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革命2

從某些方麵來說，對舊石器時代晚期藝術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最有效方法，可能並非試圖深入研究構成藝術本身具體特征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動機，而是來自對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不同社會和經濟背景下的藝術的更普遍分布的研究。可以說，洞穴藝術最顯著的特征是，它明顯集中在歐洲某些極具地方色彩的地區——尤其是在法國西南部的佩裏戈爾和鄰近區域，以及比利牛斯山脈和西班牙西北部的鄰近地區。即使對分布模式進行快速調查，也會顯示，記錄在案的90%以上的洞穴和岩棚藝術都出現在西歐這一相對局部化的地區。誠然，人們很難期望在諸如中歐和東歐的黃土平原或歐洲西北部的類似地形區找到洞穴藝術的痕跡。但是，歐洲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地區，如德國南部、巴爾幹半島部分地區和意大利北部，那裏適合保存藝術的石灰岩洞穴和岩棚相對豐富。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人們不斷地對這些地區的藝術遺存進行調查。但是這些地區所出現的藝術品與歐洲西南部典型的佛朗哥-坎塔布裏地區的大規模集中相比，極為稀少。這種差異必然清楚地告訴我們一些有關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不同地區的社會和文化模式的本質特點。

大多數學者現在一致認為，在西歐這些特定地區，洞穴藝術特別集中，必定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地區人口的總體密度和集中程度有關，而這必定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些地區所提供的特定經濟和生態環境同樣相關。這些論點主要取決於這樣一個事實：這些特定地區位於歐洲末次冰期基本開闊的凍原帶或幹草原環境的最南端，因此它們將支撐整個歐洲大陸上一些最密集的動物種群。關鍵的支撐因素應該是這些動物群體（特別是馴鹿和馬鹿）的高度遷徙行為，它們幾乎可以肯定是沿著特定的、基本上可以預測的路線進行的，經由從中部高原向西延伸、從坎塔布裏山脈向北延伸的主要河穀。人們認為，這些因素的結合將為相對龐大的人類群體的聚集（至少是季節性的）提供理想條件，他們聚集此間，專門開發利用這些豐富而集中的遷徙獵物群。

其餘論點涉及人口的“擁擠壓力”、社會分化，以及對明確界定和分化的社群領地需求的各種問題——正如上一節所述——這些幾乎不可避免的是由這些異常龐大而密集的人口聚集所產生的。從這些角度來看，洞穴藝術的產生可以被看作是對人口擁擠（具有不可避免的社會後果）等製約因素的進一步反映，這就對各種形式的儀式或禮儀活動產生了明確的、本質上的功能性需求，這些活動可以用來整合和協調各個社群領地的範圍。在這種背景下，藝術究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還有待進一步的推測。一種可能性是，一些主要的藝術生產中心，如法國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穴遺址，或西班牙北部的奧爾塔米拉（Altamira）岩窟，充當了主要的儀式或禮儀中心——也許是人類群體在每年定期聚會期間舉行重要禮儀的場所。或者（另外），藝術的產生可能掌握在特定的酋長或宗教領袖手中，他們利用藝術產物和相關的禮儀來加強他們在社會中的權力或權威，並使之合法化。顯然，這一切都處於猜測的範圍。顯而易見的是，洞穴藝術並不是均勻分布在整個歐洲，而是集中於（零星的考古發現地點除外）已知人口最集中、最密集的地區。從這些方麵來看，這種藝術很可能為研究歐洲不同地域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群體之間社會組織的不同模式提供一些重要視角。

冰期的終結

舊石器時代世界的終結相當突然。這方麵的關鍵因素當然是氣候迅速變暖，這標誌著末次冰期的結束，並以激進和不可逆轉的方式改變了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人群的生存環境。這種變暖過程的初始階段最早可檢測到距今1.3萬年前。冰蓋逐漸從其最大麵積後退，全球海平麵開始上升（隨著水從融化的冰川返回海洋），森林開始從原來南歐的冰川屏障區向北擴展。雖然這些都是相對漸進的過程，但很顯然，最迅速的環境變化發生在大約1萬年前，當時氣候變化的總體速度正處於最激烈時期。傳統上，以1萬年前為中心的時期（就當前的放射性碳時間尺度而言），被用來定義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結束和中石器時代的開始。

從人類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因素是歐洲中部和北部地區開闊的凍原和幹草原地帶被茂密的森林環境取代。不可避免的是，歐洲不同地區跨越這一臨界點的確切日期各不相同，歐洲大陸南部地區（距今約1.25萬年前）比更偏北的地區（距今約1萬年前）所發生的時間要更早。無論具體時間如何，這一重要生態轉型的影響都再深遠不過了。僅僅在狩獵活動層麵上，在茂密森林地帶中對動物的追趕與在開闊冰緣環境中對動物的追逐就有很大不同，並且在組織狩獵群體時它需要非常不同的策略和戰術。但是，森林的出現將導致特定區域內動物的總體密度和當地生物的總量，以及它們在不同生態區之間的遷移模式發生更重大的變化。從對現代環境中動物種群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森林環境隻能維持處於開闊環境中的動物種群總生物量的20%～30%。同樣明顯的是，在森林環境中遇到的各種動物在其季節習性上往往較少遷移，並且分布在較小的、更分散的群體中。換句話說，人類群體需要適應它們的行為，不僅要顧及食物供應總量的大幅度減少，還要適應對動物的追逐，因為它們的行動習性與早期冰川時代的動物大相徑庭。

人類麵對這些生態變化的反應有兩種不同的方式，都被考古材料記錄下來了。對森林侵蝕的明顯反應之一，自然是人類群體自己向北推進，並將隨冰蓋逐漸消退而開始在北歐出現的新環境開辟為殖民地。從大約1.3萬年前開始，我們就可以準確地推測當時這種人口向北歐擴張的模式，從法國北部和英國南部延伸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從巴黎盆地〔賓斯維特（Pincevent）遺址、埃蒂奧萊（Etiolles）遺址、馬爾桑吉（Marsangy）遺址、韋爾布裏（La Verberie）遺址〕和德國北部〔邁因多夫（Meiendorf）遺址、施特爾穆爾（Stellmoor）遺址〕各遺址所發掘出的定居點可以清楚地看到，通過采用這一方式，人類群體能夠（至少暫時）保持對尚為開闊環境的控製，並能繼續利用相同種類的動物（主要是馴鹿和馬），這些動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期階段一直是他們經濟活動的支柱。即使其中一些遺址僅在夏季幾個月期間被短暫使用，但北歐這些新興的地貌顯然為人類居住提供了極其豐饒的棲息環境，這對人類群體來說，要做的隻是進行最小限度的經濟和社會適應。

當然，第二種方式是讓人類群體留在以前居住的區域內，並使其行為和組織適應新的森林環境。這種適應性的最清晰的例證之一可以在法國西南部的典型地區看到，發生時間在從馬格達林（Magdalenian）期到阿濟爾（Azilian）期的考古學上的過渡時期——現在顯然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約1.25萬年。這種生態轉變最直接的反應可以從相關動物群落的構成觀察。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與晚期馬格達林期相關的大量以馴鹿為主的動物群，被幾乎全部由馬鹿、野豬、野牛和其他典型的森林生物物種組成的群落取代。幾乎完全在同一時間，我們可以從被使用遺址總數的急劇下降〔從晚期的馬格達林期的七八十個遺址，到阿濟爾期的二三十個遺址〕，以及同樣明顯減少的被使用遺址的總麵積得到證實。僅憑這一證據，毫無疑問，該地區的總體人口明顯下降，人類群體現在生活在規模更小、更加分散的社會單元中。

但是，這些變化的一些最顯著影響可以從考古遺物本身的特征中觀察到。與從晚期馬格達林文化層發現的工具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相比，從阿濟爾文化層所出土的石器、骨器和鹿角製品的種類，不僅在“類型學”意義上簡單得多、變化更少，而且總體上要小得多，製作得也不夠細致。例如，這可以從阿濟爾文化層發現的雙刺魚叉頭的形製體現出來，與晚期的馬格達林文化層所記載的那些相比，它相形失色（就大小、器型複雜度、技藝上的投入、裝飾程度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馬格達林期末期的手工藝品幾乎消失了。從阿濟爾遺址中，我們隻發現了為數不多的雕繪的動物圖案，（在一些遺址）還存在著一些神秘的“彩繪鵝卵石”，點綴著一係列簡單的赭紅色幾何圖案。盡管在整個物質文化範圍內發生了這些根本性變化，但毫無疑問，法國西南部的阿濟爾人是同一地區早期的馬格達林人的直接後裔。

究竟應該如何解釋環境條件、經濟活動和技術模式變化之間的奇妙的相互關係，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最顯著的含義（正如上文所述）似乎是，人類群體現在不僅生活在人口密度低得多的群體中，而且顯然是以更小、更分散的群體形式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先前大多數用來支持精細技術、手工行業生產以及可能相關的禮儀活動的社會機製實際上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簡單、更少結構形式的社會組織形式。無論如何解釋，關於考古材料中這些變化的深刻特征，或者這些變化與當地環境和生態條件特征的同步變化之間所存在的密切關聯，都是毫無疑問的。正是這一現象，標誌著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世界的終結，以及接踵而至的中石器時代各種森林適應性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