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公元前140年—公元300年羅馬對蠻族社會的影響

巴裏·坎利夫（Barry Cunliffe）

從共和國到帝國：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的開端

如果說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這兩座海上大城市毀於羅馬之手，是羅馬走向古代世界帝國統治的不可阻擋進程的重要起點，那麽公元前133年則標誌著另一個分水嶺，因為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發生了三起重大事件：在西方，伊比利亞人的抵抗在努曼提亞要塞被圍城攻陷後遭到壓製；在東方，在阿塔羅斯三世的遺囑中，羅馬繼承了大部分小亞細亞；而在國內，最近剛從西班牙軍事任務中歸來的提比略·塞森姆普羅尼烏斯·格拉古被選為人民的護民官。地中海兩端的重要新領土的正式獲得，在羅馬國家內部創造了新的天平和新的緊張局勢，而格拉古的當選則使一位誌在阻止經濟和社會衰退的人上台執政，而衰退早已侵入了羅馬帝國的心髒。

要了解羅馬在那段時間的問題，以及她對帝國的發展態度，就必須對伊比利亞半島正在進行的社會進程有所了解。在許多方麵，早期的羅馬社會與凱爾特人並沒有什麽不同，在這一社會中，社會等級製度是通過在軍事勝利儀式上合法化的軍事英勇行為來維持的。因此戰爭是地方性的，因為社會係統需要區域衝突，以便社會等級能自我完善。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軍事戰役變得很普遍，到了公元前3世紀中葉之後，羅馬幾乎一直在圍繞其日益增長的外圍地區發動戰爭。這樣的一種製度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因為意大利的土地是相對富饒的；而且最初實行的農業經濟類型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也就是說，農民個人隻生產維持家庭生活和繳納國家稅收所需的產品。這意味著，在羅馬鄉村存在著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勞動力，可以從中抽調出由精英指揮的軍隊。

在共和國成立之初，指揮官是每年按抽簽方式選出的（以防止權力集中在任何一個人手中），農民必須服兵役。這一製度有可能創造一種平衡：隻要維持適當的戰爭水平，就可以將人口過剩的能量用於生產，而同時，人口水平可以通過戰場上的屠殺得到控製。然而，一旦羅馬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海外侵略戰役，這種平衡就開始改變。

長期缺乏男性農民，導致農村日益不穩定。一方麵，小農場無法維持；另一方麵，較大莊園依賴的季節性農業剩餘勞動力開始枯竭。除此之外，一個人在軍隊服役的時間越長，他就越不願返回到這片土地上再過農民的生活。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勞動力從土地向城市穩步流動，小農場被廢棄或被大莊園吞並，這些大莊園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奴隸勞動力來維持生產。因此，奴隸作為戰爭的副產品之一，成為推動羅馬農業經濟發展所需人力的主要來源。在城市中，城市貧民逐漸成為日益不安穩的暴民；而在農村，貴族階層的龐大莊園吞並了小農戶，從而減少了軍隊從中征募自由農民階級的規模。隨著外圍戰爭的加劇，大批服役期滿的士兵帶著期望湧回意大利，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這就是提比略·塞森姆普羅尼烏斯·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開始與之抗爭的局麵。

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提議將現在集中於貴族手中的國家土地重新分配給小農，但遭到了保守派的暴力反對。格拉古被暗殺，但問題仍舊存在。由他的兄弟蓋約提出一個新的解決方案，即在意大利的偏遠地區和海外新獲得的領土上建立公民殖民地。在經曆了最初的反對之後，該方案得到了推行。在公元前80年到公元前8年間，意大利約有一半的自由男性居民被重新安置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城鎮和農場；公元前45年到公元前8年，羅馬在海外建立了100個新的殖民地，人口在殖民地重新定居不僅減輕了國內的社會壓力，而且還在不斷擴展的邊境周圍的戰略要地為訓練有素的軍事人員提供了飛地，這些軍事人員渴望保留自己的土地，從而在意大利周圍形成了一道保護屏障。

與此同時，在意大利的鄉村，大型莊園繼續蓬勃發展。土地是貴族投資的一個主要熱點，隨著各省巨額財富的不斷增加，更多的土地被購置並進行管理以牟利。據瓦羅和科魯邁拉所述，意大利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果園，有關地產管理的文學小冊子也激增。所有人都建議使用奴隸。一個奴隸可能很昂貴，但可以使之努力工作而且他還沒有任何法定權利。此外，如果管理得當，可以鼓勵奴隸繁衍後代，為主人牟利。因此，伴隨著莊園的增長，奴隸的數量急劇增加：到公元前1世紀中葉，僅意大利就有100多萬人受雇於農業。這些事態發展形成了自己的勢頭。資本的流入導致大莊園數量和規模的增加，這反過來又造成了對奴隸勞工的需求不斷上升。然而，與此同時，為了從他們的投資中獲利，莊園主必須盡可能廉價地生產農業盈餘，並將其推向市場以賺取最大利潤。

大多數古典作家都很關心這些事件，認為最有利可圖的作物當屬葡萄。普林尼說，釀造葡萄酒產生的收益甚至超過與遠東的貿易。這或許是事實，但它取決於找到一個合適的葡萄酒市場，而意大利市場太小了。因此，生產商不可避免地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比蠻族歐洲更好的地方，那裏的凱爾特人對葡萄酒的熱情是具有傳奇性的：

他們酷愛葡萄酒，用商人進口的純正的酒來款待自己；他們的欲望使其飲之貪婪，當他們喝醉時，他們會爛醉如泥或性格狂躁。因此，許多意大利商人以他們一貫的對金錢的熱愛，把高盧人對葡萄酒的渴望視為他們的財富。他們在通航的河流上乘船運輸葡萄酒，通過馬車穿過平原運送，以此換來高昂的價格作為回報。舉例來說，一隻雙耳酒罐的葡萄酒能使他們得到一個奴隸——一份酒換來一個仆人。（狄奧多羅斯·西庫路斯）

因此，從公元前2世紀初開始，意大利企業家就開始將過剩的葡萄酒越來越多地轉運至高盧南部的港口，在公元前2世紀20年代吞並該領土後，供應量更是激增。

可以說，有足夠證據表明，支配意大利羅馬社會和經濟體係的動力具有強大的發展軌跡，它注定會滲透到地中海，並穿過山體屏障進入蠻族歐洲。到公元前1世紀末，戰爭已經成為生活的一個主導部分：它引起了問題，但也創造了克服這些問題的機會。對新領土的征服，提供了羅馬人最需要保持自己核心的東西——財富、原材料以及奴隸形式的人力。但同樣重要的是，新贏得的省份是一個方便的傾銷市場，可以用來傾銷從核心地區流失出來的生產盈餘——意大利莊園的葡萄酒和參戰的退伍老兵將是嚴重破壞意大利穩定的一種影響力。因此，羅馬的地中海核心逐漸變得越來越依賴於蠻族人外圍地帶，一旦這個外圍被吞並，在它的後麵總會有另一個，直至增加到海洋、沙漠和森林為止。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仔細研究了係統而不是個體，因為直到公元前2世紀中葉，這些係統大部分包含了個體。然而，在公元前131年之後，在將共和國變為帝國的革命時期，偉人的抱負打破了舊的束縛，成為擴張階段的重要推動力，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公元117年圖拉真去世。

蠻族歐洲，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

當羅馬國家正經曆社會壓力和經濟調整的階段時，歐洲正在發生超越羅馬人直接控製範圍的重大變化。我們可以很方便地從羅馬早已開始建立牢固利益的高盧南部開始。到公元前140年，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沿海地帶遲早會落入羅馬人手中。這一時刻發生在公元前125年，當時馬薩利亞城邦尋求羅馬的援助，以對抗鄰近部落薩盧維人的侵略意圖，薩盧維人受到占領中央高原的強大聯盟阿韋尼族的支持前來襲擊海岸。隨著羅馬軍隊的涉足，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變得顯而易見，直到經過5個季節的緊張戰役之後，一支由3萬人組成的羅馬軍隊與大約20萬人的阿韋尼人和阿洛布羅克斯人的聯合部隊進行了一場重大的戰鬥，該地區才表麵上恢複了某種秩序。這場戰役發生在伊澤爾河和羅納河的交匯處，表明羅馬人的利益現在已經沿著羅納河流域向內陸擴展了200千米。

到了公元前120年，局勢已經穩定，羅馬人開始進行道路和城鎮的基礎建設。約公元前118年，在納博-馬蒂烏斯（納博訥）建立了一個公民殖民地，這是一個重大舉動，預示著在西方一種新利益的到來。納博-馬蒂烏斯是一個地中海港口，靠近奧德河口，它提供了一條向西的天然路線，經由卡爾卡鬆峽穀，到達當地的托洛薩城鎮（圖盧茲），占據了通往大西洋加倫河的樞紐位置。幾個世紀以來，這條路線一直被用於將錫從布列塔尼和英國運往地中海。納博-馬蒂烏斯的建立，是羅馬意圖接管這一貿易控製權的一個明顯跡象，僅僅幾年後，軍隊便被派來征服托洛薩，從而獲得了到達加倫河的直接通道。十年之內，在南部高盧的冒險活動，使羅馬完全控製了通往西歐的兩條基本路線——奧德河-加倫河和羅納河。

與此同時，一種局勢正在遙遠的北部發展，它很快就使所有的羅馬人心生恐懼。大約在公元前120年的某個時候，來自日德蘭半島和北海沿岸的北方部落聯盟，在辛布裏人和條頓人的領導下，決定向南遷徙。他們首先穿過摩拉維亞和匈牙利到達多瑙河中遊，在那裏他們襲擊了凱爾特部落的斯科迪斯克人，導致其南下進入馬其頓，並沿著薩瓦河向西遷移。接著，在公元前113年，辛布裏人和條頓人轉向西部，攻擊了諾裏庫姆王國，當時這一王國與羅馬建立了密切且有利可圖的關係。一支羅馬軍隊由此涉足，但遭到慘敗。在意大利幾天的進軍中，伴隨著這支龐大殘忍的日耳曼遊牧部落，許多羅馬人都會憶起不到3個世紀前凱爾特人襲擊羅馬的恐怖故事。然而，出於某種無法解釋的原因，這支蠻族部落決定舍棄意大利，未對其有任何損害，向西進入高盧。幾年後，我們發現他們正橫衝直撞，穿過山北高盧行省的西部地區，分別在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7年和公元前105年，於3個不同的場合，打敗了被派去截擊他們的羅馬軍隊。在公元前105年羅納河阿勞西奧城的第三次挫敗後，一股新的恐怖浪潮席卷了意大利。結果羅馬接受了挑戰。蓋尤斯·馬略，率領一支新的“現代化”軍隊，於公元前102年在塞克斯提烏斯的水城（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附近與條頓人對峙並擊敗了他們。次年，辛布裏人在波河流域的韋塞萊被大批殲滅，意大利國民可以寬心了。

很難高估這些創傷歲月對羅馬精神的影響。自公元前4世紀凱爾特人遷徙以來，人們對北方蠻族的深切恐懼就一直存在，這再次成為一個可怕的現實。從今以後，一個有抱負的指揮官隻需進一步喚起人們對來自北方可怕經曆的纏繞心頭的恐懼，就能被過度焦慮的民眾投票選出他所需要的一切權力來對付他們。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尤利烏斯·凱撒將這種恐懼變成了一種很好的手段。

而德國遊牧部落往返羅馬，與高盧人的貿易繼續有增無減。進入南部高盧港口的商船船隊及盛載著葡萄酒的雙耳酒罐被轉運到河駁上，並深入內陸。在托洛薩和索恩河畔沙隆等地，葡萄酒被倒入桶中或裝入皮袋中，以運往更遠的內陸，不再使用的雙耳酒罐在托洛薩被大量砸碎，或者像在沙隆一樣幹脆傾倒入河中。一些雙耳酒罐被羅馬企業家經由陸路運往當地的奧比達城鎮，如蒙特梅爾赫、埃薩盧瓦、喬夫雷斯和比布拉克特，在那裏他們與當地貴族交換奴隸和其他商品。羅馬商人很可能常駐於這些奧比達城鎮。沙隆（卡比郎努姆）的情況就是如此，凱撒提到他們曾是公元前52年那裏的定居者。來自高盧領土內這些主要奧比達城鎮的雙耳酒罐，可能是通過當地的交換網將其分銷於消費葡萄酒的定居點。

根據公元前1世紀高盧葡萄酒雙耳酒罐的分布來判斷，重要河流是主要交通線，這一點得到了斯特雷波的證實。奧德河-加倫河航線似乎一直特別重要，因為它提供了進入黑山和比利牛斯山脈礦床的通道，而且它通向大西洋航線。關於公元前1世紀初葡萄酒向北流動有著翔實的證據：在布列塔尼有密集的雙耳酒罐，特別是莫爾比昂地區和菲尼斯泰爾沿岸，還有英國中南部索倫特海峽亨吉斯特伯裏角，及其直接相連的腹地。的確，現在有充分證據表明，主幹線是通向法國西海岸，到達基伯龍灣，在那裏卸載貨物，其中一些被當地的維尼提亞人船隻獲得，向西繞過布裏多尼海岸。而另一些則采取了跨伊比利亞半島的航線，沿著維萊訥河和朗斯河，到達阿萊特的布裏多尼北海岸，那裏的一個海角，很可能具有防禦性，在公元前1世紀作為一個主要的貿易港。從這裏，科裏奧索利人的船隻向北航行，途經根西島，到達當時已發展成為一個主要轉口港的亨吉斯特伯裏。在亨吉斯特伯裏的遺物堆積層裏有充分證據表明它在此時的規模，包括鐵、銅、銀和黃金在內的金屬，連同穀物，可能還有準備出口的牛。在港口得到證實的進口商品，包括葡萄酒、有色玻璃、無花果，以及從布列塔尼進口的布裏多尼人製造的陶器等諸如此類的物品。凱撒在撰寫維尼提亞人的海運和商業實力時，對這一貿易體係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在山北高盧行省的成立和凱撒征服高盧之間60年左右的時間裏，法國各部落，尤其是與該行省接壤的部落，越來越多地受到羅馬人的影響，有可能在他們的社會體係中會發現所發生的某些變化。這一點在瑞士的海爾維第人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到公元前58年，他們已經摒棄了王權，由民選的治安官統治，但這一製度是危險的，一名貴族成員——奧格托裏克斯，被指控密謀奪取王權。他被監禁起來，若被判有罪，將受到火刑，但他似乎選擇了自殺了斷。在那時的埃杜維人中，已確立的執法官製度較為穩固。首席治安官——選定的法官，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但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約束，即他是年度任命，而且任職期間被禁止離開部落領地範圍；此外，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家族中的其他任何成員都不能擔任這一職務，甚至不能被選入參議院。顯然，這些嚴格規則的存在是為了防止任何一個家族變得強大，從而使治安官不可能以傳統的凱爾特方式領導突襲部隊，來提高他的威望並創建一支強大進而危險的親軍。所有這些都與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所運作的社會製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不禁相信，這些變化至少部分歸於羅馬人的激勵。如果邊境地區被擁有穩定政府的群落占領，而不是必須麵對一個建立在武士威望和突襲基礎上的遊民體係，這對羅馬是非常有利的。

隨著羅馬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新興的羅馬帝國——本質上仍然是地中海強國，對溫帶歐洲的影響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之後開始增強。與此同時，可以在相當大的範圍內觀察到大規模防禦據點的出現，這些據點通常被稱為奧比達城鎮——對於這一詞語，凱撒將其用於他在法國遇到的此類據點。奧比達的分布範圍遍及溫帶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從法國西部到塞爾維亞，從阿爾卑斯山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山脈。在進行大規模發掘的地方，例如德國南部的曼興，可以看出防禦區內通常是密集建造起來的木結構建築，沿著筆直有序的街道整齊排列。還有證據能夠表明當時正在從事的各種手工藝技能，某些商品的產出，譬如輪製陶器、玻璃珠和手鐲，以及各種鐵製品，都達到了一定的產業規模。奧比達也是鑄造硬幣的中心。鑒於這類據點體現出的人口規模以及生產的絕對強度，遊民很難抵抗將奧比達視為蠻族歐洲的最初城市中心的**：至少可以說，其中許多奧比達都顯示出一係列重要的城市特征。

從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開始，這種“城市”現象在整個歐洲都得到了認可，這一事實可能表明，這是羅馬消費需求所帶來的貿易加劇的直接結果。不過，雖然這可能是一個緣由，但過分強調羅馬在這一直接因果關係中的重要性是錯誤的。在公元前2世紀初，溫帶歐洲村莊的文明化程度日益提高，較小的遊民部落群體逐漸融合成更穩定的政治格局，這一跡象表明，在羅馬與北方的貿易開始加強之前，在國王或主要酋長合法權力下組織起來的以城市為基礎的經濟已經取得了進展。因此，更為穩妥的是將奧比達的出現視為具有本土起源的一種溫帶歐洲現象，但在其後期階段由於羅馬世界對原材料需求的不斷增加而加快了發展速度。

征服和混亂的十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50年

到公元前1世紀60年代，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蠻族歐洲出現了一些不穩定性。在東方，達契亞人處於由匈牙利博伊人控製的強大勢力範圍（見第十一章），而在西方，萊茵河以外被凱撒稱為“日耳曼人”的部落，又開始向其南部鄰國施壓。與該行省接壤的部落之間也爆發了爭執。據凱撒所述，埃杜維人長期以來享有聲望，有許多附屬部落向他們致敬，但現在卻與他們的鄰居塞誇尼人發生了衝突。塞誇尼人逐步贏得了許多埃杜維屬地的擁護和支持，從而使埃杜維人自身陷入屈從的狀態，以至於他們被迫交出酋長的兒子作為人質。最終，在公元前61年，一位貴族被派往羅馬尋求幫助，結果卻失敗了。更麻煩的是，3年後，一支以阿利奧維斯塔為首的日耳曼部落開始發出威脅性的聲音。與此同時，瑞士的海爾維第人已經清楚其領土已容不下他們的發展，下定決心遷往法國西部，走一條穿過埃杜維領土的路線。很難確定這些緊張局勢在凱爾特人世界中的常態程度，或者它們是否構成了一場特殊的危機，因為我們是借助尤利烏斯·凱撒的敘述才對此有詳細了解的，而這些敘述是為凱撒的個人利益服務的。

凱撒正處於事業的關鍵階段。他迫切需要為自己創造一種局麵：在這種局麵中，他的軍事才能可以展示出來，勝利就會接踵而來。隻有這樣，他才有希望在憎恨並恐懼他的羅馬保守寡頭政體中生存下來。在高盧，他看到了自己的機會，公元前59年，他引導參議院製定了一項特別法律，賦予他在山南高盧和伊利裏庫姆一項為期5年的指揮權，隨後他得以將這項權力又延長了5年。於是，為控製局勢，他被準許培養和維持一支堅定效忠於他的龐大戰鬥部隊。他提出此議案的論據之一，是日耳曼的蠻族開始威脅盟國。他說，要麽高盧成為羅馬人的，要麽被日耳曼人占領。日耳曼人對意大利發動攻擊的威脅，在辛布裏人和條頓人之後不到50年，它們如此接近，對羅馬人民來說是一個可怕的前景：於是凱撒得到了指揮權。

對高盧的征服始於公元前58年，完成於公元前51年，盡管在隨後的幾年中，有必要進行幾次清理行動才能將這片從地中海延伸到萊茵河的廣闊領土完全征服。凱撒的戰鬥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公元前58年，他成功地擊退阿利奧維斯塔，並迫使海爾維第人返回家園。接下來的3年裏，是與從布列塔尼到萊茵河的北部周邊地區的部落打交道，公元前55年以兩次具有象征意義的橫渡而告終——穿越英吉利海峽進入不列顛，穿越萊茵河進入日耳曼。經過如此大膽的壯舉之後，羅馬很難不延長對他的任命。第二年，他鞏固了對貝爾加伊族部落的控製權，並對不列顛進行了一次更深入的探索；公元前53年，他專心致力於將自己的立足點擴展到整個萊茵河。至此，軍隊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對付塞納河和萊茵河之間的貝爾吉卡行省部落上，法國的其他地區，除對反叛的布裏多尼人部落發動了一場激烈的戰役之外，都沒有受到影響。然而，在公元前53年，塞納河以南的塞諾尼人和卡爾努特人爆發了動亂；公元前52年，法國大部分中心地區都公開起義，反叛部落在領袖韋辛格托裏克斯富有感召力的領導下，在短期內迅速團結起來。凱撒的處境很嚴峻，但羅馬人再次戰勝了凱爾特人的熱情。在阿萊西亞，韋辛格托裏克斯相當輕率地陷入了凱撒的包圍，在經曆曠日持久的圍攻之後，這一事件以高盧人的投降而告終。接下來的一年裏，在凱撒宣稱“整個高盧現在都已被征服”之前，他隻是簡單地掃清了一些抵抗力量。

公元前1世紀中葉，日耳曼部落向南推進，當時達契亞人的領袖布雷比斯塔正在向西擴展他的權力。正是在這一關鍵時刻，凱撒決定入侵並吞並高盧，直至萊茵河沿岸，以反擊日耳曼民族的南進。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羅馬穿越阿爾卑斯山擴張到多瑙河上遊。

無論以什麽標準來衡量，征服高盧都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僅僅8年時間，一片遼闊的領土就被羅馬人統治，在征服的過程中，凱爾特人的社會製度遭到了破壞。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破壞的規模。公元前56年，在對付反叛的維尼提亞人時，凱撒將所有的長老都處死，把其餘的人都賣為奴隸。他對待比利時北部納爾維人的態度就較為寬容。經過激烈且充滿血腥的戰鬥之後，這個部落原來6萬人的部隊隻有500人幸存下來，600人規模的議會已減少到3人。但是，為了防止這個部落被完全消滅，凱撒鼓勵能夠被找到的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逃到森林和沼澤安全地帶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回到他們的城堡，並發布命令讓鄰近部落不要在其弱勢的時候攻擊他們。阿杜亞都契人就沒有受到如此寬恕了，他們的城堡被圍困和占領。大約有4000人在襲擊中喪生，而其餘的約5.3萬人，凱撒說，“將我在城堡裏所發現的人全部都拍賣”。卡爾努特人受到的對待甚至更為嚴厲，因為他們屠殺了生活在他們中間的羅馬商人。他們在凱納布姆的城堡被圍困，當其被攻陷後，羅馬士兵被鼓勵向全體居民複仇：4萬名男子、婦女和兒童中，除800人以外，其餘的人都被砍死。被圍困的烏克塞洛頓諾鎮的居民略為幸運些，那些攜帶武器對付羅馬人的，被聚集起來切斷了雙手。

8年的戰爭對高盧的許多凱爾特部落來說是災難性的。這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愈合心理上的創傷，崩潰的經濟也才能恢複，這可能是羅馬對高盧事務幹涉甚微的原因之一，直到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才開始全麵重組。

向萊茵河和多瑙河邊境擴張，公元前51年至公元14年

凱撒的活動使得萊茵河以西的歐洲處於羅馬的控製之下，但在其他地方，羅馬對歐洲大陸的控製是微乎其微的。波河流域、伊利裏亞海岸，以及馬其頓和希臘都在羅馬的統治之下，但這仍然隻是以阿爾卑斯山和巴爾幹山脈為界的地中海邊緣，溫帶歐洲以外依然保持著自由。到公元14年奧古斯都的統治結束時，疆界已遠向內陸擴展至多瑙河，隻剩下色雷斯，名義上享有附庸國地位的自由。

我們先前已經知悉，到公元前2世紀中葉，羅馬已經與阿爾卑斯山脈東部的諾裏庫姆王國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和貿易聯係。羅馬的政策是既不幹涉其內政，也不為其提供軍事援助。不可否認，在公元前113年的辛布裏戰爭期間，曾進行過短暫的幹預，但它是未經授權的，當提古林尼人於公元前102年移居諾裏庫姆西南部，博伊人在公元前60年圍困諾裏庫姆王國的首都諾裏亞時，羅馬依然置身事外。

公元前1世紀，諾裏庫姆經濟非常繁榮，其基礎是集約化農業生產、鐵礦開采和加工以及貿易。與鄰近凱爾特部落的商業關係很重要，到了大約公元前70年，一種本地製造的貨幣開始出現在諾裏庫姆南部，以便利國內和國外的交易。有充分證據表明，諾裏庫姆與東方的潘諾尼亞和西方的高盧有貿易往來，但對當地經濟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增強了與羅馬的通商。從南部出發的主要路線，是從阿奎萊亞出發，經過塔利亞門托河流域，到達諾裏庫姆的中心。在毗鄰這條路線的馬格達倫斯堡，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發展起來。馬格達倫斯堡建築群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山頂上的本土奧皮杜姆，另一個是下麵的羅馬貿易僑居地。奧皮杜姆是王國的主要行政中心和王室的住所，正因如此，自然而然成了羅馬商人的關注區域。羅馬人的僑居地是在奧皮杜姆南麵向陽的階地上發展起來的。最早的建築是用木材建造的，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年；但到公元前30年左右，商人的房屋是用石頭建造的，並用壁畫裝飾，這些壁畫的場景是由移民的羅馬藝術家繪製的古典神話。僑居地中心是一個大型的開闊廣場，在那裏可以進行商業事務。在這裏生活和工作的羅馬商人，是大商業“公司”的代表，主要來自阿奎萊亞。和所有的異域商人一樣，他們具有自己文化的外在且明顯的標誌。與羅馬的貿易規模相當可觀，對當地生產起到了刺激作用；它還將羅馬人的生活方式引入當地，幾十年來，當地人越來越接受羅馬的奢華和羅馬的禮儀。

諾裏庫姆以及阿爾卑斯山以北和以東整個地區的未來，都與羅馬領導人的雄心息息相關。凱撒利用時機，在高盧成功解決了對羅馬國家的挑戰。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用生命為自己的抱負付出了代價。隨後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最終以見證屋大維勝利的亞克興戰役而告終。4年後的公元前27年，屋大維，即現在眾所周知的奧古斯都，被確立為羅馬國家的元首。新秩序的建立花費了10年時間，以鞏固其在國內和各行省的權力，但是到了公元前17年，皇帝可以著手向北方和東方擴展他在高盧與德國以及阿爾卑斯山和多瑙河的疆域。

第一個重大收獲，是在公元前15年由德魯蘇斯和提比略取得的。阿爾卑斯山地區的瑞提人和文德利基人，以及多瑙河中遊的斯科迪斯克人被征服了，很可能在這個時候諾裏庫姆也被羅馬吞並了。次年，開始鎮壓達爾馬提亞和潘諾尼亞地區，但直到公元前12年至公元前9年的一次重大攻勢才得以完成。諾裏庫姆並不對羅馬構成真正的威脅，但當時帝國的政策是將疆界向北擴張至萊茵河-多瑙河一線，幾乎不容將這塊飛地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潛在避風港，因此，在羅馬商人的僑居地駐紮了羅馬軍隊。唯一的重大影響，是馬格達倫斯堡變得更加富足：吞並實際上隻是近兩個世紀之前與羅馬建立第一個試探性貿易聯係進程的最後一步。

萊茵河之外，公元前55年至公元16年

對羅馬來說，萊茵河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提供了一條非常有用的邊界線，盡管在某些人看來，這隻是一個臨時的解決方案，而且它標誌著南部的凱爾特人和北部的日耳曼人之間的族群鴻溝。這至少是凱撒所選擇並呈現的觀點，盡管事實上情況更為多變。公元前1世紀中葉，河流兩側的部落非常混雜，不太可能識別出嚴格的族群差異，但沿河邊界的建立，阻止了部落的進一步遷徙。這意味著北部的日耳曼部落，在其零星的南移中別無選擇，隻能集中在河流北側以前由更多不同部落所占據的土地上。因此，羅馬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加劇沿河兩岸族群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通過公元前51年完成的凱撒作品，以及一個半世紀後塔西佗的著述，我們可以窺見日耳曼社會的某些本質。這兩本書都沒有提供一個係統的敘述，但都試圖描繪一幅普遍的日耳曼人生活方式的逸事圖景，以使讀者感到有趣和驚奇。凱撒認為他們的農業並不是特別先進。土地由部落持有，按照既定的每年再分配製度分配給各個宗族。通過這種方式，可以防止因不斷獲取特別肥沃的土地而產生的財富積聚在任何一個群體手中。然而，人們還可以通過在突襲行動中表現出的勇敢行為和領導才能來獲得地位。“日耳曼人，”凱撒說，“聲稱這是對年輕人的良好訓練，可以防止他們變得懶惰。”在公眾集會上酋長宣布了突襲行動，所有那些在這一激動時刻宣告自願跟隨的人，都應該在部隊準備出發時現身，否則他們就會受到部落的嘲笑，喪失所有的威望。這個時代的權力，就像在傳統的凱爾特社會一樣，是由貴族階層掌握的，並由其隨從的規模和他們給予讚助的能力來衡量。是他們組成了部落委員會；隻有在特殊的戰爭時期，貴族成員才會被選舉出來領導聯盟軍隊。

一個半世紀後，到塔西佗寫作之時，社會製度已經發生了變化，至少在最靠近邊界的部落是這樣。可耕地，現在是按照社會地位分配。有兩種類型的領導者被認可，一種是包括貴族階層的從小部分貴族家庭中選出的終身製的國王，另一種是根據軍事中的英勇表現而任命的在困難時期統軍的軍事長官。貴族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全體戰士集會時提交給他們的所遇到的問題：他們似乎無法主動采取行動。這種雙重製度，顯然是為了維持某種社會均衡的表象而發展起來的。但是，一個破壞穩定的主要特征存在於日耳曼社會中，就像在傳統凱爾特社會一樣，即個人吸引忠誠隨從的能力。塔西佗巧妙地總結了這一點：

首領為勝利而戰，追隨者為首領而戰。許多高尚的青年，如果他們的出生部落在長期的和平或不活躍中停滯不前，他們就會故意尋找其他手頭有戰爭的部落。因為日耳曼人對和平沒有任何的興致；在危險中更容易贏得名望，除非借助於暴力和戰爭，否則不能將一大批隨從維係在一起。

他接著說，最無畏的戰士更喜歡戰爭而不是農業，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房屋、家務和田地，都留給婦女、老人和家庭中的弱者去照料”。那時的日耳曼社會與500年前的凱爾特社會非常相似，其威望體係依賴於衝突的維持，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永久的不穩定。

凱撒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3年橫渡萊茵河，並不是一次認真的征服嚐試；公元前38年阿格裏帕發起的一場短暫戰役也不是。在這段時間裏，羅馬人滿足於把這條河發展成一條邊境線，而帝國的事務則由奧古斯都和他的行政人員來整治。到公元前15年，帝國內部的局勢已經足夠穩定，能夠著手實施征服阿爾卑斯地區的行動；到公元前12年，阿爾卑斯地區已經處於羅馬控製下，伊比利亞西北角也已被充分製服，帝國現在能夠從西班牙和阿基塔尼亞撤軍，橫跨萊茵河的新的前沿政策可以著手開始了。

奧古斯都的意圖似乎是使易北河—伏爾塔瓦河—多瑙河成為帝國的永久邊界，但他嚴重誤判了日耳曼人的抵抗力量。對於凱撒來說，侵占高盧相對容易，因為高盧人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發達農業基礎的定居民族，而且現在許多部落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以固定的奧比達城鎮為中心。此外，來自地中海奢侈品的削弱效應，令高盧社會抵抗力減弱。日耳曼人則完全不同：流動性和戰爭是主旨，沒有任何的奧比達；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南方奢侈品滲透到這個地區。通過圍攻它的奧皮杜姆城堡來摧毀一個部落是一回事，而當它的軍隊隻是縮進廣闊的未開墾的防護森林中時，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起初，這一進展對羅馬來說似乎並不算太糟。公元前12年到公元前7年每年的戰役，以及公元4年至公元5年的又一次戰役，使得羅馬對萊茵河到易北河的這一地區有了足夠的控製，將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對波希米亞的征服，這是為易北河和多瑙河規劃的邊界區之間的重要紐帶。對波希米亞的控製，也將為羅馬商人提供一條通往北歐平原和波羅的海的主要貿易線，從那裏可以得到一係列令人滿意的產品。然而，在關鍵時刻，伊利裏庫姆爆發了一場嚴重的叛亂，需要緊急關注：當羅馬軍事行動的主要砝碼集中在應對這一局勢上時，日耳曼部落卻借此機會進行了重組。阿米尼烏斯，精英的一員，曾在羅馬軍隊中擔任騎兵軍官，被選為軍事領袖，效果令人震驚。三支羅馬軍團在條托堡森林深處被殲滅，羅馬軍隊幾乎被趕出。這對羅馬來說是一次毀滅性的逆轉。次年，即公元10年，萊茵河邊界得到了加強，為重新奪回日耳曼領地所有權的新戰役做好了準備，在隨後的幾年裏，羅馬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就，但通曉日耳曼語、在日耳曼打過仗的提比略皇帝最終承認這個族群是難以統治的。在公元16年的最後一次戰役之後，他把羅馬軍隊撤至萊茵河，從而結束了28年徒勞的努力。

然而，有一段發人深省的後記。阿米尼烏斯，正如我們所見，是由他的部落凱魯斯奇選出的戰爭領袖，領導了對羅馬的軍事起義。起義的成功無疑提高了他的威望，從而增加了他的隨從，但他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中也沒有被普遍接受。他的嶽父塞格斯特斯和他的叔叔英吉奧莫魯斯都反對他的政策，並且能夠激發他們自己的、並非無足輕重的隨從來反對他。這就是日耳曼社會中個人貴族的力量，以至於個人野心和反感可以掩蓋整個族群的需要。事實上，人們不禁想弄明白，日耳曼民族所認同的觀點是否更多的是羅馬曆史學家建構的，而非現實。公元19年，在與羅馬人戰鬥了12年之後，阿米尼烏斯突然傾向於暴政。根據塔西佗的說法，羅馬人撤離日耳曼，波希米亞親羅馬的國王馬羅勃杜烏斯倒台，都促使他采取行動企圖獲得王權，但這對那些信奉傳統價值觀的人來說是深惡痛絕的。衝突爆發，最終“阿米尼烏斯死於背叛他的親屬”。這一事件強烈地提醒人們，公元1世紀初的德國社會與近80年前凱爾特高盧的情況相似，當時海爾維第人奧格托裏克斯渴望王權，但受到其人民的製止，他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擴張中的帝國：不列顛和達契亞，公元前60年至公元130年

將不列顛與歐洲大陸分隔開來的英吉利海峽，可能是羅馬擴張的心理障礙，但是對於那些生活在其周圍的人們來說，它是溝通的主要通道。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越過水域彼此交換商品。在公元前一千紀中期，康沃爾郡的錫原料供應引起了地中海商人的注意，在法國南部海岸被羅馬人吞並後不久，古老的大西洋貿易路線因對奴隸和一係列原材料的需求而活躍起來，以換取大量的葡萄酒和各種小飾品。到公元前1世紀中葉，在布列塔尼北部濱海聖塞爾旺，以及索倫特海峽亨吉斯特伯裏角之間，已經建立了一條常規貿易路線。

凱撒對高盧的征服，以及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對不列顛東部的短暫遠征，徹底改變了傳統的貿易模式。羅馬高盧現在距離英吉利海峽隻有幾英裏遠，隨著整個高盧道路交通的改善，沿著大西洋的漫長而危險的海上航線逐漸被廢棄。對於商人而言，使用短途通道前往格索裏阿庫姆（今布洛涅），然後經陸路至索恩河畔沙隆，再沿著河流直達地中海，要比直線麵對比斯開灣便利得多。另一個因素是值得考慮的，在不列顛戰役期間，凱撒與東方的某些部落建立了條約關係，特別是那些占領泰晤士河以北沿海地區的特裏諾文特人。也許，為了確保他們繼續與羅馬保持友誼，他允許他們對跨海峽貿易擁有一些壟斷權。無論如何，凱撒時代政治重新整頓的結果在不列顛是顯而易見的：大西洋貿易迅速減少，與此同時，比利時海岸和泰晤士河以北的不列顛東部的海岸之間，發展起來一個活躍的交易體係。

對羅馬人來說，入侵初期的進展很順利。沿泰晤士河口南側，穿過卡圖維勒尼人和特裏諾萬蒂安人的領土，迅速實現了軍事攻勢，並通過建立兩個附庸國，即北部的愛西尼人王國和南部的阿特萊巴特人王國，促進了政權鞏固。在兩到三年之內，就建立了一個由福斯路連接的軍事區，橫跨杜羅特裏吉人、多布尼人和科利埃爾塔維人的領土，在文明的東南部與仍然野蠻的北部和西部之間形成了一道屏障。克勞狄烏斯和他的顧問們，似乎決定隻占領農業生產發達的東南部地區。貿易基地很快就在軍事區的邊緣發展起來。亨伯河口的南費裏比及其在北費裏比的跨河合作夥伴，促進了貨物往來北部的運輸，而像伍斯特這樣的聚落，則與威爾士邊境地區的群落和遠處更廣闊的山脈相連。

接納羅馬的本土掌權人物，很快就從占領中獲益。沿著南海岸，在尼祿統治時期，存在著許多令人驚訝的富有的羅馬別墅，它們都以新樣式的羅馬風格進行了奢華裝飾。在費施柏尼的其中一座，很可能屬於當地的附庸國王提比略·克勞狄烏斯·科吉杜布努斯，據塔西佗所言，他對羅馬自始至終都非常忠誠，並被賜予額外的土地。到此時，東南部的城市化進程正在迅速展開。殖民地已經在卡木洛杜魯姆（今科爾切斯特）建立起來，維魯拉米翁（今聖奧爾本斯）可能是一個羅馬自治市，倫敦到處都是商人和管理者，較小的地區首府卡萊瓦（今錫爾切斯特）和諾維奧馬格斯（今奇切斯特），正在迅速為自己裝備羅馬城市生活的外部標誌。

威爾士部落的敵對行動、愛西尼族的反抗，以及北部的政治動**很快表明，克勞狄烏斯隻限於東南部範圍的政策代價太高，無法維持。大約在公元70年，他決定完成對整個島嶼的征服——這一政策最終在阿格裏科拉將軍的率領下迅速推進到蘇格蘭，以公元84年格勞庇烏山戰役結束，當地的抵抗被粉碎。

為了誘使一個迄今散居的、原始的、由此有戰鬥傾向的民族，愉快地適應和平與安逸，阿格裏科拉對寺廟、公共廣場和私人宅邸的建造，給予了私人支持和官方援助……從他那裏爭得榮譽，是一種有效的控製。此外，他還對酋長們的兒子進行了人文方麵的培訓……其結果是，人們對拉丁文的厭惡被轉化為一種駕馭它的熱情。同樣地，我們的民族服裝也受到了青睞，托加袍隨處可見。於是，不列顛人逐漸被引導到令人愉悅的舒適設施上——遊樂中心、浴室和豪華宴會。他們談論諸如“文明”這樣的新奇事物，而實際上它們隻是其被奴役的一個特征。

在這一段話中，塔西佗概括了羅馬的征服精神及其帝國主義政策。

克勞狄烏斯也活躍於東方。公元前46年，羅馬最終將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附庸國的色雷斯吞並，力圖將世界上一些組織混亂且不穩定的地區納入更牢固的羅馬控製之下。多瑙河提供了一個合理的邊界，但北部的部落此時開始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主要的反對派重點是達契亞人——一群占領特蘭西瓦尼亞高地、處於喀爾巴阡山脈和特蘭西瓦尼亞山脈封閉山係保護中的廣泛的民族聯盟。他們最早是在布雷比斯塔的領導下嶄露頭角的，在公元前60年，布雷比斯塔率領一支由20萬名戰士組成的軍隊，向西對抗定居在匈牙利的凱爾特部落，並沿多瑙河進入前捷克斯洛伐克。接著向東擴張，吞沒了多瑙河下遊的富饒土地，威脅著黑海沿岸的古城。布雷比斯塔的帝國終成泡影。在公元前1世紀40年代末，他被暗殺，由於國家中心在敵對派係之間分裂，外圍的占領地很快就失去了，但這向羅馬發出了一個警告，即這個未被征服的地區在一個強大領導人的率領下可能構成的潛在威脅。

在奧古斯都當政期間，多瑙河邊界正式確定下來，與北部各部落發展了一條正常的貿易航線。在這一時期，大量的第納裏形式的羅馬銀幣流向北方，毫無疑問，是用來交換奴隸和毛皮。地中海的葡萄酒、油和其他奢侈品也被運往北方。在此期間，達契亞國家也迅速發展起來。精通銀器製作的工匠，正在為上層階級生產一係列商品，高質量的輪製陶器被普遍應用，希臘字母和拉丁字母被用於各種形式的記錄保存。在達契亞領土的中心，在奧拉斯迪山中，薩米色格土沙的奧皮杜姆城堡為國家提供了一個集中點。由於希臘軍事建築的技術，這裏被石頭築成的防禦工事所包圍，大量的居民安全地生活和工作著，因為他們知道通往城市的道路受到一係列戰略堡壘的保護。在薩米色格土沙，人們建造了一座精致的聖殿，其石柱和木柱分別代表著日、季和年，將一年分為12個月，每個月30天；將一個月分為5個星期，每個星期有6天。

公元1世紀80年代初，王國交由一位能幹的年輕貴族戴凱巴路斯掌管，他很快將不同的派係融合為一支強大的戰鬥力量；公元85年，他越過多瑙河，擊敗並殺死了羅馬總督，並橫掃莫西亞行省。羅馬人的初始反應是入侵達契亞。起初，戰鬥對他們不利，但最終，戴凱巴路斯以對達契亞人來說頗為合理的條款進行求和，包括每年從羅馬得到補貼，以及借用一些羅馬工程師。

這一不穩定的和平又維持了10年左右，在此期間，戴凱巴路斯鞏固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但公元98年，圖拉真被提升為羅馬皇帝，使事態迅速變得十分尖銳。達契亞被意識到對羅馬的安全構成了威脅——這一觀點部分基於軍事考慮，但無疑受到達契亞國家所擁有的巨額財富的影響。公元101年，圖拉真行動起來對抗達契亞。戰爭的細節尚不清楚，但第一年的戰役並不果斷。然而，次年，戴凱巴路斯求和，作為條款的一部分，他同意放棄王國的西部地區，同時接受羅馬在他的首府薩米色格土沙駐防。和平一經建立，戴凱巴路斯就開始重新武裝起來，到公元105年，已經強大到足以變為侵略國。羅馬兵營的指揮官被扣為人質，達契亞人橫掃了莫西亞行省。圖拉真的反應僅限於救援該行省，但次年他準備采取主動。羅馬軍隊向薩米色格土沙進軍，包圍了首府。當貴族們飲下毒藥時，戴凱巴路斯逃離並最終自殺了斷。徹底失敗後，很大一部分人口向東遷移，把一片廢棄之地留給了羅馬人。

達契亞因此成為羅馬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外多瑙地區的行省。在距舊都不遠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殖民地——烏爾皮亞-特拉亞納，並促進了其他城鎮的發展。豐富的銀、金和鹽礦藏，得到了迅速而徹底的開采，但達契亞在帝國的邊緣曾經是而且仍然是一個棘手的贅生物，沒有任何的自然分界線，除了長期以來由其控製而形成的。但最終，在作為一個行省的短暫的150年之後，達契亞被遺棄。很可能正是這些東歐人口的流動性，使得羅馬難以維持對它的控製。

羅馬帝國需要源源不斷的原材料和人力供應。其疆界的不斷擴張，使得貴重金屬和其他商品的來源處於其邊界之內，但許多奢侈品位於無法直接到達的蠻族土地上：來自波羅的海沿岸和遙遠北部的琥珀和毛皮；來自東方的絲綢和香料；以及來自更遠處撒哈拉沙漠的黃金。這些東西隻能通過貿易獲得。但是，羅馬對蠻族外圍的最大依賴，在於它需要奴隸來提供維持羅馬體係運轉所需的能量。奴隸貿易的規模是巨大的。據卡西烏斯·狄奧記載，在帝國初期，每年約有25萬名奴隸在公開市場上被轉手，由於這些奴隸是出於納稅目的而記錄的，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實際的交易數量要大得多。據估計，僅在公元前1世紀末的意大利，600萬總人口中就有200萬是奴隸。假設每年的損耗率約為7%，為了維持這個規模，每年需要將14萬名新奴隸投入市場。因此，斯特雷波不經意間說，在得洛斯島的奴隸市場上，每天有1萬名奴隸找到買主並不稀奇，這絕非誇大其詞。

補充奴隸儲備的手段多種多樣。海上劫掠提供了穩定的奴隸來源，當局於是任由其繼續下去，而戰爭也是一個極為有效的方式。倘若我們還能憶起，單單在一次對抗阿杜亞都契人的戰役中，凱撒就把5.3萬名俘虜賣為奴隸，那麽他8年的戰役必定滿足了帝國的大部分需求。但是，隨著大規模的征服戰爭在2世紀初逐漸消失，奴隸的主要來源已經脫離羅馬人的直接控製，這種需求必須通過邊境以外的蠻族中間商來得到滿足。

為了保持鄰近蠻族部落中一定程度的穩定和控製，羅馬製定了一係列措施。可以簡單地用奢侈品或金錢來收買土著貴族，也可以給他們提供特殊的壟斷和保護；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青年可以“養育”在羅馬皇室中，並在適當的時候返回他們的部落，於是他們的舉止要比純正的羅馬人更羅馬化。所有這些方法都經過了試驗和評估，使得羅馬占得了先機。

人們對貿易和交換的實際過程並不十分了解，但古典作家提供了一係列逸事信息，給所運行的體係提供了一些啟示。在凱撒時代，蘇維匯人以好戰著稱，然而他們卻完全願意接納商人到他們的國家，“這樣他們就會有戰利品的購買者，而不是因為他們想進口任何東西”。這可能指的是他們對葡萄酒的厭惡，他們認為葡萄酒使男人變得“女人氣，不能忍受困苦”。羅馬商人的團體定居於日耳曼，這一點毋庸置疑。當時定居於波希米亞的是馬科曼尼人首領馬羅勃杜烏斯，他的反對者在公元18年發現了“來自羅馬行省的商人和隨軍商販，他們先是受到貿易協定的引誘，然後又寄希望於賺更多的錢，於是從他們的不同家園遷往敵人的領土。最終，他們忘記了自己的祖國”。這些人顯然滿足於定居在具有豐厚利益的地方：其他人則更具冒險精神，比如羅馬騎士。在尼祿統治時期，羅馬騎士探索了德國和波羅的海地區，以搜尋野獸進行角鬥表演。他們偶然發現了貿易港口（商業貿易），獲得了大量的琥珀，並將其運回羅馬。商人也並非總是裹足於一方。塔西佗提到了赫爾門杜裏人，他們是“唯一與我們進行貿易的日耳曼人，不隻在河岸上，而且在我們的邊界之內……他們深入自己想去的地方，沒有一個衛兵監督他們”。從這些記載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例子中，我們可以判斷出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貨物易手的一些方法。

在蠻族領地深處，輸入的羅馬奢侈品種類有限，最常見的是與酒飲儀式有關的成套的金屬器皿、桶、甕、罐和圓盤飾。從東部的波蘭一直延伸到北部的瑞典和挪威的一片廣闊的弧線範圍內，已經發現了數百件上述遺物。在這片區域內，有許多奢華的墓葬，裏麵隨葬有成套的奢侈品。這類墓葬以波蘭的盧布索遺址命名，在這裏發現了5座這樣的墓葬。最壯觀的發現之一是來自丹麥洛蘭島上的霍比古墓，可追溯至公元1世紀初。在這裏，死者被安葬於一具木製棺材中，隨葬有他在陰間享受盛宴所需的一切——成塊的烤豬肉，以及一套酒具，包括一個青銅甕、一個罐和一個圓盤飾，一個銀勺、兩個銀杯置於一個青銅托盤上，還有兩個嵌有青銅的角杯。他的個人物品包括青銅的、銀的和金的飾針，金戒指、腰帶配件以及一把刀。顯然，霍比古墓屬於當地的一位貴族成員，他憑借自己的地位，能夠獲得一套最昂貴的羅馬奢侈品，他的宗族隨葬於此，以宣告他們的地位。盧布索墓葬，似乎代表了那種名貴商品經濟，這種經濟是由西哈爾施塔特酋長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見第十章），以及不列顛東部和比利時的貴族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初運行的。

這些墓葬的分布，恰好處於帝國邊界前麵的一片廣闊區域，使帝國邊界免受市場經濟區的侵害，這強烈地表明，這裏實行的較為“過時”的奢侈品經濟形式，可能反映了當地上層階級在促進商品從波羅的海以外的地區向羅馬世界流通時所起的作用。換言之，他們充當中間人，並從中獲益。

在這一貴族墓葬區的東北部，從波蘭北部一直延伸至芬蘭灣，此時可以發現一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製度。能夠確定兩種文化群體：維斯瓦河下遊地區和但澤灣的歐克斯威文化，以及維斯瓦河-奧得河地區的普熱沃斯克文化。人們主要通過墓葬才知曉這些考古學文化的，它們是典型的戰士墓。死者中的大多數都隨葬有他們的劍、盾和馬刺；但也有少數較高地位的人，隨葬有銀製或金製帶鉤。這一戰士群體可能從事的職業，是通過突襲和戰爭，獲取俘虜，然後將其驅趕到羅馬邊境南部，作為奴隸出售。

第一次有記錄表明這個問題日益嚴重，出現在公元162年，當時一個名為卡蒂族的邊境部落試圖向南遷移進入羅馬領土。幾年後，倫巴德人和馬科曼尼人橫渡多瑙河進入外多瑙地區的匈牙利；隨後在公元167年，馬科曼尼人、誇德人和埃阿熱格人展開了更大規模的遷徙，他們設法成功到達了亞得裏亞海角，包圍了阿奎萊亞。這些事件，以及羅馬在公元166年至180年為阻止人口流動而發動的馬科曼尼戰爭，標誌著在3個世紀內摧毀帝國的移民潮的開始（見第十三章）。

我們已經看到，在整個公元前第一千紀一直到公元後一千紀的兩千年裏，北歐平原的定居模式都呈現出顯著的連續性。在北海地區，從荷蘭到丹麥，人們可以認識到羅馬的臨近對發展中的定居模式的影響。臨近北海將確保這裏的人群能輕鬆保持與南方商人的貿易往來，而不必考慮民族進一步向內陸的遷移會造成什麽樣的混亂影響。這種貿易的強度，最明顯地體現在大量小飾品和陶器上，譬如薩摩斯陶器，從公元1世紀到3世紀，它們以自己的方式進入了北歐沿海地區的村莊。綜觀聚落本身，可以發現兩種趨勢：生產的集約化和等級化。在羅馬時代之前，經濟似乎是以自給自足的生產為基礎的，幾乎不需要參與複雜的長途貿易模式；沒有生產大量盈餘的企圖，因此，基於生產壟斷的財富和聲望在考古材料中是無法識別的。然而，受羅馬影響的市場的發展，某些本地商品增值並提供了一係列較低價值的外來物品作為交換，這為社會和經濟變革提供了動力。

最顯而易見的，是對地方專業化生產的日益重視。在下薩克森州的弗勒格爾恩村落，作坊的數量開始增加，特別是從公元3世紀初開始，有證據表明，金屬加工和可能的皮革加工的規模正在擴大。在更北部的日德蘭半島的德倫斯特德，鐵的生產量遠遠超出當地人群的需求，而且附近的丹基爾克村落發現了奢侈品遺存，包括玻璃製品和鉛鑄塊，這些都表明當地貿易水平有所提高。在這種生產集約化的同時，有可能辨別出農莊中出現的顯著規模差異。例如，在不來梅港附近的菲德森-沃爾德，從2世紀起出現了一個規模和中心位置有別於其他建築獨立的建築，它的地位進一步體現在大量的青銅器皿、珠子和薩摩斯陶器等羅馬進口商品的聚斂上。據推測，這裏大概是村落頭人的宅地。

最後，我們必須轉向羅馬世界的西端——不列顛群島。到公元84年，尤利烏斯·阿格裏科拉所領導的戰役，將遠至北部格蘭扁山脈山麓丘陵地帶的整個不列顛，劃入了羅馬政權統治之下。在格勞庇烏山與卡爾加庫斯領導的不列顛軍隊進行的最後一場大戰，是一場實力懸殊的事件。不列顛人的武裝很陳舊：雙輪戰車仍在使用，這種技術已在高盧廢棄了近200年，而他們的長而鈍的劍，在與手持尖利短劍的羅馬軍隊近距離肉搏中幾乎毫無價值。這場交戰，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1萬名不列顛人遭到360名羅馬人屠殺的潰敗（或者，是塔西佗想讓我們相信是這樣的）。但是蘇格蘭沒有被長期控製，到2世紀初，橫跨泰恩河-索爾韋地峽的邊界線已經建立，後來被稱為哈德良長城；對於其他占領區，帝國邊界在此處及沿著克萊德河和福斯灣一線的前沿位置之間波動。

在這個廣闊的邊疆地區內外，土著部落繼續發展，幾乎沒有受到羅馬的影響。自由蘇格蘭的生產能力極為有限，盡管一些古老的山堡充當了生產和交換集中的部落中心，但很少的貿易發展都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西部和北部的群落，直至設得蘭群島，仍然分散在孤立的聚落中，占據著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使用的地點，使用並有時修整已有的建築。正是這些完全不同的北方部落，他們聚集在一起，組成了一個自由聯盟，名為皮克特人，即“刺花文身的民族”，意指在身體上裝飾的悠久傳統。從3世紀開始，皮克特人成為來自不列顛日益嚴重的威脅，並最終導致羅馬在該島的統治被摧毀。

公元82年，阿格裏科拉站立在蘇格蘭西海岸，眺望著愛爾蘭。“我經常聽到阿格裏科拉說，”塔西佗寫道，“隻要一個軍團和一些輔助人員，愛爾蘭就可以被入侵和征服。這將是一個優勢，特別是在平定英國的時候，如果到處都能看到羅馬人的武裝，獨立領主們就會被從地圖上抹去。”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動，愛爾蘭仍然是凱爾特社會中唯一免於羅馬奴役的地區。一些商人穿過愛爾蘭海，到達都柏林灣海港和科克港，他們帶來了許多小型飾品、相當多的奢華的薩摩斯陶器和一些青銅器皿；作為回報，他們獲得了奴隸、獸皮和著名的愛爾蘭獵犬，但他們的影響似乎微乎其微。凱爾特人一直將愛爾蘭作為大西洋地區特色的捍衛家園持續建設，豐富的口頭傳說繼續流傳，遠古的法律法規繼續製約著人民的行為。因此，凱爾特人的社會就這樣設法生存了下來，幾乎沒有變化地貫穿了這一羅馬穿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