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的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達契亞人
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
作家和發掘者
如果我們尋找達契亞人的起源，一個非凡的無文字國家的創造者，其精神中心位於薩米色格土沙的圓形聖殿，受到喀爾巴阡山脈弧形棱堡的保護，那麽我們就必須找尋他們的祖先——多瑙河平原上的色雷斯人，以及彌爾頓筆下的撒旦。我們的目光必須更進一步，搜索“越過本都，以及梅奧蒂斯湖，直到較遠的鄂畢河”的土地（《失樂園》）。錫西厄地區——大草原的經脈線，從瓦拉幾亞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南部。這片廣袤土地上的史前民族的確可能討魔鬼喜歡，因為據希羅多德等希臘作家所述，這裏有狼人、**被切除的女戰士、食人族、易裝癖的薩滿，以及用頭蓋骨喝酒的獵頭部落成員，他們都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戰爭狀態中。貴族墓葬被填充的護衛者圍繞，他們以一種最冒犯英國情感的方式騎在經過類似處理的馬身上。令人驚訝的是，現代考古發現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希羅多德的描述。當然，通過考古學獲得的對過去的了解，在本質上與從曆史文獻中得到的認識有很大不同。擁有這兩種證據既是恩賜，也是挑戰。
草原及其過渡地帶，包含了許多現代國家地區。在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摩爾達維亞、烏克蘭、俄羅斯南部、格魯吉亞，以及遠東地區進行的考古工作質量參差不齊，但材料的數量非常巨大。再結合古典作家們時常敏銳的觀察力，我們應當能夠重建一幅詳盡、全麵和可靠的圖景，描繪出龐塔斯（黑海）沿岸地區鐵器時代希臘殖民社會的許多方麵。
由於公元前一千紀隻是在某些而非所有社會中存在著曆史記錄，因此這一時期通常被稱為“原史時期”而不是史前時期。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發表了他的史學名著《曆史》，就無文字社會的描述而言，他是我們有幸知道的古典作家中最能提供參考信息的一位；但是對於他的敘述可信度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許多學者與修昔底德一樣，將希羅多德塑造成“謊言之父”的角色，或者根據更複雜的文學批評理論，將他的故事刻畫成主要是希臘思想和希臘範疇的體現，而不是對今天仍然有效的客觀現實的反思。古典學者弗朗索瓦·哈托格就希羅多德的“斯基泰人”進行了最為雄辯的解讀，他將其稱為“想象中的斯基泰人”。
大多數考古學家對希羅多德的解讀敏感度要低得多。曆史人物和事件的編年史，使得原史考古學具有專製性。考古學文化及文化群體對古代文獻中所描述的民族，如色雷斯人、達契亞人和斯基泰人進行了不加批判的認同（而發掘的結果相應地不允許對文獻提供的整體概念框架提出質疑）。在東南歐和蘇聯的學術界，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傾向，即使用片麵和簡單化的解讀來證明某些解釋的合理性，並且往往將非常小的考古學上認可的物質文化群體與希羅多德著作中僅出現過一兩次的名稱聯係起來。對於東西方學者來說，關於政治和軍事事件的描述被認為是希羅多德對該地區曆史的最重要貢獻。然而，隻有在我們轉向社會問題時，希羅多德才最能幫助我們。因為對於性別、遺傳、家庭和親屬關係結構、特定的宗教信仰，以及種族認同等問題，僅憑獨立的考古發現是最難以解答的。如果對《曆史》這本書認真加以使用，作者提供的信息將是無價的。
在東南歐，史前時期大約在公元前500年漸近尾聲，但這一時期的史前文化同樣也被歸類為無文字的歐洲“野蠻人”民族（希臘人之所以被如此稱呼，是因為其奇怪而含糊不清的語言）。這些社會群體之間有兩種區別，一種是概念上的，另一種是地緣政治上的。概念上的區別在於，對於歐洲蠻族，我們可以舉出具體名字，談論的是歐洲史前民族而不是文化。地緣政治的差異是，從這一時期起，歐洲無文字的民族與城市文明的力量廣泛地處於不對稱且日益加強的“中心-邊緣”關係中。這些文明，特別是波斯、希臘和羅馬的文明，有著本質上不同的社會組織——國家。其中的關鍵因素可能是讀寫能力和貨幣製度。這些因素使得先進的會計和信貸設施得以發展，有關財產和繼承方麵的法典得以製定，並為擁有良好通信係統的專業軍隊提供了後勤基礎。
按照傳統定義，從公元前800年至公元300年的時期跨越了史前時期和曆史時期。對於公元前一千紀早期階段，我們必須主要依靠考古材料。而對其以後的世紀，有許多文獻可供使用，而且範圍很廣，從早期的赫西奧德和荷馬的詩歌，到公元前5世紀偉大的希羅多德著作、修昔底德以及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以下簡稱“希波克拉底”），再到希臘文化、古羅馬，以及中世紀早期的曆史學家、評論家著作和抄本。
體質人類學和語言人類學的資料也是可用的。歐亞草原是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體質類型的交匯地帶，並且草原種群之間存在著許多地區性的體質差異。其中一些差異可能是文化而非繁殖的結果。希波克拉底將一些草原種群描述為“頭顱長的人”：“孩子一出生，他們就用手重塑其頭部，而此時頭部仍然柔軟，且身體也纖弱，用繃帶和合適的器具迫使其增加長度。”這種細長的頭部後來在匈奴人中成了社交禮節上所必需的。希羅多德形容蓋洛諾斯鎮的居民有著明顯的藍眼睛和紅頭發——這可能純屬遺傳特征。如果沒有對所有相關因素的精確控製，那麽通過測量頭骨來識別種群之間的遺傳學差異將十分困難。然而，可以根據文化和（或）遺傳的差異，從考古材料中對特定地區的新的或侵入性的人群進行令人信服的鑒定。
關於草原部落所講的語言，這一問題很棘手。幸存下來的隻是一些專有名稱和不多的其他詞語。伊朗語和色雷斯語當然是通用的，但可能與其他較小語係的語言共存。語言是種族的核心，根據傾向也有可能成為文化接觸的障礙。當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遇見亞馬遜族女戰士時，“男人無法了解女人的語言，但女人們卻學會了男人們的講話”。關於定居在烏拉爾山脈歐洲一側的禿頭族，希羅多德這樣講道，“斯基泰人開始接觸這些人時，通過7名口譯者、借助7種語言與之進行交易”——這可能是一種詩意的表述，但這是考古學上定義的“二疊紀人類”的地區，他們講的可能是一種非印歐語係的芬烏語係，與斯基泰人的語言截然不同。希羅多德提到的草原北部的其他各民族，一定也包括講斯拉夫語和波羅的語族的祖先。
19世紀的語言學者認為，色雷斯人是印歐語係的創始者。現在從事實或概念的角度來看，這一觀點都不再有意義。關於印歐語係和種族的爭論，既複雜又具有爭議性。根據地名和其他證據，我們所能說的是，在公元前一千紀至少有一種主要且獨特的印歐語係（可能分為兩種主要方言：“色雷斯-莫西亞語”和“色雷斯-伊利裏亞語”）在色雷斯使用。盡管如此，東歐學者基於語言推理的簡化方法，使用“色雷斯語”一詞來描述公元前三千紀甚至更早的考古學文化，而在這種堅定的認同之前還有很長的時間。
新金屬，新風格
令人困惑的是，“鐵器時代”一詞被不同的學者群體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被按照時間順序和（或）社會以及（或）技術意義來使用。因此，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的過渡日期是一個約定和分歧的問題。在歐洲，可以說它最早出現在希臘，因為鐵開始取代青銅作為基本工具大約是在公元前1000年。在3個世紀後的中歐和東歐，鐵得到了充分利用，這大致與希臘對沿海地區的殖民統治以及與內地人民發展奴隸奢侈品貿易的時期相吻合。因此，對於東南歐而言，鐵器時代指的是從公元前700年左右到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1世紀羅馬擴張的時期。它標誌著一種重大的社會調整，這與歐洲其他地區的發展同步進行（見第十章）。
要想理解這一變化帶來了什麽，我們必須首先查看考古學證據，以了解在希臘殖民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海岸地區之前所存在的社會。正如我們在第七章看到的，在東南歐的青銅時代社會有一些貿易商與北歐和愛琴海地區保持著聯係。為換取他們製造青銅所需的錫，大多數人群不得不進行長途貿易。整個東南歐的情況都是如此，除南斯拉夫東部的一些小礦外，因為這些地區本身沒有錫礦，隻能從波希米亞、土耳其或烏拉爾獲得。到公元前二千紀中期，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金屬——鐵，它不需要合金流程，並且在歐洲很多地方都有當地的供應。
鐵似乎是在一開始冶煉某種天然含鐵量高的銅礦石時無意中產生的。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北部（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脈）和格魯吉亞的高加索山脈，鐵的生產似乎始於公元前1700年左右，接近冶金業顯著創新時期即將結束時，這在歐亞大陸的廣闊地區都可以觀察到。公元前二千紀早期的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即在相隔甚遠的森林草原墓地中的當地墓葬中發現的，具有異域風情的華麗墓葬，很可能表明了流動軍事精英的出現。這些墓葬含有展示創新金屬加工技術的人工製品，它們先於南部草原邊界出現的專門青銅製品，以及隨後在整個大草原上使用馬和戰車的精銳產生大規模聯係時期（安德羅諾沃文化）。因此，盡管鐵的發現可能與黑海東部和西部不相關聯，但對新武器類型的開發和區域間聯係的擴大創造了條件，使高加索山脈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有可能直接傳遞有關這種新金屬的信息。
根據目前（當然是不完善）的證據，在公元前1100年之前（例如，拉普斯的蘇丘德蘇斯文化遺址，東歐考古學家習慣上將鐵器時代的開始確定為這一日期）很少使用鐵。此後，直到公元前750年左右（“哈爾施塔特B階段”時期結束），它的製造量似乎有所增加，盡管總是隨著青銅生產的波動而波動，而且從未用於任何非常新穎的用途：鐵製品通常是更普通的青銅製品的仿製品。從大約公元前750年開始，我們可以觀察到鐵的激增，這與新礦源的開采，以及新的特別是含鐵的人工製品類型的發展有關。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在這通力使用鐵器的千年序幕中，我們可以察覺到一種深厚的保守性。青銅匠可能是通過客戶關係的紐帶來運作的，他們的領主是錫供應的世襲控製者。要使鐵器站穩腳跟，不僅必須用鍛造技術取代占主導地位的合金工藝和鑄造技術，而且必須對社會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在這種被戴維·克拉克稱為“去部落化”的重新定位中，舊秩序從此喪失了對製造業繼而是社會的控製權；工匠與特定部落群體或家族的聯係變得不那麽緊密；人的社會地位也變成了一種更可以努力爭取而不是被賦予的東西。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總體趨勢就會發現，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100年，首先是陶器裝飾類型的區域差異在逐漸減小，進而到任何類型的陶器紋飾差異全無。到公元前8世紀，從多瑙河下遊平原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和特蘭西瓦尼亞部分地區的廣大區域，都使用了規格相當統一的彩陶。這種陶器是在被統稱為“巴薩拉比文化”的低地農業聚落發現的。在摩爾達維亞和烏克蘭森林草原的廣大區域，也出現了類似的陶器類型同質化現象，即所謂的“戈利格拉迪”（或“霍利赫拉迪”）和“索爾達內斯蒂-色雷斯文化”，以及更東部的“切爾諾萊斯文化”類型。
這些大型陶器“文化”，取代了青銅時代晚期極為多樣且極具吸引力的地域陶器類型（見第九章），並被視為更大社會形態出現的象征。然而，沒有確實的證據支持這種觀點。聚落與之前時代有很大的連續性，並且類型相似：主要是開放式的，偶爾有戰略性的防禦場地（譬如多布羅加的巴巴達格或喀爾巴阡山脈的塞爾納圖德蘇斯）。直到公元前8世紀中葉，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墓葬具有顯著的競爭性表象，火葬和土葬的墓地在個人墓葬之間還沒有顯示出差別。這種觀測數據與持久定居的小規模酋邦的大致情況是一致的，在酋邦中，地位是通過繼承得到的，不需要大肆宣告。
因此，巴薩拉比文化可能標誌著一種緩慢趨勢的開始，即不再通過本地生產的且相對固定的獨特陶器裝飾紋案來標識種族差異。這與人們的期望有關，隨著該地區各種形式的畜牧業的發展以及新群體的湧入，種族認同的重心轉移到了人體及其時尚配飾上。當然，物質文化大約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金屬傳統發生了改變，鐵取代了青銅作為常用工具和武器，而且還建造了新型聚落，埋葬地點和儀式也變得更加多樣化。這些事物標誌著鐵器時代的開始。雖然定居的農業人群繼續生活在平原上，但他們的聚落變得更具防禦性；走出草原，我們可以分辨出一種新型流動的遊牧牧民元素。
牧馬人和牧羊人
本廷大草原北邊毗鄰森林草原，其次是落葉林地，然後是針葉林；接著，在到達北冰洋之前，是沒有樹木的凍土地帶。在南邊，草原逐漸變成半沙漠，以蒿屬灌木為主，或與群山或海洋接壤。在西邊，它被喀爾巴阡山脈和多瑙河鐵門峽穀中斷，但隨著匈牙利的普施塔草原而再次短暫延伸。植被帶隨季節交替按時變化，隨著氣候的變化向北或向南移動。到公元前9世紀末，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亞大西洋期取代了亞北方期，草原的氣候迅速變得寒冷而幹燥。與這一事件同時發生的，是中亞遊牧牧民在中國和近東國家邊緣的突然出現。正如今天一樣，史前草原經濟以水源網絡為基礎，不規則地分散在廣闊的區域，涉及大約2000千米範圍內的季節性牧民遷移。這樣的係統是無彈性的：任何一點上的壓力，都可能導致整個歐亞草原地帶的人口被迫逐步遷徙。局部地區氣候—人口的失衡，也可能給牧場帶來壓力。自公元前四千紀草原畜牧業開始以來，周期性的氣候—環境模式很可能造成了經常性的人口危機。在這樣的危機中，幾次豐年後人類和動物群體增加，將不得不麵對幹旱和較為惡劣的條件，周而複始。
主要的壓力原點一直是蒙古大草原，一個被沙漠和針葉林環繞的美麗牧場草原中的森林地帶。公元前8世紀下半葉[1]，蒙古牧民（匈奴人，通常等同於後來曆史上的匈人，見下文和第十三章）的牛羊缺乏水源，由此侵犯了當時的中國。周宣王將他們擊退，多米諾骨牌效應被啟動，一直延伸至蒙古、哈薩克，以及黑海等草原地區。從同時代近東的文學作品和曆史記載以及後來的希臘故事中，我們了解到一個被稱為“馬薩格泰人”的群體遷入了鹹海周圍的地區，迫使斯基泰人背井離鄉，而斯基泰人轉而又迫使西米裏族人離開家園，促使西米裏族人卷入了與高加索山脈以南的亞述王國和喀爾巴阡山脈兩側的摩爾達維亞的色雷斯部落的嚴重衝突中。在另一個故事版本中，阿裏瑪斯庇亞人驅逐了伊塞頓人，而伊塞頓人轉而又把斯基泰人分流到了西米裏族人。名稱不同，但結構相同。
從文獻中，我們隻能了解那些牧民領袖人物參與並影響了有文字記載的事件：在公元前681年至公元前668年，亞述國王阿薩哈敦擊敗了圖什帕國王領導的“金麥裏人”（西米裏族人，《聖經》中的“歌篾人”）；公元前674年左右，“阿庫紮”（或斯基泰“伊什庫紮”）的國王帕爾塔圖亞迎娶了一位亞述公主，三四十年後，他們摧毀了安納托利亞東部的烏拉爾圖王國，並控製了伊朗北部的米底王國——可能是與亞述人結盟。約公元前610年，這一遊牧的斯基泰人聯合米提亞人，攻克了亞述首都尼尼微；之後，被米提亞人逐回高加索北部；而米提亞人隨後也處於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霸權之下。從大約公元前520年開始，“尖帽塞卡人”（波斯語中的“尖帽斯基泰人”）對新帝國的威脅與日俱增；約公元前513年，大流士一世對他們進行遠征——跟隨他們進入歐洲，穿過色雷斯，進入大草原——給予了希羅多德有關斯基泰人起源和風俗習慣長篇描述的由頭，使他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斯基泰人起源和習俗的長篇報道。
何謂牧民領袖？雖然所討論的這些遊牧民族，他們起初的生活可能隻是規模相對較小的、以宗族為基礎的部落群體，在遼闊的中亞大地上管理著他們的牛羊群，但他們永遠不可能完全遊牧化——去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他們不斷地與鄰近的森林和山地群落相聯係，建立起一個供求網絡，這些群落向他們提供金屬和木材，而他們相應地為之提供馬匹、奶製品和其他牲畜。在受保護的河穀區實施了一定量的農業生產，牧民群落也參與其中。但是，由善於騎乘所賦予的好戰優勢，意味著專門的軍事群體有興起的趨勢，這些軍事群體一邊管理著自己的牛羊群，一邊從定居的人群那裏獲取他們所需的其他物資，他們則“保護”這些人群免受其他軍事群體的攻擊。對於公元前5世紀的西米裏族人和斯基泰人，希波克拉底和希羅多德都明確區分了自身擁有馬匹和騎馬的“貴族”與不具備這些的貧窮“平民”。這些騎在馬上的群體的基本一致性，是由一位設計戰略並分割戰利品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人來確保的，而不是通過任何牢固的基於家族的傳統義務製度。希羅多德對“斯基泰人”這一名稱的理解是，它是一位國王名字的一種譯文（有兩種希臘化形式的變體：克拉科賽司和斯科洛蒂）。
騎兵對高加索地區的入侵，在考古記錄上有跡可循，它被稱為“斯魯巴那亞-赫瓦倫斯克文化”，通常認為與斯基泰人有關。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一些墓地中，公元前700年之後墓葬的相對財富突然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一些富有的武士墓葬，其體質類型不同於那些放置在旁邊作為獻祭的人骨。在這些墓穴中發現的武器凸顯了遊牧民族不斷發展的軍事才能和掠奪性偏好。他們采用的是高加索武器類型：通常每名戰士都裝備有複合反射弓和穿甲青銅三叉（三裂片）箭鏃（現代實驗表明，射箭速度約為每秒50米，僅比弩箭略慢一點）、鐵製的“阿基納克”短劍，以及巨大的鐵矛。
在高加索地區，藝術中的“動物風格”也可能已經形成。中亞遊牧民族一直生活在靠近動物的地方，並在立石上雕刻有他們放牧和狩獵的圖像。但直到建立了與近東金屬加工傳統的聯係，才出現了一種真正新穎的風格（包括有翅膀的獅身鷲首獸這樣的混合動物形象），用於裝飾馬勒飾物、盾牌和鞘套以及珠寶。
由此可見，接近城市文明進一步刺激了遊牧武士精英群體的專業化發展。從一個被洗劫的城鎮所能獲得的豐富戰利品，遠遠超過了襲擊鄂畢河上一個農莊的微薄回報。即便如此，從古墳中發現的新型且極具特色的草原類墓葬品的數量判斷，遊牧民族在東歐和中歐也有進行獵物獵取的活動，在這些墓穴中發現有成對的馬和戰車、動物風格的裝飾品、“阿基納克”短劍以及三叉箭鏃。在匈牙利平原上的辛特羅尼克古墓，墓主骸骨屬於東方的龐塔斯或陶洛人體質類型。看來，這一群體（考古學上稱為維克祖格族）的斯基泰人騎手，就像跟隨他們到來的匈奴人和蒙古人一樣，都是被多瑙河中遊地段這片草原中的森林地帶吸引。
在其他地方也發現了斯基泰式的材料，尤其是在特蘭西瓦尼亞中部的穆列什-蒂爾納夫墓葬群，以及在波蘭維塔斯科沃（曾經的維特斯費爾德）出土的著名飾金鎧甲。之所以使用“斯基泰式”一詞，是因為在俄羅斯草原南部（狹義上的錫西厄地區）的墓葬中發現的人工製品（例如劍）的造型與這些中歐的實例存在細微差異。至於那些墓主是否為“真正的斯基泰人”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然而，我們無法知曉這些人的自稱，也不知道古典作家對他們的真正了解（希羅多德談到了該地區熱愛黃金的阿加西爾薩人，但無法確定應該將其視為色雷斯人抑或是斯基泰人，還談到了配備有矮種馬牽拉雙輪輕便馬車的昔恭納伊人，他們顯然既不是色雷斯人，也不是斯基泰人）。此外，我們應該預料到，入侵的斯基泰精銳的裝備會因當地條件而異，因為他們會依靠當地的專業知識——無論是否出於情願——來給他們的馬重新套上馬具，並且更換他們破損的武器。最後，動物骨骼研究表明，在這一時期，經由中間商，斯基泰人的騎乘馬匹正被交易到歐洲（一直到亞得裏亞海角）；草原裝備的便利性，可能為特定地區的騎兵精銳在當地的出現提供了支持。
草原群體的到來，似乎刺激了鐵的使用。他們一定是在瓦解了保持錫供應的特權階級的同時，又渲染了他們所使用的新技術，從而產生了這樣的效應。
隨著山地區域采伐森林建立夏季牧場以適應一種新的、更集約的當地季節性遷移放牧的草原畜牧業體係，新的鐵礦在特蘭西瓦尼亞山脈被發現。參與這一砍伐和勘探的文化群體（費爾吉勒-比爾塞斯蒂群體）似乎具有舊的本地混合農業社群和新精英人士的共同特征。人們在位於喀爾巴阡山南麓通往山地牧場的費爾吉勒火葬墓地發掘出了150多座武士墓穴。這些墓葬的遺物包括與當地低地巴薩拉比類型相似的陶器，綿羊、山羊及其他動物遺骸，鐵製的馬銜鐵、長矛，以及一把仿製草原類型的“阿基納克”短劍。至少在埋葬方式上，似乎體現了身份等級製，因為幾乎所有的火葬墓主人都被證實是那些不可能使用隨葬武器的兒童。
因此，在草原邊界周圍同時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生存和剝削模式。造成這些模式的人們，他們是和平共處，還是通常處於衝突之中？他們主要是遵循經濟，或者語言，抑或種族劃分的嗎？在現代英國，山農、奶農和穀農之間可能會有差異，但他們通常認為自己屬於同一社會；然而，就物質生活而言，他們的文化是不同的——受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範圍的本地可用資源的製約，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特定於功能且分散的（“單一”）。相比之下，人們通常認為現代化之前的非城市社會具有自然的“團結”，人們融入緊密交織的（“多元化”）關係，並具有明確的部落或民族認同感。但是，鐵器時代的部落組織解體進程意味著，盡管族群認同感仍然很強，甚至變得更為強烈，但許多社會關係卻變得單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隨著經濟活動變得更加專業化和更具競爭力，特定民族的領土變得越來越少。這導致了資源上的衝突：色諾芬關於色雷斯南部的一手資料記錄了“山地色雷斯人”對一個用柵欄圍起來的色雷斯低地農牧村莊進行的夜襲盜取牛群行動。
侵入性的騎士精英出現，為流動的鐵匠、淘金者和口譯員等專業的“服務”人員創造了商機。這種社會形式預示於公元前三千紀的安納托利亞，也許是在歐洲青銅時代的奧托馬尼文化時期。從公元前700年左右它重新浮現，而且開始變得更加複雜和專業化：首先是奴隸，然後是貨幣的推行，還有希臘的葡萄酒和石油。
希臘人的到來和見證
當第一批希臘船隻逆流而行，穿過達達尼爾海峽駛入黑海時，他們跳上海岸，尋找自然的停泊港，他們小心翼翼地窺探蚊蟲滋生的伊斯特河（多瑙河）、提拉斯（德涅斯特河）和波律斯提尼斯（第聶伯河）的出入口，緊隨著邁錫尼人的腳步。但是邁錫尼人了解航海知識嗎？答案或許是肯定的，就黑海航行的一些知識來說，已經口頭傳授給他們，後來以書麵形式在航海家的沿海地理學中正式化。由此，我們可以就布羅代爾的“長時段”概念來思考：黑海周圍希臘殖民地的建立，是與內陸地區關係的重新恢複和繼續開始，而內地也保留有先前事件的記憶。
在《伊利亞特》中，愛琴海以北的一片土地被描述為“色雷斯，那片肥沃的國土，如波浪般翻滾的草原，羊群的滋養者”。荷馬的史詩，寫於公元前700年左右，通常被認為借鑒了有關青銅時代——邁錫尼英雄時代的記憶和幸存的傳統（見第八章）。《荷馬史詩》中的色雷斯位於何處？唯一明確的是，它位於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側，包括一個山區。在第9卷中，內斯特向阿伽門農致辭，說道：“你的小屋裏裝滿了葡萄酒，那是我們的船每天穿過廣闊的海洋（愛琴海），從色雷斯運來的。”在第14卷中，赫拉在“色雷斯騎兵的白雪皚皚的山丘之上”滑行。從廣義上來講，早期的希臘作家將色雷斯理解為馬其頓以外的國家，有愛琴海和黑海海岸，包括哈伊莫司山（巴爾幹半島的老山山脈）。除了哈伊莫司山，情況就變得不太確定。往北部橫跨多瑙河，是一片平原，被認為是錫西厄地區的一部分，但後來的作家在那裏找到了色雷斯人的部落；而在多瑙河以北、喀爾巴阡山脈以及更遠的地方，達契亞人——一個通常被認為在語言和文化上屬於色雷斯人的民族，在稍晚的時代出現了。
《荷馬史詩》中的色雷斯人是什麽人？首先，他們是來自色雷斯的民族。他們所說的語言，荷馬暗示是敘事中作為其同盟者出現的特洛伊人所能夠理解的一種語言。安納托利亞和色雷斯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聯係：從考古學上講，亞洲的弗利吉亞人似乎與歐洲的色雷斯人相似；在《荷馬史詩》中，色雷斯的瑞索斯和特洛伊的希波孔是親戚；特洛伊人伊菲達穆斯在色雷斯被養育長大，通過聯姻，他即將成為居住在那裏的基修斯的親戚。伊菲達穆斯將要支付的聘禮，部分是色雷斯的綿羊和山羊。《荷馬史詩》中的色雷斯人，是指男性武士精英；他們與特洛伊人的親戚關係，可能不是社會各階層“族群連續體”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出現在精英間的現象。
希羅多德認為，色雷斯人構成了“僅次於印度人的人數最多的國家”——這是許多現代“色雷斯學家”所采用的說法。他的觀點是基於地理上的誤解，這種誤解使得色雷斯比實際情況要大得多。除此之外，還有居住在那裏的不同“民族”總人數的數值評估情況：由於色雷斯比錫西厄更靠近希臘，希臘人可以說出更多的當地“部落”——其中一些，毫無疑問，隻不過是單個村莊而已。
按照希羅多德的信念，世界的地理對稱性促使他將多瑙河的河口置於尼羅河三角洲的正北，從而有效地將色雷斯擴大到與印度相稱，並縮減了被認為是“正方形”的錫西厄地區。
希臘人最早在色雷斯和斯基泰海岸定居的動機和時間是許多討論的主題。希臘本土的“人口壓力”往往被認為是原因之一。然而，在通往蠻荒腹地的戰略要地，出現了組織良好的殖民地，其間隔均勻、便於航行，連同基於此路線進入內陸的希臘奢侈品，這些都表明貿易很快就變得至關重要。
南部的第一個希臘殖民地位於色雷斯的愛琴海沿岸，名為阿夫季拉，始建於公元前654年，但龐塔斯海岸殖民化時間尚不確定。靠近多瑙河口的伊斯特洛斯，似乎是最早正式建立的殖民地；該遺址的有效考古證據可將其最早的人類活動層追溯至公元前630年。然而，曆史學家尤西比厄斯和西姆努斯為其建立給出的考古測定年代範圍，分別為公元前656年和約公元前600年。其他文獻證據表明，甚至早在尤西比厄斯提出的年代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有關黑海的愛琴海知識的複興，這增加了年代上的不確定性。赫西奧德在他所著的《諸神譜係》中所談到的“擠奶的斯基泰人”，可追溯到約公元前700年，這比赫卡泰厄斯文獻中所保存的關於黑海北部沿岸地區更詳細的地理信息要早近一個世紀。
對這些差異明顯的記錄的一個解釋是，希臘殖民地的發展需要時間。研究表明，最初的聚落處於自然防禦的位置，可能沒有最便利的港口地理位置以及通往內地的貿易路線，也沒有足夠的空間進行城鎮規劃和擴建。考古上發現的殖民地位於交通便利的地方，隻有在與好戰的土著人建立良好關係之後，這些地點才可能被采用。
如果這一探索是為了尋找新的材料和市場而不是逃避人口過剩而引發的現象，那麽甚至最早的接觸都可能是季節性的：希臘人每年一次沿著海岸行駛，與那些來自內地的人進行貿易往來，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重要的是，到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記載了一群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他們播種穀物，為的是出售，而不是填飽肚子”。這表明，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必然是相當長一段時間互相影響的結果。
永久殖民點坐落的優越地理位置，適宜與內地進行貿易：阿波羅尼亞-本都卡和梅森布裏亞-本都卡位於布爾加斯灣兩側，前往色雷斯平原很便利；托米斯和伊斯特洛斯位於多布魯詹海岸，相距多沼澤、不適宜居住的三角洲之前的多瑙河下遊最北端彎道，隻有一小段的陸上運輸路線；提拉斯，位於德涅斯特河沿岸；別列讚和奧爾比亞，位於第聶伯河沿岸；還有潘提卡派翁，位於刻赤海峽，控製著出入梅奧蒂斯湖（亞速海）以及頓涅茨河和頓河（後來在頓河河口建立了塔納伊斯）的交通。在草原墓葬中發現的希臘葡萄酒雙耳酒罐和希臘製造的銀酒具，使我們對貿易的程度有所了解，正如我們從碑文和文學資料中了解到的那樣，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從貿易中獲得了奴隸和穀物。
但起初，草原上很少有華麗的墓葬。遊牧民族似乎在森林草原地帶活動，在他們自己當地的森林草原農牧民，以及希臘沿海和內河的商人之間形成了三方關係。到公元前6世紀中葉，在該地區已經建造了許多防禦工事，希臘的進口商品大量湧入這裏。其中已知現存的最大遺址是貝爾斯克，它位於第聶伯河的沃爾斯克拉河支流。建於公元前7世紀末，由東西堡組成，外圍堡壘周長33千米（相當於環繞現代巴黎的環城大道）。僅西堡一座，就占地72公頃（規模相當於一座頗大的西歐城堡），被認為是1100萬工作日工程量的體現，其外部有1000多座古墓。這一切使得世界上任何已知的同時代的聚落都相形見絀。
根據某些遺跡，貝爾斯克被鑒定為類似於蓋洛諾斯鎮的木結構壁壘，城鎮人口包括希羅多德曾簡要提到過的格洛尼人和布迪諾伊人混雜的希臘-斯基泰人以及斯基泰人。但是，盡管他可能想到了其中一個森林草原中心，但我們不能確定是哪個。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貝爾斯克是不可能被完整發掘的。城鎮還開展了諸如三叉箭鏃的鑄造、灌封遺存，以及鐵器鍛造之類的工藝作坊。中央圍場安置有糧倉，還有至少11個獨立的聚落。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一季節性的聚會，牧民們牽著他們的牛羊和滿載經濟作物的農耕團體匯聚到一起，進行實物交易，下賭注、玩遊戲，並結成婚姻聯盟。
斯基泰與色雷斯社會
無論是古典資料還是現代考古學，都無法全麵了解斯基泰人和色雷斯人種族淵源的複雜性。對希羅多德來說，地理上的中間群體和邊緣群體屬於不確定的狀態，實際上對考古學家來說也是如此。考古學所確認的物質文化群體，與古典作家所承認的部落和社會群體，是不太可能恰好一致的。對於希臘人而言，錫西厄地區代表的是大片的土地。“斯基泰人”是一個廣義的社會經濟學名稱，相當於同樣寬泛的術語“塞卡人”，波斯人用它來表示草原遊牧民族。然而，希羅多德不斷試圖根據姓名、語言、風俗習慣和外貌來定義許多不同類型的斯基泰人、色雷斯人以及其他人。從他的有關親屬關係的討論中，我們得知，在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之間發生了通婚，並且他們的貴族階層以歐洲王室的方式，擁有一個國際性的家庭關係網。
一般來講，在色雷斯人中，希羅多德稱：“懶惰是最高尚的，而成為這片土地上的一名勞動者是最不光彩的。所有人中最高貴的是那些靠戰爭和掠奪為生的人。”他說，他們隻崇拜阿瑞斯、狄俄尼索斯，以及阿耳特彌斯，“但是他們的國王，與普通民眾不同……他對其他的神靈並不推崇備至，除了赫耳墨斯，並聲稱出自其血統”。從神話的角度來說，赫耳墨斯是一位漂泊的神。如此說來，雖然色雷斯貴族可能不像斯基泰人那樣遊牧或半遊牧，但他們在體製上與在色雷斯的本地小規模農業社群可能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從他們的墓葬及其藝術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馬的所有者，而且存在著明確的社會等級。在保加利亞，大致有2萬座公元前4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的土石墓葬，每一座都必定耗費了一個群落許多天的勞動。雖然多數墓葬已被盜掘，但很少被損毀。因此，根據村落和堡壘的數量以及曆史記載，我們能夠估計出，在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人居住時期，每一代人大約建造了3000座墓，那麽他們的人數一定是有數十萬之巨。他們的死者大多數都是以不同方式來處理的，無論是誰：可能是葬於偶爾被挖掘出來的那種平坦的火葬墓地（它們很少留下地表痕跡，而且不像土石墓葬那樣很容易被農業破壞）。在保加利亞南部，一些群落可能將死者**於山腰上岩鑿的凹洞裏。
古典的敘述，如果結合考古材料，就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模型，以了解公元前5世紀的色雷斯和斯基泰居民的整體族群結構。在這一模式中，流動精英是“橫向”組成的族群，對於男性而言，其精英資格的獲得大體取決於是否通過經驗獲得了武士身份（盡管財富有所幫助，而且顯然可以繼承）。這些精銳在特定地區形成了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他們的名字就是古典作家們所提起的名稱。下屬群體，要麽是“縱向”構成的種族群或部落，人們繁衍其中，並通過發展宗族之間的親屬關係來提高其地位，要麽是“服務性”的族群，具有強大的“專業”或“行會”身份，內部分層很少。
希羅多德提供了關於聯盟和爭端解決方式的詳情，後者最簡單的方式似乎一直是決鬥。在貝爾斯克發現的一座比較專業的手工作坊，生產的是用人類頭骨製成的酒杯。這讓我們想起了他的報告：斯基泰人鋸掉最令他們不滿的敵人的頭骨，用其飲酒，當他們負擔得起的時候，就會把頭骨鍍金，“至於和他們有意見分歧的親屬，他們也這樣做，最終會在國王在場的戰鬥中打敗他們”。複雜的爭端和決議，似乎由一類專門的裝扮奇怪的占卜師（或薩滿：下文進一步討論）著手處理。
色雷斯和斯基泰女性，似乎在政治上一直從屬於男性（盡管下文所談及的“亞馬遜族女戰士”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貴族聯姻主要是建立或加強男性之間的聯係。但是，希羅多德在談到斯基泰人締結誓約協議所采用的方式時，提到了一種更直接的方法，即在碗裏裝滿葡萄酒和締約各方的混合血液，然後由締約各方飲用，這在一定程度上類似於後世草原上的蒙古族人重要的“拜安達”（金蘭之好）習俗。
這一描述與第聶伯河下遊盆地的地下遺跡非常吻合，那裏是現存最豐富的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4世紀的古墓集中地。但這些墳頭的墳墩並不是簡單的土堆。仔細的考古發掘表明，它們最初是相當陡峭的，呈圓錐形，具有多層超致密的土製“盔甲”，用於抵製盜賊，還覆蓋著一層層反鋪的草皮。或許，這種結構是來世草原分配的符號化呈現。北高加索被盜的公元前6世紀的烏爾斯基奧古塚，在1898年被韋謝洛夫斯基部分發掘，發現葬有360具馬的骨架，每18匹為一組，被拴在釘入主墓室地板的柱子上。在古墓塚中三分之一地層處的其他遺存中還發現了更多的馬（韋謝洛夫斯基放棄了計數！），以及大量的驢、羊和牛的殉牲。正如希羅多德所宣稱的，這一較高的地層可能代表了葬禮儀式的第二階段，也許是在主葬後的一年內完成的。在第聶伯河下遊的托爾斯塔亞古塚（“厚葬墓”）中，一名男子、一位婦女及一個兒童先後被埋葬於此，每次葬禮之間可能隻間隔一年的時間。他們的各種侍者似乎當場被殺害：留下一人守著一條通道，有兩個馬夫牽著馬，男子和婦女都是孩子的“看護者”。
在西伯利亞南部阿爾泰山脈距黑海數千英裏發現的巴澤雷克古墓，更是明顯支撐了希羅多德的敘述。在那裏，多年凍土使得遊牧民族的大量墓葬被凍幹，因而保存了大部分的有機遺骸。屍體上的皮膚在20世紀50年代被挖掘出來時仍然完好無損，顯露出文身；還有希羅多德所談到的細致的動物標本剝製術——屍體裏也的確塞滿了他列出的許多草藥。肌肉區已經從皮膚下被去除，也許是出於某種與儀式上的嗜食人肉相關的原因（據希羅多德記載，伊塞頓人曾做過類似的事情）。在一座墓室的一角，有一個毛皮袋，裏麵裝有大麻籽、一隻裝滿石頭的香爐，以及一頂六腳構架的吸入式帳篷。
文化適應與差異
巴澤雷克古墓展示了草原民族參與的龐大聯係網。墓葬品包括來自北極泰加針葉林的毛皮，其中一件是一條繪有獅子圖集的進口波斯地毯，其精美的鑲邊是用當地的黃金製成的；有來自近東的獵豹毛皮和芫荽；一頂高加索的青銅頭盔；一麵中國的鏡子；以及一件刺繡的婚禮絲綢——被修改成了一條飾有流蘇的鞍褥。從中我們體會到了大草原的核心地位，同時也看到了遊牧民族對有文化精美品“文明”的某種崇敬之情的缺失。在希羅多德敘述大流士對斯基泰人的失敗遠征中，有一個難忘的時刻：數周來一直拒絕與龐大的波斯步兵進行激戰的遊牧騎兵，他們列隊仿佛要衝鋒，但隨後“一隻野兔在雙方之間奔跑，而每一個看到它的斯基泰人都在追逐這隻野兔”，這一情景刺激了大流士，他不由得說道：“這些人完全在鄙視我們。”
事實上，等到希羅多德旅行到黑海時，斯基泰人已經不同於那些曾經奚落大流士的人了。盡管希臘人仍然將其稱為斯基泰人，但在考古學上，我們已經察覺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新一輪中亞遊牧民族的到來。因此，希羅多德的錫西厄地區的民族誌也包括對正處於劇烈轉型的社會觀察報告，在這個過程中，族群之間和內部的權力關係以及族群本身的定義，正在發生變化，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似乎也在發生變化。
繼恩格斯之後，許多社會學家認為，草原遊牧製度標誌著女性承受的男性壓迫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這似乎與我們對斯基泰的考古和文獻證據相矛盾，至少部分如此。社會學家瑪麗亞·米斯寫道，“最可能正確的說法是，好戰的遊牧民族是所有統治關係的始作俑者，特別是男性對女性的統治關係”，因為“隻有在遊牧民族馴養牲畜，以及婦女湧入耕種界這一階段時，狩獵者的‘生產力’才能得到充分釋放……對於遊牧民族來說，婦女不再是非常重要的糧食生產者或采集者……她們是作為兒童特別是兒子的養育者而被需要。她們的生產力現在已降低至由男性占用和控製的‘生育力’上”。這一點在錫西厄地區並不明顯，那裏的性別範疇似乎與希臘世界的明顯不同。最著名的例子是亞馬遜族女戰士：在希臘和羅馬神話中，這是一個由女戰士組成的民族，其最顯著的習俗是抑製她們右側**的發育，以便更自由地投擲長矛和用弓射擊（a-mazos，在希臘語中的意思是“缺少一個**”）。在希臘雕塑和繪畫中，亞馬遜族女戰士的右側胸部被繪成褶皺狀垂下，以遮蔽這一缺失的**。
盡管人們通常對此持懷疑態度，但大草原上女戰士的存在於考古學上是有根據的。發掘者並非總是把體質人類學特征作為性別指數來關注。大多數斯基泰人的墓葬被歸為“男性”或“女性”，這是基於對特定墓葬品（例如，男性用武器，女性用鏡子）持有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就草原群體來說，沒有什麽比這種先驗歸因主義更令人可笑了。例外地，19世紀中期對高加索地區捷列克河的發掘，清理並辨認出了一具女性的骨架，但是這個墓主隨葬有盔甲、箭鏃、石板鐵餅以及一把鐵刀。在奧爾-斯捷潘-茨明達附近發現了一係列墓葬，似乎都是騎著馬的女戰士（雖然在時間上要晚於斯基泰時期）。最近以來，雷納特·羅爾圍繞切爾托姆雷克陵（1981—1986）的斯基泰“王塚”古墓進行了發掘，在已發現的50座戰士墓中已經確定其中3座埋葬的是女性骸骨：一具女性墓主的背部牢牢嵌著一枚箭頭，另一個隨葬有一件巨大的鐵製盔甲，第三個與一個年幼的孩子葬在一起。在頓河以西的斯基泰地區，目前已知大約有40座這樣的墓葬；頓河以東，在希羅多德所說的薩爾馬提亞，經過調查的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4世紀戰士墓中有20%是屬於女性的。據希波克拉底所述，薩爾馬提亞婦女“除非殺死3個敵人，否則不會放棄她們的貞操”，在接受丈夫之後也不會騎馬，“除非被迫進行遠征”。
有關婦女活動的證據並不能證明斯基泰婦女在所有社會領域都能與男子平起平坐。“亞馬遜族女戰士”墓葬的比例很低，而且它們與更明顯的“女性化”墓葬並存——在有權勢的男人墓中作為獻祭的那些女性陪葬墓（沒有相反的事例記錄在案）。尚存的斯基泰騎術的表現手法是健壯的男性形象：以其形狀明顯的末端命名的“**和馬蹄”因其明確的終端形狀而得名，且很受歡迎；在藝術上，雄性馬被描繪為通常的坐騎。
與亞馬遜族的跨性別相對應的，是希羅多德稱為“兩性人”的西徐亞人。這個詞可能與梵文nara（男人）有關，賦予它的含義是“沒有男子氣概”。希羅多德說這些男人患有“女性病”，希波克拉底則認為：
這些男人對**沒有太大的渴望……馬匹不斷地顛簸使得他們體格不佳……絕大多數的斯基泰人變得**，他們做女人做的工作，像女人一樣地生活和交談……他們穿上女人的服裝，認為自己已經失去了剛毅之氣……這種痛苦侵襲到了富有的斯基泰人，因為他們的騎行……而不騎馬的窮人，遭受的痛苦較少……斯基泰人是男人中最**的，理由我已給出；另外還因為他們穿褲子，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馬匹上，以至於他們不能處理這些部位，而且由於寒冷和疲勞忘卻了情欲。
從現代醫學知識方麵來看，希波克拉底的解釋似乎是合理的：顛簸會對睾丸造成創傷和不可逆轉的損害，而褲子——可能是一種馬術發明物——會使體溫升高並導致不育。然而，斯基泰人可能會顯示出一係列症狀，並且不可能出現在這些簡陋的文本記錄裏。希羅多德所說的“女性病”可能暗示出血，與其他騎兵的病痛有關，譬如痔瘡和瘺管（從1337年至1453年的百年戰爭中歸來的騎士中，英國外科醫生約翰·阿德恩得知了這兩種疾病，並進行過治療）。
任何解釋的另一部分都必須考慮到這些人作為占卜者的角色：根據希羅多德所說，“作為兩性人的西徐亞人……用歐椴樹的樹皮練習占卜。當他們把樹皮劈成三段時，先知就會用手指把樹皮編成辮子，再把辮子解開，從而做出預言”。希波克拉底說，“當地人把這一‘征兆’的原因歸於一位女神，並為此尊重和崇拜這類人”。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可以提出一種心理上的解釋，一方麵激進的性別分工導致母親們要在馬車上顛簸；另一方麵是男人們要組建騎兵突擊隊，而且每次服役都將持續多年（就米底王國來說是28年），這些都迫使孩子們承受壓力作出選擇，也不給那些由於各種病痛不能再騎馬去打仗的男子留下位置。希羅多德告知我們，一個男人如果不在戰鬥中死去，會被認為是完全可恥的；“改變”性別並成為薩滿巫師，可能提供了一個社會認同的心理折中點。這種薩滿教在晚近的西伯利亞牧民中有充分的記錄。
碰撞中的民族
按照希羅多德所言，下聘禮而不是要嫁妝是大多數色雷斯人所遵循的通例；他還說道，“他們賣掉自己的孩子去出口”。修昔底德評論說，“在色雷斯人中，不送禮是無法完成任何事情的”。從考古學上，我們可以看到，與斯基泰人一樣，到公元前5世紀初，色雷斯人已經與希臘和波斯等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體進行了貿易往來，因此也正在經曆迅速的社會變革。“奢侈商品經濟”開始發展起來，在這種經濟中，人們從殖民地和其他地方獲取外來奢侈品並用於特定社會地位的外在標誌，從而推動了社會競爭。由此，貿易進一步加強，小規模摩擦升級到區域性衝突，並為建立具有自己貨幣製度的國家級組織開辟了道路。
大流士一世對錫西厄地區的軍事遠征，是一個重要的催化劑。它是從色雷斯發動的，有色雷斯雇傭兵參與，並將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宴會風格的金銀酒具引進給了色雷斯貴族。據波斯人的記載，在遠征失敗後，斯庫德拉總督管轄區的附庸國行政區劃仍然維持了30年（約公元前513年—公元前480年）。不管是否如此，波斯式的朝貢製度和波斯王權意識形態似乎隨後被色雷斯人采納。
在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4世紀，阿契美尼德的金屬加工風格直接刺激了色雷斯貴重銀器製造業的發展。銀幣在當地的使用已變得越來越廣泛，似乎此時色雷斯開始開采本地銀礦，同時也從勞裏厄姆的雅典礦山進口白銀。銀器顯然是以硬幣的整數倍重量單位製成的，符合波斯或色雷斯-馬其頓的標準。
公元前4世紀的許多葡萄酒酒具上都帶有“Kotys”這個名稱，後麵往往跟著一些似乎是地名的東西。這些刻文，在希臘字母表中，通常被認為與約公元前384年成為奧德裏西亞人國王的科蒂斯有關。波斯人撤軍之後，奧德裏西亞人憑借與雅典的密切政治和軍事聯係，在色雷斯中部逐步變得強大起來。對這些刻文的一種解釋是，科蒂斯可能是在他的領土周圍發展起來的，像英國中世紀的國王一樣定期朝會，接受帶有他名字和產地的貢賦。公元前359年，他被馬其頓的支持者暗殺。
此時，再往北，在多瑙河下遊的河道貿易網絡已經充分地建立起來，不過根據目前的證據，人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空間距離。就在距希臘人聚居區內陸的沿海地帶，有一片希臘化的聚落和墓葬區域。這一區域涉及穿過多瑙河主航道的貨物運輸。位於多瑙河左岸的濟姆尼恰聚落，距黑海約300千米，在這裏已經獲得了奧德裏西亞、傑蒂克和斯基泰類型的手工製品，除此之外，還發現了數百件公元前430年左右開始陸續到達的希臘雙耳葡萄酒罐的殘片。在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雅洛米察河的皮斯庫-克拉薩尼等遺址，以及在山口的出入口、西塔尼丁河穀等遺址，也發現了雙耳葡萄酒罐，在那裏，破碎的陶片數量驚人，再加上幾乎沒有完整的罐子，這更進一步表明了葡萄酒在這些地點被轉存至皮酒囊，以便於通過進入特蘭西瓦尼亞崎嶇不平的通道。
蓋特人中的貴族，隨葬有金銀盔甲，以及繪有似乎與另一個波斯國王有關的主題——“王室狩獵”相關場景的酒具。斯基泰的動物風格、希臘和波斯的基本圖案習俗，都采用了這種不拘一格且獨特的風格。這裏的建築風格似乎也受到了城市模型的啟發：在奧爾特河支流、濟姆尼恰以西的科托費尼-丁-多斯，由V. 濟拉進行的考古發掘發現了一座巨大的泥磚壁壘，其中規則間隔的塔樓構成了一座原本平淡無奇的山頂堡壘的一側（見第十章）。
當亞曆山大遇到凱爾特人時，他們已經完全立足於多瑙河下遊地區。公元前4世紀初，凱爾特人開始向東進入特蘭西瓦尼亞，並在公元前3世紀繼續向色雷斯南部和希臘進發，他們洗劫了塞夫索波利斯（公元前281年）和特爾斐（公元前279年），之後於色雷斯的某地建立了泰裏斯王國。在東北方向，凱爾特人利用斯基泰政權衰落留下的權力真空，將活動範圍跨越了普魯特河和德涅斯特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