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600年的歐洲野蠻人的革命
安東尼·哈丁（Anthony Harding）
如果將歐洲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時期稱為“巨石陣時代”，那麽就很難找到一個適合的標簽來定義這一時期之後以及下一次經濟和社會重大變革到來之前的時代。它被恰當地稱為“甕棺墓地時期”，但這並不能說明不同活動領域的可變性程度。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文化、社會、軍事和宗教。
然而，作為一個時代，這部分時期並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關注。沒有偉大的石碑古跡可供巡禮，很少有大型的古墓葬，也沒有廣泛的聚落。但是，這一時期可以被視為曆史性歐洲形成的關鍵時期。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裏，地中海地區的讀寫文化全麵恢複，並傳播到中歐。歐洲以眾多早已存在的原生人群展現在曆史舞台上，例如中歐和西歐的凱爾特人，或巴爾幹半島西部部分地區的伊利裏亞人。在有文獻資料表明他們在那裏之前，由於我們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假定他們隻是才到達那些地點不久，那麽他們很可能是在整個青銅時代晚期，或許在此之前就已經在那裏了。因此，在這7個世紀的故事，直接發軔於歐洲眾多民族最早的曆史。
縱觀這700年，歐洲仍然處於史前狀態，即沒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但在南部，與東地中海偉大文明的聯係提供了曆史性的或幾乎是曆史性的信息。開始的兩個世紀是東地中海動**的時期。偉大的希臘邁錫尼文明和安納托利亞的赫梯文化都衰落了，許多較小的國家和獨立的城市都被破壞，埃及不得不在其邊境進行大規模戰爭，以保持其統治地位，然而這一地位不管怎樣掙紮都在下降。雖然這一時期的許多事件都是不確定的，記載它們的文獻也是不明確的，但有許多理由讓我們可以假設，這是一個“歐洲民族大遷徙時期”，與中世紀早期那個眾所周知的時代沒有什麽不同。主要是由於埃及文本中的含糊提及，人們認為一個民族聯盟——埃及人稱為“海上之民”——應對襲擊黎凡特和塞浦路斯的城市和國家負責。在這一時期，有很多的中歐和北歐較為知名的器物也開始出現在地中海地區，譬如北方類型的劍、矛頭和盔甲、安全別針、某些飾品，甚至還有可能源於意大利的陶器。學者們一直試圖將破壞和“外來的”人工製品這兩種現象聯係起來，並假設在青銅時代末期，北方民族南遷到希臘和其他地方，但其中大部分仍然是高度推測性的。但不管怎樣，它都是建立在物質文化觀的基礎上，認為藝術品的風格反映了其製造者和使用者的民族身份。在今天看來，人們對這種推測頗有懷疑。
無論對希臘有何影響，整個青銅時代晚期的歐洲都普遍出現了顯著發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墓葬的一個近乎普遍的變化，從把死者直接葬於墓中，到將其火化，並將其骨灰安葬於地下的坑或骨灰甕中。這種做法導致這一時期被稱作“甕棺葬時期”，如果加以恰當描述的話，這是一個奇妙的標簽。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這一做法持續貫穿於本章關注的大多數時期。的確，墓葬是這一時期（某些地區除外，包括英國）最明顯的遺跡之一：聚落的發現相當稀少，隻有沒有考古背景的金屬遺物才能在數量上與之抗衡。這一事實，從數量和質量上反映了金屬文化在這一時期的巨大擴張。這種冶金技術最初主要與青銅有關，其次是金器，後來越來越多地與鐵有關。然而，金屬並不是被開發的唯一材料，例如，真正的玻璃也被使用，石頭和木材仍然非常重要。
盡管不可能在這一時期從曆史意義上分離出一些事件，但可以注意到某些影響到整個或部分歐洲的關鍵發展。從約公元前1100年開始，人們在山頂上建造堡壘，或者在低地圈起柵欄。在某些階段，一些地區還出現了明顯較為奢華的墓葬，並且有大量隨葬品。在許多情況下，遺物在到達最終埋藏地之前都被運輸了相當長的距離，這是強大交換網絡的證據。鹽的開采和運輸，特別是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礦區開采的鹽，更能體現這一事實。本報告所述的整個時期最富有的墓地之一，哈爾施塔特，就位於其中一個鹽礦旁邊，後來哈萊因（也在奧地利的薩爾茨保）附近的迪爾堡等其他中心聚落，也被發現靠近鹽礦開采遺址，這肯定不是巧合。所有這一切都伴隨著人居環境和生存自然環境的變動，以及農民對新的經濟和環境條件的反應。還有一些跡象表明，精神生活也發生了改變，盡管此類問題很難從考古學證據中闡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上，從公元前1300年起，我們就可以根據一係列革命來對歐洲曆史進行分期。
公元前1300年的歐洲
公元前1300年的歐洲基本上是由小規模聚落組成的馬賽克。它們之間的聯係程度是頗有爭論的話題。毋庸置疑，雖然聚落的規模很小，但社會的許多方麵已經充分發展，尤其是在整個聚落中財富分配不均而導致的社會分化。但是，在公元前1300年，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如同古時候的許多人一樣，都是圍繞著田間和作坊工作展開的，也必定製作了用於死者的物品。但對更為精巧的儀式和宗教類物品的關注，或許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本章中所要描述的青銅時代晚期變革時期的歐洲聚落類型，其地域和規模都是適中的。被發現的大多數村落基本上是農業性質的，當然也有一些村落，特別是那些靠近金屬來源的，也參與了手工作坊活動。其他的一些村莊，譬如意大利南部的那些，有著來自東地中海的船隻，估計主要是出於貿易目的而存在的。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從南部的伊奧利亞群島到北部的（但是沒有中歐）英國荒野，是標準的小型圓形房屋，它們集結成小村莊或村落。我們無法像分析墓葬那樣從房屋平麵布局判斷當時的社會組織，不同的地位並沒有反映在家庭布局上。有關特定地區聚落密度的可用資料也不多。這主要是由於難以發現這些相關遺址，但即使在有著良好信息的地方，也看不到像中歐線紋陶文化地區的那種重建模式。
青銅時代早期所涉及的生存活動，延續了新石器時代和銅石並用時代的模式。主要的食物來源是標準的馴養物或栽培品種，包括植物和動物；不過如果能獲得野生食物的話，也是很受歡迎的。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直到公元前1300年，野豬、馬鹿，甚至歐洲野牛等大型野生動物，在匈牙利平原等高度開發的地區依然能夠被捕獲。這必然表明，大片林地仍然存在，一部分大概是在最初砍伐後再生的，另一部分是未砍伐的原生林。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大多數時候的日常工作包括耕作和畜牧業，使用的是不變的食物種類。在某些地區，特別是不列顛群島，有大量來自青銅時代農業體力活動的證據，主要形式是田地邊界的劃分。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不太確定這些田地究竟用來做什麽，但至少在一些低地實例中，能夠確定可耕地的利用。即使在缺乏具體證據的情況下，這種模式在歐洲大部分低地區也可以合理假定。碳化穀物的發現，以及環境條件，幾乎可以確定這些生存活動與當時相適應。
手工業方麵，主要的活動是金屬加工，盡管陶器製造和木工也很重要。手工業日常工作是來自阿爾卑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以及其他山區豐富礦源的金屬冶煉，數千噸銅被製造出來。金屬製品的種類不斷增加，盡管尚未出現在後來的幾個世紀所達到的壯觀規模。除金屬之外，還生產其他材料，比如輝石（現階段和玻璃的原始形態沒什麽差別），像琥珀和黑玉等原材料也得到了加工。這方麵的生產對於了解貿易網的範圍是十分重要的。在歐洲青銅時代早期，貨物的流動隻發生在當地，或至多是區域性的，規模和數量並不大。然而，有強烈的跡象表明，當與東地中海的先進文化有交往時，貨物確實會遠距離運輸。特別是就邁錫尼文化區而言，有幾類物品，最值得一提的是琥珀，它表明遠距離聯係是可能的，而且是有規律發生的。這種情況持續存在於隨後的幾個世紀，正如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的。
然而，在青銅時代早期不隻有這些日常活動，更引人注目的是精神生活事件。能夠建造複雜的巨石陣或費利杜薩遺跡，以及像英格蘭南部、丹麥或本廷大草原的大型長條墓那樣廣闊墓葬遺址的人群，不論是作為社會實體還是出於技術原因，都是值得關注的。這些社會必定擁有組織係統和權力體係，通常認為，較富有的墓葬（以及諸如此類間或規格更高的墓葬），是屬於那些酋長和其他團體領導人的。然而，這種情況並非在整個歐洲大陸都普遍存在。在中歐的大部分地區，墓葬都位於“平墳”墓地中（即沒有墳堆），它們之間的差異要小得多。但在大多數地區，喪葬儀式為土葬；以火葬方式殮葬死者，雖然並不陌生，但相當罕見；但少數地區除外，比如匈牙利平原。人們通常認為，處理逝者方式的差別與民族差異有關，但目前還不可能清楚地了解青銅時代早期歐洲的民族構成情況。在公元前三千紀和公元前二千紀，發生在整個舊大陸的諸如車輪和騎馬等技術革新的傳播，通常被認為與印歐語係人群（即說印歐語係的民族）的活動有關，這一點在希臘、安納托利亞和近東的其他一些地區都是可論證的。
青銅時代晚期的工藝革命
青銅時代晚期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意味著工業生產與前幾個世紀相比有如此大的不同：既在於生產的規模，也在於技術進步的發生。在這些概念中，公元前1300年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分界線。但總的來說，在這一節點之後，技術比以前更為先進。事實上，技術變革的運轉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試圖將時鍾凍結在公元前1300年而不是另一個日期是錯誤的。我們可以從青銅器和鐵器的冶金學以及其他工業工藝的角度來研究這些過程。
冶金術 在青銅時代晚期開始的時候，冶金術遠非一種新技能，但當時冶金活動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爆炸式激增，表明“革命”是描述這種情況的一個恰當詞匯。冶金生產的驚人激增，主要從地下實際回收的金屬器數量可以看出。與此同時，使用的技術範圍也大大增加，包括一些使鐵匠能夠在技術和藝術方麵對其半成品進行更大的改造。
從公元前1300年開始的數百年間，最重要的冶金工藝與銅和錫有關，它們被製成青銅。公元前1000年之後，鐵日益占主導地位。在某些地區，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愛爾蘭，黃金也得到了一定的采用。其他金屬，尤其是鉛，也被使用，但在這一階段使用量很少。在這一時期，以及隨後的整整7個世紀，對金屬的需求必然決定了青銅時代社會的大部分工業活動，對阿爾卑斯山、喀爾巴阡山脈、巴爾幹半島、愛爾蘭，以及眾多小型礦床的銅礦資源的係統開發，明顯是從上一時期延續下來的（見第七章）。事實上，人們對青銅時代晚期主要礦區的開采情況知之甚少，盡管人們認為，同樣的火力破石和坑道掘進方法仍繼續存在。在早期，獨特的頸環形狀的鑄錠顯然是金屬傳播的主要手段（見第七章），而在晚期，鑄錠則變為平凸型，頂部平坦，底部彎曲，反映了它們基於碗狀熔爐成形加工的方式。經由成分分析來追溯金屬物品的方法也比以往更為困難，眾多礦源的利用，以及金屬原料的混合，致使最常使用的方法即光譜發射法難以實行，而較為行得通的鉛同位素方法還未能夠解決地中海地區以外的金屬礦料來源問題。即使在那裏，人們對獨特的“牛皮”形狀鑄塊（見第六章）流動顯示的金屬貿易路線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大量有效的分析表明，它用的是東地中海的礦源，而不是西地中海例如伊特魯裏亞或撒丁島的。
在這一時期，用於青銅製造的錫的來源並不比前一時期更清晰，但候選的康沃爾、布列塔尼、德國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礦山、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區，仍舊是保持不變的。在地中海地區，所有的跡象都表明錫是從東方（也許是阿富汗）而不是從西方獲得的，但對於中歐、北歐和西歐來說，被更多利用的肯定是當地的資源。與銅相比，要確定錫的來源地更為困難，但錫礦的有限分布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金屬的來源隻有幾種可能性。
就黃金而言，愛爾蘭和喀爾巴阡山脈產地可能持續向金匠及其用戶提供數量驚人的貴金屬。特別是在愛爾蘭、德國北部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出現了大量優質的黃金製品（主要是飾品，也有器皿和其他物品）。如此大量的材料在當時和現在一樣被高度重視，它的流通肯定對當時的經濟產生了驚人影響，不僅是在整體上（因為新的價值元素不斷被引入係統），而且在個人財富分配和展示身份的能力方麵。
一旦獲得原材料，鑄造工匠就必須把它們變成顧客所需要的物品。在這一領域，新技能也得到了應用。迄今為止，金屬製品大多是用金屬或石頭製成的兩件式模具鑄造的，而現在開始使用多件式模具，並且越來越多地依賴失蠟鑄造法（cire perdue）。前者的典範為華麗的青銅樂器：愛爾蘭的號角和丹麥的小號（lurer）；後者的典型樣本為撒丁島或瑞典的精美小雕像。使用失蠟鑄造法，可以鑄模極小的零件，青銅能夠忠實地保留最初刻在蠟上的印記，進而保存在外部模具表麵的底片上。像特倫多爾姆“太陽車”之類瑰麗的精心傑作，很好地說明了鐵匠對其技術方法的熟練掌握，以及他對大體平凡主題有關的線條和比例的精密把握。最重要的是，新模具技術的推廣，使得這在技術上是可以實現的。
隨著青銅時代晚期金屬製品數量的增加，鑄件所用模具的主要材料變成了黏土，抑或是摻有少量黏土的沙子，這種模具在過去3000年的埋藏條件下往往無法保存；因此，對於大量的青銅製品而言，現存的模具太少了。這樣的鑄模隻能使用一次，因為它們在提取鑄件的過程中就被打碎了。但是許多大型黏土模具遺物，譬如在愛爾蘭威克洛郡的拉斯戈爾，或者在英格蘭德文郡的丹頓，發現了用於各類物體的模具碎片，都證明了現場冶金（一種很少被發現的現象）的情況一定經常存在。丹頓發現的遺物，包括用於鑄造劍、矛頭和金屬箍（矛杆配件）的熔爐和模具，而拉斯戈爾的材料包括用於劍、矛和嵌碗的模具及用於黃金製品的模具。構成青銅時代晚期冶金革命的不隻是模具鑄件。在青銅時代中期以及以後被廣泛采用的最流行的技術之一，是金屬板材加工工藝。它通常是鍛造的，用青銅鑄條錘打成形，並通過鉚接或溢流澆注連接起來。青銅薄片被用於種類繁多的物品：盔甲（胸甲、護脛甲、頭盔、盾牌）、器皿、車輛及其配件，以及其他較小的裝飾品。
這種冶金活動在哪些經濟和社會框架內發揮作用？在青銅時代晚期，鑄造工匠的產品隻是工業的一個方麵，但這肯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我們無法得知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有多少鑄造工匠在發揮作用，也無法知道鑄造工匠與其他工匠的比例，但曆史學和民族誌的相似性表明，鑄造工匠的數量相對較少，其重要性與他們的人數不相稱。我們對青銅時代冶金學的了解，大部分來自窖藏的青銅遺物，通常是工具，但間或有武器或其他物品。這些東西被保存在地下的小洞裏，大概是當時的人打算以後重新取回。這些遺物中許多是用於重熔的破碎物品，有時還包含有金屬加工工具。由於它們通常很重以至於不能隨身攜帶，因此有一個合理的假設，那就是鑄造工匠們在各個地點流動時，將其存貨放在隻有他們自己知道的藏匿處，打算以後返回時再重新取回。事實上，他們沒有這樣做，這可能預示著混亂的時代和鑄造工匠的高死亡率，很難相信，這些遺物是被它們的所有者故意丟在地上的。這與我們將在下文中提到的那些完美無缺、未受損害的遺物堆積情況是不同的，在那些案例中，遺物似乎是被故意埋藏的，但是動機不明。
在青銅時代後期，鐵越來越多地進入日常使用。相比銅或金而言，鐵的來源要多得多，並且均勻分布於整個歐洲；許多社區迄今為止還沒有本地供應的工具所需的原材料，現在發現自己能輕鬆獲取大規模的鐵資源。在低窪地區，那裏的鐵與黏土和砂結合存在於碳酸鹽礦石中；或者在高沼地和泥炭區，那裏存在有“沼鐵礦”。相比前一時期，這些地區尤其受青睞。隨後的幾個世紀裏，在中歐和北歐，鐵的變化隻在數量上變得顯著，但在南部，可以用鐵製造各種各樣的物品（斧頭、劍、矛頭），從伊利裏亞地區（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或意大利墓葬中的遺物可以看出這一點。鐵的使用也牽涉高溫技術，隻有在達到1100攝氏度的最低溫度時，才有可能提煉鐵礦石。這隻能在封閉的由風箱驅動的薄層黏土爐身和碗式熔爐中才能實現，在強還原環境下將氧元素從氧化物礦石中排出。這樣的溫度是通過銅熔體（銅的熔點為1083攝氏度）獲得的，早期的鐵冶金可能使用了青銅加工的方法和設備。
玻璃製品 原始玻璃珠（所謂的“輝石”，實際上是一種低溫燒製的玻璃狀物質），自青銅時代早期就已為人所知，但真正玻璃形成所需的較高燒成溫度卻很少達到。當這確實發生時，實際上創造出來的玻璃物品隻有珠子，盡管在埃及和近東，諸如容器和各種飾品類的精致物品正在生產中。在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弗雷特西納，發現了部分和完全成形的玻璃珠、黏附有玻璃的坩堝，以及不完全熔融的玻璃原料，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上述玻璃的分析成分更是表明，這種材料是屬於本地的構造類型，而不是由近東貿易商帶來的。卡斯沉船（見第六章）也含有玻璃鑄塊，因此青銅時代玻璃的流動是一種公認的現象。野蠻人社會的生產是小規模的。但的確創造出了某些裝飾更為華麗的類型，如蜻蜓眼，以及那些呈螺旋形纏繞的顏色各異的珠子（譬如瑞士的“湖邊樁屋珠”）。這種珠子數量眾多，可能產於不同的中心聚落，但真正讓人吃驚的是生產組織的小規模，尤其與東地中海社會一直保持的生產水平相比。盡管如此，在整個歐洲采用這一技術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它很好地說明了在一個可以被視為具有真正國際化聯係和傾向的時期，技術傳播顯然是以輕鬆的方式進行的。
農業革命
乍看之下，在公元前1300年之後，歐洲的生存活動變化似乎並不顯得特別劇烈。在有著優質資源的所有溫帶地區，混合農業似乎一直是主要的生存模式，直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幾千年的曆史了。在這一時期之前和之後，多種動植物食品被開發利用，幾乎沒有跡象表明發生了任何明顯的“革命”。然而，非常重要的變化是存在的，盡管其中一些是微妙的。
就農作物種植而言，各種小麥和大麥是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一些豆科植物也很流行，特別是小扁豆、豌豆，以及首次大規模亮相的蠶豆或凱爾特豆，但這遠非全部。在歐洲大陸，我們看到黍類（Panicum miliaceum）經常出現在糧食作物中，而西北歐和英國則保存著關於黑麥的最早證據。另一類新開發的作物，是廣泛而經常使用的含油植物，如亞麻、罌粟和亞麻薺（Camelina sativa）。再結合凱爾特豆，總體印象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人們的種植偏好發生了明顯轉變。這並不是說基本主食發生了改變，它們沒有變化，但得到了比以往更廣泛的輔助作物作為補充。導致這種顯著變化的原因是什麽？我們並不確定，但有一些突出的特征。黍作為一種作物，由於其從播種到成熟的生長時間很短，並且能夠抵禦惡劣的氣候條件，特別是幹旱，因此值得注意。它在歐洲的許多史學和民族誌中都有記載：從羅馬時代開始，它就成為最受貧窮階層歡迎的穀類作物，不僅用來製作無酵麵包，還用於發酵酒類和粥；它出現在青銅時代晚期的馬其頓、青銅時代中期的意大利北部，以及鐵器時代早期的中歐和北歐，似乎證明了人們的一種早期興趣，這種興趣在中世紀早期已成為維持生命的主要部分。這種情況與提及的其他植物相似。凱爾特豆類既多產又易於生長，是土壤中的固氮劑，在各種氣候條件下，包括涼爽、潮濕的環境，它都能夠成熟。油料植物或許麻煩些，但它們的高蛋白含量使其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而且它們本身也很美味，匈牙利奧格泰萊克鐵器時代早期的遺址出土了一條上麵撒有薺菜籽的麵包。
有關動物開發利用的變化沒那麽迅速和明顯，但變化依然存在。人們常常忘記，家畜絕不是唯一存在或讓人感興趣的動物，也有大型野生動物可用。在匈牙利和北歐平原發掘古跡的工作中，發現了體形異常巨大的歐洲野牛和野豬遺存，更不用說馬鹿和各種小型哺乳動物、魚類，以及鳥類——它們的捕獲可能帶有機遇性成分。很少有遺址能夠提供足夠詳盡的證據來用於係統圖像的建立。但荷蘭的博芬卡斯珀爾遺址顯示，在骨骼遺存中，牛在數量上占了很大優勢，並且根據年齡和性別對動物進行了有係統的放養。拿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來說，一些遺址可能專門用於飼養綿羊或山羊；而豬往往是溫帶地區數量最多的動物，譬如在波蘭的哈爾施塔特時期。當然，馬也是存在的，盡管從來沒有作為主要的食物來源；它們作為役用牲畜和用於駕乘的用途，自公元前2000年前就開始受到重視，在公元前一千紀初期的幾個世紀，隨著青銅和鐵製的馬具物品開始出現在東歐廣大地區的墓葬中，其用途呈現出新的麵貌。關於這些發現在民族方麵的意義，已經有很多文獻記載。馬的廣泛存在可能表明，人們開始將馬視為適合陪同戰士參戰的高貴動物。
人們不應該忽略那些能滿足人類需要的體型較小但同樣有用的生物：在糖還沒有出現的時代，所有甜味調味料都是依靠蜂蜜來實現的。令人驚訝的是，有關這種極為有用的物質幸存的證據非常之少，但來自柏林遺址的一個被解讀為蜂巢的物體，或許表明了確實曾經存在過這種東西。我們可以再現用途更少的細菌製劑，如酸奶，在許多社會中，它將牛奶變成了一種較為固態且更令人愉悅的食物，而且它們無疑也是存在的。
當然，農作物和動物都需要空間，它們通過田地、農場和莊園，來占有地理景觀中的空間。田地無疑到處存在，但僅在北歐和西歐被大量發現。部分可能是實地考察優先次序的反映，部分可能是因為保存程度，它肯定不能反映真實的史前情況。無論在何處培育可耕種農作物、飼養動物，活動空間的劃分都是必要的，並為新的後代提供保護。像這樣的確定年代的證據表明，造田的主要階段發生在青銅時代的前半期。然而，這絕不是故事的結尾。在公元前1300年之後的幾個世紀裏，至少在其中一些案例中引入了一係列顯著的改良措施。在迄今仍然存在著小型田地係統的地方，如今長長的邊界溝渠和河岸筆直地穿過它們，將這裏的地貌分割成許多重要的地塊，它們被恰當地稱為“牧場”或“莊園”。譬如，人們一直在深入研究漢普郡、威爾特郡和多塞特郡邊界上的一條主要堤壩——鮑克利堤壩，其古羅馬和中世紀早期的最終形態，表現出借鑒了青銅時代中期的起源。威塞克斯的山嶽堡壘，以類似的方式通過廣闊的田地係統和線性邊界，與其周圍的鄉村結合成一體。從大陸遺址中找到可比的證據很難，那裏的田地範圍往往規模較小，而且通常年代要晚得多。然而，在地中海的某些地區確實存在這種邊界，從諸如克羅地亞沿海的新溫暖期的達爾馬提亞地區工程的調查工作中可以得知。
精神革命
在歐洲，公元前1300年左右發生的最顯著的變化，不是在技術或生存領域，而是在對待死亡和墓葬的態度上。迄今為止，歐洲大部分地區對於逝者，要麽是葬於簡單的土坑中，要麽是置於切入地麵的塊石襯砌的石棺裏，或者是埋在堆積的土堆下（古塚或圖木盧斯古墳）。大約公元前1300年，這種做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那時起，死者通常被火葬，骨灰被收集並放置在骨灰甕中。然後，這些甕棺葬被放置在指定的墓地區域，因而這種現象被賦予了名稱：甕棺墓地。這一名稱通常適用於整個時期，一般將甕棺墓地文化描述為大約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700年時間跨度的特征。即便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盡管我們正式進入了隨後的哈爾施塔特鐵器時代，但許多相同的埋葬儀式仍在繼續。
然而，如果認為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或之後，整個歐洲的墓葬習俗是統一的，那是不對的。在青銅時代的早期和中期，部分人被火葬；在匈牙利的部分地區，普遍流行火葬；在英國等其他地區，這種情況發生得更為零星，這或許反映了生活習慣的差異。因此，在甕棺墓地時期，如此大規模地采用火葬是有其背景的，盡管模式轉換的過程依舊不清楚。同樣，並非甕棺墓地時期的所有個體都被火葬，在某些地方，根本就沒出現；而在另一些地方，則是兩種儀式的混合。譬如，如果你研究波蘭南部的普熱奇采等已公開的大型公墓就會發現，在該墓地的874座墓葬中，其中132座是火葬，727座是土葬。這可能會引發思考，將其與隨葬品相聯係，從而以特定的方式表明被埋葬者的地位或身份，但事實上，這與隨葬品的類型沒有任何有規律的聯係；無論如何，公墓所提供的遺物（正常情況下）不足；些許的陶盆和青銅紐扣物品，也很難被視為相當程度財富的標誌。
對所舉行的儀式的好奇態度也許可以從北歐地區看出。在相當於甕棺墓地時期開始的時候，那裏火葬墓的數量急劇增加，而且顯然是為保持這種受歡迎的儀式的需要，甚至達到了把火化的遺骸放入大到足以容納大型土葬墓的程度！有時會出現特殊形狀的墳墓，一種石製的船形裝置，火葬的遺骸也可置於其中。在中歐和北歐的部分地區，人們在火化的遺骸之上建立了小型的土丘或墳堆，為子孫後代提供了一個清晰可見的標記，這可能表明死者是一位顯要的祖先，值得世世代代銘記。這種風格，在甕棺墓地社會偶爾出現的大型土丘上，可以找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早期在斯洛伐克的奧科夫，晚期在德國北部的塞丁和瑞典的烏普薩拉附近。其中之一的“國王墓”，位於德國東北部勃蘭登堡的普裏茨瓦爾克附近的賽丁，它由一個石質的托臂拱頂墓室組成，其頂部建立有一個巨大的土丘，寬約130米，殘高仍有8米。這種拱頂實際上是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在原始歐洲一直不曾出現的，再加上豐富的墓葬品（劍、矛頭、吊碗、剃刀、刀、鑷子、戒指、斧頭，以及青銅器皿和陶器），生動地說明了極少數人從當地居民手中獲取財產和地位的能力。它還提供了一個驚人的證據，表明人們可能沉迷於這種炫耀財富的行為，因為一般來說，甕棺墓地的墓葬品很少。我們知道，在這個時期，劍、武器、盔甲、精美的金屬器皿、金屬或玻璃的裝飾品以及其他物品都被製造出來了，但它們幾乎從未被放置在墳墓裏。為什麽不呢？
向火葬的轉變通常被認為是史前後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為它顯示出人們對待死亡和來世的態度發生了顯著改變。也許，土葬式的做法意味著一種信念，即身體的完整性在某種程度上對死者在死後的他或她的“存在”的人物角色來說是重要的。另一方麵，火葬法表明，身體本身是毫無價值的，易於腐爛，不過卻是高級事物——情感、反思性思維和精神觀念的一個微弱而暫時性的載體。這些抽象概念的延續不取決於身體，而是依靠在祭祖中的頌揚和重複來緬懷。因此，所涉及的墓葬儀式的根本變化，可能反映了青銅時代社會對信仰的一種非常明顯的重新定位。這可能更多地與人們對生活的態度有關，而不是人們所稱的“宗教”。死者隨葬了他們生前擁有的很少財產，或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采用這種方式強化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對死者及其成就的記憶，不是他們的肉體存在，是甕棺墓地社會中人們所感興趣的。
然而，不應由此就得出結論，認為宗教在青銅時代晚期歐洲居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作用。事實遠非如此：廣闊的遺址和樣式繁多的遺物向我們表明，精神生活是極其重要的。首先，許多符號或標誌被反複使用，從歐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隨處可見。例如，鳥類發揮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重要性，並且後來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現。泥塑的和青銅的鳥類小雕是常見的，或者為獨立造型的物體（由此可能與神殿中的宗教活動有關），或者是附著在像四輪馬車和大釜這樣的大型器物上。鳥類還作為裝飾性圖案出現在青銅器和陶器上，盡管我們不清楚它的確切含義，但顯然在信仰體係中具有重要意義。間或，水鳥（鴨子？）被繪製於小船或四輪馬車上：來自貝爾格萊德附近杜普利亞的著名戰車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古人在這輛車上描繪了三隻鳥，兩隻在中央輻條輪的前側翼，一隻飛起於車身後；戰車上站著一個顯然是女性的雕像，但頭部像鳥，有鍾形的裙子和顯示身體特征的雕刻裝飾，戰車由另外兩個四輻輪支撐。在其他案例中，鳥類的圖案往往隻是示意性的，隻有眼睛和喙清晰可辨；但這是一個確定的符號，表明原始的想法很重要，因為觀察者僅憑原始的概念草圖就能將圖片的意義匯總在一起。
此類符號隻是歐洲甕棺墓地時期和哈爾施塔特初期進行宗教和儀式活動的一部分證據。宗教活動必須有一個場所，其中一些——盡管並非全部——毫無疑問是露天場所，譬如小樹林和小山頂，它們所發揮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在巴格羅斯維爾德的德倫特泥炭地，發現了一處不同尋常的木質結構遺跡，它由一圈小石頭圍繞著兩根平直的枕梁組成，每根枕梁上矗立著四根柱子：兩根為圓形截麵，兩根為方形。在這一建築物的拐角，伸出的尖角狀木端子或許起著美化作用，這些建築是被故意拆除的。在瑞士東部恩加丁的聖莫裏茨，發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儀式性建築。在這裏，一塊長方形的木板圍住了兩個木製的落葉鬆圓筒，而整個四周又被彼此交叉並在拐角處接合的又一圈木樁環繞。在圓筒中發現了三把劍，其中兩把是完整的，此外還有一把匕首以及一枚飾針。還不應忘記的是，盡管巨石陣是早期的產物，但它不僅繼續出現，而且還在被積極地使用：在圍繞中心建築的Y孔和Z孔中，發現了當地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類型的陶器，以及從埃文河附近向南延伸的大道溝渠所獲得的材料中，根據放射性碳測年表明是青銅時代晚期的建築。在早期的儀式場所進行的這種持續性的活動，通常很難有文獻記載，而是否能以此證明儀式的連續性則是一個爭論未決的問題。至少，青銅時代生活的這一方麵似乎沒有經曆過革命。
儀式生活的另一方麵，很可能產生於本章所述時期（至少部分），那就是岩畫，在岩石表麵雕刻描畫的圖案（人類和動物）、船隻和各種符號。這些場景中最為著名的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特別是瑞典），但阿爾卑斯山脈的兩個地區也有大量分布：布雷西亞以北的梵爾卡莫尼卡山穀，以及博爾迪蓋拉附近法意邊界上以貝戈山為中心的地區。阿爾卑斯山岩畫的年代很難確定，而且在任何方麵都各不相同，有些明顯早於公元前1300年，另一些則晚於公元前600年。另一方麵，大部分的斯堪的納維亞藝術遺存很可能介於這兩個年代之間，盡管在這一點上，年代測定也是非常困難的，通常取決於對所描繪物體的分析。少數案例附近的墓葬會提供一些線索，但仍然很難有定論。例如在瑞典南部斯堪的納維亞東南海岸的西姆裏斯案例，那裏有一座橫跨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的大型墓地，位置靠近岩畫。盡管並不能肯定這兩者是相互伴隨的，但至少表明，該區域對宗教儀式活動一直很重要。
繪於這些經過冰川侵蝕、略微傾斜的岩壁上的藝術，其主題圖案範圍極為有限，重複出現，令人審美疲勞。船隻代表了最常見的單一主題，不僅出現在海洋附近，而且出現在今天的內陸位置。動物，尤其是牛類和鹿，也很常見，經常出現的是犁耕的場景和其他可能被認為來自日常生活的繪畫。但最吸引人的是涉及人類的場景。他們遠不如船隻或動物常見，但在他們出現的地方，展現的似乎是儀式性舞蹈或其他表演的行為，通常是雙臂舉起，有時手拿誘餌或斧頭（偶爾持弓），而且總是有生殖崇拜，很少描繪婦女和兒童（依其身份可明確識別）。通常不清楚各種圖案在多大程度上應被視為一個構圖整體（即一個場景）的一部分：有時會讓人們禁不住相信，某些板塊是有意創建的，但這仍然純粹是假設而已。這樣的場景，如果可以證明的話，將是一種風俗畫類型，而不是單個真實事件的實際表現，盡管我們毫不懷疑所描繪的儀式確實發生過。
這方麵的一個例外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希維克附近布雷達洛墓葬，其墓室內壁石板上的不同尋常的岩畫構圖。遺憾的是，這些石板現在已經嚴重損壞，部分已經遺失。殘存的畫麵看起來像是一個出殯的隊伍，正在為葬於墓中（我們對所涉墓葬一無所知）的死者舉行臨終祈禱。殘存的圖案包括船隻、動物、戰斧、圈狀十字形記號、波浪形線條；以及在末端的兩塊石板上，哀悼者隊伍（包括吹鼓手）和一輛戰車以及某種代表露天墓穴的標誌。這組奇特的描繪，在感官和題材上，使人想起希臘幾何藝術中類似的場景。或許就青銅時代而言，最接近它的是在西班牙發現的雕刻石碑（墓碑），這些石碑描繪的題材通常是戰士，而且將其簡繪成棍棒人，但裝備有劍、矛、盾牌和角盔。人們更關注的是武器，而不是人物本身；強調的是死者的軍事性質，而不是他的身體方麵，但被裝飾的石板全然表明了對他的名聲永存的一種關注，並以他這一最重要的身份，即作為一名戰士來描繪他。
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的社會在經濟上並不複雜，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分運用了通過貿易和交換進行聯係的可能性。當然，貨幣還沒有被發明出來，也沒有任何確定的“一般等價物”（充當交易媒介的價值很小或沒有內在價值的物品）的實例，雖然某些類別的人工製品被認為適合這一角色。在布列塔尼發現的一係列嵌入式斧頭，其鉛含量過高，無法有效地用作木工工具，可能隻是作為易貨代幣運行。我們當然也不能重建市場，即使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幾個世紀裏，與其類似的事物已經存在於近東的某些城市。用卡爾·波拉尼的“實體主義”學派所采用的術語來說，經濟是被“嵌入”社會關係中的，因此經濟活動總是發生在社會背景中，並被賦予社會意義。當然，這並不否認，從獲得有關商品的角度來看，交換具有在合作夥伴之間轉移貨物的作用。事實上，大多數此類交換必定是針對這一目標的。但它缺乏一個正式的交換地點，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它是在一個相當於地方層麵以外的任何地方運作。大多數青銅時代晚期的人群規模較小，且以正常的生存活動為基礎，如果誤以為在此階段大批食品被運送到歐洲各地，那將是錯誤的。
不過，根據這一時期發生的多起沉船可以做出判斷，歐洲內外確實產生了交流，而且顯然是遠距離的。雖然土耳其南部海岸附近的格裏多亞角海域沉船的年代是青銅時代東地中海城邦崩潰前的垂死掙紮時期，但韋爾瓦和阿格德角沉船完全發生在本章的時期內，而且英格蘭南海岸附近的兩艘沉船也在時間上接近。因此，在奧迭爾河河口發現的一批來自韋爾瓦窖藏的遺存，很可能來自一艘沉船，其中包含一種特殊形製的劍，具有較窄的劍尖（“鯉舌劍”），分布在大西洋沿岸、最北至英國。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遺物，既有武器，也有裝飾品，這表明它聯係的地域很廣闊。在納博訥東部南海岸的阿格德角的遺物中，包含有典型的當地“勞納西亞人”青銅業原料，可追溯至大約公元前700年的青銅時代末期。這些遺物的證據與來自蘭登灣和索爾科姆窖藏中的那些相似，其中包含大量法國風格的金屬物品。這些物品究竟是準備進口到英國，還是僅僅偏離航道，目前都不得而知。對我們來說，大批金屬製品被運送到各個地區的事實說明，即使確切目的不明確，運輸機製也仍然存在。因此，像羅諾昂劍這樣類型的遺物（一種早期的帶有簡單鉚接柄形製的劍）被發現從英國到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分布就不足為奇了；還有標準的“法蘭柄”劍出現在從瑞典到希臘的整個歐洲。
青銅器是歐洲青銅時代進行運輸交換的貨物之一，特別是武器，當然還有其他貨物。史前交換中最顯著的現象之一是來自奧地利阿爾卑斯山脈的礦山和蒸發點的鹽，尤其是在哈爾施塔特遺址自身，以及之後的哈萊因等鄰近中心（這兩個詞，從詞源學上講，都與希臘語“hals”、鹽和其他印歐語係中的類似詞有關）。在哈爾施塔特，對一處青銅時代晚期含鹽地層的開采一直持續到鐵器時代，顯然人們對其的使用沒有明顯中斷。從附近的墓地中，發現了大量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的墓葬。盡管沒有直接證據表明由此產生的鹽餅所采取的貿易路線，但來自阿爾卑斯山南北地區遺物的外觀顯示了這種寶貴商品的一些可能的接受者。從他們墳墓中的財富判斷，那些控製鹽源的人肯定從交易中賺取了巨額利潤。據推測，他們自己並沒有進行實際的開采，這一定是一項危險和令人不悅的工作，其技術類似於自青銅時代早期以來的銅礦開采。
當然，這些交換蘊含著承載它們的技術手段，從源頭運輸材料，以及從作坊到客戶的製成品。我們先前偶爾提到船舶，但是對於所討論的船舶的形狀知之甚少。唯一經常出現的圖示來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岩畫，那裏的船隻通常被描繪成沒有帆的高船頭、淺吃水的船隻，顯然是由一排槳推動行進的。這類船隻是用來沿著瑞典群島的小溪、穿過狹窄的水域航行的，並不一定用於進行較長距離的海上航行。罕見的帆船描繪可能代表這種船，但它們隻是在東地中海地區流行。但這並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公元前1300年之前和之後，古人在地中海地區顯然進行了長時間的海上航行，埃及、安納托利亞和黎凡特市的外交和經濟檔案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陸路旅行也很重要，在遠離海岸的地區更是如此。有關這方麵的認識僅限於那些古道遺跡或形成人工小徑的地區，譬如在下薩克森州、荷蘭，以及英國和愛爾蘭部分地區等潮濕、泥濘的土地上。在薩默塞特郡平原區，公元前一千紀初期有一個道路建設的主要階段，這可能是為了應對降雨量較大的時期，當時地下水位上升，更多地麵變得潮濕。像廷尼地區的那些古道，都是用固定在適當位置的灌木叢建造的，並且在地麵特別潮濕的地方還加上了其他木板。下薩克森州的一個顯著實例中，相距40千米的兩條古道都是在公元前713年用同一棵樹建造的，這表明了古道建設某種形式的集中規劃和組織。在幹旱地區，重建古道的路線要困難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已知重要遺址的位置。例如，很可能在青銅時代就已經存在連接伯克郡丘陵沿線鐵器時代堡壘的山脊通道：拉姆山的堡壘前麵有一堵青銅時代的圍牆，其他遺址也可能是如此。
沿著這些道路行駛的交通工具，既可以從岩畫上中找到，也可以從屬於它們的青銅配件和車輪遺物中獲知。其中一些車輪，譬如發現於下薩克森州施塔德或德塞夫勒省庫隆的壯觀實例，它們可能屬於大型禮儀車，用於重要的出行，如葬禮或其他儀式。杜普利亞的小型三輪馬車泥塑模型，以象征手法暗示了它的儀式意義，很可能就屬於此類性質。而有輪的大釜，譬如來自梅克倫堡州佩卡特爾或日德蘭半島斯卡爾拉普的那些，可能隻是用於祭祀活動。它們展現的形製可能還是那種用於更多日常活動的。然而，在農家宅院和田地中，馬車的構造可能千百年來變化都不大：實心木輪，某些具有新月形的或其他形狀的車輪，或者橫杆式車輪，都在沼澤地區發現過，它們必定代表了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建造的用於運輸農產品和糞肥的緩慢移動的運貨馬車和手推車。這種由牛或馬拉動的車輛，是青銅時代大多數居民所熟悉的，對他們來說，描繪於塔努姆、法拉那坡或納奎尼岩畫中儀式典禮上的那種精心製作的青銅馬車是很少見的。
雖然甕棺墓地時期的許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可能過著鄉村平和的生活，僅僅不時被農業年的季節性需求以及相關的祭禮和儀式義務打斷，但有些人從事的活動顯然更具軍事性質。從行動的規模來看（就我們根據岩畫和武器裝備遺物重建而言），個人或小團體的衝突似乎已經成為日常事務，而不是大規模軍隊的演習。岩畫描繪了許多高舉武器的人們的場景，但他們通常是以個體身份出現的，而且不是在衝突場合。稍後在梵爾卡莫尼卡山穀發現的岩畫展示的是衝突情景，但其中一些可能晚於公元前600年。然而，青銅時代晚期的遺址和人工製品遺存給人們留下了一種強烈的印象：戰爭是那個時代的要素之一，是經常發生的。這首先體現在大量保存下來的武器上：刀劍、匕首、矛頭、箭頭，以及盔甲——向我們展示了甕棺墓地時期的戰士可用的進攻和防禦武器庫，伊比利亞的墓碑和科西嘉的豎石雕像則讓我們看到了古人對戰士外表的重視。
例如，阿爾卑斯山東部地區在青銅時代中期開發了多種形製的劍，更新速度也極快，或許反映了若要保持軍事上的成功，就必須不斷更新裝備。它既是一種功能性的工具（如某些部件的磨損和再開刃痕跡所示），又是一件用於炫耀的重要物品。劍柄通常是由骨頭之類的有機材料製成的，套以青銅劍首；但有時他們用青銅鑄造劍柄，並精心加以裝飾。這樣的事例往往很明白地說明了，當時的人為了外觀已舍棄了操作的實用性。能夠準確評定這兩種劍柄優缺點的最好方法，就是所連接的有機劍柄。這兩種類型劍柄共存的事實可能表明，實用和華麗外觀之間是有區分的，也是有意被保持著的。
盔甲（盾牌、頭盔、胸甲、護脛甲）在青銅時代戰爭機製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隻有那些用金屬製成的盔甲才得以保存下來，而這些盔甲並不是功能上最有效的。例如，實驗證明，用青銅薄板製成的盾牌可以被一把劍猛擊切開，而皮革或木製的盾牌則要堅韌得多。另外，身著金屬片的盔甲很難自由移動，而皮革可能是普通的材料，更有可能的是這些金屬片是用於展示的——要麽用於戰爭儀式，要麽意在使敵人一看見就心生恐懼，就像在《伊利亞特》中的荷馬英雄那樣。
甕棺墓地時期也是一個人群有係統地開始保護自己免受戰爭影響的時期，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增加了城牆和溝渠，從而建立了堡壘。丘陵地區的堡壘遺跡最著名，但低地地區也有它們的蹤跡。雖然學者已經對德國東部盧日茨地區（靠近波蘭邊境的科特布斯附近）防禦工事的地層進行了最好的研究，但是這種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歐洲大陸大部分地區以及英國都發現了此類青銅時代的堡壘。雖然這種圍牆的初始階段往往隻是增加了木柵欄而已，但後來發展成一係列精心製作的木製框架，輔以石製外牆、碎石填充物以及傾斜堤岸。在其他地區，例如德國西南部，可以看到堡壘的分布幾乎是地域性的，沿河穀兩側以大致相等的間隔（10千米至15千米）出現，大概是作為鄰近地區的避難所。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盡管有這些預防措施，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堡壘都是被迅速摧毀的。大多數堡壘發現的陶器都局限在一個階段，而且這些堡壘未再被使用過。雖然這些階段的具體年代仍然相當不精確，但我們現在確實知道了（如前所述，由於樹木年代學的發展）所涉及的時間範圍，而且這些時間範圍很少超過100年。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波蘭的大柵欄，那裏的比斯庫平或索比朱奇遺址接連經曆了兩三個發展階段，而災難性的破壞導致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而建立的遺址走向終結。
結語：公元前600年的歐洲
到了公元前600年，歐洲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希羅多德這樣的作家很快就記載了希臘的曆史事件，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與北方“野蠻人”部落的互動。公元前600年以後，南北聯係的規模遠大於在此之前我們所能識別到的一切，這表明甕棺墓地時期的形成過程是如何成功地為歐洲下一個主要發展階段奠定了基礎。其中一部分原因，無疑是阿爾卑斯山以南地區發展的結果，因為希臘和意大利經曆了殖民化、政治演變和貿易擴張等過程，這些過程在那些城邦社會的興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北部地區的事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出現的社會規模大大超過了之前的任何時期。例如，海涅堡的規模和精細度都標誌著甕棺墓地模式的重大進步。
鐵的廣泛出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正如我們在上文所看到的，歐洲發現的鐵的數量在公元前第一千紀不斷增加，這表明人們明顯不再依賴傳統材料，而是轉向那些更容易保證供應、來源更廣泛、產品硬度和鋒利度更高的產品。到了公元前600年，鐵成為製造工具和武器的標準材料，盡管最高質量的藝術產品仍然是用青銅製造的。鐵冶金技術很重要，盡管它隻是過去幾百年發展起來的眾多技能之一；這些技術在構成下一章主題的主要社會、政治和藝術成就的發展中取得了豐碩成果。