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0年的西歐及其他地區的鐵器時代社會

巴裏·坎利夫（Barry Cunliffe）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古希臘羅馬世界的誕生

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3世紀，歐洲處於邁錫尼權力的鼎盛時期，預示著未來的發展。根據邁錫尼陶器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的分布情況，愛琴海船隻定期冒險進入亞得裏亞海和西地中海，以滿足邁錫尼王朝對原材料的需求。在更遙遠的蠻荒歐洲的邊緣地區，當地精英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對商品的控製能力，盡管這種權力結構是不穩定的；這些商品的目的地是愛琴海的消費市場。就像邁錫尼社會的短暫繁榮是希臘文明以及後來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先兆一樣，邁錫尼的貿易體係以及邊緣地帶野蠻人部落對此後5個世紀或更長時間發展的互動也是如此。邁錫尼體係幾乎是針對成熟的古希臘羅馬世界的一次試運行。

要了解早熟的地中海邊緣地區以外的歐洲所發生的事情，首先就必須看看地中海本身，因為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這兩個世界的命運就密不可分地聯係在了一起。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的4個世紀中，地中海的曆史隨著希臘人和腓尼基人之間的貿易競爭而開啟，並隨著羅馬人和迦太基人這兩個繼承者的軍事對抗而閉幕。錯綜複雜的事物和次要曆史情節很多且引人入勝，在這裏我們隻能梳理出幾個主要的主題。

到公元前800年，希臘大陸和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的城邦開始從默默無聞中崛起。隨著人口在重點地區集中，社會係統變得更加複雜；城市化進程帶來了一係列問題，特別是由於人口迅速增長以及生產係統無法長期維持糧食供應而加劇了社會壓力。這些問題通過大量人口離開家園並建立殖民地而得以緩解。盡管希臘人將殖民定居點（apoikiai）與貿易站點（emporia）區分開來，但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不會很大。無論最初定居的動機是什麽，人口過剩的虹吸效應和在不管是在龐蒂克草原（Pontic）的玉米田還是金屬豐富的伊特魯裏亞（Etruria）這樣的高生產力區域邊緣建立貿易飛地的渴望，都使得兩者的區別很快就會變得模糊起來。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兩個世紀，見證了西地中海向希臘世界的開放。根據希臘的傳統，最早的殖民運動是由來自埃雷特裏亞和卡爾基斯的歐波亞人發起的。從考古證據可以清楚地看出，大約到公元前770年，集約貿易就已經開始了。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殖民聚落之一，是在那不勒斯灣北端伊斯基亞島的皮特庫薩，殖民者令人折服地選擇了這個地點，它與北部的埃特魯裏亞的高產地區和厄爾巴島有直接和方便的聯係，那裏有各種金屬，特別是優質的鐵礦資源。人們顯然認為這個島嶼位置優越，不到幾年，哈爾基斯人就在庫邁鄰近的大陸上建立了一個新的聚落。

從希臘到西地中海偏遠地區村落的旅程是漫長的，但早期海上交通的陸地環繞式風格，以及在意大利和西西裏島沿岸提供的安全且經過充分試驗的錨地，使得航行變得不那麽危險。隨著貿易強度的增加，這些港口有許多已經成長為固定的聚落。納克索斯島，位於西西裏島東海岸陶爾米納以南，據說始建於公元前734年，科林斯人在次年就選定在其南部80千米處的錫拉庫紮建立殖民地。其他人緊隨其後，直到大約公元前650年，西西裏島和意大利南部已經成為希臘的一個延伸區域，它們被稱為“大希臘”並非毫無道理。

起初，與伊特魯裏亞人的貿易滿足了希臘大陸本土市場對金屬的需求，但在公元前7世紀中葉，一批新的探險家出現在地圖上，他們是來自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福西亞鎮的福西亞人。據希羅多德記載，他們是“最早遠航的希臘人，正是他們開辟了亞得裏亞海、伊特魯裏亞和西班牙，以及塔爾泰索斯地區”。據他所述，福西亞人駕駛的不是商船，而是一種有著50隻槳的單層槳戰船，這提醒我們，當時的探險活動與2000年後的瓦斯科·達·伽馬利用他的火力為葡萄牙在印度建立的霸權幾乎是一樣的。這清楚地表明，西班牙東南部黃鐵礦帶的礦產資源是主要的吸引力。這些資源是由占領了瓜達萊特河下遊地區、瓜達爾基維爾河，以及廷托河領土的塔特西人控製的。希羅多德還記載道，塔特西人對福西亞人的態度非常友好，當福西亞的家園受到來自波斯人越來越大的壓力時，塔特西國王邀請他們全體遷移到他的王國，福西亞人拒絕了這一提議，而是接受了金錢來建造防禦城牆。

福西亞海員所走的航線，極有可能先向北行駛，從那不勒斯灣到科西嘉島，再到法國海岸，然後沿著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經由直布羅陀海峽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到達大西洋的塔特西港口。像所有的海員一樣，他們會在沿途選擇港口來補給食物和水，從而與許多土著群落建立密切聯係。逐漸地，位置最好的港口發展出了貿易港口的功能，最終更有利的地點迎來了他們的第一批永久殖民者。靠近羅納河口的馬薩莉亞（馬賽），在公元前600年成為殖民地。不久之後，恩波利昂（安普裏亞斯），以及科西嘉島東海岸的阿拉利亞在大約公元前560年也成為殖民地，後來又發展了子殖民地，以填補兩者之間的地域。因此，到公元前6世紀中葉，福西亞人已經牢固確立了自己作為西地中海北部水域主人的地位，逐漸接管了曾經是伊特魯裏亞人的領地。通過這種方式，西歐的野蠻人群落首次密切建立了自己與希臘城邦的聯係。

希臘擴張的同時，來自黎凡特（今黎巴嫩）沿海城市閃米特人一支的腓尼基人，正在與北非和西班牙南部沿海地區建立直接的貿易聯係。他們似乎也被塔爾泰索斯的礦產資源吸引。據傳，他們應該是在加爾德（加的斯）建立了一個貿易港口，那時是塔特西王國南側的一個島嶼，時間約為公元前1200年——這是一個未經考古證實的日期。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占領遺跡僅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當然，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的貿易得到了加強，其背後的原動力可能是亞述人對白銀的需求。腓尼基人，憑借其家鄉的沿海位置，是占據地中海生產和近東消費帝國之間接合的天然中間人。

希羅多德詳細描述了腓尼基商人和塔特西人之間的貿易性質。“在向那個地方輸入石油和其他小型海上貿易商品之後，”他記敘道，“他們獲得的白銀如此多，以至於再也無法保存或接收更多的白銀，而在駛離這些港口時，他們不僅被迫用白銀製造他們使用的所有其他物品，而且還製造他們所有的錨。”這無疑過分誇大，但足以說明白銀的輸出可能是巨量的。塔特西人的銀子極有可能最終成為亞述人的貨幣。

腓尼基人的貿易範圍極為廣泛，不局限於塔爾索泰斯。他們的蹤跡可以追溯到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並且在地中海地區沿著西班牙南部海岸有一係列的小港口。從這裏，內華達山脈山間地區的生產腹地，以及更遠的瓜達爾基維爾山穀，都能夠被開發。腓尼基人的聚落也沿著商人穿越地中海沿岸的路線建立起來，但在突尼斯沿岸最多。最早的是在尤蒂卡，但它很快就被公元前7世紀盛極一時的迦太基取代。腓尼基人在沿途其他地方如西西裏島西部、撒丁島的南部和西部海岸，以及巴利阿裏群島上都建立了港口。就是說，當希臘人控製西地中海北部地區時，腓尼基人控製著南部。這並非表明這兩個勢力範圍是互斥的，相反，有許多合作的證據。在迦太基的早期地層中發現了數量眾多的希臘遺物，很有可能是腓尼基商人在西西裏島或意大利港口接載希臘石油和其他商品，然後將其轉運給他們在西方的貿易夥伴。

公元前6世紀中葉，西地中海的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公元前573年，巴比倫人占領了黎凡特海岸的腓尼基城邦，嚴重破壞了長期建立的貿易體係。當時西地中海與東部的聯係被切斷，從現在開始，迦太基而不是古老的母城提爾和西頓成為腓尼基商人在西部的主要據點。不久之後的公元前544年，波斯人霸占了小亞細亞諸城，圍攻了福西亞人的城鎮。人們集體向西逃亡，想要定居在其科西嘉島的阿拉利亞殖民地。伊特魯裏亞人將如此大規模的希臘人數量存在視為嚴重的經濟威脅，因為他們當時仍在西地中海北部區域進行廣泛的貿易。伊特魯裏亞人與迦太基人結成聯盟，於公元前537年左右在阿拉利亞附近的海岸發生了海戰。盡管希臘人獲勝，但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希臘殖民者決定從科西嘉島遷出，離開伊特魯裏亞人的領域，在意大利南部的埃裏亞建立一個更安全的殖民地。

這一事件提醒人們，西地中海地區開始變得局促，無法滿足希臘人、伊特魯裏亞人和迦太基人日益增長的經濟野心。阿拉利亞是長期緊張局勢加劇期間的第一次重大衝突，最終導致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戰爭的爆發。

阿拉利亞之戰，並不意味著伊特魯裏亞人將北部海路據為己有，事實上，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希臘的馬薩利亞城邦開始迅速發展，主導著通往野蠻高盧及其他地區的貿易路線。這一突然增長的原因可能是，繼阿拉利亞之後，迦太基人有效控製了西班牙南部的港口，阻止了希臘人的貿易通道，使得他們不僅無法獲得塔爾索泰斯的礦產資源，而且還無法進入較遠的大西洋貿易體係，而希臘市場的大部分錫都是從那裏獲得的。通過發展馬薩利亞和高盧南部的其他港口，希臘殖民者可以直接控製通過蠻族歐洲的兩條主要貿易路線：通往北部羅納-索恩流域的航線，以及進入大西洋海路的卡爾卡鬆峽穀至加倫—吉倫特的航線，從而獲取了加利西亞省、阿莫裏凱地區和康沃爾郡的寶貴錫礦。因此，迦太基人壟斷直布羅陀海峽的一個後果是，希臘人在高盧南部的勢力更強大安定，這反過來又導致伊特魯裏亞人的利益逐漸被剝奪。

對伊特魯裏亞人的影響可以很容易地查明。古老的沿海城鎮開始衰落，一個新的貿易路線係統通過亞平寧山脈向北發展。到公元前6世紀末，伊特魯裏亞人在亞平寧山脈的北側建立了馬爾紮博托和費爾西尼亞（博諾尼亞）城鎮，俯瞰著富饒的波河流域。這種重新定位為伊特魯裏亞人提供了直接進入兩個新市場的途徑，一個是穿過阿爾卑斯山通往野蠻人的北部，另一個是經過沿海城鎮斯皮納和阿德裏亞進入亞得裏亞海，從而直接進入希臘市場，而不必經過大希臘貪婪的中間商。根據目前的證據，斯皮納似乎建立於公元前520年左右，而阿德裏亞可能略早些。這些經濟調整，使得伊特魯裏亞人在近一個世紀中處於有利的地位。與此同時，在西地中海，人們的行動自由逐漸被剝奪，最終在公元前474年，伊特魯裏亞人與大希臘的軍隊在庫邁附近進行了一場偉大的海上戰鬥，伊特魯裏亞艦隊慘遭重創。

回顧詳細資料，可以發現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00年存在一個不受限製的自由貿易階段，緊接著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的衝突、競爭和加劇的階段。在第一階段，從意大利到葡萄牙的整個歐洲海岸，都與希臘、伊特魯裏亞文化和腓尼基文化有接觸；在第二階段，腓尼基和迦太基文化的影響力集中在伊比利亞南部，而在北方，希臘人開始主宰高盧的南部海岸，同時，伊特魯裏亞人的勢力範圍重新聚焦在亞得裏亞海和阿爾卑斯山東部。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所有這些轉變和再調整都會對歐洲內陸地區的人群產生巨大影響。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蠻族外圍

圍繞地中海沿岸建立的貿易港口，刺激了歐洲蠻族的發展。不同地方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應，但每種情況的模式都是相似的——地中海地區的商品被狂熱地尋求，其中最有價值的則被貴族獲得，用來炫耀其高貴的地位；而價值較低的商品，則被精英們在禮物交換的循環中流傳給了地位較低的人。同時，人們渴望模仿異國風情，當地的工匠仿製進口奢侈品，人們采用異域文化的某些方麵。

在西班牙南部，隨著塔特西人及其鄰國與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建立了密切的貿易聯係，我們可以看到上述進程發揮著明顯的作用。進口商品的數量是巨大的。在韋爾瓦（幾乎可以確定這是古塔爾泰索斯遺址）的發掘中，人們從一條長6米、寬4米的溝渠中提取了1400枚希臘陶罐碎片。這些陶器來自東地中海的一些中心，包括雅典、希俄斯島和薩摩斯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下半葉，但大多數屬於公元前6世紀。如果這一次挖掘的材料密度在整個遺址內是一致的，那就意味著有數百船貨物進入過這座港口。

在拉霍亞聚落的外圍有一座公墓，那裏埋葬了公元前7世紀的一些當地塔特西精英。在17號墓中，死去的貴族隨葬有一輛胡桃木馬車，車上飾有青銅，並配有一個象牙盒，以及一套由壺、碟和香爐組成的青銅禮器。這些物品顯然是由當地工匠製作的，但墓葬品所隱含的信仰似乎取自東地中海。在塔特西人領地的其他地方，隨葬豐富的墓葬很少見，但在王國的北部外圍附近發現了許多。在卡莫納發現的一組墓葬，隨葬有雕刻精美的象牙；另一組墓葬發現於阿利薩達，隨葬品由一係列驚人的黃金珠寶組成，其中大部分是當地製造的，除了一枚敘利亞紫水晶印章和一個埃及耳環。這些富有的墓葬可能代表著當地精英的財富，他們通過控製經其領土到達沿海港口的商品流動，得以致富。

通過加的斯和韋爾瓦的主要港口以及西班牙南部海岸較小港口進口的希臘和腓尼基陶瓷製品，導致當地生產發生了巨大變化。用紅黑幾何圖案繪製的淺赭色織物，代替了灰暗的製品，很快被人們接受。這就是被稱為東方化階段的一部分內容，可追溯到大約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550年，隨著這一階段的到來，遍及瓜達爾基維爾河流域的城市也得到了同樣迅速的發展。到了公元前6世紀，這裏已存在著相當多的城鎮，四周都圍有城牆，不久之後，伊比利亞藝術的最初表現形式就出現在波爾庫納這樣的地方：令人吃驚的精美雕塑作品，在盔甲和服裝的細節上明顯是本土風格，但其東地中海的原型仍然清晰展現出來。瓜達爾基維爾河流域的這一係列引人注目的發展，可能是由於貿易網的重新定位，因為那時西班牙南部沿海的腓尼基港口最為活躍。其影響似乎是腓尼基人從地中海沿岸向北，與控製著遠處莫雷納山脈的白銀產區和瓜達爾基維爾河流域豐富資源的群落建立了直接聯係。有證據表明，大約在這一時期，塔特西人領土向西變化的步伐變緩，這可能是因為東地中海的商人寧願使用更直接的航線，也不願冒險進入大西洋經由塔特西中間商進行貿易。

隨著公元前6世紀的到來，中心城市的進一步轉移是顯而易見的。根據希臘陶器進口商品的分布來判斷，西班牙東南部的港口成為主要的入境點，這一發展可能與伊比沙島在約公元前550年之後成為腓尼基中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有關。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喀他赫納港附近銀礦的開發可能是其中一個吸引點。從東南海岸，瓜達爾基維爾河的傳統開采資源仍然能夠通過塞古拉山穀到達。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到了公元前5世紀，整個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地區都已經發展成為充滿生機的城市化社會，以複雜的軍事結構為基礎，具有高度獨特的藝術和文字。他們當時被稱為伊比利亞人，源自土著血統，與東地中海商人長達3個世紀的密切互動，使得他們加速了文化發展，也增強了文化特色。

北部的山脈，如濱海阿爾卑斯山和塞文山脈，在地中海地區和歐洲溫帶地區之間形成了一道重要的屏障，但羅納河和索恩河流域提供了一條從勃艮第到德國南部廣闊地區的簡單路線。這一西哈爾施塔特地帶，橫跨塞納河、索恩河、萊茵河和多瑙河的上遊，可以直接進入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大陸地區，由此在歐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毫不奇怪，在公元前6世紀下半葉，當希臘主導的貿易通過馬薩利亞得到加強時，這一北部區域的精英們得以指揮和控製異國的地中海產品作為貿易貨物運往北方。貨物流通在早些時候就開始了，包括用於希臘宴會飲酒儀式的貴重裝備，譬如製造於公元前7世紀末，在維爾辛根和卡珀爾發現的“羅得島”酒壺，以及公元前6世紀初在意大利南部製造的出土於格拉奇維爾的提水罐。但公元前6世紀中葉之後，貿易量激增。有著大量價值不菲的大型物品被持續進口的，比如維克斯的與人等高的青銅罐；還有一係列價值較低的商品，包括雅典的陶器，先是黑彩，後來為紅彩。毫無疑問，馬薩利奧特的雙耳細頸橢圓土罐裝滿了普羅旺斯產的葡萄酒。

貿易的運作機製仍然模糊不清，我們也無法確定有什麽當地產品作為回報。黃金是一種可能，獸皮、毛皮和食品也有可能，比如熏火腿，幾個世紀後該地區就以其聞名於世。對地中海經濟至關重要的另一種產品是奴隸，在後來的商業交易中往往起著重要作用。當地精英階層對這些交易保持著完全的控製，並將獲得物作為他們崇高地位的象征。生活中，最高酋長與下屬之間存在著奢華的盛會和禮物交換的循環；而酋長死亡後，家族就會隨葬昂貴的酒具和其他奇異的裝備，以此來體現其社會聲望。在這一層麵上的炫耀性消費造成了奢侈品短缺和需求，從而進一步刺激了貿易。地中海貿易商一直有能力也願意為該體係提供供給，這種平衡盡管不穩定，卻一直保持著。

考古學上的這種“名牌商品經濟”的表現形式是引人注目的。許多山頂區域被開發成貴族的防禦住所。在勃艮第的拉蘇瓦山、德國南部的海涅堡，以及瑞士格拉訥河畔的沙蒂永，都發現了大量的地中海奢侈品。同時，一堵與眾不同的城牆環繞著海涅堡，它是在石塊構造的地基上用泥磚砌成的，向前突出的矩形棱堡賦予其生氣。這種技術在希臘很普遍，但對於歐洲溫帶地區來說卻是完全陌生的，那裏的冬雨很快就會對牆體造成嚴重破壞。盡管如此，它依然是一個顯著事例，說明蠻族的精英是如何熱衷於他們所理解的地中海文化。

在他們的墓葬中，所隨葬的一係列奢侈品也展示了精英階層對地中海的掌控。在拉蘇瓦山附近的維克斯，死者隨葬有一整套的葡萄酒具，從調製葡萄酒的罐子到用來飲用的杯子。而在霍赫多夫，一口源自地中海的大釜中盛著蜂蜜酒，它是用當地製造的鑲金角杯來飲用的。在別處，往往能發現酒壺和雅典杯。高等級的墓穴也可以通過黃金用量和裝飾精美的隨葬車具的存在來區分，在霍赫多夫，人們普遍用鐵板覆蓋隨葬車具，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效用的工作，但表現出家族指揮近乎無限勞工的能力。

西哈爾施塔特地區的主要家庭，在競爭性貿易網絡中相互關聯，有證據表明，他們的財富隨時間而變化。變化原因之一是由地中海政治重新定位而引起的奢侈品流通的變化。較小的變化很難從考古學上加以辨別，但阿拉利亞之戰後，伊特魯裏亞貿易網的重新調整導致了一次重大動**。公元前525年以後的一個世紀左右，在瓦爾奇和鄰近城鎮的伊特魯裏亞作坊製造的鳥嘴狀酒壺的分布最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這些酒壺散落分布在通過亞平寧山脈、穿過波河流域、沿山口向北通過阿爾卑斯山的路線上。除此之外，萊茵-摩澤爾區中部地區的精英墓葬群密集分布，而法國北部的馬恩地區則較少集中。對這種模式最簡單的解釋是，由於馬薩利奧特人當時的壟斷地位，伊特魯裏亞商人無法通過羅納走廊得到北歐地區的豐厚財富；於是他們開發了自己的新商道，迂回繞過了西哈爾施塔特地區，並與北部邊緣的馬恩-摩澤爾區人群建立了直接聯係。這一地區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很可能是洪斯呂克-艾費爾地區的優質鐵礦石。

這種聯係對馬恩-摩澤爾區的影響是巨大的。先前，已經開始出現分布廣泛的武士權貴，其尚武性很可能是由於該地區能獲得奴隸，進行與西哈爾施塔特精英階層的交易，而後者則將他們轉運到地中海。與地中海建立的新聯係，憑借伊特魯裏亞網絡，首次將名貴商品直接引入該地區，從而使傑出的武士通過操縱奢侈品繼而成為精英。這樣的人被葬於華麗的墓地中，比如薩爾蘭州的魏斯基興和施瓦岑巴赫，以及馬恩的梅耶峽穀和索姆-比昂尼。

伊特魯裏亞人與馬恩-摩澤爾區的聯係，通過進口鳥嘴狀酒壺的分布得到了最鮮明的體現，但它也以更微妙的方式表現出來。新的精英階層在其葬禮儀式中采用了兩輪戰車，這是從伊特魯裏亞人那裏學到的一種方式。此外，還出現了極具創造力的鑄造匠人群體，他們依靠其不拘一格的藝術圖案為他們的貴族顧客製造了一係列器皿和裝飾品，其中許多隻是稍微偏離了伊特魯裏亞的原作。在這個短暫而輝煌的時期，他們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藝術風格，被稱為凱爾特藝術或拉坦諾藝術，這注定要成為歐洲大陸第一種真正的泛歐藝術風格。

這一新的精英階層在公元前5世紀初突然崛起，對已經建立起來的西哈爾施塔特體係產生了破壞性影響，致使該體係迅速瓦解。瓦解的原因是內部動**，還是奢侈商品供應量的減少，或者是來自北方外圍的侵略，這些都不完全清楚：年表太不精確，允許多種解釋。可以明確的是，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西哈爾施塔特的奢侈商品經濟已經接近尾聲，馬恩和摩澤爾的武士精英階層正蓬勃而迅速地發展起來。這些地區的精神很快就被廣泛地傳播開來。

亞得裏亞海的海角，為地中海地區和歐洲溫帶地區之間提供了另一個便捷的連接。從威尼斯平原有一條相對容易的路線，可以通過尤利安山到達斯洛文尼亞的丘陵地帶，然後向東經過德拉瓦河和薩瓦河，到達多瑙河上遊平原；或者向北沿著東阿爾卑斯山脈的邊緣，穿過布拉迪斯拉發附近的多瑙河，到達摩拉瓦河流域以及遠處的北歐平原。斯洛文尼亞位於阿爾卑斯山脈和巴爾幹山脈之間，其中心位置至關重要，從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在這裏出現了一個獨特的聚落群，其基礎是馬格達倫斯卡-戈拉、瓦采和斯蒂納等大型設防聚落，其下麵分布著巨大的墓地。這些遺址的考古證據給人留下的首要印象是近4個世紀以來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無法確定是哪些產品進出斯洛文尼亞，但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琥珀所占分量可能很大。當地有優質鐵礦石，具有鐵礦開采的充分證據；另一個專業產品是玻璃，通常被製成五顏六色的珠子。鑒於該地區的關鍵位置和生產力，人們可能曾期望精英階層的出現，能以西哈爾施塔特地區的模式創造對地中海奢侈品的需求，但事實並非如此。有證據表明，貴族的墓葬形式豐富，通常配有輕型青銅盔甲，並附有華麗的甕，但進口奢侈品較為罕見，西部的財富集中現象在這裏找不到。顯然，這裏的社會製度與西部是完全不同的。

最合理的解釋是，東地中海商人在西班牙和法國南部展現的企業家精神，以及伊特魯裏亞人用來開拓中部阿爾卑斯山關口的創業活力，出於某種原因，並沒有引起東阿爾卑斯山地區的關注。人們關心的是在斯皮納和阿德裏亞的通商口岸開發波河流域，以及通往西北部的航線。這或許僅僅是因為從東北部到達亞得裏亞海的商品需求量要少得多。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就會借助植根於社會體係中的傳統交易方式穿越斯洛文尼亞，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地中海貪婪的商業主義的影響。

更遠處的邊緣地區，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

在從葡萄牙到克羅地亞這個直接受希臘、腓尼基和伊特魯裏亞世界影響的不規則領土區域之外，是歐洲大陸的廣闊地帶。由於地貌和氣候及其資源潛力各不相同，這相應又影響了令人困惑的各種文化輸出。我們可以將該地區簡單劃分為三大區域：從英國南部和法國北部延伸到斯洛伐克的溫帶地區；包括荷蘭、德國北部、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在內的北部地區；以及從葡萄牙延伸至蘇格蘭西北部的大西洋地區。毋庸置疑，這些地區不僅在文化方麵，而且在現有證據的保存質量方麵都有相當大的差異。

在溫帶地區，數量驚人但又完全不同的群落將十分之一的精力都投入到山地堡壘及其相關建築的建造和維護上。其中許多地區，例如英國南部和德國南部，山地堡壘在青銅時代晚期就開始發展，在公元前7世紀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初，這種現象達到了頂峰。這些建築占地麵積通常在1～6公頃之間，很顯然，這需要在某種強權下組織起來的群體的努力，其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權力和社會經濟體係的某種程度的集中化，它們將群落凝聚在一起。但是，如果認為該地帶不同地區堡壘的存在就意味著它們具有非常相似的社會結構，那將是錯誤的。

鑒於這種現象的潛在意義，考古發掘工作卻出乎意料的少。在英國南部，已經發掘出一部分這一時期的堡壘，其中一些規模相當大，很顯然，許多堡壘都被大量的群落占據。在代恩博裏，圓形的木結構房屋就集中在城牆後麵的空地周圍，而且沿著圍牆南部的碎石小道分布。在其他地方，人們在木製的倉庫和窖穴中留出了糧食儲存區。在該地區的某些區域，特別是中南部，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修建了大量的山丘堡壘，但大部分在大約公元前400年之後被廢棄，隻有少數在繼續使用並上升到主導位置。這種被稱為“成熟的山丘堡壘”的類型有許多被一直使用到公元前1世紀。因此在這個地區，鼓勵建造早期堡壘的社會製度似乎持續了500年左右，盡管是以一種發展的形式。

在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南部，堡壘的密度略低，發掘出的數量也很少。但有些堡壘規模較大、足以作為範例，譬如法國的哈魯德堡，以及比利時的布澤諾爾、凱默爾堡和哈斯登，它們似乎都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時被廢棄。但在更東的盧森堡的兩座堡壘——奧岑豪斯和阿爾特堡，它們的使用密集期在公元前400年以後。在這裏，或許我們看到的是類似於英國南部山地堡壘現象的一種本土化發展。山堡區一直延伸到德國中部，直至前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西南部的斯莫列尼茨，發掘了一座公元前6世紀的築壘，其基本規模、位置和基礎經濟與威爾士邊區的典型堡壘幾乎沒有什麽差異。

公共防禦工事的理念在波蘭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在大波蘭區和西裏西亞發現的許多堡壘，大多數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並非所有的堡壘都在小山上，在湖泊中的島嶼上也發現了一些。最著名的是比斯庫平，位於比得哥什附近，在1938年至1949年發掘工作揭露了島上聚落的總體規劃，它被一堵堅固的木製城牆圍繞。城牆內的整個區域都被13排平行的房屋占據，房屋之間緊密地排列著用木頭鋪成的小道，連接著一條環繞城牆內建築群的環形路。一排排房屋由3棟到10棟獨立的房子組成，按照單坡屋頂，以排屋的方式排列。盡管沒有明顯的重大社會分化跡象，但這一非凡聚落的整個布局都讓人聯想到公共秩序是維持在強權之下的。假設所有的105棟房屋同時使用，且每套房屋隻容納一個家庭，那麽常住人口可能有400人到500人。

就其多樣性而言，我們很容易看到，在歐洲溫帶的這個山地堡壘區，社會和經濟組織的基本水平大致相同，堡壘代表著人口的集中，而服務則大概由當地領導人的權威來維持。這種發展的內在過程植根於青銅時代晚期（見第九章），但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有明顯加速的證據。築壘這一非常行為，以及從英國到波蘭的許多遺址所證明的被攻擊的事實，都足以說明潛在的侵略潮流偶爾會爆發為公開的戰爭。很難闡明造成緊張局勢的原因，但是，普遍的氣候惡化加上人口的增加，可能足以引起廣大地區的社會不穩定。在西哈爾施塔特區和南部的馬恩-摩澤爾區，相互競爭的上層精英階層所造成的緊張局勢也可能是一個輔助因素，尤其是如果最終為了地中海市場而通過突襲搶奪奴隸成為兩個地區交流進程的重要一部分。

由於不同區域的資源潛力，支撐這一山地堡壘地帶各個群落的經濟體係差異很大，但築壘的持久性以及與之相關的聚落的長期性，則表明了人們對土地的所有權和開發的重視。當時英國南部山地堡壘明顯可見的相當大的存儲能力充分表明，在這裏，至少盈餘糧食的獲取和儲存是一個重要的基本動機，雖然很難說明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有組織的區域再分配製度，或者僅僅是一種針對周期性短缺的對衝措施。然而，有一點是明確的——在整個地區，進口奢侈品在經濟中沒有發揮任何重要的作用：這些堡壘基本上是區域體係的中心，而這些體係主要是自給自足的。毫無疑問，隻有在諸如鐵、青銅、礦石等基本商品，以及像玻璃製品、琥珀和珊瑚等小奢侈品中，區域間交易才會在社群互動的禮物交換係統中發生。

在該區域內，很少會看到富有的墓葬，但偶爾會發現一些被認為是權貴人物的墓地，比如在比利時海恩地區的庫爾聖艾蒂安，那裏有一座跨越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的長期公墓，不時會埋葬富有的武士。在掌握了各種物資或路線使財富得以積累的地方，是可能會出現這種區域性精英的。

越過山地堡壘地帶向北，從萊茵河口到維斯瓦河，橫跨北歐平原，向北穿過丹麥和瑞典南部，有一大片廣袤的領土，其特點是村莊在確定的領土內一代又一代地轉移定居。這種鄉村經濟是一種非常持久的現象，它起源於新石器時代，在維京時期仍然可見。在整個三千年左右的時間裏，可以發現技術變革和農業製度的進步，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該地區巨大的社會連續性。甚至在公元最初的4個世紀中，羅馬世界的臨近也幾乎沒有造成混亂。

在公元前一千紀中期，典型的村落由一組長屋和附屬的倉儲建築組成，每個建築群代表一個家庭單位，它們之間幾乎沒有明顯的社會差異，但在地域性建築中出現了區域和年代的變化。在公元前6世紀的荷蘭哈普斯聚落中，屋頂的屋脊由居中放置的一排排木料支撐，側牆負荷由堅固的牆柱承受，而在公元前5世紀的日德蘭半島的格倫托夫特聚落，則采用了三道側廊的結構。在整個地區反複出現的一個特點是通過一條貫穿兩個相對門道的中央連接通道將房子分割成兩部分。其中一個區域通常較小，被預留為一個公共生活空間，有一個放置在中央的爐膛；另一個區域通常用於牛欄。這種劃分在格倫托夫特這樣的村落中尤為明顯，那裏牛欄末端的側廊被劃分為單獨的畜欄，其中一些較大的房子可以容納10頭到20頭牲畜。牛顯然在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絕不能排除糧食生產，因為農田係統在公元前一千紀後期的許多地區都變得很普遍，而且不時在沼澤中能發現木製的牲畜圍欄。

北歐平原的鄉村經濟，在公元前一千紀明顯成為整個歐洲最穩定的社會和經濟體係。在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前2世紀的羅馬貿易網絡開始帶來不穩定的音符之前，這些農業群落與地中海發展中的消費市場的破壞性影響相隔絕。他們同時受到所處地貌的嚴酷限製，幾乎沒有動力接受創新或通過操縱奢侈品來追求地位。

如果說北歐平原的人群生活在一個社會流動性最低的區域裏，那麽大西洋航線的人群則陷入了一個繁忙的運動係統中。整個歐洲大西洋沿岸，從北部的設得蘭群島到南部的塔爾泰索斯港和加的斯港，都緊密相連在一係列基於便利海上通道的相互關聯的貿易和交換係統中。這些活動的動機並不難理解，因為大西洋沿岸富含金屬。伊比利亞西部的黃鐵礦區出產銀、銅和鐵，位於伊比利亞半島西北角的加利西亞，是古代世界錫的主要來源之一，而坎塔布連山脈中則含有黃金。阿摩力克半島的古老堅硬岩石是錫的另一個潛在來源，並具有數量較少的銀和銅，而康沃爾半島則以錫聞名於古社會。德文郡和康沃爾郡的花崗岩荒原周邊也出產銅、銀和少量的黃金。威爾士和愛爾蘭南部也有銅和黃金。這些財富不可避免地被當地人群開采利用，並通過長距離運輸從一個地方體係交易到另一個地方體係。

大西洋貿易網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建立，在韋爾瓦附近的港口塔爾泰索斯港發現的可能是公元前7世紀沉船上的愛爾蘭青銅矛頭，充分證明了這個貿易網絡的廣闊性。在整個大西洋地區，人工製品的分布反映了更大係統中更多的區域**易網絡。例如，公元前6世紀，大量的高鉛青銅在布列塔尼被加工成斧形鑄塊，並從那裏分銷到法國北部和西部以及英國中南部，而當時大部分青銅交易即將接近尾聲。盡管銅和黃金無疑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引起古典作家注意的卻是錫。後來的羅馬詩人阿維阿努斯在他的詩歌《海岸》中引用了一些誘人的信息片段，這些信息是從大西洋航道的航海手冊《瑪薩利奧特·伯裏浦魯斯》中的一條古記載收集而來的，據信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紀。這本航海手冊描述了塔特西人和迦太基人從伊比利亞南部港口向北到布列塔尼、愛爾蘭和英國的旅程，目的是尋找高價值的貿易商品。很難講明這些長途旅行有多頻繁。但我們得知，大約在稍後的公元前330年，一位希臘商人探險家皮西亞斯的航海曆程：他向北航行，經由布列塔尼，探索了英國周邊的北部水域。到此時，人們已經為康沃爾和布列塔尼地區建立了一條常規的貿易路線，從比斯開灣經由加倫河和卡爾卡鬆峽穀到達奧德河，從那裏再到地中海和馬薩利亞，可以進行錫的運輸，從而避開了伊比利亞半島周圍以及通過迦太基人控製水域的漫長而險惡的航路。

大西洋地區的人群，在社會和經濟結構方麵差異很大。在加利西亞，許多大型山丘堡壘（卡斯特羅斯）的存在表明了社會體係的複雜性和集權化程度。但在更北的布列塔尼、康沃爾、威爾士和愛爾蘭，聚落模式的基礎是小型的防禦住宅，被稱為多元環形住宅或圍屋，代表了單一的家庭單位。在公元前一千紀的整個後半期，在這裏發現了一些玻璃珠和手鐲等精美的小件飾物，其精細化和尺寸化的發達特征表明了這些人地位的提高，但經濟基礎可能更多的是糧食資源的開發以及家畜的飼養，而不是貿易貨物的操縱。對於所有關於大西洋交換係統的文獻證據，來自地中海的奢侈品是出了名的罕見。

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140年，地中海霸權之爭

在公元前450年之前的幾個世紀裏，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與希臘人為爭奪西地中海貿易路線的控製權各執一詞，而伊特魯裏亞人則被擠在兩者之間；最後通過條約建立和商定不同的勢力範圍，達成了某種不穩定的平衡。但是現在，隨著羅馬城擺脫伊特魯裏亞人的統治，一股新的破壞性力量開始出現，他們開始實施其領土野心，這一野心最終導致一個龐大帝國的建立。

在整個公元前5世紀，羅馬的勢力一直擴張到意大利中西部城市、南方的拉丁人城鎮，以及北方的伊特魯裏亞南部城市。擴張的**階段是包圍並最終占領了維愛（據傳為公元前405年至公元前396年），開辟了通往北方的道路。但是，凱爾特人的遷移造成了暫時的停頓。然而到了公元前4世紀中葉，在公元前348年與迦太基締結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之後，羅馬又一次開始了向南的擴張進軍，與薩謨奈人進行了零星的戰爭，薩謨奈人利用凱爾特雇傭兵在羅馬控製下的許多城鎮中煽動反羅馬情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元前295年，在翁布裏亞的森提烏姆，偉大的反羅馬聯盟與羅馬軍隊進行了會戰。羅馬大獲全勝，不到5年就控製了橫跨意大利半島中心從第勒尼安海到亞得裏亞海的一大片領土。

此時，意大利南部的希臘城邦正處於經濟和社會衰退的狀態，受到敵對的原住民的攻擊以及政治陰謀的摧殘。羅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公元前264年，當希臘西西裏島的居民與鄰國迦太基發生衝突時，羅馬站在希臘人的一邊並出麵進行了幹預，挑起了三次布匿戰爭中的第一次。對於羅馬來說，取得勝利並非易事，但在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投降了。羅馬從中受益甚多，或許遠甚於它意識到的，因為在短短15年的時間裏，它就了解到了海軍的價值。作為脫離接觸條款的一部分，迦太基人承諾自己的船隻將不再進入羅馬水域，並同意放棄對西西裏島的所有要求，並支付巨額賠償金。羅馬利用對手的弱點，隨後又吞並了撒丁島和科西嘉島。

到這一階段，羅馬已經被古希臘城邦卷入法國和西班牙沿岸地區的政治事件中，這些古城邦經濟不穩定，擔心迦太基人會沿著海岸向北擴張。隨著羅馬的保護勢力擴大，迦太基也不斷推進，直到公元前218年，這兩大巨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第二次布匿戰爭爆發了。這場戰爭對歐洲曆史進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是一場勢均力敵的事件。衝突迅速蔓延。戰鬥一開始發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直到公元前204年入侵非洲的輝煌戰績之後，羅馬統帥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才在公元前202年於突尼斯山丘的紮馬將漢尼拔及其部隊最終擊敗。羅馬因而控製了伊比利亞南部的大部分地區。

迦太基雖然被嚴重削弱，但仍然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此外，羅馬貴族又將貪婪的目光轉向了突尼斯繁榮的生產力上。在這時候，老加圖把成熟的迦太基無花果扔在他的參議員們麵前，大聲告誡“迦太基必須被消滅”，他不僅提醒貴族們商業競爭對手的臨近，而且提醒他們迦太基有富饒的農田。這種**太大了，在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的短暫戰役中，迦太基被摧毀，其領土被吞並。

對迦太基的征服與羅馬早期介入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活動是同時進行的。它始於公元前229年，當時羅馬向伊利裏亞女王宣戰，因為她的臣民一直在攻擊亞得裏亞海的羅馬商船。伊利裏亞人沒有引起什麽麻煩，但戰爭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與馬其頓人曠日持久的衝突。直到公元前190年，馬其頓才被製服，在40年後的一次起義之後，它成了一個行省。一直以來，希臘殘餘城邦組成的亞細亞同盟在名義上仍然是自治的。但是在公元前146年，一場計劃不嚴密的起義爆發了，羅馬軍隊進駐偉大的海上城市科林斯並將其洗劫一空。如此一來，在一年內，即公元前146年幾個月的時間裏，羅馬的兩個強大海上對手科林斯和迦太基就被摧毀了，羅馬成為這兩個貿易帝國的繼承者。也許是偶然，也許是命中注定或者本就心懷野心，這些因素使得羅馬變成了一個霸權帝國。幾年後，維吉爾在《埃涅阿斯紀》中寫道：“記住，羅馬，是你來統治這些國家。這是你的任務：推行和平的道路，寬恕被征服者，以戰爭為榮。”普通的羅馬市民在這樣的陳述中不會感到有什麽了不起或傲慢。

羅馬擴張的一個影響，是在西地中海地區造成了一種幾乎連續的戰爭狀態，完全破壞了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初繁榮起來的貿易體係：一方麵，這減弱了地中海體係對北方蠻族的直接影響；但另一方麵，貿易網絡的崩潰加劇了已經在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在馬恩-摩澤爾地區，我們現在必須回到這個話題上。

凱爾特人的遷徙，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200年

我們已經了解到，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西哈爾施塔特區的奢侈品經濟已經崩潰，部分是因為用於驅動其競爭**易循環的奢侈品流通已經枯竭；部分是北方新權貴的崛起，他們有著自己的期望和需求。依靠本地工匠來生產奢侈品使得這個北方邊緣地區能夠維持自身一段時間，比如在公元前5世紀後期的貴族墓中發現的許多凱爾特藝術傑作。然而墓地數量的增加表現出人口的快速增長，這些因素動搖了本已不穩定的社會平衡。這些因素一起導致了主要社會體係的崩潰，致使廣泛遷移階段的到來。

經典作家們非常清楚這種現象，並試圖對其進行解釋。老普林尼確信，正是無花果、葡萄、油以及葡萄酒等南方奢侈品的吸引，才促使劫掠群體向南流入意大利和希臘。龐培·特羅古斯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他認為，高盧人（與“凱爾特人”的用法相同）的人口增長已經超過土地的負荷：人口增加造成的社會壓力日趨嚴重，以至於30萬人開始出發去尋找新的土地。李維對同一個話題展開了論述。高盧人中最強大的是比圖裏格人，他們由安比加特斯國王統治。他們以穀物為生，但人口的增長使得秩序難以維持。國王希望“減輕王國的人口負擔”，於是派遣了他的兩個親屬塞哥維蘇和貝洛維蘇，諭示這兩個年輕人領導大規模的移民。塞哥維蘇向東朝著海西造山帶的方向行進，而貝洛維蘇則率領他的追隨者南下意大利。因此，總的來說，在事件發生幾個世紀之後的經典文獻資料與考古學證據表明的人口增長和社會體係麵臨崩潰而導致的遷徙絕不矛盾。公元前5世紀後期和公元前4世紀初的墓地分布表明了這一遷移的方向，凱爾特人南下至波河流域，向東沿多瑙河進入匈牙利，一些早期的支屬穿越匈牙利大平原，定居在當時羅馬尼亞的中心特蘭西瓦尼亞。

在馬恩-摩澤爾區所在地，貴族墓地一度持續了一段時間，它們位於索姆-比昂尼、賴恩海姆以及瓦爾達格斯海姆，但墓葬的數量卻少得多，這表明最初的遷徙就是從這個地區開始的。我們先前已經了解到，在遷徙之前，馬恩-摩澤爾地區支持的是一個武士社會結構。年輕人的墓穴裏總是隨葬有長矛和劍，也許還有盾牌，盡管這些東西大多是由木頭和皮革製成的，幾乎沒有留下痕跡。更富有的人可以擁有青銅頭盔，最高酋長則擁有可以用於戰爭的快速雙輪戰車。正是這些萬千勇士，穿越歐洲尋找新的土地，進行掠奪。

似乎從早期階段開始，沒有土地耕作束縛的武士階級與留在家裏照料莊稼和家畜的那部分人口——老人、婦女和兒童以及沒有自由的人，他們之間似乎就有了明顯的分化。在自由的武士中，維護社會秩序體係的重點是宴饗。正如作家阿忒那奧斯所描述的，宴會安排會受到嚴格的管製：

當幾個人在一起進餐時，他們圍成一圈坐著；但其中最強大的人，在戰爭技能、家庭關係或財富方麵突出於其他人的，就像合唱隊的領隊一樣，是居於正中的。在他旁邊的是東道主，兩邊緊鄰的是其他人，按照他們各自的等級就座。手持長方形盾牌的士兵緊站於他們身後，而他們的保鏢則圍成一圈坐在正對麵，像他們的主人一樣分享盛宴。

盛宴是宣布和接受等級的場合。步驟之一是把分配給英雄的食物端上桌。“在過去，當烤好的動物後臀及後腿被端上桌時，最勇敢的英雄會拿走大腿部分，如果另一個人想索取的話，他們就會站起來，來一場一對一的殊死搏鬥。”（斯特雷波）東道主，或負責切肉的人，會根據他理解的每個人的地位為其上菜，給聚會中的任何一個感到被低估的成員提供參與公開爭奪的機會，而這可能會以搏鬥告終。無論結果如何，集會的客人都是見證人這一事實使得它合法化了。

集會還為有抱負的領導人打算襲擊鄰近群落提供了機會。個人的地位將由表示願意跟隨他的人數來衡量。如果突襲成功，戰利品也有足夠的回報，那麽下一次他的追隨者可能會增加。突襲近鄰社群為維持和再現社會群體內部的等級製度提供了一種機製：它還允許部落通過不斷重新界定其領土來重新確定自己的身份。因此，戰爭是地方性的，它是社會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斯特雷波所說：“整個民族都瘋狂地喜歡戰爭，鬥誌昂揚，戰鬥迅速，然而在別的方麵卻性格直率，並不邪惡。”

在改變方法以適應與地中海軍隊的衝突之前，典型的凱爾特人的戰爭場麵是參與的雙方部隊會在戰場上排好隊伍，彼此麵對；然後勇士們會自告奮勇地乘坐他們的車輛或步行上前，並對他們的對手大聲施以惡言；進而，在雙方武力盡收眼底的情況下，會進行一對一的戰鬥；最後，可能會爆發一場更大範圍的混戰，或者一大群人可能會散去。這種戰爭具有強烈的象征性，它與地中海國家進行的征服戰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後，戰士們自己的情況怎樣呢？

無論你以什麽借口煽動他們，即使他們除自己的力量和勇氣外什麽都沒有，也會隨時準備麵對危險。（斯特雷波）

他們的性格中除率直和烈性外，還必須加上孩子氣的自誇，以及對裝飾的熱愛。他們戴著金飾，脖子上套著金屬項圈，臂腕上戴著手鐲，而上層精英則穿著鑲金的印染衣服。正是這種多樣性，使得他們經受不住勝利，在失敗中完全頹靡。（斯特雷波）

凱爾特人及其社會所呈現的景象，是在一個基於勇士威力的社會體係中鬆散地維持著一種不安定的繁榮。突襲和戰爭是維持社會和繁衍的基本機製。這種體係在公元前5世紀的馬恩-摩澤爾區的戰士墓葬中很容易辨認。此外，在接下來的4個世紀中，隨著武士貴族遍布歐洲大部分溫帶地區，並開始與地中海國家互動，這一主題反複出現。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從史前時期過渡到了原史時期[1]。

曆史學和考古學都充分證明了凱爾特人對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半島的滲透。李維區分了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大約在公元前600年，第二個階段是在第一階段開始200年後。首批移民的可信性一直受到質疑，但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表明，在公元前6世紀和公元前5世紀，一些北方人群可能已經穿過阿爾卑斯山口，定居在倫巴第湖周圍的山麓丘陵地帶。在格莫爾達島和塞斯托-卡倫代的墓地，哈爾施塔特風格的車葬是眾所周知的，而在更南的拉文納附近的聖馬蒂諾，以及博洛尼亞附近的卡索拉-瓦爾塞尼奧等公元前5世紀的墓地中，發現了北歐類型的人工製品。

這些早期的滲透為公元前5世紀末湧現的北方部落不斷向南移動的主旨鋪平了道路。當時蘇布雷人攻占了梅爾普姆城（米蘭），塞諾馬尼人定居在布雷西亞和維羅納附近，勒龐蒂人選擇了馬焦雷湖地區，而科比西人和薩魯維伊人則定居在提契納河岸。稍晚些時候，博伊人和林貢斯人穿過這一北方部落定居區，接管了波河以南的土地。最後到達的部落之一，塞諾尼人，進一步向南遷移到翁布裏亞和亞得裏亞海沿岸地帶。定居點的取得是通過武力完成的。博洛尼亞的一塊石碑描繪了伊特魯裏亞人和凱爾特人之間的戰鬥場景，以及亞平寧山脈北坡伊特魯裏亞人城鎮馬爾紮博托下的廢墟，都是北人南來的見證。

這一階段的移民本質上是一場整個家族遷居富饒山穀地帶的民間活動。波利比奧斯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記敘了凱爾特人的肥沃田地：出產小麥、大麥、小米，以及藤本植物，還有散養的豬。考古學上對這些定居點知之甚少，但從數量眾多、規模相對有限的墓地來看，人口似乎生活在分散的小型聚落中。本地墓葬風格被保留下來，戰士們隨葬有他們的劍、矛和頭盔，但有些人當時也采用了伊特魯裏亞的胸甲。

李維將羅馬執政官馬庫斯·波皮利烏斯·拉伊納斯的講話概括為：“你們麵對的不是一個拉丁人或薩賓人的敵人，當你們打敗他時，他們會成為你們的盟友。我們已經拔劍對付野獸，我們必須放盡他們的血，否則就會灑下我們自己的血。”在台伯河左岸的阿利亞，最後的羅馬防線被攻破，使得這座城市向凱爾特部落打開了大門。這一事件的創傷從此深深植根於羅馬人的靈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後來不止一次地被喚起。盡管首都在凱爾特人戰士離開之前堅持了7個月，但羅馬大部分地區都被摧毀和掠奪。在接下來的60年裏，凱爾特人的突襲隊活躍在意大利半島。其中一些人可能來自亞平寧山脈以北的大本營，隻是為了進行一次暫時的突襲，帶著掠奪品返回家園；而另一些人則充當雇傭兵，受雇於南方暴君。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紀30年代，突襲完全停止了。在公元前332年至公元前331年，羅馬人與塞農人締結了一項條約。

對於塞農人來說，公元前3世紀是一個撤退的時期，羅馬逐步將其勢力向北擴展到整個波河流域。約公元前295年，在森提烏姆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對抗，當時蘇布雷人和博伊人向他們的北方親屬求援，在公元前225年的泰拉蒙戰役之後，凱爾特人定居的大片領土被羅馬人霸占。波利比奧斯對此事件的敘述值得回顧：

蘇布雷人和博伊人穿著長褲、披著輕便的鬥篷作戰，而蓋薩塔依人出於對自己的驕傲自信丟棄了他們的衣服，**裸地站在整個陣列前麵，隻手持武器……羅馬人……被凱爾特東道主的良好秩序和令人畏懼的喧囂聲所嚇倒，這裏有著無數的號手和鼓手，隨著全軍同時發出戰爭呐喊，聲音是如此令人心煩意亂，似乎不僅有鼓號手和士兵的，而且整個區域周邊都異口同聲發出了鳴叫聲。前麵那些**戰士的外表和姿態也非常令人害怕，他們都正處於生命的黃金期，年富力強、身強力壯，而且都是佼佼者，他們所有人都佩戴著金項圈和臂環。

但是羅馬人的力量和秩序戰勝了凱爾特人的浮誇和急躁，凱爾特軍隊被打垮了。在公元前197年和公元前196年的又兩次作戰後，拉丁人開始了在波河流域的定居生活。博伊人進行了反抗，但最終在博洛尼亞之戰中被擊敗。他們損失慘重，大部分土地被侵占。於是，該部落的幸存者再次出發，沿著祖先的足跡，穿過阿爾卑斯山，定居在波希米亞，以這個名字來紀念他們的存在。

蠻族軍隊的另一部分由3個部落組成：托利斯托波伊人、特羅奇尼人和沃爾卡埃特克托薩格人，他們經由各種路線向東進入安納托利亞，最終定居在弗裏吉亞北部地區，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們從那裏對小亞細亞沿岸的愛琴海城市進行季節性突襲。近300年後，這些部落的起源以其後裔的名稱被銘記——迦拉太人，聖保羅曾用責備的言辭寫信給他們。

對於凱爾特人遷徙的情況，我們隻是部分了解，而且必然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我們能夠追溯到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200年，從加來海峽到特蘭西瓦尼亞，從波河流域到波蘭南部，整個歐洲的麵貌都有著顯著的文化相似性。這種拉坦諾文化，正如它的命名，是凱爾特語係的文化。至於它通過遷徙的人口或者隻是通過文化適應過程所傳播的程度，是無法究明的，但沒有人能夠懷疑人群的流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一時期的藝術——凱爾特藝術，反映了人民的緊張、對抗和純粹的活力，生動地記錄了那個動**的時期。遍及整個地區持續存在的戰士墓葬，進一步表明了當時的社會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