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距今70萬年—4萬年前的歐洲人類2

最後一條證據來自石器及其有限且經常重複出現的形製。奧克利（Oakley）指出，一些手斧在燧石內含有化石貝殼，原始人在打製石器時將這些貝殼精心保留了下來。尊重這些美麗的物品，堅持一種石器形製，有時會被認為是象征意義上表達思想存在的有力論據。然而，必須記住的是，我們是靈長類動物，具有模仿的特質，學習是通過仿效我們所見之物，而不是我們聽到的指示來進行。這種模仿行為足以製造石器，而現存的留在洞穴內的和沿河休憩點的遺物則可作為現成的模仿範本。博爾德所倡導的觀點是，他的5個尼安德特部落中的每一個都有製成專門用途的石器，如果認為他們希望用石器來表達自己的部落身份，這似乎是過去將英國卷傘（English rolled umbrella）和法國長棍麵包（French baguette）作為身份象征一樣，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因此，正如戴維森和諾布爾所主張的，歐洲的這些早期原始人類最好被視為以工具作輔助的原始人。這與運用文化的人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後者的情況下，以工具、服飾、裝飾品、房屋等形式的物質文化是一種匯聚和傳播信息的媒介。隻有當存在一套經廣泛認可的象征性規則的時候，文化的運行才有它的意義。我不認為這種能力存在於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前，因為在拓荒時期，原始人類沒有諸如鑽過的狐牙、穿孔的貝殼和其他可作為身體飾物或縫在衣服上的物品。這些物品在距今4萬年之後是普遍的，呼應著法伊弗（Pfeiffer）曾經提到的“創造力大爆發”。正是在這個時期，考古遺物經由它們的風格處理，間接地表達出了其他的信息。也正是在那時，小型雕像、雕刻吊墜和岩畫等藝術品形式出現了（見第二章）。

他們是如何生存的？

我在圍繞歐洲人類的神話和故事中走了一大圈。現在是時候對這70萬年的概況進行一個說明了。他們的行為是否與我們不同，對於這個先前的問題，現在可以進行研究了。我很清楚，對於這整個時期來說，答案必然是肯定的，盡管這期間有重大變化。關於語言能力和智力問題，將在下一章中討論。但這些早期人類並不具備完全清晰的言語或我們所知的語言這一結論，現在已被廣泛接受了。這種缺失顯然會對社會和生存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這對我形成上述考古記錄有何幫助呢？

語言是一切與其相關聯的符號的文化，並以對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規劃這種形式來操控時間。正如惠倫（Whallon）已經恰當闡明的那樣，過去和未來時態的增加改變了人類在社會組織方麵的能力，並對生存和定居產生了影響。了解語言缺位帶來的影響，不僅意味著不會產生藝術品，也意味著石器工具形製的單一化；我們必須從那些看不見的係統的組織形式來理解，這是考古學家要研究和解決的目標。

當我們試圖“思考原始人”，並想象如果沒有作為關鍵要素之一的現代人類，我們的生活會是什麽樣子時，可能會打開解釋過去的大門，但是它充滿著主觀性。我們需要避免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所青睞的那種方式，1921年，在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說中，他為尼安德特人普遍的命運打上了封印：“我們不可能從一開始就理解那些可怕的人們。我們無法在我們不同凡響的頭腦中，去想象那些怪異的大腦所追逐的奇怪想法。就仿佛我們也可以嚐試像大猩猩一樣去夢想和感受一樣。”為了避開這種陷阱，我將專注於原始人類擴張到新棲息地之後，他們的生存和延續問題。

原始人隻有解決了環境的季節性問題，才能在歐洲生存下去。在傳統上，人們認為，這可以通過獵殺大型動物實現，有許多藝術家的重構作品都展現過：原始人用石頭砸死了猛獁象、用棍棒襲擊野牛的膝蓋。毫無疑問，原始人是可以殺死動物的，盡管以這樣充滿大無畏氣概的壯舉來對付3噸重的厚皮動物和迎麵而來的1噸重的公牛是不太可能的。但是，當做出這種簡單論證的時候，我們同時忽略了一個要點：狩獵。無論獵物是大型的、中等的，還是小型的，也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狩獵都不僅僅是個捕殺動物的問題；它同樣也是一項充滿技巧和危險的活動，這也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在任何狩獵社會中最神奇的部分。但是殺死動物通常是很容易的，無論是用長矛還是弓箭，無論是設陷阱還是將獵物驅趕到懸崖峭壁上。困難之處反而在於人員的組織，以便使他們能在正確的地點、恰當的時機和合適的裝備下，獲得高於平均概率的成功機會。隨著動物的活動和數量變得難以預料，狩獵的成功概率也受到限製。因此，原始人生活在季節性環境中的風險迅速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下，“高於平均概率”還不夠好。原始人不能聽天由命，因為失敗帶來的懲罰將是饑餓和滅絕。在更新世的季節性環境中，歐洲也不會有可供原始人任意選擇的豐富植物類食品，一旦錯過狩獵機會，原始人不能指望依靠堅果和藍莓度日；他們也不能指望一個意料之外的豐年。

今天的獵人和采集者，以及距今4萬年之後的舊石器時代社會，已能從容不迫地應對這樣的環境挑戰。事實上，他們選擇特定行動以磨煉能夠解決問題的行為。因此，改進技術以降低狩獵失敗概率；通過聯盟、親緣關係、訪問和盛宴建立社會網絡，以便一旦發生意外就可以在需要時號召鄰邦兌現區域保障協議。這種形式的社交綢繆是司空見慣的，是在惡劣環境中生存的手段之一。在將風險分散到整個地區的同時，當麵臨的困難是明顯的季節性條件時，應對方案卻是就地解決：在一年中的某個時間建立糧食儲備，預留下足夠的糧食用於維持困難時期的生計。這種行為產生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區域考古學類型，因為生存模式最終是在這種體係中產生的。其鮮明特征之一是，在更新世氣候循環運轉期間，隨著季節性變化的增加和資源的減少，定居地仍然具有延續性，雖然它的規模縮小了。歐洲原始時期和遠古時期人口的縮減與流動，特別是北歐地區人群的興亡，清楚地表明了這種“狩獵”行為在那時尚未得到發展。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藝術匱乏，有柄工具及輕型複合工具仍然很稀有，這些情況也支持了上述結論。

但這仍然留下了他們如何謀生的問題。原始時期，在歐洲有人類居住的8個地域（沒有東北歐），社會群體的規模顯然存在差異。解答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著力點，是集中精力分析其中幾個地域可能麵臨的限製性因素。在冬季，他們以何為食？那時他們的生存環境有五六個月幾乎處於封閉狀態；大群的野牛、馬、馴鹿和馬鹿為解決同樣的問題而長途遷徙。遷徙的路程往往極遠，對於原始人類來說，他們無法跟隨，也沒有任何物證表明他們擁有過哪怕是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儲備糧食應該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盡管沒有任何證據可用來揭示和闡明這種行為以及與這種規劃相關的社會組織。可能還有一種情況是，他們不是在狩獵，而是在覓食屍體，這些屍體要麽出現於冬季，要麽是在冬季來臨時，動物在要離開這個地區之前被肉食動物吃剩下的。在這些中緯度的草原上，為確保草場供給，大量獵物分散開來，但在河流沿岸和湖泊周圍卻很密集，因而大多數的狩獵都發生在這裏。來自西伯利亞和育空（Yukon）地區的猛獁和其他更新世動物群的冰凍屍體，表明了自然界極度冰冷的力量。盡管解凍後的肉和骨髓並不符合我們對美味的要求，但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是生存問題，而不是美味大餐。那些被找到的仍然含有重要脂肪儲備的全部或部分屍體，將成為度過那些寒冷冬季的基本資源，直到大批畜群從它們的過冬覓食地返回，原始人類才能以捕殺和覓食它們為生。以巨型動物龐大的脂肪和骨髓儲備為食，比起試圖用石頭砸死它們更有效果。

這一冬季策略借助於兩個要素。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為了保證有足夠的人手在當地尋找一些屍體，大型的群體規模將是很重要的。當地群體的人數可能多達150人，他們一直是定期聯係的，而且大多數婚姻伴侶都是從中挑選出來的。這種涉及相當大流動性的社會群體，不需要煞費苦心地來記住誰，因為在專門的狩獵之旅中，不會發生個體離開主要群體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的事情。這些麵對麵的社群既不需要依靠語言，也不需要依靠器物的符號內涵來建立他們的人際關係。因此，選擇規劃以及以記憶和協作的形式利用過去和現在，與社會內部關係的發展有關，而不僅僅是在惡劣的環境中獲得食物和生存手段的問題。

第二個要素是火。這不僅可以讓人取暖，而且還有助於將屍體解凍。在可能的情況下，將屍體帶入洞穴，可以更容易使其升溫。搜尋幾乎不需要什麽技術，在一年中的某個時候，一支長矛就滿足需要了——正如克拉克頓（Clacton）海峽所發現的那樣——有時候也有可能是探杆或鑿子，用來對雪堆下或經過冰層時進行搜索。這兩個要素將開辟一個其他肉食動物無法獲得的食物來源。這樣一種讓他們度過寒冬的策略取決於環境中的許多因素，例如畜群數量、遷移距離、溫度和積雪深度。由於這些因素逐年變動，在更新世的長期循環中也有所變化，因此，當地資源能否滿足該群體的食物需求，隨著這種情況的變化而充滿不同風險。在一個地區內，相對於聚居地，某些區域將變得具有吸引力。該策略的一個特點是，幾乎不需要什麽技能和知識就能使其產生效果。它可以視環境而定，很容易地從一個山穀轉移到另一個山穀。然而，在數千年的漫長光陰中，有些山穀的位置會比其他山穀更好，正因為如此，我們發現在它們的礫石器和其他堆積中所含的遺物數量存在著差異。

經過長時間的居住後，這種生存策略完全可能在歐洲發展起來。在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方地區，對於韋斯特伯裏（Westbury）、博克斯格羅夫（Boxgrove）、亥洛奇（High Lodge）和斯特蘭斯卡什卡拉（Stranska Skala）等原始時期遺址的考古材料最早可追溯至大約50萬年前。這可能與當時周期時間向10萬年之久的更新世循環的轉變有關，它會使原野變得更加幹燥或寒冷，當獸群處於最大規模時，這一策略是最為有利的。它表明，地中海地區遠古人類的生存更多地依賴於在較短距離內追蹤季節性遷徙的獸群，以及更多地利用植物資源。

同樣，正如先前提到的，遠古人類通過遷徙到達北歐平原的部分地區，擴大了他們的活動範圍。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本身的季節性遷徙的距離也更大了，這意味著現在群體要獲得食物就必須擴大搜尋空間，這是生活在這種開放環境中的結果。上述搜尋食物的策略繼續發揮著它的作用，也許可以通過拉科特遺址一個有著便利除凍用途的洞穴來說明這一點。另一方麵，蔡斯（Chase）對孔布-格雷納爾岩棚和洞穴遺址以及肯納遺址的動物群遺骸進行了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這裏的馬和野牛是被直接殺死的。雖然難以證明原始人類對肉類的貯存行為，但我強烈地懷疑，一些小型儲藏室可能源於這類事件，盡管仍舊缺乏在區域範圍內支持這種行為的社會組織證據。近距離殺戮似乎是非常可能的，並且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男性和女性都參與了這種活動。個體主要負責他們自己的儲備品，因此兩性都展現出力量、強壯這些特征，作為他們如何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的解剖學上的標誌。

然而，遠古人的生存策略是如此的有限，這一點從他們的區域定居史中得到了最明顯的體現。他們錯過了英格蘭的末次間冰期，盡管這座大島當時滿布長大象、窄鼻犀牛、河馬、野牛和橡樹混交林等動植物。但即使擁有了所有的巨型獵物和溫暖氣候，“大型獵物捕食者”最終還是消失了。究其原因隻能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他們不可能存活下來：在溫帶森林環境中，動物的體積雖大但密度低，這是他們的群居組織所無法應對的。因為這需要更大的規劃來降低風險；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裂變增長期更長。這會打破他們社群曾經麵對麵的基本體係。據霍菲克（Hoffecker）的報告，在末次間冰期，俄羅斯平原也出現了類似情況，當時種群也是不存在的。

在最近一次寒冷期的早期也是這種情況，當時第4階段有相當大的冰川活動，在溫帶第5階段的a級到d級的東北歐和中北歐地區的平原環境中，重現的人群消失了。這可能是對資源減少的一種反應，在這種程度下，現有的生存策略變得不再切實可行。相比之下，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對這種氣候惡化的適應能力都已經變強，無論是溫暖的還是寒冷的。遠古人類的應對方式，就是完全退出這些地區。

唯一表明他們沒有這樣做的跡象來自拓荒時期。來自那些小型葉形尖狀器遺址的資料證據表明，在北歐、中歐和東歐荒涼的環境中出現了更廣泛的社會網絡。支持山區獵食者的網絡使得人群能夠進行更頻繁、更長期的裂變增長，這隻能通過提高規劃和社會組織的能力來實現。因此，他們所活動的地理區域大大增加，規範與陌生人接觸和打交道的需求會更大。這種發展是否可以歸結為在歐洲其他地方出現了另一種行為模式，而且這種模式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從而促使拓荒者意識到他們的潛能，或者這些遺物和它們所體現的組織製度是否完全是由新居民在新型的行為場所運作的，這都有待於在下一章中加以研究。

注：在討論1萬年前的時期時，學術界習慣上不是用“BC”這一術語，而是用“距今”（“BP”）這一術語來引用放射性碳定年法，仍依照慣例用AD1950年來表示“今”。因此，“BP”用於本書前三章中的年代測定，之後用“BC”來取代。最近已經很清楚的是，放射性碳所測定的1萬年前，實際上可能是對地質年代的嚴重低估——或許是距今大約1萬年，其實少算了1000年；也許是距今3萬年，而幾乎少算了3000年之多。（在這些章節中，所有的年代都是基於放射性碳的測定。）有關年代測定的更多內容，請參閱馬丁·吉姆·艾特肯（M. J. Aitken）的《考古學中基於科學的年代測定》（Science-Based Dating in Archaeology，倫敦：朗文出版社，1990年）。

[1] 本書初版於1994年，距亨利·奈普詩歌已過去89年。——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