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公元300年—700年的歐洲蠻族
馬爾科姆·托德（Malcolm Todd）
在基督紀元的最初幾個世紀裏，北歐各族與地中海羅馬帝國遠未隔絕。雖然從18世紀開始，學者們傾向於將羅馬世界與其蠻族鄰國視為領土和人口獨立的國家集團，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遠比現存的文學記錄所揭示的更為密切，並且在許多領域接觸緊密：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商業，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文化和社會等。蠻族領域，從北海延伸到西部大草原，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延伸到萊茵河和多瑙河，在人口、經濟和文化的表現形式上都是極其多樣化的。這種多樣性在我們現有的書麵記載中並沒有得到充分反映，考古學研究仍在揭示這一點。羅馬和蠻族之間的分界線，並不是現代學術界在歐洲史前人類學中所創造的唯一劃分。在與羅馬帝國共存的大體定居的蠻族社會和從4世紀末到6世紀後期橫掃該帝國的移民部落之間，也存在著同樣錯誤的區分；在那裏建立的權力體係被公認為是蠻族的，盡管這些體係以羅馬為基礎。大規模的遷徙當然是改變歐洲的事件，但它們並不是由於環境的某些突然變化、某些新的民族入侵而引發的。更確切地說，它們的起源可以進一步追溯至將許多蠻族與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大國聯係在一起的複雜關係網絡。要了解這些關係，就要掌握真實的遷移情況。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提供了這樣一個觀察時機。
邁向遷徙
公元2世紀後期是中歐和東歐頗為動**不安的時期。人們南遷多瑙河和黑海的活動，影響了廣大地區，使得許多部落與羅馬邊防軍發生直接衝突，特別是在多瑙河中遊地區。在166年至180年，羅馬和多瑙河以北的各族群之間爆發了一係列長期的戰爭，通常被稱為“馬科曼尼（Marcomannic）戰爭”——盡管誇德人（Quadi）也大量參與其中，通過軍事力量和外交手腕的結合，羅馬的權威最終得以維持，但略為不穩定。雖然帝國的北部邊界在多瑙河中遊地區得以恢複，並因新的軍事部署而得到加強，但馬科曼尼戰爭的餘波很快就顯示出軍事力量和野心開始向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蠻族轉移。這些衝突結束後的30年間，有跡象表明，橫跨中歐的各個族群進行了重大調整，在靠近羅馬邊境的地區出現了新的侵略性聯盟。阿勒曼尼人，於公元213年在曆史資料中首次被提及，當時他們被卡拉卡拉（Caracalla）大帝趕出了上德意誌和臘埃提亞（Raetia）。20年後，他們再次闖入邊境省份，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公元260年，他們，無疑還有其他各蠻族，導致了羅馬對從萊茵河到多瑙河邊境體係的放棄。阿勒曼尼人特有的名稱，“所有的人”“每個人”，表明了聯盟的起源，我們可以猜測，它是在幾位領袖的領導下所組成的一個組織鬆散的聯合戰團。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領土位於易北河上遊和羅馬邊境之間，蘇維匯人（Suebi）和塞姆諾奈人（Semnones）早先曾在那裏統治。後來，他們又向前推進到舊邊界後麵的楔形領地，並繼續向黑林山和阿爾卑斯山北部進發。
在萊茵河下遊東部的法蘭克人，雖然在公元250年後才首次出現在我們的文獻裏，但他們在3世紀初可能已經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出現了。他們也可能起源於幾位領袖控製下的侵略性戰團，趁羅馬人對邊境控製有所放鬆，敢於攻擊羅馬各行省。目前尚無早期法蘭克人實施中央政治體製的依據。後來的法蘭克人對他們自己的民族曆史有著頗為模糊的概念，統一的進程是緩慢且相對平淡無奇的。法蘭克人在3世紀以海上和陸路突襲而聞名，就像他們的北方鄰居撒克遜人和弗裏斯人一樣，同時他們的野心也超越了北部沿海地區。即使有明顯的文獻資料證據可以表明，在3世紀晚期，萊茵河下遊以西的法蘭克各族的聚落處於羅馬的管理統治之下，但考古學上幾乎沒有關於3世紀、4世紀的法蘭克人的發現。然而，在4世紀後期，在萊茵河和塞納河之間出現了一係列驚人的戰士墓葬，隨葬品極為豐富，通常有精致的武器、個人飾品、玻璃以及精美的陶器，某些墓地與羅馬城鎮和堡壘有關，另一些則位於農村地區。這些墓葬，往往隨葬有萊茵河以東生產的物品，而這些墓葬作為戰士墓葬的這一基本事實，進一步說明其墓主的蠻族身份。在這些日耳曼人的墓地中，也有女性墓葬，因此，在4世紀末和5世紀初，家族或親屬群體顯然是從萊茵河對岸來到高盧北部的。直到最近，可能與這一進程有關的聚落遺址仍未找到。但現在已經確定一個約公元400年的日耳曼人聚落，位於默茲（Meuse）河流域馬斯特裏赫特（Maastricht）附近的尼爾哈倫-雷肯（Neerharen-Rekem），靠近一棟廢棄的別墅。一些戰士墓地，與法國東部和比利時的山頂要塞有關，譬如菲爾福茲（Furfooz）和維勒-莫蘭（Vireux-Molhain）。在大約公元400年的數十年動**時期，這些地區駐防的軍人或許在保護晚期羅馬莊園和其他領土方麵發揮了作用。
在東歐，也存在著民族遷徙，日耳曼民族及其遊牧和半遊牧鄰國的政治地理格局也發生了改變。從2世紀後期開始，維斯瓦（Vistula）盆地的居民與黑海腹地和草原邊緣地區的混合民族之間的聯係不斷發展。人口向東南部的大規模遷移很可能沒有發生，但很明顯，戰團確實進入了黑海沿岸地區，那裏聚集著盟軍和資源，使他們能夠攻擊東羅馬世界。這些新的群體被羅馬作家稱為“哥特人”（Goths），這個術語包含了廣泛的種族成分，並給成分複雜的部落集合體、戰團，以及其他群體，賦予了一種虛假的統一體氣氛。因此，3世紀在黑海以北形成的權力框架，在文化上極為混雜，匯集了各種遊牧民族、東日耳曼人，以及黑海沿岸古希臘和羅馬城市及其周圍的居民。在這種情形中，我們無須尋找任何獨特的“哥特式”文化，因為它並不存在。然而，這種新興力量對小亞細亞和巴爾幹地區造成的軍事威脅是實質性的。從238年起，哥特人軍隊攻擊了多瑙河下遊地區，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在其國王克尼瓦（Kniva）的足智多謀的領導下，他們於251年在阿伯裏圖斯（Abrittus）大勝羅馬軍隊，殺死了羅馬皇帝，並從其繼任者那裏獲得了巨額賠款。後來，哥特式襲擊的範圍擴大到幾個世紀以來從未發生過重大戰爭的小亞細亞，還有愛琴海。這些攻擊必定是從港灣發動的，這是蠻族入侵者的一個新方案，由此造成的破壞是廣泛的。公元257年，幾支哥特人武力入侵希臘，標誌著他們在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功達到了頂峰。這場戰役最終以失敗告終，在此之後一係列入侵突然結束。哥特人和羅馬人之間的關係，通過公元332年簽訂的條約得以穩定，該條約規定羅馬每年向蠻族支付金錢，以換取人力，並允許恢複多瑙河兩岸的貿易。金錢、人力、兵役、商業：作為帝國聯盟的哥特人已經到來。
考古學上所定義的東南歐文化，給那些試圖將不同民族區分開來的人們帶來了極大的難題。這是一個在羅馬鐵器時代晚期經曆了人口巨大變化的地區，導致了複雜令人費解的文化聯係。它也是一個多民族在尋求正常經濟活動時高度流動的地區：並不是所有的遊牧和半遊牧民族都永久生活在西部大草原上。對位於頓河和多瑙河之間這片龐大領土上的民族的研究尚未取得多大進展，自19世紀以來所做的一切學術努力都被民族主義者的自說自話困擾。這裏最廣泛的考古文化被稱為“普熱沃斯克（Przeworsk）文化”，它起源於公元前1世紀，涵蓋大片地域，從德涅斯特河上遊流域到匈牙利的蒂薩河，再向北到達奧得河和維斯瓦河流域，一直繁榮到公元5世紀。這是一種不規則的地方嵌合文化，深受諸多民族的影響，包括日耳曼人、多瑙河中遊盆地的凱爾特人、草原居民以及其他民族。有些人在普熱沃斯克文化的東方傳播者中探尋斯拉夫人的祖先，但這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在這些領土上，很少有針對聚落進行的調查：墓地提供了可供我們支配的大部分物證。戰士墓葬很常見，很多都隨葬有馬具。有少量墓葬的隨葬品非常豐富，但絕大多數死者的隨葬品數量是適度的。普熱沃斯克文化統一體在5世紀初突然結束，這可能是由於隨後匈奴人的出現和哥特人的到來迫使他們南遷和西遷的重大轉變所致。
與此同時，在多瑙河和第聶伯河之間，一種廣泛的文化逐漸興起，即以基輔附近的一處墓地遺址命名的“耶列尼亞霍夫（Cjernjakhov）文化”。這種文化產生於2世紀，起源於俄羅斯西部的斯基泰人（Scythian）和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an），在4世紀這種複合文化達到頂峰，當時它可能由於哥特人及其盟友的作用，已經向南擴展到多瑙河。耶列尼亞霍夫文化是一種充滿活力和創新的文化，其特點是精美的拋光陶器、高品質的金屬製品和優質的鐵器。對於這一文化的傳播者，人們仍然爭論不下。烏克蘭的廣袤流域可能是它的發源地，但它向西南的延伸，則意味著向日耳曼人和達契亞人的傳播。這種穩定的文化在4世紀後期完全喪失，可能是由於導致普熱沃斯克複合文化終結的同序列事件所致。
聚落、文化以及戰爭
蠻族歐洲某些地區的聚落和聚落類型，要比其他地區保存得更好。總的來說，人們對西歐和北歐這一主題的了解，要比東歐的更多，那裏迄今為止還很少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無論是羅馬鐵器時代還是大遷徙時期，信息最豐富的地區，是德國北部、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在大遷徙之後，意大利、西班牙和巴爾幹半島的前羅馬行省內的聚落，都有零星的保存。萊茵河和多瑙河地區、法國和不列顛的情況正變得越來越清晰，但仍有很多未知情況。在遷移之前，蠻族各族還沒有發展出城市類型的聚落，也沒有在這方麵取得重大進展。社會仍然是部落社會，在其結構上也很相似。中央的經濟和行政管理職能是不完全的和不穩定的，還沒有可能出現穩定的城市中心。當早期國家形成之初，這種情況並沒有迅速改變。在公元前一千紀的歐洲就存在的主要據點或山堡，在公元一千紀裏的蠻族社會中並不常見。確實存在的那些，似乎隻是地方政權的據點，而不是聯係更廣泛的區域中心。
這並不意味著蠻族歐洲不存在大型群落聚居地。北部的大規模挖掘表明，自公元前一千紀中葉開始，就存在著大規模的且布局有序的聚落。那些羅馬鐵器時代的定居點經常展現出從簡陋家園的穩步發展曆程。威斯特的情況就是如此，公元前1世紀初始它是一個小農場，但到了3世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可觀的村莊，以木柵欄為標誌的棋盤式的道路布局也做了常規規劃。它又持續發展了一個世紀，然後在早期遷移階段相當突然地結束了。像威斯特這樣規模的定居點在其人口頂峰時（在4世紀可能有200人居住），隻能是穩定社會結構的產物，很可能是在當地酋長的領導下進行的。在菲德森-沃爾德（Feddersen Wierde）的海岸遺址，也有一些這樣引人注目的建築，從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一個聚落按照其年代順序，占據了威悉河口附近一處不斷擴大的土丘。這也是一處結構井然有序的遺址，其房屋呈輻射狀排列。到2世紀，靠近南部邊緣的一處住所已被一道圍欄隔開；在這種築有圍牆的院落裏，工匠們使用各種材料勞作。這大致被視為一位當地領主的住處，控製著群落和一群附屬工匠。菲德森-沃爾德最令人感興趣的事實是，這種內部排列方式一直維持了兩個多世紀。
在日德蘭半島，也發現了大量4世紀、5世紀的聚落遺址，這些聚落往往是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才形成的。在沃巴瑟（Vorbasse），一係列長屋坐落於一條中軸線街道的兩側，每一棟住宅都設置有自己的圍牆。這個聚落代表的隻是有限區域內房屋使用的一個階段，在幾個世紀中，聚落的主要居住區從鐵器時代早期地層轉移到了維京時期。這種聚落變遷現象，在丹麥、荷蘭和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都得到了充分證明。確切地講，其背後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與需要保持集約化利用農業用地的肥力有關。這種集結的村莊絕不是北部聚落的唯一類型。眾所周知的弗勒格爾恩（Flogeln）小規模聚集農場，也是單一農場。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一種分散的農場類型，例如瑞典南部，瓦爾哈加（Vallhagar）零散的遺址提供了一種典型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遷徙時期的遺址。瑞典以及波羅的海的哥特蘭島和厄蘭島，也發現了大量早期移民時期的小型設防遺址，其中埃克托普斯-伯格（Eketorps Borg）的研究最為全麵。到現在為止，再往南還沒有類似的情況。
北歐各族人民的農業經濟以混合農業為基礎，但畜牧業是大多數地區的主要特征，對此確實有可靠的資料存在。正如塔西佗這樣描述早期德國人：“他們的財富存在於牛羊群中。”在聚落發現的動物遺骸，以及作為歐洲長屋一個基本特征的畜舍隔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事實。在北部的幾乎任何地方，牛都是最重要的家畜，它生產肉類和奶並可以用作耕畜；排在第二位的，是豬、綿羊和山羊，它們在不同地區的比例各不相同。馬一般是大型動物中最不常見的。大多數動物的北方品種，很少受到其他地方的雜交繁殖的影響，必然導致個體動物要小於歐洲南部的那些動物。牛肩高通常隻有1米多，馬僅有1.5米；豬極小，但綿羊和山羊的大小較接近於那些羅馬社會的。家養的狗是用來放牧和看家的。奇怪的是，盡管北歐地區事實上有很多可用的野生動物資源，尤其是野牛、獐和馬鹿，但狩獵在肉類供應中隻發揮了很小的作用。沿海群落從事捕魚和海豹捕捉的活動，但這些活動的重要意義隻在少數地方持續存在。最重要的是，蠻族人是農民，他們對土地資源的開發效率是極高的。
從聚落的種子殘骸、泥炭沼澤中保存的人類屍體和胃中的內容物，以及花粉譜係，就可以知曉北部種植的農作物。大麥仍然是中世紀早期最重要的穀物，用於釀造啤酒和提供食物。從新石器時代到中世紀，這裏一直種植有多種類型的小麥，特別是單粒小麥和二粒小麥。燕麥、小米和黑麥分布廣泛；還有亞麻，因其種子中所含的油及其纖維而被廣泛種植，可用於製作亞麻織品。種植的蔬菜包括豆類和豌豆類，可以在其中添加各種野生植物，包括芹菜、菠菜、萵苣、蘿卜和芸薹屬植物。菘藍也被收集用於紡織品染色。歐洲大片的蠻夷之地很可能也是膏腴之地，與某些古典和中世紀早期作家的樹木叢生的蠻荒印象相去甚遠。但是饑荒和困苦可能會發生，特別是冬季常常很嚴酷的東部地區。
工藝
從3世紀開始，歐洲蠻族大部分地區的工匠在技術和設計方麵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在貴金屬的設計製作方麵。黃金和白銀的供應量大大增加，這些主要是以羅馬硬幣和其他物品的形式出現。首要的原因是，貴族都渴望在精美的飾品和武器裝備方麵展示他們日益增長的財富和威望。從技術上講，金銀絲細工飾品美化、鑲嵌工藝，特別是半寶石（尤其是石榴石）的鑲嵌等工藝更加成熟，這些都改變了蠻族歐洲的金銀加工業態。從3世紀晚期開始，這些奢侈品普遍見於華麗的墓葬中：在中歐的哈斯萊本和紮克羅、多瑙河5世紀的墓葬和窖藏中發現的琳琅滿目的珠寶首飾裏；以及後來在意大利的東哥特王國、法蘭克的高盧、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的金屬匠的輝煌成就裏。半寶石與黃金相結合的多色裝飾風格的發展，是3世紀至5世紀精細工藝最鮮明的一個特征。長期以來，這一直被視為哥特人西進運動的結果之一，他們帶來了一種起源於草原民族的風格。雖然新設計的某些元素確實起源於遙遠的東方，比如伊朗和俄羅斯南部，但它們極盛時的藝術繁榮現在看來似乎歸於5世紀早期在多瑙河中下遊地區勞作的工匠。羅馬尼亞阿帕希達（Apahida）的豪華墓葬，以及同在羅馬尼亞的彼得羅阿薩的令人驚歎的器皿和珠寶窖藏，是金屬匠的精湛技能及其主人財富的最好展示，而這一切從歐洲大遷移早期就廣為人知。金屬匠人在此處取得的成就，很快就被歐洲其他地區仿效，比如希爾德裏克墓葬隨葬品、克雷費爾德-蓋萊普（Krefeld-Gellep）、多馬尼亞諾（Domagnano）和薩頓胡（Sutton Hoo）。就像蠻族歐洲許多地區一樣，對這一驚人成就的貢獻來自幾個地域，尤其是東羅馬社會。
直到歐洲民族大遷徙時代之後，蠻族人基本上仍然目不識丁。然而，早在4世紀初，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主教烏爾菲拉（Ulfila）就把《聖經》翻譯成哥特語，這幾乎是超人的成就，他為此發明了一個字母表。烏爾菲拉是一名哥特人，他的祖先中有一名基督教囚犯，在3世紀的一次突襲中被哥特人從小亞細亞擄走。在這麽早的時期試圖將日耳曼語翻譯成文字作品的其他事件，曆史上沒有記載。不過，確實存在一種使用符號進行交流的係統，至少從2世紀起就開始發展，盡管它是用於相對專業化的用途。這些符號——自17世紀以來被稱為如尼文（runes），其早期的形式表示單個名稱或單詞，最常見於武器或裝飾品上；有一些似乎是命名一種特定的武器，或為了表達其力量；其他的似乎是對神靈的獻辭或針對敵人的咒語，可能還與占卜和宣讀眾神的旨意有關。如尼文的起源還不完全確定。早期的如尼文〔古弗薩克文（futhark）〕或字母表中，包含24個字符，其中4個可能與拉丁字母有關，而有9個類似於至少在公元1世紀流行於阿爾卑斯山北部地區的北意大利語族的字母表，如尼文可能部分來源於此，但其他因素也發揮了作用，而這些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直到後來的大遷徙時代才確實出現了如尼文字的銘文，它已不同於之前的符號體係。正是在波羅的海西部地區，這種發展取得了最大的進展，一直延續到維京時期和中世紀時期。在其他日耳曼領土，如尼文的出現較為零星，主要是在祭拜和巫術領域。
它為我們粗略地記錄了北方諸神的角色和勢力範圍。與大多數原始社會一樣，生育、死亡和戰爭等神靈擁有最強大的權力。盡管他們的身份鮮為人知，但水池和泥炭沼中的獻祭遺物仍顯示出顯著的祭拜儀式的遺跡，尤其是在丹麥和德國北部。19世紀，在托爾斯伯格（Thorsbjerg）、維莫塞（Vimose）和尼達姆（Nydam）發現了三處大型祭祀遺跡，康拉德·恩格爾哈特（Conrad Engelhardt）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最近被發現的還有丹麥的伊勒魯普（Illerup）和埃斯博爾（Ejsbol），以及厄蘭島的斯凱德莫塞（Skedemosse），這些遺址對上述祭祀遺跡的曆史和意義進行了重要的澄清與補充。羅馬鐵器時代晚期的大量遺物，主要是武器和其他戰爭裝備：劍（占大部分，如果不完全是羅馬風格）、矛、標槍、盾和盾牌零件、刀、皮帶和馬具。在托爾斯伯格（Thorsbjerg），以精美的服裝和裝飾品為代表，胸針和羅馬硬幣占遺物的大部分，甚至在尼達姆還發現了3艘完整的沉船。在埃斯博爾和伊勒魯普，也發現了大量戰爭主題和戰利品祭品遺物。在埃斯博爾，大概是在4世紀末，大約可以裝備60名戰士的武器裝備似乎被一次性地獻祭到泥炭沼澤裏。動物和人類的獻祭情況，在其中一些遺跡中也得到了證實。在斯凱德莫塞，馬是獻祭時常見的一種祭品，或許是獻給一位天空之神，這是他的象征。在某些遺址，包括托爾斯伯格，遺物堆積是經過幾個世紀形成的，那些與戰爭有關的遺物堆積開始於3世紀。在其他案例中，在重大的勝利之後或許會發生單一的獻祭事件，如同在伊勒魯普和埃斯博爾的。戰爭裝備的獻祭遺物一直持續到5世紀，然後就告一段落，也許是因為軍事上的重心不再位於北歐。
在泥炭沼澤中發現的遺物，是關於北方各族使用的武器和作戰裝備的非常寶貴的信息來源，可以作為墓葬和浮雕之外的一種補充證據。到4世紀，劍顯然已經變得更為廣泛，其中大多數是羅馬產的，質量很高。弓箭越來越重要，但遠距離作戰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標槍，通常是裝有倒鉤的安戈。飛斧變得越來越普遍，成為對抗武裝精良的對手的有效武器。但是，在所有的蠻族中，胸甲仍然極為罕見。隻有前列的戰士才能獲得頭盔，而且在4世紀末之前，人們幾乎不知道如何遮蓋身體。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戰士都像幾個世紀前他們的祖先一樣，缺少防護地投入戰鬥。在某些民族中，特別是東歐那些與薩爾馬提亞人、阿蘭人和匈奴人有聯係的民族，他們使用騎兵編隊的情況有所增加。哥特騎兵，在378年的阿德裏安堡戰役中進行了決定性的幹預，後來成為入侵意大利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蠻族軍隊仍然主要是步兵，裝備相對輕捷，其效力取決於他們傳統的勇猛和體力。戰術依然是簡單的，從隱蔽位置的突襲仍然是最重要的策略。通常會避開對有城牆的城市和其他要塞的襲擊，因為這種行動可能徒勞無功，這需要運用圍城器械方麵的專業知識，在這方麵蠻族知之甚少。盡管如此，蠻族軍隊能夠，而且確實戰勝了羅馬軍隊。事實上，羅馬人和蠻族人在這一領域的劃分變得越來越難加以區別。從4世紀中葉開始，大多數軍事交戰都是在帝國之外的一方蠻族人與在羅馬服役的另一方蠻族人之間進行的。
羅馬帝國軍隊中的兵役，為蠻族人的好戰性提供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表現機會，從3世紀起，蠻族人軍隊成為羅馬兵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到4世紀後期，幾乎可以肯定地認為他們構成了帝國軍隊的大部分，這部分反映了帝國內部的人力短缺，部分是由於他們的戰鬥力受到高度重視。對於野心勃勃的蠻族人來說，在羅馬服役可以為其提供財富和地位，遠遠超出其本國人民的預期。康斯坦丁大帝建立的機動軍團，對招募日耳曼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他的新部隊很大程度上是從蠻族隊伍中抽調出來的，其許多軍官都出自同族。在4世紀上半葉，阿勒曼尼人在高級指揮官中表現突出，法蘭克人和其他民族後來也加入了部隊。後者中包括西爾維納斯，他在4世紀50年代曾在高盧擔任軍事長官，在羅馬觀察員看來，他似乎是“獻身於帝國”，但他卻宣告自己為皇帝，以保護自己免受陰謀的侵害，不料不久後竟被自己的士兵謀殺。在4世紀末和5世紀初，許多最高級的軍事指揮權都被德國人控製，尤其是在西方。他們的權力可能和他們名義上效忠的皇帝的權力一樣大，甚至更大。
哥特人：從巴爾幹半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
在332年簽訂條約之後，靠近多瑙河下遊的哥特人與羅馬國家保持著一種聯邦製的關係，這種關係並不總是那麽無疑或可靠，但大體上是恰當的。到如今，這些蠻族人通常被稱為“西哥特人”，以區別於他們東方的同胞，即“東哥特人”。在哥特人自己的傳統中，這種分裂可以追溯到來自維斯瓦河流域遷徙期間發生的一起事件，當時一座橫跨河流的橋梁發生斷裂，致使兩族永遠分離。事實上，這兩個集團在黑海後麵的平原上定居之後，可能已經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在4世紀70年代之前，人們對這兩種哥特政權知之甚少。他們都與西部草原民族有聯係，並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們融合在一起。他們的政權似乎都很穩定，占據著富饒的土地，並且與黑海沿岸的其他民族保持著聯係。在公元370年之後不久，這塊相對安全的領域就被突然地破壞了。被希臘人和羅馬人稱為“匈奴人”的草原遊牧民族，迅速向西突擊，似乎讓蠻族人和地中海社會都措手不及。侵略者以驚人的速度侵占了東哥特，並使得他們在接下來的80年裏一直臣服。西哥特人及其鄰國，立刻領略了西部大草原新主人的生猛力量。376年末，大量的哥特人乞求羅馬皇帝允許他們穿越多瑙河，定居於巴爾幹半島北部。一旦到達那裏，他們就發現生活條件幾乎沒有比可能留下來忍受匈奴人的統治要好多少。在經曆了兩年的嚴寒困苦之後，西哥特人及其盟友在阿德裏安堡使得一支羅馬軍隊遭受了慘敗，並殺死了皇帝瓦林斯。在西哥特人被正式確定為同盟者之前，發生了更進一步的混亂戰爭，根據382年簽訂的條約，莫西亞是為帝國內的蠻族人設立的最早的行省。然而，他們的苦難才剛剛開始。由於沒有足夠的土地供他們在巴爾幹半島定居，因此他們將目光向西轉向意大利北部。在他們的領袖阿拉裏克——一位有戰鬥力但並不出色的指揮官——的領導下，在5世紀的頭10年，他們從北部基地威脅到了舊帝國的心髒。由於斯提利科的阻擊，阿拉裏克的軍隊陷入了困境，直到408年斯提利科被處死，阿拉裏克的軍隊才最終於410年8月占領了羅馬。這一事件震驚了同時代的人，但卻幾乎沒有引起任何影響。阿拉裏克的注意力迅速轉向了非洲的財富，但在準備橫渡地中海的入侵時，他突然去世。在帝國境內，西哥特人仍舊沒有穩定的家園。他們的新領袖阿薩爾夫在意大利北部基地維持了一段時間；在他被謀殺後，他的大批人民再次根據條約的條款，於418年被安頓在阿基坦。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裏，這將一直是西哥特人的領土，以圖盧茲為中心。在政治和文化上，阿基坦地區的哥特王國在5世紀的動**事件中起到了相對次要的作用，其主要貢獻是451年作為擊敗高盧的匈奴侵略者的重要一員。西班牙北部的部分地區也處於西哥特人的控製之下，隨著法蘭克人的勢力穩步向北部擴展，伊比利亞半島廣闊居留地的吸引力也有所增加。
阿基坦的西哥特王國，是歐洲日耳曼時代早期最不為人所知的強國之一。墓地考古是有關這一時期大多數民族的主要信息來源，但西哥特人特有的物質文化卻鮮在墓葬中表現，因為在死者周圍放置許多來世的物品並不是他們的習俗。因此，我們甚至不清楚西哥特人的主體在公元418年的聚居地。他們的國王以圖盧茲為首都，這應該意味著加倫河上遊是羅馬後期大量別墅莊園的所在地，接納了許多的盟員。普瓦圖和聖通日遼闊的平原提供了另一片肥沃的土地，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在那裏發現西哥特人的任何證據。無論他們抵達阿基坦時自身的物質文化如何，他們似乎很快就將其擺脫，並適應了高盧羅馬人所遺存的獨特文化。事實上，他們現在與其他日耳曼族群隔離開來，這可能進一步抑製了任何明確的文化意象的發展。王國的內部曆史同樣鮮為人知。在阿基坦的第一任國王提奧多裏克一世的長期統治期間，一般都遵守了盟約條款。451年，在卡塔隆尼平原上麵對匈奴人的羅馬軍隊核心成員，是由西哥特人組建的。提奧多裏克本人在那次重大戰役中喪生。他的兒子，另一個提奧多裏克，仍然是羅馬的盟友，但他的王國很快就受到了因法蘭克勢力崛起而帶來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早在507年武耶戰役中敗給法蘭克人之前，西哥特人的目光就已經向南轉向西班牙了。
由蠻族人建立的兩個最大的羅馬王國是哥特王國：意大利的東哥特王國，以及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國。東哥特王國，從長期臣服於匈奴人中擺脫出來，在最偉大的蠻族政治家提奧多裏克領導下於488年入侵意大利。他的青年時代大部分時間是在君士坦丁堡作為人質度過的，接受過羅馬教育，精通羅馬的治國方略，但又不失天生的戰爭嗜好。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以幾個古老城市為基礎的王國，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一直保持著穩定的政權，但在他死後卻無力反抗複興的拜占庭帝國。提奧多裏克王國的成就，主要歸功於國王本人。在保留那些可以為他的目的服務的羅馬等級製度和行政管理要素的同時，提奧多裏克仍然是一位日耳曼國王和指揮官，另一方麵還具有非凡的視野和外交技巧。他通過哥特會議統治哥特人，並雇傭日耳曼軍事指揮官。但他也任命羅馬人在宮廷中擔任要職，值得一提的是來自意大利南部的卡西奧多魯斯，其信件透露了提奧多裏克的意大利消息來源。東哥特王國的弱點，是東哥特族人民本身。他們似乎沒有服從國王分配給他們的社會角色。他們的主要聚居中心仍在意大利北部，在北部亞平寧山脈以南發現的東哥特人物品極少。盡管在488年之後，意大利在近半個世紀內一直享有免受外部攻擊的安全保障，但哥特族對北部的控製卻未能形成一種經曆提奧多裏克之後還能存在的凝聚力。526年國王去世後，意大利再次暴露在外部勢力之下。
在羅馬土地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日耳曼王國，是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國。從5世紀後期開始，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北部的勢力得到鞏固和擴大，他們很快占據了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在早期，他們得到了提奧多裏克的大力援助，但到了530年，西班牙王國的獨立性得到了保證。它一直存續至711年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西哥特人，雖然略顯內向，但卻是羅馬和日耳曼元素的完美融合體。西班牙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南部，從6世紀中葉開始，王國定都托萊多，奇怪的是，它靠近日耳曼人定居點的南部邊界，考古發現證明了這一點。西班牙大部分地區都是從這裏被統治的，但是蘇維匯人占據了西北角，直到6世紀80年代才被統治，而東南沿海的一條狹長地帶，在6世紀中葉被拜占庭人占領。西班牙西哥特人的物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羅馬晚期的行省及拜占庭。西班牙特有的“哥特族”遺物，無論它在6世紀意味著什麽，都是稀缺的，而且在質量上也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利奧維吉爾德及其繼任者的統治下，這個王國在6世紀後幾十年裏達到了鼎盛時期。那時它享有在任何蠻族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精神生活，即使是如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這般的羅馬晚期那麽有代表性的學者，也可以在裏麵舒適地工作。假設它在7世紀後期停滯不前，那麽在711年阿拉伯人橫渡直布羅陀海峽時，它絕不是行將滅亡的。但麵對強大的入侵者，它以驚人的速度崩潰。
法蘭克人：從高盧到法國
法蘭克人的勢力在高盧北部的崛起，並沒有在該地區的考古學中得到明確反映。曆史資料表明，到5世紀中葉，萊茵蘭的大部分地區、默茲河（Meuse）流域和摩澤爾（Moselle）河流域，以及比利時廣闊的平原，都處於法蘭克人的統治之下，但考古記錄中並沒有清楚地表明有大量蠻族人的存在。隻有在此世紀的下半葉，法蘭克人的墓地才大量出現在這些地區，其墓葬物品標誌著與羅馬晚期曆史的決裂。這片土地的殖民化似乎相對緩慢，可能是從一些原本相當小的飛地擴展出來的。其中之一位於萊茵河下遊，是起源於4世紀的作為法蘭克人一支的撒利族人（Salian）的聚落；另一處位於默茲河穀和摩澤爾河穀；第三處位於比利時南部，其中心在羅馬小鎮圖爾奈（Tournai）；隨後，蘭斯（Reims）周圍地區吸引了一些法蘭克人群體定居下來。直到5世紀後期才出現了中央集權，當時克洛維將這些分散的酋邦合並成一個強大的王國，並擴大其對高盧北部大部分地區的領土控製，將國土麵積從萊茵河擴展到盧瓦爾（Loire）河。到6世紀初，克洛維已經與萊茵河以東的圖林根人和阿勒曼尼人、高盧東部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s）展開了戰鬥，最重要的是，他在武耶（Vouille）戰役中贏得了反對西哥特人的勝利。當克洛維於511年去世時，受到拜占庭皇帝和意大利提奧多裏克尊崇的法蘭克人成為高盧的主人，並將一直如此。
皇家墓地和其他裝飾華麗的墓葬，在法蘭克人的考古定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年代最早的也是首次被發現的皇家墓地是去世於481年或482年的希爾德裏克（Childeric）的墓葬，於1653年在圖爾奈（Tournai）被發現，隨葬品在不久之後即被公布。這位國王，克洛維之父，被一堆金、銀和石榴石包圍，其中包括兩把劍鞘鑲嵌著石榴石的巨劍、金腰帶搭扣、一個金飾環、一枚羅馬晚期軍官佩戴的十字弓胸針、100枚金幣和200多枚銀幣，以及一件繡著300隻金蜂的精美錦緞披風。這座墓葬用無與倫比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5世紀晚期金屬和寶石的精湛加工工藝。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墓地周圍的帝國回聲，盡管他和他的兒子是十足的蠻族國王，但他們將接替羅馬在西方的權力。
希爾德裏克是一個異教徒，他的埋葬位置並不確定。但是克洛維受洗為基督徒，從他那個時代起，法蘭克國王、他們的家人以及許多貴族都尋求葬於教堂或靠近教堂。在巴黎附近聖但尼的一座小型長方形基督教堂下麵，有一位40多歲的貴族婦女的墓葬。她躺在石棺中，身著華麗的衣服，披著一件淡紅色的絲綢鬥篷，佩戴著華麗的珠寶。她的金圖章戒指上刻有阿爾內貢迪斯·雷吉娜（ARNEGUNDIS REGINE）字樣，由此可以確定她是克洛塔爾（Clothar）的第二任妻子阿爾內貢德（Arnegunde），死於570年左右。科隆大教堂下方的兩座墓葬，與聖但尼墓葬同屬王室，也許早於前者20年。其中一座墓主是女士，另一座墓主是個小男孩，可能是她的兒子。這名婦女墓中的珠寶，是已知歐洲日耳曼時代最精美的珠寶之一。這個小男孩，大約6歲，裝備有全套微型法蘭克戰士的武器：頭盔、劍、斧、矛、盾和刀。但是，並非所有的法蘭克貴族都被葬於教堂中。在克雷費爾德-蓋萊普（Krefeld-Gellep）的墓地裏，有一些裝飾華麗的6世紀和7世紀的戰士墓，遠離任何明顯的教會遺址；而位於萊茵蘭莫爾肯（Morken）地區的一座武士酋長墓則被埋葬在一棟羅馬別墅裏，後來被一座教堂覆蓋，但二者貌似毫無關係。在蠻族貴族的世界裏，古老的習慣根深蒂固。偉大的戰士及其女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很久之後，仍然必須隨葬有適合他們地位的物品。逐漸地，在教堂裏安葬才成為人們公認的方式，盡管如此，墓葬品也沒有被完全拋棄。
早期的法蘭克人聚落顯示出與羅馬晚期人群的密切關係，鑒於其中許多人群的強大，即使在5世紀，這一事實也不足為奇。在皮卡第（Picardy）大區的貝裏歐巴克（Berry-au-Bac），人們對一處高盧羅馬人的鄉村遺址關注的焦點，是一群法蘭克人的半地穴式小屋格魯本豪瑟（Grubenhauser）和長廳，對它們的使用可能沒有中斷過。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法蘭克人的墓地往往位於高盧北部和中部的羅馬別墅或附近，轉而成為以墨洛溫（Merovingian）王朝或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的教堂為中心的中世紀村莊。這表明羅馬晚期的別墅莊園、法蘭克人的聚落和墓地，以及後來的村莊，這一係列形態有可能是一個完整的演變順序。但作為一個整體，目前還尚未在任何一個遺址完全顯露出來。後來的法蘭克人聚落，在結構和布局上遠沒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研究最深入的，是位於新維德（Neuwied）附近的格拉德巴赫（Gladbach），它由許多格魯本豪瑟組成，圍在一個長方形大廳周圍。在加來海峽（Pas de Calais）的布勒比耶爾（Brebieres）， 6世紀和7世紀的大量的格魯本豪瑟與各種產業活動有關，可能是附近維特裏昂納圖瓦（Vitry-en-Artois）皇家別墅的附屬建築。法蘭克貴族的住所，尚未在考古中明確發現。很有可能它們通常位於羅馬城鎮和城市內部，從而使識別成為一件無把握的事情。即使在鄉村，對法蘭克人聚落的了解也遠不具有代表性。
5世紀初，高盧東部的大片土地被勃艮第人占領。在6世紀，這個民族已經遠遷西部，獲得了靠近羅馬邊境的美因河-內卡河（Main-Neckar）地區的控製權。但是，高盧的土地具有極強的**力，406年年底，他們在國王貢多哈爾（Gundohar）領導下，參與了大規模穿越冰封萊茵河的行動，並在沃爾姆斯（Worms）、施派爾（Speyer）和斯特拉斯堡周圍定居下來。435年，他們試圖通過向西北遷移到高盧行省比爾吉卡（Gallia Belgica）來擴大他們的統治，但被羅馬指揮官埃提烏斯（Aetius）擊退。隨後，一支仍在貢多哈爾（Gundohar）統治下的勃艮第軍隊，被入侵的匈奴人包圍並摧毀。這場慘敗有效終結了勃艮第人在高盧的擴張，但它促使勃艮第人的名字被莊嚴地載入後世歐洲的神話裏。它是史詩《尼伯龍根之歌》（Niebelungenlied）的起源，這首詩詳細敘述了俠義麵紗之下幾個複雜紛亂的故事，這些故事來源於日耳曼人在萊茵河以西的擴張時期。
在443年，勃艮第人仍然有足夠的影響力來贏得聯邦地位。這使得羅馬給予了他們新的聚落區，位於薩帕迪亞（Sapaudia）、瑞士西南部，以及與法國毗鄰的地區，在那裏他們可以協助羅馬人控製通過阿爾卑斯山口進入意大利的通道。他們通過在451年與匈奴人作戰，以及456年在西班牙與蘇維匯人（Suevi）作戰，履行了作為聯邦成員的義務。羅馬權威在高盧的最終崩潰，使他們得以向羅納（Rhone）河延伸，從而最終控製了這條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大部分土地。但這也是他們權力的最高點，他們無法抵抗法蘭克人不斷擴張的疆域，重要地位很快減弱，隻在法國地圖上留下了勃艮第的名字。
高盧北部也接納了移民來的撒克遜人，這一事實常常被遺忘，主要是因為直到最近還很少出現表明他們切實存在的考古證據。在諾曼底的巴約（Bayeux）周圍，撒克遜-拜奧卡西尼（Saxones Baiocassini）被建立起來，並兩次被“圖爾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提及。撒克遜人的陶器和金屬製品，在當時的卡爾瓦多斯（Calvados）省日益受到人們的認可，譬如在吉布韋爾（Giberville）和聖納維爾（Sannerville）的墓地裏。其他撒克遜人定居在索姆（Somme）盆地和加來海峽（Pas de Calais），在這裏出現了太多他們的墳墓，例如蓬蒂厄新城（Nouvien-en-Pontieu）；另一群撒克遜人冒險前往高盧西海岸，定居在盧瓦爾（Loire）河口附近。到6世紀末，這些北方人已經融入了高盧墨洛溫（Merovingian Gaul）文化。
阿勒曼尼人
在260年羅馬邊界被放棄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阿勒曼尼人（Alamanni）並沒有向萊茵河和多瑙河進發。然而，到大約300年時，成群的移民占領了黑林山（Black Forest）和多瑙河上遊之間的土地，不久之後阿勒曼尼人就開始攻擊萊茵河上遊流域和高盧東部。4世紀50年代，尤利安（Julian）皇帝發動了反擊他們的戰役，並幾次擊敗了他們，最令人矚目的當屬357年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那次。盡管如此，他們對高盧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威脅，而且他們參與了406年或407年新年前夜的大入侵。其主體部眾占據的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地區，並不利於統一權力的建立。阿勒曼尼人的軍隊，通常由不止一位國王或戰爭領袖指揮，而在這些指揮體製下，相應地，親王又領導著規模較小的氏族部落。這些地方酋長的據點，是考古學上阿勒曼尼人版圖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法蘭克人的擴張，促使他們周圍的阿勒曼尼人越來越緊密相係。於是，阿勒曼尼人向南望向阿爾卑斯山穀和巴伐利亞以尋求未來。從這裏他們仍然能夠突襲高盧、意大利，以及多瑙河上遊地區。到500年時，他們控製了阿爾卑斯山北部最好的土地，作為克洛維（Clovis）將他們排除在萊茵蘭之外的補償。阿勒曼尼人感受到了意大利的**，但他們的實力不足以入侵意大利，無法占領那裏的領土。在6世紀期間，東部法蘭克人對阿勒曼尼人行使了越來越大的權威，直到8世紀初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最終將他們納入自己的帝國。
汪達爾人
汪達爾人對帝國的入侵遵循了與眾不同的模式。在406年年末橫渡萊茵河之後，汪達爾人穿越高盧，在不到3年的時間裏到達比利牛斯山脈。然後，他們偕同蘇維匯人（Suevi）和阿蘭人（Alans），橫掃西班牙，發現那裏的肥沃土地防衛不足。在伊比利亞半島上進行了長時間的狂歡之後，幾個汪達爾群體聚集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一個短暫的王國。在這個王國中，強盜和海盜是財富的主要提供者。安達盧西亞（Andalusia）良港，促進了穿越海峽的冒險；正當貝提卡（Baetica）的財富開始枯竭時，非洲的巨大資源也散發出一種不可抗拒的**力。428年5月，一支龐大的船隊被集結起來，受汪達爾人和阿蘭人控製，由蓋薩裏克（Geiseric或Genseric）指揮。蓋薩裏克是所有蠻族國王中最有才幹且最殘忍的一個，他是一位權威顯赫的戰爭領袖，也是一位頗具技巧的政治家。在他死後很久，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將其描述為“最聰明之人”。汪達爾軍隊可能大約有2萬名戰鬥人員，據我們確鑿的資料，越過海峽的總人數為8萬人。在非洲的羅馬軍隊本應有能力對付這種規模的敵人，從海上進行攻擊。但他們領導不力，從未抓住機會去強力抵抗侵略者。從汪達爾人登陸丹吉爾港（Tangier）附近的那一刻起，就未實施重要的對抗。汪達爾人向東橫掃，其速度是令人驚歎的，其影響是毀滅性的。兩年內，沿海地帶隻有三個主要城市仍然堅持反抗他們。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侵略者不必浪費時間尋找補給。他們的全部精力都可以用於對城鎮和領土的奪取。在極少數城市駐軍的抵抗下，汪達爾人在兩年內完全控製了毛裏塔尼亞（Mauretania）和努米底亞（Numidia）行省。羅馬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個盟約，期望他們能滿足於其已經擁有的。但是蓋薩裏克想要的更多，他襲擊了富裕的非洲行省，在439年輕而易舉地占領了迦太基。這給了他一個威脅意大利的基地，440年，一支汪達爾部隊侵入西西裏島。羅馬用另一個盟約收買了蓋薩裏克，汪達爾人又恢複到老樣子，開始享受他們征服北非的成果。
北歐各族
在約公元400年人口開始遷移之前，北歐沿海地區各族長期以來一直在襲擊高盧和不列顛。這些民族包括：荷蘭北部的弗裏斯人（Frisians）、易北河下遊和威悉河（Weser）地區的撒克遜人（Saxons）、石勒蘇益格（Schleswig）的盎格魯人（Angles），以及來自日德蘭半島的其他民族。對於遷徙的刺激因素，人們往往認為是沿海地區定居條件的惡化，海平麵的上升致使大片土地無法耕種。這或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人口的增長至少也是其中一個強有力的因素。而且，北部各族不會一直覺察不到羅馬在維持其在日耳曼和不列顛的防禦方麵所麵臨的越來越大的困難。撒克遜人的名字，在我們的書麵資料中占據了最顯著的地位，但很可能這是一個適用於任何跨越北部海域的襲擊者或移居者的名字。這些民族的政治組織鮮為人知。沒有跡象表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組織，而他們領導人的名字充其量隻是虛無的，如果不完全是虛構的話。遷往不列顛和高盧的撒克遜人及其他人，是作為戰團和小型移民群體抵達那裏的，隻是在他們到達之後才慢慢發展成為政治單位。因此，這並不是像西哥特人、汪達爾人或後來的倫巴族人那樣的運動，而是在漫長的時間裏，也許是長達兩個世紀裏人口的零星遷移。撒克遜人的鬆散體係，持續貫穿於5世紀，無論是在不列顛還是在德國北部的故鄉。這一世紀是沿海地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許多定居點被放棄，並且再也沒有被重新使用。大型火葬墓地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關這些民族的文化信息，往往在5世紀上半葉就告一段落；其他的則開始於500年之前，並持續了3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為了應對一係列壓力，顯然正在發生重大的人口重組。
在整個6世紀和7世紀，歐洲大陸的撒克遜人仍然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但是，像萊茵河以東的其他民族一樣，他們無法抵禦法蘭克人，最終在8世紀晚期被查理曼大帝統治。他們的弗裏斯蘭（Frisian）鄰國在戰爭中遠沒有那麽強大，但在北部海域發展貿易網的過程中，他們找到了釋放精力和航海技術的出路。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他們在這項事業中樹立了相當大的聲譽。
在遷徙時期，波羅的海西部的土地，仍然保持著其作為權力和財富中心的重要地位，沒有受到來自外部地區各族群的任何程度的公然侵擾。這塊土地物產豐富，提供的資源可以用來交換來自東羅馬世界的黃金。源源不斷的黃金，到達瑞典南部，以及波羅的海的哥特蘭島（Gotland）和厄蘭島（Oland），其中一部分可能輸送給拜占庭皇帝以支付東部各族的戰利品和補貼。在斯堪的納維亞收到黃金的那些人，將其加工成胸針、螺旋環、華麗的項圈和其他飾物。這一時期最大的窖藏是來自南曼蘭（Sodermanland）的蒂勒霍爾姆（Tureholm），有重達12千克的純金鑄塊，而在特羅萊伯格（Trolleberg）發現的一枚戒指，重達1.25千克。斯堪的納維亞的黃金時代，名副其實。
波羅的海西部與包括羅馬世界在內的歐洲其他地區之間的聯係，一直保持到民族大遷徙時期。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懷疑在古默（Gudme）地區的菲英（Fyn）島上有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19世紀，人們注意到此處堆積有豐富的貴金屬遺物，最近的發現更加深了這一認識。出現在這裏的，有許多羅馬晚期的硬幣，連同銀器、胸針以及其他飾品。發現這些物品的區域，占地麵積為200公頃，其中設置有許多定居點。新知曉的圖景是一個權力中心，它能夠吸引大量便於攜帶的財富，並在波羅的海西部地區廣泛地重新分配。這隻能通過海上運輸才能實現，而古默距離海岸隻有5千米，可能性不大。在倫德堡（Lundeborg）有一個著名的港口遺址，在此處更進一步發掘出了大量的羅馬進口商品和遷徙時期的金屬製品，其中包括丹麥有記錄以來最大的一個黃金窖藏。古默和倫德堡建築群，被證實很可能是後來幾個世紀著名的商業中心的前身，譬如西部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d）和昆都維克（Quentovic），北部的海澤比（Hedeby）和比爾卡（Birka）。
瑞典南部有更大的權力中心。在距現代城市北部不遠的舊烏普薩拉（Gamla Uppsala），附近有三座巨大的墓葬，周圍有數百座較小的墓葬。對其中兩處大型墓葬的發掘可知一處可追溯至約500年，另一處則大約晚半個世紀。從挪威人和英國人的傳說中可知，這些墓葬幾乎可以肯定屬於斯維阿（Svear）王朝時期的伊林格人（Ynglingas）。位於舊烏普薩拉的中央土墩，尚未發掘，這可能是該王朝創始人奧恩（Aun）的墳墓，他死於5世紀。烏普薩拉以北幾英裏的地方是汪達爾（Vendel）遺址，在那裏依舊矗立著另一個巨大的土墩，它是奧恩之子奧塔爾（Ottar）的亡塚，他陣亡於戰鬥中。這座建築的年代尚不確定，但已經采集到一枚5世紀的金幣。從現存的墓塚遺跡似乎能夠確認，在瑞典至少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在馬拉爾（Malar）湖畔的巴德隆達（Badelunda），從一個可能有15米高的土丘俯瞰，可以看到一組巨大的船形石砌古跡。直到完全進入中世紀，這裏還一直是“議會”或政治集會的場所。
在汪達爾和瓦爾斯加德（Valsgarde），有兩個隨葬品豐富的6世紀後期和7世紀的墓地，使人對統治北方這一地區的王朝的財富和與外界聯係有了一定了解。汪達爾的墓葬群是船葬，位於中世紀教堂附近。隨葬品有裝飾華麗的劍、盾、頭盔、馬具和個人物品，連同葬禮上獻祭的馬和狗，伴隨這些酋長家族成員去往來世。
在500年到700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與更廣闊世界之間的聯係依舊很顯著。東羅馬硬幣大量湧入波羅的海群島，尤其是哥特蘭島和厄蘭島。在厄蘭島和博恩霍爾姆島上，5世紀後期皇帝發行的鑄幣較為常見，而在哥特蘭島上更為普遍的是後來的統治者發行的。其中絕大多數發現於窖藏中，埋葬於6世紀的動亂時期。在瑞典本土，拜占庭硬幣的使用頻率較低，但在馬拉爾湖畔的赫爾戈（Helgo）有一個重要的集中區。赫爾戈遺址，從羅馬鐵器時代晚期到中世紀一直被使用，其意義和經濟基礎在這漫長的時期內發生了變化。在500年至700年，這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活動中心，接收來自歐洲及歐洲以外許多地區的進口商品。玻璃製品來自法蘭克王國，金屬製品來自西歐的幾個地區，精美的青銅器來自地中海，青銅佛像來自印度北部，還有來自8世紀愛爾蘭一名主教的牧杖。這種驚人的不同長距離交通背後的組織機構，目前還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與權力中心的聯係顯然是要尋找的，但仍舊無從捉摸。赫爾戈，不僅僅是外來進口品的接收點，它還從事製造，特別是金屬製品，在這裏為本地市場進行生產；而其他沒有留下任何考古痕跡的活動，可能也是在這裏進行的。人們質疑這裏可能也是一個宗教中心，愛爾蘭的牧杖也許是基督徒到北部傳教的遺物。關於赫爾戈，仍有許多尚難解釋的。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用途很複雜。
6世紀，發生了來自俄羅斯西部以及更靠東部的大草原的大規模入侵。大約550年，被稱為阿瓦爾人（Avars）的遊牧騎兵出現在高加索地區，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他們開始攻擊黑海沿岸各族。他們迅速向西進發，在6世紀60年代抵達多瑙河中遊地區，填補了蓋皮德人（Gepids）分散後留下的空缺。當倫巴第人（Lombards）南下進入意大利時，阿瓦爾人可以不受約束地放手擴大其行動範圍，他們迅速控製了多瑙河中遊地區，甚至向北擴張至易北河流域。阿瓦爾人的勢力一直持續到7世紀初，但當時崛起的斯拉夫人取代他們成了東歐和中歐的主導力量。
斯拉夫人的起源隱含著不確定性，現代的詮釋使得其愈加難以理解，這些解釋更多的是源於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公正的學術研究。早期關於斯拉夫人起源於特定區域的觀念，現在已被普遍拋棄，盡管仍舊出現斯拉夫人完全產生於普裏皮耶特——馬什（Pripyet Marshes）的某些論述。較為合理的是，斯拉夫人源於拜占庭的斯克拉維尼人（Sclaveni），係5世紀末和6世紀初東部的德涅斯特河和第聶伯河，以及西部的維斯瓦河和奧得河之間的文化群體的融合體。他們必定與北部的波羅的海各族和西部的不同日耳曼族群相聯係。日耳曼人進入多瑙河地區，促進了他們向西和向南的遷移。在我們確認的書麵資料中，斯拉夫移民在很短的時間內便進入波希米亞，從那裏沿著易北河穀，向北擴張進入波蘭和德國東部，經由保加利亞向南進入巴爾幹半島。進一步擴張到西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萊茵河以東法蘭克人的進發使其中止。斯拉夫人的確控製了巴爾幹半島北部，不過他們對希臘的占領在9世紀被拜占庭人終結。如此廣泛的人口擴散，必然導致眾多斯拉夫國家的出現，而不是歐洲日耳曼更為統一的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