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距今70萬年—4萬年前的歐洲人類
克萊夫·甘布爾（Clive Gamble）
認識穴居人
“舊石器時代”（Palaeolithic）這個詞首次出現在約翰·盧伯克爵士（Sir John Lubbock）的裏程碑式著作《史前時代》（Pre-Historic Times）中，這個術語用來描述一個古老的石器紀元。在此40年後，即1905年，亨利·奈普（Henry Knipe）在他的插圖詩集《星雲與人》（Nebula to Man）中，讚美了史前科學的成就。對於其中所配的一張早期人類複原畫像，詩歌這樣吟誦道：
一股強大的力量，一種潛移默化的新影響，
賦予生活無限動力，浸染滲透。
強健意誌，征服蠻力，
西部樂園，推動曆史之輪。
登臨大自然，飾地球以王冠與榮耀。
太古之人出現於舞台——
其貌不揚，儀表野蠻；
類猿頭骨，蘊含驕傲；
心靈之力，去之粗夷。
奈普在對這種原始生活場景的描繪中，詳細地總結了19世紀人們對史前的主要看法，展示了曆史發展的規律。人類通過精神力量的發展，在宇宙之巔占據了一席之地。在世紀之交的帝國世界中，上述這些力量的作用，為當時西方世界的人們提供了全球範圍內政治和社會現實之“自然”安排的充分解釋。
80餘年後的今天[1]，對於我們祖先的進化和野蠻的本性，我們仍然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並非一個令人滿意的術語，對於那些一直使用石器的人來說，石器常被認為是其原始特質。科技仍然是衡量進步程度的標準，這不是一個你是否會開車的問題，而是你在駕駛著什麽車的問題。我們的始祖仍然被描繪成毛茸茸的、近乎**的、手持棍棒的自然之子。這是一種引人注目的符號集合，完美地呈現在巴克納爾的畫作中，但這些並沒有考古證據。我們仍在等待著關於舊石器時代的第一根木棍和獸皮衣物的發現。
我之所以提到這些畫作和史前研究的初衷，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我們的頭腦中，關於穴居人的形象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基於證據而非想象力的那些非主流觀點常常容易被忽視。因此，在介紹70萬年前的歐洲史前史之前，我們應該認真審視並反思：這些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從何而來？它們滿足了什麽需要？答案並不唯一，包括它接觸、分類和統治世界土著民族時的帝國經曆。18世紀的哲學家們提出了“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是活生生的史前史的例子”的觀點。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1762年提出了一個等級體係，19世紀的考古學家們接受了這個體係，以便將那些民族的石頭、罐子和青銅器組織成一個發展的、漸進的順序：“人類經曆了四個不同的時代：最開始是狩獵時代；然後是遊牧時代；接下來是農耕時代；最後是工業時代。”作為地理空間意義的巴黎與倫敦，在這個序列裏成為時間的一環。狩獵采集者生活在西半球最偏遠的諸多地區，如阿拉斯加、火地島、塔斯馬尼亞和好望角。他們製造石器，很容易被盧伯克和其他許多人用來充實早期歐洲史前史。
第二條線索較難追溯，因為它更潛藏在西方的過去。古典時代就出現的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分野被完整地帶入了中世紀。普林尼（Pliny）提供了一份居住在世界邊緣的奇特民族的目錄，其中的布勒米人（Blemmyae）顯得特別重要。他們生活在利比亞的沙漠中，臉長在胸上。這些內容被隨意地納入在1356年出版的《約翰·曼德維爾爵士航海及旅行記》（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中，該遊記充斥著大量的虛構情節，但也最為暢銷。我們從中了解到，在安達曼（Andaman）群島分布著許多不同的人種，其中“居住著醜陋無比且沒有頭的人，這些人的眼睛都長在肩膀上；他們的嘴巴像馬蹄一樣圓，長在胸口中央”。布勒米人常被圖繪於中世紀的手稿中，其中展示他們原始狀態的標誌是**、棍棒、生活在荒野中。他們總能使人印象深刻，正如奧賽羅（Othello）所述說的：
接著我又講到彼此相食的野蠻部落，
和肩下生頭的化外異民，
這些都是我談話的題目。
苔絲狄蒙娜（Desdemona）對於這種故事，
總是出神傾聽。
當與有關野人（現代雪人Yetis和阿爾馬斯野人Almas的起源，他們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邊緣）的民間傳說結合時，我們就可以推知是什麽幫助了巴克納爾（Bucknall）和奈特這樣的最早的科普插畫師，使他們對早期歐洲的重構能夠為當時的公眾所理解。盡管受到達克沃思（Duckworth）、史密斯·伍德沃（Smith Woodward）和奧斯本（Osborn）等主要權威人士的密切指導，但這些圖片還是稍欠科學事實。所有這些都是當時中世紀的知識傳統造成的，當時的工業和科學革命據稱就像一輛失控的火車一樣得到了推動。在19世紀，史前史作為一門學科得以創立，涉及包含了更多認識人類和世界的近代學術傳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的科學一直致力於將迷信領域納入其中。
在巴克納爾的繪畫之後的十年裏，歐洲已經發現了一些重要化石。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是1908年8月發掘的古跡，它是由三名神職人員從法國科雷茲（Correze）地區的聖沙拜爾村（La Chapelle-aux-Saints）附近的小山洞中發掘的，是一具近乎完整的男性尼安德特人遺骸。在日後成為舊石器研究領域元老的阿貝·步日耶（Abbé Breuil）的建議下，它被送至巴黎自然曆史博物館的馬塞林·布勒（Marcellin Boule）處進行分析。這一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這使得這塊重要的化石遠離曾經由人類學院的加布裏埃爾·德·莫爾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領導的反教權組織，該組織一直主張，早期被發現的尼安德特人，應該被列入人類祖先名單。布勒不同意這一觀點，並在1911—1913年製作了一份非常詳盡的報告，提供了把尼安德特人從人類祖先名單中除名的解剖學證據。奈特的繪畫為這種看法提供了支持，使得它成為多年來被普遍接受的觀念。他實現了通過使用由來已久的標誌來顯示尼安德特人身上缺失的文明。例如，布勒對尼安德特人頹唐姿勢的重建被忠實地以一個準布勒米人的形象再現，他的臉被下移到了他的胸部。例如，奈特對尼安德特人佝僂身形的描繪幾乎忠實地再現了一個把臉長在胸部的準布勒米人形象。
這幅畫作公布的時機很重要。布勒對尼安德特人的除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心理戰期間，其對精神信念和道德進步提出了質疑。而奈特的繪畫試圖否認不可想象的曆史倒退（retention），盡管當時的證據已表明，參與屠殺的人具有原始人的特點。正如亨德裏克·房龍（Hendrik Van Loon）在1925年向新一代解釋的那樣：
我們所謂的現代人其實並不“現代”。正相反，我們仍然屬於穴居人的最後一代不肖子孫。新時代的地基僅僅在昨天剛剛奠定。隻有當人類有勇氣質疑所有現存事物，並以“知識與理解”作為創造一個更理性、更寬容的共同社會的基礎時，人類才第一次有機會變得真正“文明”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這個新世界“成長中的陣痛”。
曆史背景
當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索姆河（Somme）戰場也是70年前布歇·德·佩爾特（Boucher de Perthes）的考古地點。1859年，阿瑟·約翰·伊文思爵士（Sir John Evans）和約瑟夫·普雷斯特維奇（Joseph Prestwich）通過論證，證明石器與滅絕的動物都是在同一地層中被發現的，從而確立了偉大的史前人類的存在。多年來，布歇·德·佩爾特的觀點一直備受懷疑，他關於史前文物的圖說也遭到嘲笑。我們現在明白，佩爾特關於史前文物的圖說與燧石剝片工藝的主要特征，比如打擊麵、半球形石核刮削器、多次修整的刮削器等是頗為準確的。但是佩爾特與英國古文物研究者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y）有著有趣的相似之處，後者在18世紀提出了田野考古學並重建了德魯伊教（Druids），他也成為這個狂熱團體裏的忠實一員。除了對位於阿布維爾（Abbeville）和亞眠（Amiens）之地礫石場進行了地層學和文物學的敏銳觀察，佩爾特還繪製了許多石器器物圖。他對在礫石坑中發現人骨與滅絕鳥類共存的觀點，無疑推遲了人們對他的科學研究成果的接受。
布歇·德·佩爾特受到了懷疑，而約翰·弗雷爾（John Frere）卻被完全忽視了。1797年，他曾寫信給倫敦文物學會（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直到1800年，該學會才出版了關於弗雷爾在薩福克郡（Suffolk）霍克森（Hoxne）發現的石器的簡短介紹。在今天，這些石器被歸類為阿舍利（Acheulean）手斧，這是一種大型工具，兩麵都呈片狀，這些手斧尺寸大小不一，但都做工精美。弗雷爾所繪製的插圖標本做工尤其細致，鋒刃銳利。
到1872年，歐洲西北部河流階地和歐洲南部及中部洞穴考古發現進展非常之快，使得加布裏埃爾·德·莫爾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能夠根據石器的形狀將盧伯克（Lubbock）的舊石器時代細分為不同的階段。年表的建立得益於石器本身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與石器一起出土的動物種類的年代學關係。默爾蒂耶將舊石器時代主要劃分為三個階段：阿舍利文化期；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期；晚期石器文化，現在被稱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即骨器最早出現的時期。隨著法國西南部洞穴發現的地層層位越來越多，它們的序列和年代位置也逐漸變得清晰起來。這促使阿貝·步日耶於1912年提議對舊石器時代晚期進行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期。
到目前為止，“三期說”已被廣泛接受。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主要標誌為阿舍利手斧，主要來自倫敦和巴黎盆地的河流階地；舊石器時代中期或莫斯特文化鮮明的特征為：在法國多爾多涅省（Dordogne）、德國南部和中歐的洞穴及岩棚中用石片製成的尖狀器和邊刮器；舊石器時代晚期，以骨雕和象牙製品的藝術形式為特征，最絕妙的當屬在坎塔布裏（Cantabria）山脈（在西班牙北境）、比利牛斯（Pyrenees）山脈和佩裏戈爾（Perigord）的壁畫洞穴。
之後的50年，歐洲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增加了來自歐洲其他各地的地層層位資料。石器類型學研究成為人們的主要關注點，其中的領軍人物當屬博爾德（Bordes），他在1953年提出了一個不同地層層位中石器組合的分類體係。對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類型，他建立了一個表格，包括63種常見的石片石器類型，以及一個涵蓋了21種手斧的附表。石片工具的形狀從邊刮器到尖狀器，還包括其他尚未定型的類型，如缺口件和齒狀件（齒間寬）。這些表格可以用來計算各種器物類型出現的頻率，並能根據每種器型的數量進行綜合比較。博爾德是一位石器專家，他還對燧石技術做了分析與研究，其中考慮了對台形和勒瓦婁哇（Levallois）技術等各種比例指數的觀測。後一種技術是很重要的，因為它代表了一種石器加工的方法，這與不間斷地敲打岩石以產生碎石片的概念相去甚遠。它以巴黎郊區的名字命名，那裏的礫石坑是原始石器發現的地方，這種技術就是有計劃地用燧石石核製成預定尺寸的石片。這些石片可能是三角形的、細長形的或短粗形的，但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它們不是隨機生產的。
博爾德的類型學極具影響力，對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研究非常適用。它也是考古報告中用來界定舊石器時代早期和中期器型的標準方法。然而，它的理論基礎現在正受到嚴重的衝擊。這是由兩個發展趨向引起的。首先，人們轉向了工藝研究，而不是類型學研究。這種理論通過實驗手段對石器進行功能分析，重點放在石器邊緣的形狀和損傷上，而不是對其整體器型做出評估。通過高性能顯微鏡，還可以發現對這些邊緣進行加工的痕跡——這與之後史前時期所熟知的微痕分析沒什麽兩樣。一項重要的發現是，許多被博爾德列為廢料的石片和碎片，實際上曾被用來切肉、削木頭和切碎植物材料。由此，過去我們特別關注製成品的重要性，現在我們將在之前的基礎上將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工具的加工過程。
當重構這一石器的“變遷史”時，在所謂的工具中有一些意外的發現。迪布爾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已經發現，由於反複地使用與修整，同一件燧石刮削器可以在其使用周期的不同階段歸為博爾德列表中三種不同類型的刮削器。迪布爾提出了一個工具使用和技術組織的動態模型想法，而不是頭腦中固定的對史前燧石刮削器標準的工具類型的靜態圖像。博爾德對數百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石器組合進行了分析，最終結果表明，石器器型的比例與技術類型出現的頻率組合之後隻會產生5個主要變量。他對此的解釋非常簡單明了：這5個在時間和空間上出現重疊的石器組合分別屬於尼安德特人5個不同群落的文化。他們的文化與石器密切相關，並通過石器獲得了複原。在孔布-格雷納爾（Combe Grenal）岩棚和洞穴遺址堆積有至少55層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層，上述5種類型都分布其中。博爾德解釋說，人們成群結隊地湧入這裏，把這裏當作舊石器時代的“佩裏戈爾”——一個理想的棲息之地。所以他同樣也不會奇怪，為什麽今天很多英國人也在這裏買度假屋。
第二個發展趨向補充了有關石材技術的動態觀點。它是在1966年首次由賓福德夫婦（Binfords）提出的，此觀點認為，這些洞穴和岩棚構成了定居係統的一部分。與博爾德所認為的人類在同一岩棚中生活了幾千年的觀點不同，這一說法強調，為了生存，人們會遷徙；根據季節的交替在大自然中四處遷徙，在資源可用時能夠對其進行開發。不同的季節，以及獲取或加工生存原材料的活動需要不同的工具組合。因此，不同人群之間工具類型比例的任何變化都與區域性的生存組織方式有關，而不是與5種文化特征的表達有關。這些觀點後來得到了改進。正如迪布爾在其著作中闡釋的那樣，考古學上是無法確定一套固定的工具組合的，因為今天稱為“螺絲刀”的物品明天可能會變成“鑿子”。此外，遷徙人群的定居係統比原先設想的要複雜得多。但是，賓福德夫婦分析的重要性在於詳細闡述了人群規模、適應當時環境的遺址和生存組織方式之間的聯係。
甘布爾提出，可以參照區域理論來驗證舊石器時代的材料。在該理論中，不論氣候如何，歐洲主要地區之間的生態條件預計都會發生一致的變化。這些條件取決於緯度、經度和地形。綜合來看，這些條件都受到關鍵動植物資源的分布和數量的影響。因此，人類對這些地區的利用會有很大差異，這將通過比較考古材料的數量和它們所包含的定居曆史的內涵來體現。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進步。我們是通過保存在材料中的可測變量來研究過去的生存方式，而不是單純地依靠科技的進步來製訂我們的研究計劃的。
冰期的氣候
歐洲北部與東部的生存條件更為嚴酷，因為這裏的資源較為分散，區域理論模型可以推算出不同人群的適應能力。但是要完成這幅圖景，我們首先要分析這裏在冰河時代的氣候條件。
我們現在不得不放棄更新世的4個冰期係統，這是1909年由彭克（Penck）和布呂克納（Bruckner）在阿爾卑斯山麓進行研究之後建立的。多年來它提供了一個相對地質年代，但現在已被認為是極不完善的。當前冰期模式的線索並不是來自冰磧、活動的海岸線，以及相應的河流階地，而是來自海底底層的沉積物。這些沉積物和軟泥含有孔蟲類海洋生物的微小骨骼，它們活著的時候主要活動在海底軟泥的表層。它們的骨骼由碳酸鈣組成，吸收了海水中存在的氧同位素。這種有孔蟲類在確定冰期的數量和周期性變化方麵非常有用。其中兩個同位素是極為關鍵的，氧16和氧18。正如它們的數字所表明的，後者比前者重，二者在有孔蟲類化石體內的比例是解開更新世年代學的關鍵。
在冰河時代，當冰蓋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不列顛群島上形成並延伸至阿爾卑斯山、喀爾巴阡山脈和比利牛斯山脈的時候，海洋裏的水分也被抽取出來。隨著水分的流失，較輕的氧16就使得這一領域海洋的同位素變重，海洋的水體麵積隨之縮小。當它們降至當前海平麵以下大約150米的最低點時，大陸架顯露出來，它將英國和法國連接起來，並在亞得裏亞海的北部形成了一個大平原。在冰川後退、較溫暖的間冰期，海洋麵積的增加導致同位素數量的減少。從這些沉積物中提取出岩芯，然後分時間段測量岩芯內氧16和氧18含量的比值，這樣就可以製作出參照岩芯深度變化的鋸齒形曲線，可以反映出海洋的伸縮變化。目前，同一地層中不斷重複的冰期-間冰期連續變化的周期圖表已經取代了用各種數量來源拚湊的不連續的陸地地層觀測結果。
但對深海冰川遺跡研究最大的突破，可以追溯至具體的時間。在岩心V28-238中的1200厘米處，沉積物就證明了當時南北極發生了磁場倒轉，在這之前，它們是完全相反的。布容-鬆山（Brunhes/Matuyama）這一主要逆轉界限的形成時間，已經通過對岩石的同位素衰減法測量出來。在這個案例中，主要測量鉀和氬（K/Ar）之間的衰減（鉀氬定年法）。這一結果將布容-鬆山兩極磁場轉換時間校正為距今73萬年前，這也被認為是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之間的界限。正如我們現在知道的，這個時間對史前歐洲史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有了這個校正的日期，每個冰期循環的周期就可以劃分為更精細的時間段。在過去的73萬年間，經曆了8個完整的冰期循環。最初，這些循環每7萬年完成一次，但在距今45萬年之後，它的循環周期連續4次達到了10萬年。冰期循環持續時間的變化可能對歐洲大陸的早期人類定居點產生了重大影響，正如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的。
通過景觀帶、動物群和植物群的各種細節，人們知道了末次冰期時存在的兩個相對短暫且極端的時段：一個是溫暖的、樹木叢生的間冰期；一個是荒蕪、寒冷的全冰期。如果我們將末次冰期作為冰河時代的粗略參照，會很明顯地發現，冰河時代的大部分時間既不是全冰期，也不是間冰期，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這個中間狀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顯示了疏林景觀與空曠荒原景觀之間的重要區別。在這樣兩種情境下，動物種群都會生長得極為健壯，尤其是在開闊的幹草原凍土帶。在那裏，有成群的野牛、馬、馬鹿和馴鹿以及猛獁和長毛犀牛、大角鹿、麝牛、歐洲野牛，還有一些地區分布著野生山羊、岩羚羊和野綿羊。群居的肉食動物也有很多，獅子、鬣狗和狼；而巨大的洞熊也很常見，巨大的體型提高了它們對寒冷氣候的適應力。
在開始於13萬年前的末次間冰期，這時的動物群與其在更為開闊的環境下種群與食物數量均達到峰值的情況頗為不同。我們僅僅找到了梅氏犀牛、長牙象、河馬和黇鹿。在距今僅1.8萬年前的末次盛冰期，歐洲大陸大部分地區資源減少了，在兩個冰蓋之間的中歐地區資源尤其匱乏。這些關於更新世時代探索的結果是，我們不能再把寒冷作為早期移民的主要限製因素。動物種群的減少及其遷移導致陸地景觀隨之變化，這些構成了歐洲各區域之間複雜的關係圖景。影響人類早期殖民擴張的關鍵是能否適應越發呈現季節性變化特點的環境因素，這一點在北歐地區尤其明顯。
最早到達者
關於歐洲大陸何時有人居住，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的答案。地中海人聲稱他們擁有可追溯到100萬年至180萬年前的文物。主要的斷言來自奧弗涅（Auvergne）的尼斯（Nice）和希拉克（Chillac）附近瓦隆內（Vallonnet）洞穴遺址的幾件有加工痕跡的石器。這種材料在形製上類似於東非奧杜瓦伊峽穀（Olduvai Gorge）的石器，由非常簡單的石片和一些礫石切片工具組成。材料中沒有原始人類的遺骸。這些工具的年代很重要，因為近年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中國和東南亞發現的直立人，經鑒定已經具有100多萬年的曆史。有關歐洲的古文物更早的主張是不符合這一情況的。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基於其原始的外表就將這種製作簡單而粗糙的礫石工具賦予非常古老的地位，這種做法將不再站得住腳。放棄這種想法的一個很好的理由，是基於阿舍利文化的出現，它的手斧和切片器具在東非是用大石片製成的，並且經測年後其可以追溯到160萬年前。如果這些被看作是一項先進的技術，當與奧爾德沃（Oldowan）的礫石工具和石片相比時，那麽發現於歐洲稍晚階段的同一種材料，如何根據其外觀來確定它的年代歸屬？
在歐洲，出土了大量的古文物、通過不同的絕對測年法對年代鑒定進行反複核對的距今最早的遺址，是羅馬東南部的伊塞爾尼亞拉皮奈塔（Isernia La Pineta）。該遺址的重要性在於它的地層位置，恰好就在布容-鬆山界限火山層之下，鉀-氬同位素測年證實其至少有73萬年的曆史。該遺址擁有豐富的動物群，已滅絕的野牛的遺骸堆積在河流沉積相中。這些骨骸中有幾千塊石片和礫石工具。遺憾的是，這裏沒有原始人類（早期人類）的遺骸，但是憑以上證據，與中國和爪哇（Java）的年代推算相比，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拓荒者可能在距今70萬年到100萬年前到達了地中海地區。部分礫石工具的曆史已經追溯到距今90萬年前，這可能是拓荒者留存在此的零星證據。
在更廣闊的人類進化圖景中，這個時間點似乎已經非常接近了。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原始人類化石位於東非，距今約400萬年。基因證據表明，在這些最古老的化石被發現之前大約100萬年，黑猩猩和原始人類就已經分化了。200萬年到400萬年前，非洲東部和南部都分散有原始人類的種屬。這包括南方的“猿人”——南方古猿，它們的體型有纖細型、粗壯型和極為粗壯型。分布廣泛的“非洲南方古猿”，目前被認為是纖細血統中的始祖化石，它發展為能人（能用手準確把握器物的早期人科成員），至少經過160萬年後又發展為直立人。粗壯的“猿人”在大約130萬年前，甚至可能是110萬年前還仍然存在。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直立人所擁有的大腦，其腦容量與現代人相比較低。最近在肯尼亞發現的一具12歲的骨骸，其身長為1.68米，同時伴出了一塊具有鮮明阿舍利先進工藝風格的石器。阿舍利工藝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傳播到舊大陸的其他地區應該需要花費50萬年的時間。這有力地表明，早期人類的擴散與直立的雙腿、大的腦容量以及技術沒有關係。
目前有利於解釋這一規則的一個論據來自深海記錄。許多古生物學家指出，包括動物和原始人類的化石物種的中斷，正好與250萬年前第一次弱冰期的發生時間相吻合。更深層的波動，除與分散相連的這一規則外，被認為與大約距今90萬年前的氣候周期持續時間的變化有關。這些論點使環境在推動物種形成和分散的速度方麵，發揮了非常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在這種相關性被認為是因果關係之前，有必要證明新的氣候周期性規律和氣候條件的發生與生物學或行為反應之間存在時間差。
相對於這種決定論，另一種觀點考慮到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由於直立人的漫長堅守，他們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有利環境。換言之，由於一些行為上和社會上的限製，他們無法通過熱帶大草原以北的這些資源匱乏的地區，隻能滯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與其等待一個友好的環境來打開窗口讓他們通過，倒不如通過發展新的行為策略說服他們主動打開窗口更為合理。這顯然涉及擴大社會的規模，包括相互協作、互相交流，以及由於長期集體生活而缺乏的個人與小群體間的合作能力，這一點在日益季節性的環境中變得逐漸重要。
原始人化石
最早出現在歐洲的人類隻能從人工製品中得知。我們第一次鑒定他們的年代、見識他們的樣子，要比在地中海地區伊塞爾尼亞（Isernia）所發現的大量的破損石器晚大約30萬年。正如斯特林格（Stringer）所表明的，到這時，最早的歐洲人已經經曆了自己的地域演化。因此，德國的斯坦海姆（Steinheim）遺址和比爾津斯萊本（Bilzingsleben）遺址、希臘的佩特拉洛納（Petralona）遺址和英格蘭的斯旺斯柯姆（Swanscombe）遺址的化石不再被視為直立人，而是一個新的人種——智人。主要的進化不僅在於頭部尺寸的增加，還伴隨著大腦大小的變化，以及牙齒的減少。然而，頭骨依舊非常堅固，顱壁較厚，眉脊發達，其他骨骼狀況知之甚少。因此，這些化石頭骨還未能充分地鑒定出年代，但推測應距今40萬年到20萬年，歸類為“早期”智人，以區別於他們更晚的後輩，以及被認為是其起源的早期的非洲直立人種。人們普遍認為，隻有一個來自歐洲的標本屬於直立人，根據一些未經證實的絕對年代表明，它可能已經有60萬年的曆史。這就是1907年在海德堡（Heidelberg）附近的毛爾（Mauer）沙坑中出土的一塊大的下頜骨。
這個唯一的發現始終似謎一般。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在《世界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1929）一書中這樣描述這塊頜骨：
這片頜骨對我們人類的好奇心來說，是世界上最令人懊惱的東西。看它，就像是透過壞了的望遠鏡窺望過去，隻瞥見這種模糊而誘人的動物，在荒涼的曠野中蹣跚著前行。它們為了避開劍齒虎而不得不攀爬，它們驚悸地窺視著長毛犀牛在森林裏走來走去。這怪物，在我們尚未看清它的真麵目之前，已然消逝。
這就好像是關於雪人、阿爾馬斯野人和大腳怪的傳說複興一般。可惜，這種想象力正如人們對布勒米人、多毛野人的信念一樣，都是毫無根據的。或者更像剛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偽造的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皮爾丹（Piltdown）人欺詐事件，這個騙局是由一名有頭腦的英國人偽造的，可與粗壯、銼牙的德國人下頜骨相提並論。但是就像倒下去就起不來的人一樣，皮爾丹人最終在1953年轟然倒塌，當時韋納（J. S. Weiner）、奧克利（K. P. Oakley）和勒·格羅·克拉克（W. E. Le Gros Clark）揭穿了謊言，表明這是一個粗劣的贗品：未成年黑猩猩的下頜骨上麵安插著一片來自中世紀的頭骨，頭骨表麵的顏色是染上去的，牙齒也是人工磋磨的。這意味著，近90年來，毛爾出土的下頜骨一直是歐洲藏品中最古老的化石。
與過去30年在非洲洞穴遺址和露天曠野遺址發現的豐富化石相比，能夠證明歐洲是最早的人類發源地的證據確實很少。當我們看到2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即歐洲大陸最著名的尼安德特智人遺骨的進化序列時，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人們普遍認為，歐洲和近東的尼安德特人直接衍生自中更新世的古歐洲人。隨後的考古發現，諸如法國南部的阿拉戈（Arago）遺址和北威爾士的紐布裏奇（Pontnewydd）遺址，分別展現了尼安德特人麵部的進化和齒根的增厚，這些是在後來的種群中發現的一種原始特征。但是，盡管具有這些變化，尼安德特人仍舊保持了非常粗壯的頭骨，以及與之相匹配的骨骼，包括結實的肌肉和非常粗大的軀幹。
更大的頭骨也意味著更大的大腦。對於現代人來說，大腦的體積在1600立方厘米之內。之所以為此大小，可能是由於氣候因素對生物尺度的影響，因為今天人們發現，在遠離赤道的地方，頭部尺寸的增加是很常見的。這種變化的發生，是由於體溫調節機製的作用，旨在減少調節諸如大腦這樣一個珍貴器官的溫度時其新陳代謝的支出。細長低平的尼安德特人頭骨，由於枕骨呈圓拱狀，前凸的麵部位於發達的眉脊之下、平的下頜之上。牙齒很大，鼻子也很大，這樣可以使空氣溫暖地吸入，以便保護大腦。已發現的尼安德特人遺骸的數量相當可觀。值得強調的是，他們大多死於末次間冰期之前的歐洲西南地區的洞穴和岩棚中，遺骸的保存狀況特別好。找到完整的骨骼，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探尋由骨骼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
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短而粗壯。男性平均身高165厘米，肩胛骨寬大，而女性則要矮10厘米。性別差異度並不像中國的直立人等早期的原始人類那樣明顯。然而，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健壯的體格，腿短但是身體寬大；而在後來歐洲的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種群中，女性具有更細長的骨骼解剖學結構。以現代種群為參照，對這些肢體比例最好的解釋就是一種適應性的改變，即為了適應長期寒冷的氣候而形成的。粗大的體型與健壯的骨骼可能暗示他們長時間的耐饑能力也得到了發展。這是一種應對季節性的方式，尤其是冬季食物資源匱乏時。在缺乏完全發達的食物儲存係統的情況下，依靠在食物充足的季節所積累的脂肪儲備，可能是克服食物短缺的一種方式。
從這點來看，將尼安德特人的麵部和體格解釋成是為了適應季節的波動，似乎更為準確，這種情況不僅是為了應對寒冷，也是隨著經緯度的增高而變化。的確，尼安德特人似乎已經很好地適應了氣候條件的變化。然而，一項對他們在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區遷徙曆史的研究表明，隨著氣候周期性的循環變化，他們的人口在減少和流動。因此，我們在西歐一些地區末次間冰期的最溫暖階段沒有發現他們的存在；在極端冰期的冰河槽穀中，他們也沒有出現。從寒冷到幹燥再到溫和的氣候變化，其控製因素似乎要麽是森林與開闊的草原環境之間的平衡，由此產生的動物資源分布密集、種類豐富，在局部地區形成一個大型的混合動物群；要麽是由於冰川邊緣帶對植被造成的破壞，使得這些資源變得稀少。
當他們在這樣的棲息地中獲取食物時，骨骼就呈現出一種艱苦而強勁的生活方式的痕跡。特林考斯（Trinkaus）指出，在伊拉克沙尼達爾（Shanidar）洞穴遺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中，在其肩部和臂部，發現有幾處愈合裂隙。根據這一證據，瓦列裏烏斯·蓋斯特（Valerius Geist）將尼安德特人的狩獵方式描述成在近距離獵殺大型動物。要做到這一點，就得使用尖利的短矛，以能致命的三角形的大石頭尖狀器為其尖端，在與野牛、馬和鹿的對抗性的遭遇中，使用凶猛的力量揮舞這種工具，能夠導致獵物大量出血。他甚至認為，身材巨大的尼安德特人強大的手握力，能夠緊緊地抓住猛獁的長皮毛，以便能牽製住獵物，奮力將其殺死。雖然這種解釋不那麽令人信服，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所具有的明顯證據，確實表明他們經曆了傷痕累累的生活方式，這對男性和女性都是共有的。由此展現的情況很有可能是兩性都能自食其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實行獨立的分食製。
早期人類的問題
關於這些最早的歐洲人類，考古記錄還能告訴我們什麽？他們是如何利用技術和物質文化來生存的，他們的行為與我們有何異同？
回答這些問題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取決於我們對考古學時間維度內對證據組織與理解的把握。上一部分指出，從後來的歐洲原始人類的解剖學證據中可以得出一些結論，他們大多死於末次間冰期之前。確定這些距今12萬年到4萬年前洞穴遺址和露天曠野遺址的年代區間，得益於通過熱釋光定年法在測定灼燒過的燧石和沉積物年代方麵的重大進展。與此同時，展現舊石器時代中期更廣泛的石器工具組合的一個初步年表形成了，它可以追溯到距今25萬年前，其中包括一些早期智人。
這個已經得到改進的年表，能夠顯現出人類在73萬年前至4萬年前這一漫長時期出現的巨大發展。盡管似乎難以察覺到顱骨和技術的變化，但這並不是一個停滯的時期。重大的年代標誌可以排列在距今20萬年前，人類在此時進入舊石器時代中期。而在末次間冰期之後距今6萬年至4萬年有一個明顯的先期階段，從幾方麵但並非所有的方麵預示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到來（見第二章）。
我們的問題就是闡釋這些碎石和被切割的動物骨骼在過去的行為中所代表的意義。早期的行為模式與現代的行為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嗎？如果真的有，又有哪些不同？僅僅因為他們製造了石器，並不一定能說明差異，因為這種工藝已經承襲千百年之久，而且這些早期文明時代的人類仍有可能具有製作舊石器時代晚期古物的技術潛力；對此，大多數考古學家都認為這種情況也等同於任何一個現代人，隻是現代人選擇不使用它。由於局部和發展曆史在本質細節上的不同，黑猩猩與人類在根本上是不一樣的；但是它們非常通人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並不會使它們變得低劣或不一樣。當然，這些早期人群是成功的，他們在更新世時期歐洲地區的長期存在證明了這一點。
從表麵看來毫無希望的證據中解決這些問題，是研究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家所麵臨的任務。解決的辦法就是，必須減少對石器和人骨的關注，不要將其作為比較對象和討論相對智力與潛力水平的重點，而是要想方設法研究這些古人類是如何組織起來的。當然，被我們稱為社會組織或者作為經濟和生存戰略來研究的這種行為類型，對考古學家來說是隱藏起來的。石器是不會講述故事的，不管它們被磨損得多麽厲害，也不管它們所顯示的年代是多麽準確。行為的重建取決於將尚存的證據置於可以解釋它的背景中。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就是運用考古學家的第二維度：空間。
時間與空間中的原始人類化石
讓我們從三個短時段的宿營遺址證據開始，方便起見，我將其列為原始時期、遠古時期和拓荒時期。
沉積物中石器和骨骼的空間排列，包含了大量有關遺址如何形成以及過去人類的空間範圍和其他錯綜複雜的信息。當我們觀察可追溯到中更新世的保存完好的原始時期的遺址時，會發現缺乏構成宿營遺址的常見特征。這其中包括建好的壁爐、可能表明帳篷位置的柱洞，以及用來放置燧石和動物骨頭的被單獨分區的廢棄物品區。綜觀整個歐洲的遺址，如匈牙利的維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遺址、法國地中海地區的泰拉-阿瑪塔（Terra Amata）遺址和英格蘭的霍克森（Hoxne）遺址，都有灼燒過的燧石和木炭碎片遺存，但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來證明壁爐、棚屋的存在，或長期居住在一個地方的人在居住麵上的分區。相反，這些遺址所展現的是分布稀疏的碎石塊、動物骨頭——其中一些被屠宰並且其表麵帶有石器的痕跡，以及其他的一些碎片，包括未加工的石核。這種材料的布局通常沒有任何清晰的結構或圖案，就像我們常常被問到——宿營地在哪裏？
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歸咎於保存不善。雖然這些遺址非常古老，但它們也是整個歐洲史前時期遺址名單裏保存得最好的那些。在泰晤士河流域的斯旺斯柯姆遺址，或英格蘭南部海岸的一處淺海崖上的博克斯格羅夫（Boxgrove）遺址都保存得異常完整。如斯旺斯柯姆遺址，在保存著已滅絕的鹿類腳印的同時存留有石器的淤泥處，細顆粒沉積物最多使原沉積物位移不超過幾毫米。現存新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遺址受到沉積作用的破壞非常大，在那裏，我們大部分的證據來自次生堆積，如被用來放置垃圾的坑和溝。與之相比，那些中更新世的遺址和景觀令人驚訝，也是一項引人注目的考古資源。如果他們搭建了帳篷和棚屋，那麽在近地表的地方會有很大的機會發現那些柱洞、鏟子，甚至窖穴。
這些遺址中的大多數可以通過對埋藏於原生環境中的遺骸辨別，確切地說來自50萬年前到20萬年前遺棄它們的位置，也就是利用砍砸器和其他石器肢解、分割動物骨架，剝肉取髓的地方。當前人們對早期技術的興趣，就像上文提到的，使得人們投入極大精力分析石核減少和手工製品生產之間的因果關係。這種石器拚圖揭示了許多個體敲打石頭的活動，在發掘麵積足夠大的遺址時，可以顯示出從選擇石核到粗加工、製成石片、打製成雙麵工具（譬如手斧）的不同階段，石片的使用和丟棄都是發生在相對較短的距離內。在博克斯格羅夫遺址初步揭示的跡象表明，燧石石核是從坍塌的海崖上剝落下來的，並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打製。然後，這些石塊被運送到500米以外的地方，在那裏進行進一步的挑選、使用和丟棄。這意味著，整個順序是緩慢而有節奏地進行的，以分鍾為單位，至多幾小時。至於石器工具的長遠規劃，並不是原始人行為的一個常規部分。值得指出的是，現有的原材料一般都是當地的，遠至10千米至15千米的路程都是正常的，大概屬於每日覓食的範圍。已知的一個特例，距離長達100千米。因此，在缺乏細粒岩石的地區，譬如缺乏燧石或黑曜石，我們發現原始人使用的是粗粒的玄武岩和石英岩。這是因為玄武岩與石英岩的斷口也是鋒利的。
這種堆積並不存在於所有的岩棚中。在位於多爾多涅距今12萬年以前的沃弗裏洞穴（Grotte Vaufrey）遺址的第八層，由於缺乏火塘，燧石材料的分布形成了一種完全無組織的排列形式。西梅克（Simek）的詳細分析表明，工具類型及其空間分布的組合指向非特定的和無序的行為。從這一證據來看，很難認為他們去那個地方時考慮到了特定的活動，例如去獵馬。相反，他們會設法利用到達時所發現的東西。
這一時期，大多數遺址的結構仍使人聯想起前一個時期。在洞穴和岩棚中，材料的使用越大，或者保存的材料越多，有時確實能夠提供證據，正如從原材料運輸中獲得的跡象一樣，它們證明了土地利用體係和生活方式的規模已經擴大。位於澤西（Jersey）島花崗岩海岬的拉科特（La Cotte）遺址，就是提供新證據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一裂開的遺址中含有大量的沉積物，其中通過熱釋光定年法測定灼燒過的燧石提供的最古老年代，在距今27.3萬年至20.3萬年。這表明遺址中的C層和層級進入第7階段的間冰期，在我的分類表中它接近於原始時期的末端。這一時期，在沉積物中，無論是石器工業還是材料的排列結構，都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在大約18萬年前之後的同位素第6階段，發生了變化，當時在第3層和第6層，從防護崖下發現了兩堆顯著的動物骨骼。它們包括猛獁和長毛犀牛的某些部分。盡管這兩堆骨骼的構成差別很大，但猛獁的頭蓋骨、肩胛骨和骨盆是最常見的組成部分。人們認為，這一小群動物驚慌地跳下懸崖後又被拖到這一位置，從而變成這個遺址的一部分。當被古人占領時，拉科特大概已經成為連接澤西島和法國大陸幹燥平原上的一個突出地標。
雖然這些骨堆的意義尚不清楚——如果它們是貯存品，那為什麽要丟棄它們呢？——它們的存在，表明了大件物品的積累和放置，與原始時期的考古記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距今20萬年前之後的這段時期，情況也是如此，涉及石材資源更精細、加工程序的證據越來越多。一方麵，增加了勒瓦婁哇或石核製成技術的使用；另一方麵，原材料更為經濟，拉科特遺址後來的地層也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一項關於石片手工製品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二次加工的行為，古人為了打製切削刃，仔細地打磨尖銳的長石片。這種情況在遺址中同位素第6階段的那些堆積物中最常見，隨著從燧石到粗石數量的減少，二次修整的長石葉越來越多地被使用。這種有效利用的行為，將這一時期與作為早期概述的最早的石器“檔案”聯係起來。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原材料運輸反映了更廣泛的交流和活動規模的再次擴展。相較於西南地區末次冰期早期較少的周期性極端氣候而言，這些活動範圍在歐洲大陸腹地要大得多。這種差異可以在強調資源對相對行為規模影響的區域理論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了解到在歐洲大陸的一些地區，在尋找獵物方麵有更大規模的活動，這些樣本是檢驗舊石器時代資料的一種有效方法。
使用這一區域理論的另一種方式是考察房屋使用的數量和規模。通過對北歐和南歐地區洞穴和岩棚中的遠古時期和拓荒時期的遺跡和遺物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一些顯著的差異。在北部，大型的遺跡很少，也很少見到擁有多個層位關係的遺址。為了複原足夠的遺物來進行類型學研究（通常認為最低要求是100件），必須大量發掘遺物。必須強調的是，就像在英格蘭的肯特（Kents）洞穴、德國南部的伯克施泰因（Bockstein）洞穴或前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維亞（Moravian）岩洞的庫爾納（Kulna）洞穴出土的遺存所證實的那樣，史前人類在原始時期、遠古時期和拓荒時期都是以小型人群存在的，而且分布稀疏。這不足為奇，因為北歐和更多的歐洲大陸地區是受間冰期、冰期不斷的氣候波動影響最大的地區。這些地區一開始是每7萬年，之後是每10萬年，就經曆一個完整的冰期循環。這主要體現為：在冰期通過冬季積雪覆蓋牧草使得草食動物取代了林地動物；在間冰期通過森林覆蓋率的增減來影響主要動物種群資源如野牛、馬和馬鹿的豐裕程度以及它們分布的密度。
相比之下，南歐和地中海地區的洞穴和岩棚遺址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擁有多層堆積的遺址數量非常多，而且每處遺址的石器數量多到不可思議，都超過了100件。同時還有豐富的石器窖藏，包括大量打製過的工具和碎石。最後要說的是，探溝的發掘麵積往往較小，這反映了地下遺物埋藏的密度較大。然而，如果將這些情況進行比較，必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以更新世為代表的較長時期內，史前人類幾乎一直占據著南歐和地中海地區。
有趣的是，在距今4萬年前後，在最早的一些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製作場地中，如肯特（Kents）洞穴、波蘭南部的耶茲馬諾維采（Jerzmanowice）洞穴和匈牙利比克山（Bukk）的伊斯塔洛斯科（Istallosko）洞穴，都發現了與這些獨特石器大致相似的器型。切割器不是以石片工業和處理過的骨器形式存在，而是以拋射尖狀器的形式出現，這意味著技術傳統的代際轉變。這些遺物也是小型的，而且具有地域特色，這表明其生產和使用背後的人群之間也可能具有相似的生產組織形式。
標型器——地質學上被稱為“標準化石”，以後才為人所知，這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個顯著特征。無論其風格化造型的成因是什麽，就是這種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產生的一係列標型器，使得考古學家對年代範圍不詳的，甚至是未經證實的一些文化材料，都能將其十分確定地歸入如奧瑞納（Aurignacian）文化或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時期和遠古時期，這是不可能的。這兩個石器確實存在一些標型器，例如21種類型的手斧或各種類型的燧石邊刮器，但這些幾乎在歐洲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可以製成。沃弗裏洞穴遺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該遺址的第八層出土了一個典型的莫斯特文化器物標本，在通過熱釋光定年法進行絕對年代測定之前，人們就可以根據其器型特征判定其年代在末次間冰期之前。現在我們知道它屬於第6階段，恰好在末次間冰期之後。東安格利亞（Anglia）地區亥洛奇（High Lodge）遺址出土過一些舊石器時代中期打製過的端刮器，這些石器的外觀引起了有關這一遺址年代的長期爭論，現在通過上述方法已確定該遺址年代為距今至少50萬年。
在拓荒時期，有一些線索預示著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已經對石器技術的使用和製造有了規劃。這並未使他們的活動充滿現代性，但確實使他們區別於較早的原始時期和遠古時期，正如我們將在下文看到的。反過來，在他們內部又通過統一的歸類而彼此區分開來，最初是由博爾德在石片工具器物中來區分的。這種情況發生在距今20萬年之後，博辛斯基（Bosinski）將其描述為文化行為發展的一個門檻。克拉克將在中國和非洲都能普遍看到的現象：在遺址中反複出現的遺器組合，以及間或具有的區域性中心，確定為中石器時代的一個特征。歐洲考古材料的分布與這一變化相吻合，但是範圍明顯擴大。博辛斯基還指出，正是在這一時期，在不適宜居住的北歐平原，例如漢諾威東南的紮耳茨吉特-萊本施泰特（Slzgiatter Lebenstedt）首次發現有人定居。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這片土地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其西部一隅。我們要等到拓荒時期才會看見烏克蘭和俄羅斯平原上的第一批居民，例如布良斯克（Briansk）附近傑斯納（Desna）河上的霍特列沃（Khotylevo）遺址。在這裏，用勒瓦婁哇技術加工製作的大雙麵尖狀器數量非常豐富。在北部地區高地和東南部地區，葉形尖狀器的情況也是如此，很可能代表著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因為這些地區原本會隨著冰期循環（glacial cycle）中期資源的減少而被放棄。正是出於這些原因，我把距今6萬年至4萬年這一有趣的時期稱為拓荒時期（Pioneer phase）。
同一時期還發現了大量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骼標本，其中很多都沒有做年代測定。但在莫斯特，有兩具骨骼被認為來自該遺址的J層，最近的一項熱釋光測量已經測出這一層位的年代在距今3.7萬年至4.3萬年前。來自以色列喀巴拉（Kebara）洞窟的骨骼，經一係列熱釋光取樣鑒定後，認定其年代為距今6萬年前拓荒時期的初期。這些跡象表明，費拉西（La Ferrassie）洞穴遺址和聖沙拜爾（Chapelle-aux-Saints）山洞遺址的完整骨骼可以追溯到同樣的年代。正如梅拉斯（Mellars）最近所主張的，即使它們年代古老，也不太可能超過距今7萬年。
反對有意埋葬的理由在於墓葬的年代——如果熱釋光鑒定的年代繼續停留在一個相對晚近而且有限的時間範圍裏——以及發現這些遺骨的地方。歐洲大多數尼安德特人的遺骨來自西南歐地區。為數不多的例外是比利時的斯北（Spy）洞穴遺址，以及1856年的原始出土地點；在地中海地區的霍圖斯（Hortus）和克拉皮納（Krapina）洞穴遺址中發現了與尼安德特人體質相似的遺骨殘片。多年來，這些非同尋常的殘骸引起了人們對食人行為的聯想；但更有可能的是，鬣狗、豹子和狼等肉食動物也在使用這些洞穴，它們也可能是形成頭蓋骨和長骨損害的原因。在西南歐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在出土過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遺骨的岩棚中，這些肉食動物的骨頭通常卻少有發現。也許，較溫和的海洋性氣候使得肉食動物並不需要將岩棚作為巢穴來使用，因此人類遷居其中後遭到毀滅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在以色列和近東的洞穴遺址中也同樣發現了少量的尼安德特人遺骨，其他地區則發現了完整的遺骨。
削弱有意埋葬論的最終報告來自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遠古時期還是拓荒時期，沒有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遺骨發現於露天遺址。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距今4萬年之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墓葬確實出現在露天營地，如莫斯科附近的鬆吉爾（Sunghir）遺址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靠近布爾諾（Brno）的多爾尼-維斯托尼斯（Dolni vestonice）露天遺址。也正是這個時候，開闊平原上活躍著數量巨大的肉食動物種群。但埋葬在墓地裏的墓主心中應該沒有這種困擾，因為他們的墓室都被精心修整過了。
綜合證據，我得出的結論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之所以能夠保存，是因為它的運氣好：溫暖適宜的氣候，使得那裏的肉食動物和屍體分開的時間足夠長，也使得後者能夠作為完整的骨骼幸免於難；山洞為埋葬地點提供了保護。那些實行埋葬儀式的人，他們的意圖是未知的，但可能更多的是與屍體的處理有關，而不是頻頻提及的令人著迷的有關保存、來世、宗教和象征性的動機。當然，在淺坑墓中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遺骨與西方墓葬傳統的相似性，導致了那些在20世紀早期首次發現它們的人得出了另類結論。然而，必須記住的是，剛才提到的這些“考古學家”也是根據正在使用的石器，從西方的傳統之外來尋求證實，確認澳大利亞土著人即使不是鮮活的代表，也是具有與創造了歐洲莫斯特文化的尼安德特人相同的意義。然而他們並沒有從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有意處理他們屍體的紛繁多樣的方式中尋求到對舊石器時代墓葬案例的支持。
除墓葬之外，對象征行為的主張還依賴於三條證據——自然文物、露天遺址和洞穴中的遺址，以及石器風格。第一類包括從不同時空的遺址中收集的各種材料。被刺穿的馴鹿趾骨、劃傷的肋骨、骨架，以及匈牙利塔塔（Tata）遺址中出土的用猛獁的牙拋光製成的薄板。在幾乎所有事例中，正如戴維森（Davidson）和諾布爾（Noble）主張的，這些都可以用更簡約的方法來解釋，比如刺痕是由於肉食動物牙齒的穿刺，或是由於它們用獠牙掘開已經入葬的遺骸時造成的。利用石器進行的屠宰也會留下看起來比動物牙齒更為規則的痕跡，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標記具有象征意義。塔塔遺址出土的拋光的猛獁象牙是唯一值得認真考慮的物品，主要是因為沒有存在明顯的功能解讀。它是一件孤品，因此難以解釋。但是，僅憑一個物品是否能成為構成和指導一係列象征性原則組織行為的根據？
對遺骨所謂的“排列整理”則更不能令人信服。在西班牙的托拉爾瓦（Torralba）古遺址，一排排的大象長骨曾被認為是被人類有意如此放置的，但對它們進行動態模擬表明，是河流的作用導致了它們的“有意”隊列。在幾個高海拔的瑞士洞穴中，廣為引用的洞熊頭蓋骨的“箱子”也一定要被忽略。由於經常使用深邃的洞穴作為冬眠的巢穴，當洞熊將先前在睡夢中死去的占領者的骨骼棄於一邊時，就產生了許多奇異而絕妙的排列形態。尼安德特人用洞熊的頭蓋骨填充了特製的石櫃，這是舊石器時代生活中最惹人喜愛和最長久的形象之一，但遺憾的是，沒有可供支持的證據。這是一個敞開的光禿禿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