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的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達契亞人2

麵對先是馬其頓人、後是凱爾特人的進攻，當地的色雷斯人似乎已經盡可能多地埋藏了他們的貴重物品——在保加利亞的西北部和中北部，陸續發現了許多窖藏的公元前4世紀的銀製裝飾品。這個地區尚存的凱爾特突襲時期的銀器藝術品之一，是在本地製造的貢德斯初普大釜。在日德蘭半島發現的這個謎一樣的大釜，在許多方麵都囊括了我們理解色雷斯人、達契亞人和斯基泰人社會的全部問題。簡言之，這些社會並沒有牢固的界限。一方麵，它們存在於一個發展中的世界體係中，具有許多共同的要素和較長的存續時間範圍；另一方麵，它們是由眾多小型的、地方性的、短暫的文化群體組成，在這些文化群體中，這些要素被賦予了含義。

在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的某段時間，擁有製造精美大釜技術的通常是色雷斯人。大釜上麵描繪的一些形象，譬如戴著鳥類頂飾頭盔的戰士，發現於特蘭西瓦尼亞的西約姆麥斯蒂地區的凱爾特人墓葬，看起來像凱爾特人；另一些則是源於希臘和伊朗神話的海豚騎士和屠牛者；還有一些來自印度，包括拉克西米女神、訶利帝鬼子母神，轉輪聖王或“宇宙之君主”，以及坦陀羅瑜伽坐姿的頭上長角的人物。後者，根據大釜的圖式語法以陰陽人呈現，一手持蛇，一手握著一個金屬項圈，頭上長著角——這些符號很可能分別象征著對男性、女性和動物領域的權力。坦陀羅瑜伽促進了草原薩滿教的發展，薩滿們通過藥物和酒精來獲得對宇宙的支配權，並經由特殊的姿勢來引導性能量；佛教和耆那教的傳統與之背道而馳，是要成為獨身者、禁欲者和有讀寫能力的人。從主題上說，大釜與影響草原軸線的東部悠久曆史融為了一體。在公元前300年以前，這主要來自伊朗、西伯利亞和中國，之後則更多地來自塞種人地區和印度（有關印度女神的描述，出現在薩爾馬提亞人的銀製工藝品中，以及烏拉爾語“二疊紀”動物風格中，它們從那裏傳至芬蘭）。大釜很可能是被突襲的日耳曼人也可能是凶殘的辛布裏人作為戰利品帶到北方的，這些辛布裏人最終定居在日德蘭半島（希默蘭）地區，那裏留存著他們的名字和大釜。

在大西洋和歐洲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印度象和神的繪畫，還有中國絲綢（也被發現於黑海潘提卡派翁的一個墓地中）的存在，使我們充分意識到：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歐亞大陸北部的族群活動超越了不同的帝國邊界，他們相互之間的聯係遠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緊密得多。在大草原上，到公元前200年，薩爾馬提亞人取代斯基泰人成為占統治者。薩爾馬提亞人，被大多數古典作者與希羅多德的召羅馬提亞人混為一談。盡管這些單詞可能是同名變體，但與之相關的考古學文化卻並非如此。在考古學上，最初的薩爾馬提亞文化通常被確定為普羅霍羅夫卡文化，它在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從南部的烏拉爾山脈進入伏爾加河下遊地區，然後進入本廷大草原北部。在這一遷徙過程中，薩爾馬提亞人似乎已經壯大並分裂成幾個群體——阿拉尼人（或阿蘭人）、奧爾西人、羅克索拉尼人和埃阿熱格人。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4世紀，考古學文化群體與這些族群類屬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我們尚不知曉（蘇斯利和切爾尼亞科夫文化，似乎一直都是薩爾馬提亞人的文化；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穆列什和蒂薩河上的墓葬，很可能是埃阿熱格人或羅克索拉尼人的）。東部的事件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薩爾馬提亞人向西擴張。約公元前176年，據中國曆史學家司馬遷所言，匈奴人擊敗了月氏人（或吐火羅人）；在公元前1世紀，他們擴張至南部的烏拉爾和伏爾加河地區。

達契亞國家及其劫後餘生

公元前2世紀，羅馬人征服了南部的馬其頓；公元前1世紀，北部的達契亞國家崛起，從而在東南歐重新實施了一些曆史上令人滿意的製度措施。公元前60年，特蘭西瓦尼亞的凱爾特人（博伊人和海爾維第人）被布雷比斯塔王擊敗，並被迫向西遷移（後來卷入對曼興的破壞，參閱第十章）。布雷比斯塔似乎在公元前62年與一個叫德凱尼烏的祭司（即我們的主要資料來源者——公元6世紀的約爾丹，他保存了幾位早期作者的部分著作，本例中為狄奧·克裏索斯托）聯盟，借此鞏固了他的權力。布雷比斯塔-德凱尼烏的聯盟合作，將包括蓋特人、達契亞人和布裏人在內的四五個較小的群體聚集在一起，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足以威脅羅馬的山間國家。

在達契亞國家，社會分層並非像早期的部落酋長製那樣主要以親屬關係為基礎，而是與中央集權經濟特別是宗教權力有關。克賴頓在他的《蓋特史》一書中寫道，“蓋特國王通過詭詐和魔法，將對神的恐懼與和諧強加給他的臣民，並享有崇高的地位”。祭司和國王（然而後者最終更強大）聯合執政的理念，可能與西徐亞國王的斯基泰人血緣關係有關（如同德魯伊教國王或瑜伽修行者轉輪聖王一樣，這似乎已經形成了當時歐亞大陸北部共同體的一部分）。達契亞人的一個特殊階層——貌似為祭司身份，被描述為“雲上行者”或“煙行者”，該名稱可能暗示了大麻的使用（大麻在色雷斯廣泛種植）。達契亞祭司是素食者和獨身主義者，這種宗教可能完全源於當地，撒爾莫克西斯的不朽一神論可能是這個宗教的先驅之一；而像達契亞人的山頂聖殿在公元前4世紀就已經在色雷斯南部的羅多彼山脈中預演。但此時也有許多潛在的外部影響力——佛教、猶太教，它們剛剛傳至克裏米亞的博斯普魯斯王國，還有在希臘化的南部色雷斯城市的埃及宗教。無論達契亞宗教的確切形式是什麽，它顯然都對羅馬征服者構成了強大的威脅，羅馬占領者有係統地將廟宇夷為平地，僅留下柱基。

達契亞人的墓葬不易辨認。除在庫吉爾發現的一座帶有豐富隨葬品的孤獨的武士墓葬外，它們在考古學上似乎是作為“奧斯特裏納”火葬遺址而存在的——一個桶狀的坑，裏麵有人體骨骼，其中大約有15具已在定居點得到確認。這種證據與一種新的宗教儀式的形式相吻合（在某些方麵可以與同時代的花剌子模國的拜火教習俗相提並論，它與大夏王國的佛教相似，包括將屍體暴露和將屍骨移至骨罐中）。沒有任何可以將物品與特定個體聯係在一起的埋葬證據。就考古學而言，我們對達契亞社會中男女的相對地位幾乎一無所知。古典作家和圖拉真凱旋柱上的描繪，都表明了男性在軍事和宗教方麵占主導地位。

盡管達契亞國家發展了國教、紀念性的建築、中央存儲設施、貨幣，以及對廣闊而多樣的領土的控製權，但它既沒有可識別的城市，也沒有文獻記錄，而這兩個特征都是我們認為會伴隨著這種中央集權的發展而來的。有關達契亞人的文字是可以找到的（公元前5世紀，它以金屬製品上銘文的形式開始傳播到色雷斯）；他們選擇不采用這種方式進行交流或記賬，這表明他們擁有自己的適當方法（1000多年以後的蒙古人也是如此）。

達契亞國家的內部經濟是如何運作的，目前我們尚不清楚，但其中央意識形態顯然很重要。布雷比斯塔-德凱尼烏的領導層強令戒酒，導致葡萄園被拆毀。低地糧食都被集中於高地堡壘的糧倉裏，這些儲地本身與在費爾吉勒-比爾塞斯蒂文化時期就已初具規模的高海拔區的專業高地畜牧業經濟區相連。達契亞國家很可能在其高地中心實際上是城市化的，雖然是以分散的方式存在。因為在奧拉斯迪山的薩米色格土沙周圍，發現有高密度的堡壘和聖壇，這些地方與小山頂的車道（或普萊烏裏）網絡以及之間的露天聚落和山坡上的小型單人排屋相連接。公元106年，羅馬人摧毀了這座建築群，並聲稱他們在一個窖藏裏掠奪了16.5萬噸黃金和30萬噸白銀[2]。盡管根據達契亞人對阿普塞尼山貴金屬的大規模開采（以及來自國外的貿易款項和貢品）來看，這一數額或許是可信的，但它們集中在一個地點表明，貴金屬的流通受到中央的控製。

達契亞國家的外部經濟學令人費解。波利比奧斯在公元前2世紀的著作中記載了三種主要的黑海出口商品：牛、奴隸和穀物，為此還進口了其他穀物、橄欖油和葡萄酒。正如我們所見，其中大部分是通過諸如皮斯庫-克拉薩尼之類的河岸貿易站到達特蘭西瓦尼亞的。但是，在布雷比斯塔王掌權的時候，皮斯庫-克拉薩尼被遺棄了，達契亞國王攻擊並部分摧毀了黑海的奧爾比亞、提拉斯和希斯特裏亞殖民地。這表明，布雷比斯塔王首先試圖削減殖民地的權力，還有作為其主要貿易夥伴的薩爾馬提亞人領主的權力；新近主張禁酒的達契亞不需要葡萄酒，但它確實需要多瑙河和龐塔斯北部的穀物（以及軍事安全）。其次，黑海貿易網的切斷表明，達契亞的主要經濟聯係肯定已經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錢幣窖藏遺存表明該聯係是向南延伸的，從中部的多瑙河流域（最近從斯科迪斯克人那裏獲得）直到達爾馬提亞海岸，以及阿波洛尼亞和第拉奇烏姆的殖民地，正好穿過出自羅馬的亞得裏亞海。奴隸似乎是這個方向上最有可能的出口品，並且是用在這些城鎮鑄造的四德拉克馬銀幣來支付的。

達契亞國家似乎實行內部現金經濟。目前已知的90多座錢幣窖藏，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31年，其中包含2.5萬多枚羅馬共和國第納裏，以及它們的本地鑄造版本。除鑄幣外，達契亞人似乎沒有進口任何實質上由耐用材料製成的東西。那時人們所具有的消費能力足以進口各種奢侈品，但至少根據現有的證據，他們似乎既是文化上的孤立主義者，也是軍事上的擴張主義者，同時也允許一定數量的有利可圖的“直通”貿易。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1世紀的薩爾馬提亞墓葬，往往發現含有意大利青銅器，它們是通過達契亞-亞得裏亞海貿易通道抵達的。

布雷比斯塔似乎是一位與凱撒、阿利奧維斯塔（見第十章）或米特拉達梯·攸巴托（本都王國的國王）同等聲望的軍事領袖。凱撒原本計劃對他發起進攻，但在公元前44年，這兩位領導人都被暗殺。我們對接下來大約一百年在達契亞發生的事件知之甚少，這個國家似乎已經四分五裂。但突然之間，在公元1世紀後期，她在一位新的國王戴凱巴路斯的領導下重新崛起。我們僅詳細了解這一時期羅馬人開展的反對戴凱巴路斯執政的達契亞人的運動，但它並沒有進一步使我們領悟到這一主要強國的社會構成、宗教或經濟。公元105年至107年，戰爭取得了勝利，羅馬的達契亞行省建立。

公元2世紀和3世紀東南歐的族群關係，以及考古學和曆史之間的相關性，都是混亂的，以至於已知情況看來好像更為複雜。達契亞國家的毀滅與薩爾馬提亞墓葬的財富和社會分化的突然增加，以及薩爾馬提亞人向森林草原區的擴張有關。達契亞人繼續生活在羅馬帝國之外的喀爾巴阡山脈北部和摩爾達維亞，在考古學上與一個稱為“卡爾皮人”的族群有關——這個群體以其豐富的兒童墓葬著稱（可回顧公元前6世紀費爾吉勒的兒童墓地）。公元117年之後，羅馬隻對多瑙河下遊盆地的草原地區行使名義上的控製權；直到公元275年，由於阿勒曼尼人、高斯人、汪達爾人以及其他族群對帝國的潮水般襲擊，幾乎耗盡薩爾馬提亞人的兵力，羅馬也完全失去了控製權。公元293年，戴克裏先大帝在仍受羅馬控製的多布魯詹沿海地帶建立了一個單獨的錫西厄行省，將色雷斯教區和東部轄區並入其中。但是，這一新的省份很快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哥提亞的一部分（見第十三章）。

民族遺產

歐洲東南部和俄羅斯南部現代社會發酵的許多因素，都是在我們所回顧的這一時期匯集起來的。從中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時期（甚至更早），不同的民族在歐洲共存，雖然這一點很明確，但東南歐鐵器時代互動的多樣性和強度，為我們描繪出多民族興起的早期圖景。希臘的殖民化使動態的社會經濟體係更加複雜。（公元前7世紀希臘殖民者表麵上的後裔——龐塔斯的希臘人，仍然講希臘語，有著獨特的體質特征，直到最近才被驅逐到斯大林統治下的中亞；後來又逐步返回，但不是返回黑海沿岸，而是返回希臘。）

在色雷斯和錫西厄地區，利益集團的互動變得激烈、多麵和易變。在城市環境中，人們可能期望看到一種隨和的世界大同主義的興起，能夠消除人們之間的差異（在哈利卡納蘇斯，通用語和普通法法典都是必要的，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但是在草原上，隨著一些群體幾乎可以不受限製地行動，而另一些群體則進行季節性的遷移，還有一些定居在易受影響的河穀和高地，這種差異性使得個體對身份的需求變得至關重要。族群問題變得很明顯，並被密集地編印在佩戴和攜帶的手工製品中，而不再體現在家用陶器上。

某些族群的身份是持久的，如黑海的希臘人；其他族群，譬如好戰的草原精英，似乎變化非常之快，以至於以古典作家的民族誌為代表的傳統文本編纂方法所提供的解析度，並不能用固定的身份標簽將他們集中表述。草原遊牧部落的組成本來就不穩定，其種族名稱幾乎隨著個別領導人來去的速度而變化。然而，如同我們先前指出的蒙古族人的“拜安達”，他們的習俗在時間上似乎有很大的連續性。對於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普什圖人統治者的葬禮，必須征得城市當局的許可，才能用馬車將國王的屍體運到其臣服的屬地周圍，越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邊界，以一種我們所憶起的希羅多德所描述的方式來處理。對此，我們可能會認為，斯基泰人和普什圖人是完全一樣的社會類型，與草原毗連，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史前時期。現代地緣政治邊界，與歐洲各國民族的實際分布不符，他們也無法嚴格按照國界來分布。是定居的人、城市的人和有文化的人，將明確的邊界強加給牧民、遊牧者和旅行者。後者發現，他們現在需要得到許可才能露營，才能把獸群從A地趕到B地，才能收集柴火以及捕捉野兔。權力的天平已經傾斜。

遊牧民族精英對喀爾巴阡山脈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在該地區非凡的民族複雜性和迷人的精神生活方麵留下了痕跡。因此，當我們談到族群認同時，我們必須首先要仔細思考現實中存在的多重身份認同。東南歐的曆史一直是名稱和職業、基因和遺傳的融合聯結，在這裏，除非是神話中的族群認同行為，否則無法追溯一條民族血統線。保加利亞的史前史通常是根據單一的、同質的民族——色雷斯人，來書寫的；而對於多瑙河以北的羅馬尼亞，史前史學家們則是根據民族對比，以及通過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鐵腕的長期統治，描述了一個不同的但同樣單一的色雷斯人種群，即將現代羅馬尼亞人的祖先追溯為達契亞-蓋塔人的精神曆程。然而，無論是今天還是過去，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同質的族群構成。“在特蘭西瓦尼亞的人口中，有四個不同的民族：南部的撒克遜人；與這些人口混合在一起的瓦拉幾亞人，他們是達契亞人的後裔；西部的馬紮爾人；東部和北部的塞克勒人。我要加入後者，他們自稱是阿提拉和匈奴的後裔。”喬納森·哈克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布拉姆·斯托克，《德拉庫拉》）。事實上，在當今的羅馬尼亞，至少有12個文化背景各異的主要民族群體在共同生活。當然，他們包括：淘金者和工匠——色雷斯金屬加工傳統繼承者；擁有印度拉迦曲、助產術、占卜術和精明的討價還價交易技巧的錫格納人（卡爾德拉什人和其他的“吉普賽人”）。

正是人群和人群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而不是其族群名稱的變化，才導致了新的社會形式的出現。鐵器時代發生在色雷斯、達契亞和錫西厄地區的經濟、政治和（也許是最顯著的）宗教，以及精神方麵的激烈互動，在特蘭西瓦尼亞的民間傳統中得到了保留。因此，“世界上每一種已知的迷信都聚集在喀爾巴阡山脈的馬蹄鐵中，就好像它是某種富有想象力的旋渦中心”。

[1] 應為公元前9世紀下半葉。——編者注

[2] 原文如此，疑為筆誤。——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