動物。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後一種情況是發生在體型較大的動物身上，比如藍鯨和抹香鯨，它們偶爾也會出現在貝丘。在貝丘中，還發現了許多種類的海豹，實際上，海豹的骨骼在內陸遺址，比如靈克洛斯特也有所發現。
在保存完好的遺址中，往往會發現魚骨，鹹水魚和淡水魚一定是作為一種寶貴的食物來源。當這些種群遷徙時，情況尤其如此，因為這些物種可以提供驚人的收獲。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的遺址顯示，包括鱔鰻、梭魚、丁鯛、歐鯿和鱸魚在內的各種淡水物種都得到了開發。它們的捕獲，是通過包括魚鉤、魚叉、陷阱和漁網在內的各種技術。在許多沿海遺址中，鹹水魚類出現的比例也很高。例如，在蘇格蘭小島奧龍賽（Oronsay）發掘出的貝丘（距今約6300年至5200年）表明，海魚，尤其是鱈魚類，一直被有係統地開發，它在人類日常飲食的貢獻方麵大概超過了貝類動物。在埃特博萊遺址巨大的貝丘中，魚的殘骸主要（71%）是在附近湖泊捕撈的淡水物種。因此，一個遺址的臨海位置，並不一定意味著海洋物種就具有重要意義。
在冰期後早期，沿海和水生資源在飲食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一點在希臘南部的弗蘭克西（Franchthi）洞穴遺址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在距今2萬年前，這一洞穴首次被人類占據，當時它位於離海岸大約5～6千米的地方。隨著海平麵的上升，到距今8500年前，這一距離減少到隻有1千米。洞穴中的動物群遺骸表明，在中石器時代的飲食中，魚類和貝類的數量也增加了。
植物性食品 在中石器時代，植物性食品很可能是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冰期後的森林提供了品種豐富的可食用植物，如漿果、菌類、堅果以及根莖。從南歐較為開闊地帶可以采集到草籽。雖然可以列出可觀的潛在可食用物種清單，但實際上很少有植物殘骸能夠保存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中；能夠把這些植物確定為食物來源就更難了。因此要評估植物材料對飲食的貢獻是不可能的。但是對多瑙河流域遺址人類牙齒磨損模式的研究表明，植物的貢獻可能是巨大的。
榛子是迄今為止最常見的植物材料，英國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常有發現，通常數量很少，但偶爾數量也會很大，這表明榛子已被廣泛利用並可能被貯存。例如，在漢普（Hampshire）郡的奧克漢格7號（Oakhanger VII）遺址，碎榛子殼散落在整個活動區。有些人認為，冰期後早期孢粉譜中榛子出現頻率很高，可能表明這一物種受到了一種特殊的偏愛。鑒於橡子在其他時期作為植物性食品的重要性，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上橡子的稀缺是令人驚訝的。可能是因為需要在食用時浸出鞣酸，降低了它們作為食物來源的吸引力。其他可食用植物殘骸包括：來自歐洲東北部遺址的菱角；斯塔卡（Star Carr）遺址的藜、蕁麻和萍蓬草；紐費裏（Newferry）遺址的樹莓；以及多瑙河峽穀的伊科阿納（Icoana）和弗拉薩克（Vlasac）遺址糞化石中的草本植物（可能是穀類植物）花粉。從距今1.1萬年前起，弗蘭克西（Franchthi）洞穴遺址的居住者就開發了多種植物種類，包括野生杏仁、梨、苦野豌豆、小扁豆、燕麥和大麥。植物資源使用的明顯增加，可能彌補了海平麵上升造成的大型獵物狩獵區的減少。所有這些植物都被發現可以在山穀底部和平緩的山坡上野生生長。
除食物的獲取外，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似乎以其他方式幹擾了自然植被。在英國，有使用植物為燃料的大量證據，特別是在高地地區。這意味著大片植被被燒毀，但人類活動或自然事件造成的後果程度尚不清楚。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大麵積地燃燒是否是為了促進幼芽的生長以作為食物利用，抑或是作為吸引鹿的一種手段？如果是後者的話，就會增加鹿的數量，並且可以預測它們在景觀中的位置。由此，覓食效率就會有所提高。
定居點
我們已經看到，後冰期環境為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資源，以供食物和原材料的開發利用。這種開發不是隨機的或偶然的，而是以高超的技巧和組織來進行的。毫無疑問，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就像民族誌中記載的狩獵采集者一樣，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獵物習性，以及季節變化有著廣泛的了解。這類知識可以被有效地用於組織他們的生存活動，以便他們能被安置在地理景觀中的適當位置來利用那些“季節性”的資源。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需要能夠利用或防範自然界中不可預測的事件——幸運地發現一頭擱淺的鯨，或者遷徙資源未能按期到達。在探索中石器時代的這一方麵時，我們可以先從認識許多不同種類的聚居地類型開始。
遺址類型及其演變 在中石器時代，遺址類型表現出巨大的多樣性。一方麵是小型宿營地，這表明它或許隻是由一小批獵人單次使用了幾個小時；而另一方麵，我們發現有大型的綜合性遺址群，具有定居點遺跡，這表明全年都有大批人使用。在這些極端之間，是各種類型的狩獵營地、原材料提取遺址和專門的活動場所。近年來，許多研究都與推斷這些定居點的功能和使用季節有關。通過選擇研究中石器時代的歐洲，我們可以了解這種範圍廣泛的遺址類型，以及它們演變的方式。
當闡釋比“148”號遺址中要大的石堆時，主要的困難是要了解它們代表了多少次使用行為。它們僅僅是來自少數獵人多次短期使用形成的遺物，還是來自一個相對較大群體的更廣泛的使用期？對此類遺址進行一係列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有助於解決問題。例如，華沙附近的卡洛瓦尼（Calowanie）露天遺址上的散落石堆，曾經一度被解釋為代表獨立的使用層。但新的放射性碳所測定的年代表明，每一個單獨的石堆的形成史長達1000年，在距今約9400年至8300年，因此是一係列反複使用的結果。
當無法獲得放射性碳數據進行測定時，對水平或垂直分散的石片進行修複是另一種選擇，它可以證明一種堆積物隻是涉及單一的使用或至少是有限的使用。在英格蘭南部亨吉斯特伯裏角（Hengistbury Head）的中石器時代遺址，就使用了這一方法。此遺址是密集分布的燧石製品，層積在風沙沉積物中，已發生了嚴重的灰化。該遺址發掘麵積達78平方米以上，出土了總量達3.8萬件的燧石製品。對其進行的修複結果不僅表明該遺址是由一係列燧石層組成，還表明這些石器的大量垂直分布完全是沉積後自然過程的結果。可被複原器物的殘片之間的垂直間距高達39厘米。當所有可拚合物品組合在一起時，它們形成了一係列的連鎖反應，分布在60厘米的垂直距離上。諸如踩踏、生物擾動、漂礫和風蝕等過程都是造成垂直分布的原因。若不是進行修複的話，這個遺址可能很容易被理解為一個被多次使用過的、逐漸堆積的沙土層。在其他的遺址，由於保存的狀況和原材料的特點，許多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或校正的可能性受到了限製。然而，文物的絕對數量和坯料往往表明，這些遺址已經被多次重複使用。例如，在蘇格蘭西部艾萊（Islay）島上的博爾賽（Bolsay）農場進行的發掘表明，這裏最開始就存在著數百萬件已加工過的石器，其中包括數千枚細石器。這些石器保存的狀況很差，但如此數量的材料很可能來自遺址被多次重複使用時的逐漸積累，這大概是由於這些遺址作為狩獵場所的優越地理位置。
當一個遺址保存有動物群遺骸時，就可以對它的季節性和功能性做出更多的推斷。例如，在丹麥北部阿格鬆的埃特博萊遺址，動物群遺骸以遷徙的大天鵝為主。這些天鵝隻有在11月至次年3月期間才出現在該地區。因此，該遺址被解釋為一個專門的冬季天鵝狩獵營地。斯塔卡遺址的動物群遺骸，為試圖推斷遺址的季節性和功能性提供了經典範例。人們對這些遺骸已經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多次進行了重新詮釋。目前的觀點認為，這些遺骸顯示出該遺址是在春末或初夏時節使用的。這一點從馬鹿和麅子下顎的牙齒以及大量的馬鹿頭骨上脫落的鹿角可以看出——這在4月和5月是很常見的。該遺址脫落的鹿角，表麵上看可能是在秋季收集的，實際上可能全年都有收集。遺址中的動物遺骨屬於獵人在最初屠宰後通常會處理掉的那部分，因為它們幾乎沒有肉。以上這些似乎表明這隻是一個在春季或夏季使用的臨時狩獵營地，而不是一個被長期使用的大本營：因為帶肉的骨頭是會被送回大本營的，而不是被帶走。
在赫布裏底（Hebrides）群島南部奧龍塞小島上的貝丘中的動物群遺骸也值得一提。在此處的一個島嶼上發現了5個貝丘，占用麵積不超過4平方千米。如上文所述，鱈魚是一種極為常見的魚類，它們的耳石（耳骨）被用來計算每一處貝丘被使用的季節。這是可行的，因為在生命的最初兩三年裏，小鱈魚的生長速度非常快，根據耳石長度來衡量它們的大小，也表明了它們被殺死的季節。通過使用這一方法的研究結果表明，奧龍塞島上的每一個貝丘的使用季節似乎都是不同的。可以推測的是，貝丘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特別適宜於某一特定季節。對這一模式可以做出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是這是一個長期的、全年的占用，由於季節性的輪回，覓食者會從一個貝丘向另一個移動。然而，這在歐洲這一地區的一個麵積如此小的島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這裏可能難以獲得其他資源（譬如鹿）。因此，這些貝丘可能代表了人們多年來短期的捕魚和捕獵而逐漸積累的過程，中石器時代的覓食者會利用他們對地景、潮汐和盛行風的知識，在每次訪問中選擇最有利的地點。
生存—定居模式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討論了作為單個實體的遺址類型，但是最近許多研究的重點是通過建立這些遺址之間的聯係，從而重建“生存—定居”模式。即使我們對中石器時代有著相當高的年代鑒別力，考古學家目前也很難自信地斷言哪兩處遺址是同屬一個時期，被同一個群體的人員使用過。由此，我們重構生存—定居模式時依據的材料可能並不完全是同一時代的，這種複原出來的生存—定居模式代表的是中石器時代的理想化模式，而不是針對任何特定地區或階段的詳盡重構。
最簡單的中石器時代生存—定居模式，是涉及低地和高地之間的移動。據許多對狩獵采集者的曆史記載，人們在冬季的幾個月裏聚集在低地地區，在那裏開展了許多集體活動；然後在夏季以較小的群體分散到高地地區。這種分裂和融合的模式很可能可以上溯至中石器時代。通常，人們可以察覺高地和低地地區的石器組合的差異，這表明已經進行了不同的活動，而且與過去的遷徙模式有關。例如，在英國，高地地區的中石器時代遺址往往頻繁出現細石器，這意味著狩獵工具的製作或修理。那些在低地地區的人們通常使用諸如邊刮器之類的工具，相比之下這類工具出現的頻率也更高。它們應該是用於營地活動，例如製備皮毛。挪威高原上與馴鹿狩獵有關的小型燧石器堆，很可能起源於從西部或東部低地向高處遷徙而來的春秋季節狩獵群。在這些遺址上發現的史前石器都是用燧石製成的，它們隻能來自沿海的遺址。
丹麥的中石器時代遺址保存得特別好，使得我們能夠重建比簡單的群聚或分散循環更為複雜的生存—定居模式。我們發現了有關埃特博萊期的幾處遺址。由於其優越的位置、豐富的動物群遺骸和遺存內涵，這些遺址被認為是用於極為特殊的生計活動的季節性營地。我們先前提及的阿格鬆（Aggersund）遺址專門用於冬季天鵝的狩獵；萬戈-索（Vaengo So）遺址是一個特別適合長期捕鯨的場所，鯨類在該處遺址的動物遺骸中占有突出地位；對鱔鰻的捕獲很可能是人們在迪爾霍姆（Dyrholm）遺址進行的主要活動，該遺址僅在秋冬季才會被使用；靈克洛斯特遺址似乎是一個冬季露營地，獵人專門在那裏進行對野豬和鬆貂的狩獵。對這些遺址的使用方式，很可能是獵人們從大本營出發後進行的短暫而特別的訪問。這些大型的沿海貝丘遺址，如埃特博萊、邁爾高（Meilgaard）和諾斯隆德（Norslund），它們所處的位置適合進行各種不同的活動，也發現了在全年大部分時間被使用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